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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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尚书》为代表的经学在象山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象山经由对《尚书》的引用,阐发了明理行德、严辨义利、知止反求、克敬等学以成圣的为学工夫,论述了以德性教化为宗旨的君臣分责、克艰儆戒、知人以德、听讼明罚等治国之道,体现了就经典阐明义理的宋学特点.藉此可知象山学是循宋儒反求六经,悉心体认而形成的深造自得之学,是经学义理化这一普遍时代精神的产物.象山《尚书》学体现的经学底色,对重新认识象山思想,反思中国哲学的研究路径皆具有借鉴意义.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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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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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尚书》为代表的经学在象山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象山经由对《尚书》的引用,阐发了明理行德、严辨义利、知止反求、克敬等学以成圣的为学工夫,论述了以德性教化为宗旨的君臣分责、克艰儆戒、知人以德、听讼明罚等治国之道,体现了就经典阐明义理的宋学特点.藉此可知象山学是循宋儒反求六经,悉心体认而形成的深造自得之学,是经学义理化这一普遍时代精神的产物.象山《尚书》学体现的经学底色,对重新认识象山思想,反思中国哲学的研究路径皆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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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的科学命题.如何长期确保“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正常运行及预期功能的充分发挥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要注重从信念强化、理论创新、内外转化、评价考核、周期运转和责任追究六个方面着手,构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的长效机制.
《孟子·梁惠王下》“诛一夫”章因涉及儒家政治伦理中的统治合法性、君臣伦理等问题而为历代学者所关注.自汉代以来,学者对此章的诠释,立足于“重民”或“尊君”的观念,对“诛一夫”的论断加以赞同或反对.就早期儒家经典来看,“尊君”与“重民”同为儒家政治伦理的重要内容.孟子偏向于“重民”,故而提出“诛一夫”的论断.而历代儒者大多立足于自己所处的时代环境、学术背景等,就“诛一夫”所涉及的相关儒家政治伦理进行细致的阐述,为我们把握儒家政治伦理观在历史中的多样性展开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切入点.
本文以公孙龙的“正名”为中心,着重铺展开公孙龙在名实问题上隐含的思想逻辑,包括公孙龙所主张的名实专对关系的内容、原则及其实现方法.本文考察了《名实论》与《指物论》中诸多重要的思想范畴,譬如名、实、位、物、指等,揭示出其在公孙龙哲学中组织与推进的方式,以及由此而突显的公孙龙对于“正名”的政治秩序的独特关切与体察.公孙龙就“物”的世界展开的一番细致入微的探求工作,充分体现出公孙龙哲学的理论旨趣与思想高度.
先秦诸子对于名辩问题曾予以充分讨论,但并未引起秦汉以来学人的足够重视,直至晚清民初,其研究才得以复兴,并持续至今.近百余年先秦名辩研究的主要取向是根据逻辑学(尤其是传统逻辑)、哲学、符号学等理论对文本进行理论重构,也有部分研究者偏重于探寻古人对于名辩问题的处理方案.当今先秦名辩研究,除了需要扎实可靠的文献基础,还需要根据名辩文本特点采取适宜的解读方法.从对《公孙龙子·白马论》的解读可见,概念澄清和论证分析有助于理解该文本的固有含义,是解读类似文本、处理名辩问题的适宜方法.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分为四个历史时期系统阐述了党团结带领人民经过百年奋斗取得的四次伟大飞跃,系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凝练指出了党百年奋斗五个方面的历史意义.各级民政部门要立足百年党史深刻认识大势、准确把握大势、主动顺应大势,不断坚定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的定力、信心和底气.
“两个维护”即维护党的领袖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到党的七大前,一直未能形成一代领袖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及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我们党的政治上成熟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核心是毛主席”.这“是从遵义会议开始”,到党的七大“逐步形成的”.党的七大第一次实际做到了“两个维护”.这一段历史进程初始于遵义会议,奠基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定型于党的七大.
全祖望修定《武夷学案》,称胡安国“私淑洛学而大成”,足见对其学术地位之推许.但按《伊洛渊源录》所载,胡安国何以“私淑洛学”,其中渊源考察未精,至于何以称“大成”,则其奥义更未分明,此问题学界未能深究.实际上,胡安国“私淑洛学”,是通过程门弟子、《二程遗书》和太学师友三个途径.之所以用“大成”许之,因为在洛学蛰伏和程门凋敝情形下,胡安国表彰和发展了二程道学思想,完成了二程《春秋》学的未竟之业,并在批判荆公新学、奠立洛学正统中厥功甚伟,从而为北宋儒学由内圣转出外王作了贡献.如此疏解“私淑洛学而大成”之说,庶几
与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相比,刘歆的《洪范》五行说主要有两方面的不同:一是在《洪范》学上所表现出的《春秋》左氏学立场,一是对夏侯始昌以来的《洪范五行传》思想所作的改变.这种改变主要包含对《洪范五行传》“各传”的命名、灾异内容的调整和修改以及在解释灾异的时候更加注重运用分野说等.除此之外,与《洪范五行传》、刘向不同,刘歆对于《洪范》还有一套总体上的认识,即认为《洪范》是一部反映“天人之道”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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