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文化中乌托邦化与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形象交替出现，一个乐园般光明，一个地狱般黑暗。
　　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西方的中国形象迅速从光明陷入黑暗。红色中国在西方想象中，几乎成为一个被专制奴役、被饥饿困扰的人间魔窟，它不仅威胁着现实世界，也威胁着人们关于世界与人的善良的观念与信仰。
　　这种情况在50年代末已经开始出现转机。60年代开始，西方的中国形象重新表现出一种美化、乌托邦化倾向。在“左翼”思潮的影响下，红色中国变成了“美好新世界”。西方那些来红色中国“朝圣”的知识分子热情地宣告，在中国，人类看到未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不仅在世界上创造了一种新的文明，而且创造了一种新的人类。他们在那里看到人类的未来与希望。
　　20世纪70年代中叶，美好的红色中国形象出现破裂。西方人发现左翼知识分子在中国看到的“美好新世界”，完全是一个“骗局”。真相是“中国那些漂亮的开放性城市和富裕的专供人参观的公社制造了一个安逸平静的假相，在这个假相后面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混乱不堪的国家”。
　　西方清算美好的中国形象，从经济与政治两个领域开始。经济领域的核心事件是60年代初的饥荒，政治领域的核心事件是60年代后期的文化大革命。饥荒证据解构了“巨大的物质进步成就”的神话，文化大革命的暴露又解构了“政治平等民主，道德高尚质朴”的神话。西方视野对“文革”灾难的关注，一直延续到80年代，成为80年代中国形象中最突出的一部分。在西方人看来，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之一，它对文化社会、人的破坏与迫害，似乎只有法西斯时代可以与之相比。近10亿人在疯狂的个人崇拜鼓动下爆发了一阵持久的歇斯底里式的破坏症，千年文明遗产毁于一炬，千百万人的生命被碾作泥泞，革命过后，偌大的国家在物质与精神上都荒芜一片。
　　中国的改革开放消息，复活了西方古老的市场神话与基督教民主神话。首先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复活了古老的“中国市场”神话——10亿中国人都喝可口可乐，抽万宝路，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奇迹！其次是中国的改革复活了普世民主政治与普世基督教的神话。传统的基督教与现代的民主政治的“传教士”又借着教英语、传播科技、慈善事业这类四个世纪以前耶稣会士已经使用过的方法，到中国传播西方文化。西方人欣喜但也不无怀疑与忧虑地期望中国变成一个民主与基督教国家。
　　20世纪80年代西方的中国形象的确出现了一次“小阳春”，但这只是乍暖还寒时节，而且，不论从20世纪还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七个世纪历史上看，80年代的中国形象都不能算是光明的。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与改革开放的迟疑，都使80年代西方的中国形象成为70年代后期开始、90年代继续的邪恶化趋势的总过程中的一次小间歇或小调整，中国形象的否定性的下落趋势并没有改变。
　　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在新保守主义强烈的意识形态化视野中结束。改革开放以来十年积累起来的可能好转的中国形象，在80年代末荡然无存。90年代西方的中国形象中，中国似乎是一个永远也不可能改变的东方专制社会，那里践踏人权、政治腐败、道德堕落；它的经济的确在发展，但这种发展不再是可喜的，而是可怕的，因为它将“助长邪恶的力量”。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在“中国威胁论”的新“黄祸”背景下结束。
　　回顾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演变历程，有两种明显的“差距”令人惊奇。第一，不同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变化的“差距”如此之大，天上地下，天堂地狱，时常让你很难相信他们谈论的是同一个国家。18世纪从孔教乌托邦演变成东方专制帝国，转变的幅度就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20世纪这种变化就更激烈更极端化，而且变化的时间也更短更急剧，从一个世纪到一代人。第二，西方的中国形象与中国的现实“差距”如此之大，使你时常难以相信他们谈论的就是那个现实的国家。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有时中国的现实越糟，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反而越美好。
　　讨论西方的中国形象，人们参照两个坐标，一是西方中国形象自身的演变过程，二是中国的现实。上述两大“差距”提出的问题，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面临的根本问题。西方的中国形象在历史中的演变，是否可能显现出某种规律，比如说不断趋于相反极端的摇摆变化？这种规律是否昭示出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某种本质特征？
　　比如说，它是西方文化自我认同与超越的“他者”，其本质意义不在于中国形象如何，而在于中国形象与西方文化构成的差异关系如何。或许，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意义，无所谓“反映”、“认识”，又无所谓“歪曲”、“误解”中国的真实，它只是表现了西方文化心理的期望、缺憾、恐惧与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