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1月10日，一张署名“李一哲”的大字报轰动全国。习仲勋主政广东后，主持了“李一哲事件”平反工作。当年的“李”、现为广州美术学院教授的李正天回忆了当年事件的始末。——编 者
　　“文革”爆发时，我是广州美术学院四年级学生，因反对林彪、康生、黄永胜这伙人，被押送到美术学院（当时名为“广东省人民艺术学院”）劳动审查。当时，我和郭鸿志（时为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技术部副主任）等人经常在一起讨论社会问题。
　　听说四届人大要召开，我们写了长达2.6万字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的大字报，于1974年11月10日公开张贴在广州的北京路口。“李一哲”是我、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的笔名。
　　大字报一贴出来，立即引起轰动。美院领导问我大字报中讲的“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是谁？我直言不讳：就是江青他们。
　　广东方面将大字报呈送中央要求定性。当时，“四人帮”正利用“批林批孔”运动大乱全国，江青发话了：这是“解放后最反动的文章”。
　　广东省委组织全省上下批判。上百场万人大会上，批判者与我各占一台，拿着扩音器，面对面大辩论。
　　当时，“李一哲大字报”也受到中央高层关注，还流传有句话：“上面发了话，对李正天不要抓、不要杀，让他讲话，看你们谁能把他驳倒。”
　　那时，各个单位要事先找省委预约，安排日期，然后用专车把我送到会场去辩论。他们动员了很多专家、学者、教授和我辩，有时批判者招架不住了，就强行把我的扩音器关掉；有些批判会还要搞彩排，请人来扮“李正天”这个角色，提前准备好应变方案。
　　不过，在我参加的100多场大辩论里，依然有70多场成了武斗会。我刚一上台，就因为不低头招来暴打，有人冲上台对我拳打脚踢。当时省委领导不得不派人来保护我，要不我这条命早没了。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但“李一哲”事件反而升级了。1977年12月中旬，我们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
　　我在监狱里给刚到广东不久的习仲勋写了两封申诉信，还写了绝命诗绝食抗议，我知道习仲勋曾因为小说《刘志丹》蒙冤受屈16年，相信他能与我感同身受。绝食一周后，突然有一天，监狱长通知我：中央派来的人已经接到你的申诉，将会重新考虑你的问题。他还带来了郭鸿志的字条：“正天，你的申诉转给了习仲勋。习仲勋是个好人。”我这才停止绝食。
　　据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习仲勋主政广东》一书载：1978年八九月份开始，广东省委曾数次研究“李一哲案件”，并数次报告党中央。经省委决定，1978年12月30日，释放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
　　1979年春节后，习仲勋约见我们，他说，开始定你们“反动大字报”，后来又定“反革命集团”，你们如何发火，怎么讲都可以，因为我们搞错了。我不只是对现在的省委负责，还要对上届的省委负责，因为这是历史上发生、发展起来的，事情虽然不是出在我手里，我也要承担责任。
　　习仲勋与我们商量2月5日在友谊剧院召开平反大会。我们火气很大：“在哪里批判，在哪里平反”，怎么能安排在友谊剧院这么小的地方？我们还强烈希望省委领导接见“李一哲反革命集团”所有成员一次。
　　2月3日晚上11点多，习仲勋再次约见我们。他解释说，在友谊剧院召开平反大会不是有意缩小影响，平反的消息要见报，要让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
　　习仲勋有一句话很打动我。他说，我坐牢是戴过脚镣、也被捆绑的，难道我也要求“对等”吗？他也答应了我们的见面要求。2月4日下午，他与“李一哲集团”30人见面、握手。习仲勋说：“我不是官僚主义者，与李正天他们谈了三次话，昨天晚上谈到了凌晨2点多，一连三个钟头。不要说全中国，就是世界也很少见吧！一个省委第一书记，为解决他们的案子，和他们促膝谈心，你们还说我不民主。”
　　针对档案中的黑材料，习仲勋也严肃地说：“黑材料要全部清理掉，只字不漏！我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你们，如果发现有单位不清理干净，你们可以马上打电话给我！”习仲勋的诚意打动了我们。
　　2月6日下午，省委召开了千人群众大会，公开为“李一哲”案平反。省委书记吴南生代表广东省委讲话，其中谈道，我们党的事业是千百万人的事业，应该允许人民说话，鼓励人民去关心国家大事。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害怕民主，是神经衰弱的表现。
　　（摘自《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