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雷锋逝世50周年，华文出版社于近日应势出版了《雷锋全集》，囊括了雷锋工作、生活、学习、思想道德情操等多个领域的作品。
　　共和国唯一一部士兵全集
　　据华文出版社社长罗争玉介绍，该书收录了雷锋生前写下的330余篇日记、眉批、诗歌、小说、散文、讲话、书信、赠言等，近20万字。史料真实、内容翔实，是迄今为止最权威，最完整的雷锋个人文集，也是“共和国成立以来至今唯一出版的一部士兵全集”。
　　华文出版社副社长李红强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华文社曾于春节前推出《雷锋全集》简体版，春节期间赶工增加了新的影印资料和照片，2月9日，推出珍藏本，一周内售出897本。本书中，很多珍贵资料首次面世，并首度对雷锋赠言的“受赠者”进行了逐一考证与加注，收录了雷锋手迹48幅。
　　资料收集耗费20余年
　　以解放军总政治部编研室原主任、雷锋精神研究专家邢华琪为首的共70多人参与了本书的编辑工作。邢华琪说，早在20多年前他就提出要重新编撰雷锋著作的想法。而寻找和发现雷锋的工作，以民间和半官方形式已经持续了20余年。
　　上世纪60年代，为响应毛泽东提出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口号，全国出版雷锋相关著作一时成风。但大部分是雷锋日记和雷锋故事，相关的资料并不十分完整，且因历经动乱，雷锋手稿没有得到妥善保留。上世纪80年代，邢华琪在长沙军事院校学习，去雷锋生活和工作过的望城地区走访了雷锋当年的同事和战友。从此，做一本完整雷锋出版物的想法，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随后，他开始有意识地搜集雷锋的资料。而在他的召集下，长期从事雷锋资料征集、整理与研究的专家学者和雷锋生前的同学、同事、战友、老师、领导以及雷锋照片摄影人，共70余人，加入了这个历时8000多天的寻访搜集资料的过程。
　　从北京到沈阳，从望城到鞍钢，从营口到抚顺，邢华琪等人分了四个阶段寻找雷锋。
　　“寻找雷锋”四阶段
　　第一阶段，在上世纪80年代，邢华琪收集了大量散落在报纸上的报道资料，相当部分来自《前进报》和《解放军报》等主流报纸，耗时半年多。
　　第二阶段，是收集社会出版物的阶段，邢华琪作为《全国学雷锋大事件》的记录者，记录了由1960年至2003年的大部分纸质出版物。因此，对大部分雷锋出版物的始末较为熟悉。他曾对300多本出版物一一作出评价，这是一个去粗取精的过程。
　　第三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社会资料跟进阶段。邢华琪坐镇北京，查阅和调阅了包括在国家图书馆、军事博物馆和总政档案馆在内的所有馆藏的雷锋资料。同时，在总政编研室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台固定电话，邢华琪用它便利地联系全国各地雷锋的老战友、同事和受援者。他们及时把手中的资料收集进展反馈给他。而包括总政编研室、抚顺市雷锋纪念馆等八家单位给予馆藏支持。
　　其中，抚顺雷锋纪念馆收集了雷锋各类文物和作品共2万件。馆长陈茁说，早在雷锋21岁当选抚顺市人大代表时当地相关机构就已经收集了相当多的雷锋汇报材料，为日后重新发现雷锋打下了基础。
　　第四阶段，是资料整理和加注阶段。这一阶段于2001年至2002年间启动，《雷锋全集》中的新内容——雷锋给各种人物的48个赠言，共耗费了将近十年，直到作品出版前夕还在继续。收集赠言的工作耗时费心，邢华琪举了一个实例，《雷锋全集》等314页有一条雷锋于1962年2月22日写给刘胜利的赠言，这一题赠的过程发生在1962年沈阳军区首届共青团代表大会上，邢华琪等人以为，刘胜利也是当时的列席代表，结果花了很多功夫，遍寻无着，后来才知道，刘胜利只是当时沈阳八一中学的一名学生，负责大会的接待工作，在给雷锋倒水的时候，请雷锋题的字。“有时，为了确认一个赠言的真实性，要打30个电话。”
　　50年来，人们怀念雷锋，学习雷锋精神从未间断。雷锋似乎一直是概念和宣传中的那个拟定形象，从《雷锋全集》中，可以看见有血有肉和更加立体化的雷锋，李红强认为。
　　邢华琪介绍，《雷锋全集》中首次披露了雷锋各种有血有肉的生活细节。“他有优点也有缺点，是一个完整的人。”
　　首先，雷锋爱照相，团代会、党代会、演出、演讲和人大会议结束后，他都要照相留念，这一习惯从他小学时代开始。“他也是一个荣誉心强的人”，邢华琪介绍，雷锋虽是个很谦虚的人，但长期习惯把奖章高调地佩戴在身上，“这个细节很有意思。”雷锋还有皮夹克，“去世时他才22岁，他其实是个爱整洁，青春时尚的年轻人”。
　　另一个雷锋有血有肉的表现也可在书中发现，除了读者关注的雷锋初恋问题，雷锋还爱给女同志题字，书信中经常以“亲爱的某某”打头。
　　邢华琪还说，雷锋曾经希望当一名作家，书中收录的雷锋手稿，字迹往左边倾斜，但很清秀，还收录了他创作的30多篇诗歌、3篇小说以及10篇散文。其中一则雷锋学习诗歌创作的学习笔记，上面详细记录着诗歌的分类、民歌的特点等。雷锋18岁时曾投寄给报社诗歌、散文和小说。
　　雷锋的初恋
　　《雷锋全集》收录了雷锋的“初恋”王佩玲写于1993年和1997年的两篇回忆文章，记录了她与雷锋的相识过程。
　　1958年春，19岁的望城县坪塘区供销社营业员王佩玲，到团山湖农场劳动锻炼，结识了17岁的雷锋。王佩玲经常向雷锋借书，常在一起谈心得体会，并交换日记看，“他的聪明才智深深地吸引了我。”王佩玲撰文回忆说，“也许是从小失去母爱的缘故，也许是我的落落大方使青春年少的雷锋感到踏实和温暖，雷锋越来越亲近我，我也暗暗地喜欢他，我们以姐弟相称，互相鼓励，携手共进。”
　　在生活上，雷锋俨然像个“大哥哥”，体贴她，照顾她，王佩玲那段时间常常生病，雷锋就一天三五趟地来看她，送药递茶。有时她晚上到河边洗衣服，雷锋执意陪着她，并且把书本或报纸上的故事讲给她听。王佩玲感到很幸福，少女的浪漫情怀得到了很大的满足。
　　好景不长，农场对男女之间的交往管得很严，两人的朝夕相处让人开始说闲话。在农场劳动四个月后，王佩玲被派到湘潭学习，两人开始通信，每次信的开头都写“亲如同胞的弟弟”，信的内容都是关于工作和学习，但王佩玲发现雷锋给她的信被人查看过了。王佩玲结束学习回到农场不久，雷锋调到乡里当通信员。1958年11月，被调往鞍钢。临行前，雷锋到农场与她道别，安慰她说：“别难过，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的。”逗留了一个上午后，临走送王佩玲一张照片，王佩玲送给雷锋一个日记本，上面有一段留言。这一天，成为两人永别的日子。
　　1963年，王佩玲从报纸上看到了雷锋的照片和事迹，既为雷锋的成就高兴，更为失去一位“好弟弟”而悲泣。“当时所受到的打击，实在是达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大病一场后，直到1965年，27岁的王佩玲经人介绍，与湖南日化厂工人丰振泉结婚。而这个雷锋的姐姐“黄丽”，让雷锋的同事寻找了三十余年才浮出水面。
　　1970年代的偶像
　　除了继承上个年代已有的偶像之外，并没有增加多少新人物。在经历了艰苦的磨练后，青春陷入了迷茫，但70年代的末期却是一个孕育着变化的时期，刚经过“文革”浩劫的中国，科学技术、文化教育都处于百业凋敝的境地，科学家成了民族振兴愿望的一个投射对象。
　　


　　1980年代的偶像
　　这是一个春回大地的年代，仿佛一夜之间，万物复苏，蓬勃生长。偶像也一样，这个时期的偶像如同雨后春笋，从社会的各行各业冒出来，令人应接不暇，传统的社会道德楷模、拥有辉煌成就的成功人士、顶着光环的文学青年、光彩夺目的娱乐明星，人们根据自己的需求和不同梦想，选择自己的偶像。
　　


　　


　　1990年代的偶像
　　这个年代是个偶像时代，中国社会更加多元化。社会文化进入了一个颠覆传统与精英主义为上的状态，在满足了物质生活的需求之后，世俗化、大众化的文化消费取代了过去有思想深度的文化形式，各种偶像涌入我们的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