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核心提示:在每个经济发展阶段,市场是最有效的分配资源方式,倾向发展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但进行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政府既要发挥市场不到位时的监管、协调作用,又要发挥因势利导的助推作用。
《支点》记者 何辉 杨向明
即将于今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引发全球关注。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历次党的三中全会上,都会提出对中国经济社会至关重要的政策决议。如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去年11月,党的十八大已经明确了下一步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即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中,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值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关键时候,会提出哪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举措呢?日前,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用“新结构经济学”解读了他对未来中国改革的期待。
三波思潮
某种意义上讲,新中国成立后60多年的经济政策,就一直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反复调节。
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实行的是完全计划经济政策,经济体制完全由政府控制,几无市场的空间。1978年至今,中国逐步探索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国家经济政策从十二大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演进到十二届三中全会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到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后来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核心就是在不断探寻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经济增长,是以政府为主导还是以市场为主导,不仅在中国是个难题,近400年来在全球经济学界和政府决策层中也争论不休,甚至在发展经济学这一领域还形成了多个流派。
不过,林毅夫更愿意将其称之为发展经济学的三波思潮。
第一波思潮叫结构主义。当时的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贫穷落后,是因为没有发达国家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背后的原因则指向市场失灵,是市场无法把资源配置到位,应以政府为主导直接配置资源发展现代化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但实际上结果都很差。
由于前一波思潮的失败,学者们又认为是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造成资源错配,还是应该相信市场,于是形成了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应以所谓休克疗法推行包括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等激进改革措施在内的“华盛顿共识”,来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但结果仍然很糟糕,甚至比结构主义时期还要差。
结构主义经济学强调政府的作用,忽略市场的作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强调市场的作用,忽略政府的作用。“反思前两波思潮的教训,我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林毅夫将新结构经济学看作是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思潮,也被称之为发展经济学3.0版。
他说,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制度等经济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新结构经济学认为要动态地观察每一个发展阶段的比较优势,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政府失灵还是市场失灵。
比较优势
一直以来,林毅夫都致力于研究发展经济学,这或许跟他的导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有很大关系。因为舒尔茨是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经济学及农业经济有独到的见解。
在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中,林毅夫非常推崇比较优势理论。在他看来,发展经济学前两波思潮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违反了比较优势的规律。
“任何一个社会在每一个时点上所能配置的资源,也就是其要素禀赋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林毅夫用通俗的语言详细解读比较优势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从要素禀赋来看,发达国家的资本相对多,也相对便宜,而劳动力则较少,且较贵。反之,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少,也相对较贵,而劳动力相对多且相对便宜。
在竞争的市场中,企业从营运角度来讲,一定会用便宜的要素去替代昂贵的要素,所以发达国家要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但结构主义却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贫穷,是因为市场失灵没有去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他们通过政府手段强行配置资源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其结果是产品成本太高,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
“政府干预过多,资源一定会错配,效率就会变低。”显然,林毅夫认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但这并不等于说新自由主义的做法是正确的。
的确,市场是对资源配置的最有效手段。但在林毅夫看来,这种有效性是有限制条件的。即在同一个发展阶段内,市场对资源能达到最优配置。但经济发展是动态的,当从一个阶段升级到另一个阶段的过程中,市场可能无法解决为创新升级而必须配套的外部条件,比如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金融制度的完善、产业群的形成等,这些往往无法通过市场途径解决,需要政府“有形的手”协调不同企业来投资,或由政府自己提供。
简单地说,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观点是,在每个经济发展阶段,市场是最有效的分配资源方式,倾向发展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但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政府既要发挥市场不到位时的监管、协调作用,又要发挥因势利导的助推作用。用林毅夫的话说就是,经济发展需要一个有为的政府。但政府更多的角色应该是“助产士”而非“永久保姆”。
因势利导
新结构经济学的问世与争议几乎是并存的,赞成他的人跟反对他的人一样多。特别是当他提出中国经济未来20年还具有可以保持每年8%增长潜力的时候,有人称他是在“放卫星”,甚至还有人称他为“林增长”。
“现在有一种观点,只要是有政府参与的经济活动,他们就认为是政府在干预市场,这是不对的。”面对质疑,林毅夫依然坚定自己的观点,语气平和。
他说,几乎所有成功的国家都是“两只手”在起作用。在发达国家,政府的“手”也没有完全放开,它主要用于新技术的创新和研发,因为在发达国家,技术创新需要有政府支持的基础科研作支撑,政府可以用于基础科研的资金有限,因此,必须对基础科研的项目有所选择,这种选择也就左右了商业技术研发的方向。在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是在现有技术产业链的体系内进行,不同产业所需的基础设施、人力资本、金融配套不完全一样,政府的资金有限,政府也同样必须对其有限资源的配置做出选择,政府的因势利导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那么,对当前的中国来说,政府该如何因势利导呢?
林毅夫擅于类比性调研,喜欢用类似或相似的经济现象对比,然后找出其中的规律或异同点。这种风格跟他的导师舒尔茨一脉相承。林毅夫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导师:“他治学强调经验事实,并以解决现实的贫困和发展问题为出发点来研究经济理论。”
从世界银行回国之后,他到全国各地深入调研。在浙江,他对温州与台州这两个城市印象深刻。
温州和台州是浙江省两个相邻的地级市。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发展较快,其中温州更为迅猛,创造了令全球震惊的“温州模式”,而台州更多的时候被人称之是“温州边上的城市”。
不过,自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后,两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了很大的变化。在浙江省公布的2012年16项经济指标中,温州市有9项指标全省垫底。如GDP增幅比上年回落2.8个百分点,亏损企业比上年增加82%。反观台州市,各项指标均处于回升状态,GDP增幅不仅比上年回升1个百分比,就连形势最严峻的外贸出口总额也比上年增长1.2%。
“温州为什么会出事?台州为什么发展得还不错?背后的原因值得研究。”林毅夫认为,温州的问题就是因为完全相信市场。在竞争的市场中,企业家开始赚钱。当企业家资产普遍达到5亿元、10亿元、20亿元的时候,城市的产业升级没做好,导致升级不成功,企业家只能投机,导致泡沫越来越大。这是因为产业升级需要政府来协调很多外部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企业家能做好的。而在台州,其经济也是民营企业为主,但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和之后,政府在产业升级方面做的事比较多,比如引导结构转型、完善金融制度、协调产业集群建设等,其产业升级相对做得要好一些,所以经济回升态势好。
回归本质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面对人民不断提升的各种期望以及过去粗放发展带来的各种问题,中国必须要继续深化改革。
但此时的改革已进入到“深水区”,没有“石头可以摸”。未来的中国经济往哪个方向走,已成为众多有识之士关注的焦点话题。
有观点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相比欧美发达国家,必然有很多体制的不完善,可以向发达国家学习他们的理论来解决这些问题。
但林毅夫并不完全认同这种看法:“外国经济学家大多并不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他们的理论都是来自发达国家的经验,而用发达国家作为参照来看发展中国家,大部分看的都是问题。即使是成功的经验,他们往往也会看成是问题。西方的理论可以作为参考,但不能拿来当药方。”
林毅夫不仅是在为中国经济“把脉”,而且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他也将这种观察问题的方法带到了非洲的发展中国家,指导他们如何发展经济和升级产业。
林毅夫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还是要由发展中国家自己来总结。如何总结?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回归发展的本质,“我们要用的是亚当·斯密的方法,而不是亚当·斯密的结论。”
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这样的:经济增长是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和制度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每一个阶段都有其比较优势。当新的技术不断替代老的技术,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时,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生产费用不断降低。同时,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基础设施要不断完善,制度也要不断完善,这样交易费用才能不断降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才能越来越高。(支点杂志2013年10月刊)
《支点》记者 何辉 杨向明
即将于今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引发全球关注。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历次党的三中全会上,都会提出对中国经济社会至关重要的政策决议。如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去年11月,党的十八大已经明确了下一步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即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中,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值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关键时候,会提出哪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举措呢?日前,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用“新结构经济学”解读了他对未来中国改革的期待。
三波思潮
某种意义上讲,新中国成立后60多年的经济政策,就一直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反复调节。
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实行的是完全计划经济政策,经济体制完全由政府控制,几无市场的空间。1978年至今,中国逐步探索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国家经济政策从十二大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演进到十二届三中全会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到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后来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核心就是在不断探寻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经济增长,是以政府为主导还是以市场为主导,不仅在中国是个难题,近400年来在全球经济学界和政府决策层中也争论不休,甚至在发展经济学这一领域还形成了多个流派。
不过,林毅夫更愿意将其称之为发展经济学的三波思潮。
第一波思潮叫结构主义。当时的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贫穷落后,是因为没有发达国家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背后的原因则指向市场失灵,是市场无法把资源配置到位,应以政府为主导直接配置资源发展现代化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但实际上结果都很差。
由于前一波思潮的失败,学者们又认为是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造成资源错配,还是应该相信市场,于是形成了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应以所谓休克疗法推行包括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等激进改革措施在内的“华盛顿共识”,来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但结果仍然很糟糕,甚至比结构主义时期还要差。
结构主义经济学强调政府的作用,忽略市场的作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强调市场的作用,忽略政府的作用。“反思前两波思潮的教训,我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林毅夫将新结构经济学看作是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思潮,也被称之为发展经济学3.0版。
他说,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制度等经济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新结构经济学认为要动态地观察每一个发展阶段的比较优势,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政府失灵还是市场失灵。
比较优势
一直以来,林毅夫都致力于研究发展经济学,这或许跟他的导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有很大关系。因为舒尔茨是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经济学及农业经济有独到的见解。
在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中,林毅夫非常推崇比较优势理论。在他看来,发展经济学前两波思潮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违反了比较优势的规律。
“任何一个社会在每一个时点上所能配置的资源,也就是其要素禀赋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林毅夫用通俗的语言详细解读比较优势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从要素禀赋来看,发达国家的资本相对多,也相对便宜,而劳动力则较少,且较贵。反之,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少,也相对较贵,而劳动力相对多且相对便宜。
在竞争的市场中,企业从营运角度来讲,一定会用便宜的要素去替代昂贵的要素,所以发达国家要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但结构主义却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贫穷,是因为市场失灵没有去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他们通过政府手段强行配置资源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其结果是产品成本太高,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
“政府干预过多,资源一定会错配,效率就会变低。”显然,林毅夫认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但这并不等于说新自由主义的做法是正确的。
的确,市场是对资源配置的最有效手段。但在林毅夫看来,这种有效性是有限制条件的。即在同一个发展阶段内,市场对资源能达到最优配置。但经济发展是动态的,当从一个阶段升级到另一个阶段的过程中,市场可能无法解决为创新升级而必须配套的外部条件,比如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金融制度的完善、产业群的形成等,这些往往无法通过市场途径解决,需要政府“有形的手”协调不同企业来投资,或由政府自己提供。
简单地说,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观点是,在每个经济发展阶段,市场是最有效的分配资源方式,倾向发展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但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政府既要发挥市场不到位时的监管、协调作用,又要发挥因势利导的助推作用。用林毅夫的话说就是,经济发展需要一个有为的政府。但政府更多的角色应该是“助产士”而非“永久保姆”。
因势利导
新结构经济学的问世与争议几乎是并存的,赞成他的人跟反对他的人一样多。特别是当他提出中国经济未来20年还具有可以保持每年8%增长潜力的时候,有人称他是在“放卫星”,甚至还有人称他为“林增长”。
“现在有一种观点,只要是有政府参与的经济活动,他们就认为是政府在干预市场,这是不对的。”面对质疑,林毅夫依然坚定自己的观点,语气平和。
他说,几乎所有成功的国家都是“两只手”在起作用。在发达国家,政府的“手”也没有完全放开,它主要用于新技术的创新和研发,因为在发达国家,技术创新需要有政府支持的基础科研作支撑,政府可以用于基础科研的资金有限,因此,必须对基础科研的项目有所选择,这种选择也就左右了商业技术研发的方向。在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是在现有技术产业链的体系内进行,不同产业所需的基础设施、人力资本、金融配套不完全一样,政府的资金有限,政府也同样必须对其有限资源的配置做出选择,政府的因势利导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那么,对当前的中国来说,政府该如何因势利导呢?
林毅夫擅于类比性调研,喜欢用类似或相似的经济现象对比,然后找出其中的规律或异同点。这种风格跟他的导师舒尔茨一脉相承。林毅夫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导师:“他治学强调经验事实,并以解决现实的贫困和发展问题为出发点来研究经济理论。”
从世界银行回国之后,他到全国各地深入调研。在浙江,他对温州与台州这两个城市印象深刻。
温州和台州是浙江省两个相邻的地级市。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发展较快,其中温州更为迅猛,创造了令全球震惊的“温州模式”,而台州更多的时候被人称之是“温州边上的城市”。
不过,自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后,两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了很大的变化。在浙江省公布的2012年16项经济指标中,温州市有9项指标全省垫底。如GDP增幅比上年回落2.8个百分点,亏损企业比上年增加82%。反观台州市,各项指标均处于回升状态,GDP增幅不仅比上年回升1个百分比,就连形势最严峻的外贸出口总额也比上年增长1.2%。
“温州为什么会出事?台州为什么发展得还不错?背后的原因值得研究。”林毅夫认为,温州的问题就是因为完全相信市场。在竞争的市场中,企业家开始赚钱。当企业家资产普遍达到5亿元、10亿元、20亿元的时候,城市的产业升级没做好,导致升级不成功,企业家只能投机,导致泡沫越来越大。这是因为产业升级需要政府来协调很多外部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企业家能做好的。而在台州,其经济也是民营企业为主,但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和之后,政府在产业升级方面做的事比较多,比如引导结构转型、完善金融制度、协调产业集群建设等,其产业升级相对做得要好一些,所以经济回升态势好。
回归本质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面对人民不断提升的各种期望以及过去粗放发展带来的各种问题,中国必须要继续深化改革。
但此时的改革已进入到“深水区”,没有“石头可以摸”。未来的中国经济往哪个方向走,已成为众多有识之士关注的焦点话题。
有观点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相比欧美发达国家,必然有很多体制的不完善,可以向发达国家学习他们的理论来解决这些问题。
但林毅夫并不完全认同这种看法:“外国经济学家大多并不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他们的理论都是来自发达国家的经验,而用发达国家作为参照来看发展中国家,大部分看的都是问题。即使是成功的经验,他们往往也会看成是问题。西方的理论可以作为参考,但不能拿来当药方。”
林毅夫不仅是在为中国经济“把脉”,而且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他也将这种观察问题的方法带到了非洲的发展中国家,指导他们如何发展经济和升级产业。
林毅夫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还是要由发展中国家自己来总结。如何总结?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回归发展的本质,“我们要用的是亚当·斯密的方法,而不是亚当·斯密的结论。”
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这样的:经济增长是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和制度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每一个阶段都有其比较优势。当新的技术不断替代老的技术,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时,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生产费用不断降低。同时,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基础设施要不断完善,制度也要不断完善,这样交易费用才能不断降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才能越来越高。(支点杂志2013年10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