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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黄仁宇先生以其“大历史”的史观思考历史事件，在拜读他的几本著作后，我对书中国共在处理危机时的政策有了一定的新理解。本文将叙述“大历史”观的涵义，并且采用“大历史”的观点，结合他的两本著作——《万历十五年》和《中国大历史》——理解国共两党在现代做出的三个重要政策。
关键词：“大历史”；“潜水艇加肉面包”；国共政策；高层机构；低层机构；经济与法制建设
黄仁宇先生在历史研究，尤其是史观方面极大的推动了史学进程。读罢《中国大历史》，对贯穿他的作品中“大历史”观这一线索有了更深一层次的认识。
一、 “大历史”观的涵义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对“大历史”观的描述有三点：以技术上的角度——而不是道德层面——理解历史；提供尽可能全面的材料佐证自己的观点；将时间前后各拉长，把历史事件放入一个大的范围理解。也就是说，我们要在一个“大历史”的框架中寻找对于历史事件最公正的解释，不囿于传统的视角。
黄仁宇把这种史观运用到中国的历史上，将明朝后期的境况的根源总结为：以道德代替法律，缺乏数目字的管理，形成一个类似于“潜水艇加肉面包”的官僚政治格局，高层和低层阶级无法沟通，因此，现代化的道路总是出现波折。
二、用“大历史”观理解书中三段改革
《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提到过“国民党与蒋介石因着抗战替中国创立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中共和毛泽东则因借着土地革命翻转了大陆农村的低层机构。于今邓小平等人则因着经济改革，有重新敷设上下间法制性的联系之趋向。”
第一个改革，是国民党和蒋介石在抗战期间采取的政治经济政策。在政治方面，蒋介石展现了他优秀的组织能力，整编和加强正规军，建立特务组织，推行保甲制度，加强基层统治。经济上，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在税收、币值和国债上采取措施，引进法律和商业这两个尺度，试图在联系高低层次的阶级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但是，许多历史事件的动向往往超出执行者的预计，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许多农民破产，即使蒋费力地去组织高低层阶级的联系，也逐渐失去支持者，制造出更多敌人。
在否认蒋介石当时采取措施的成功的基础上，也不能全盘否定其政策在当时的合理性，如第一部分所说，“大历史”观之下的历史事件，都具有传统的延续性，对于中国来说，这种传统就是带有封闭性的农业管理方式，它排斥法律，而尊崇道德；拒绝对外经济交流，而安于小农经济中的自给自足。在安稳富足的环境下，它排斥一切不同于农业管理方式及道德为首要尺度的组织标准，如衡量现代化程度的法律和商业这两个围度。如此看来，蒋介石的做法虽不能使中国在当时步入现代化，反而树敌更多。其次，这在当时是必然的政策取向，而同时期除了蒋介石有如此强的政治组织能力，国内更无可以取代他的决策者，抛开他其它的不足，他已经在组织方面做出了最大的努力。
第二个改革是毛泽东主导的土地革命。如果说蒋介石努力组织的是高层阶级的管理集团，那么毛泽东着手去组织的是一个低层阶级构成的社会成分，也就是“潜水艇加肉面包”的下半部。根据历史发展的特异性，每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方向是相同的，都需要发展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而具体的道路必定不能完全相似，要根据历史的传统来加以微调。毛泽东所接触的理论，是基于《共产党宣言》译文本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加上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进步精英的影响，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越发领会到民众革命力量的庞大。在这种独立意识指导下，毛泽东开创了建立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毛泽东运用土改这一政策，获得了农民的支持，同时，蒋介石采取的措施不仅使中国占据较大比例的农民破产，在对日侵略势力上采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也把更多的爱国力量推向共产党。比较而言，毛泽东的组织能力最大程度地联系群众力量，在“大历史”的视野下推动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第三次改革，是邓小平对于现代化的改革开放政策。如书中所说，“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现代化，无一不企图用商业管制的方法代替过去以农业为主的管制方式。这样的法制能够付诸实施要在所有的经济因素概能公平而自有地交换，一经施行，则以私人资本为主体并且尽量保障其牟利的体制为资本主义，在内中渗入公共的资本，也借社会之福利之名目限制私人财产的体制则为社会主义，两者只有相对的不同，无实质上基本的差别。至于完全不承认私人财产的权利，虽称为共产主义，不能长远的立足，否则不会引用今日的经济改革。”
邓小平的改革措施，正是在高低阶级之间找到联系的途径，引入数目字的管理取代传统方式，完善法制建设以起到监督作用，这两种新标尺取代了传统中的以道德为判断事物的首要标准，中国的发展走上了一条技术性的道路。
综观中国现代影响力比较大的三位人物所制定的政策，成败与否，都可以在“大历史”的视角中找到答案。所有政策也都有各自的背景，将这些政策用“大历史”观的方法去理解，能够更加贴近当时的情境，虽然对这些政策不能妄加评判，也多了一份理解之同情。
（作者简介：冯 瑶（1991.3-），江苏海安人，2009年进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关键词：“大历史”；“潜水艇加肉面包”；国共政策；高层机构；低层机构；经济与法制建设
黄仁宇先生在历史研究，尤其是史观方面极大的推动了史学进程。读罢《中国大历史》，对贯穿他的作品中“大历史”观这一线索有了更深一层次的认识。
一、 “大历史”观的涵义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对“大历史”观的描述有三点：以技术上的角度——而不是道德层面——理解历史；提供尽可能全面的材料佐证自己的观点；将时间前后各拉长，把历史事件放入一个大的范围理解。也就是说，我们要在一个“大历史”的框架中寻找对于历史事件最公正的解释，不囿于传统的视角。
黄仁宇把这种史观运用到中国的历史上，将明朝后期的境况的根源总结为：以道德代替法律，缺乏数目字的管理，形成一个类似于“潜水艇加肉面包”的官僚政治格局，高层和低层阶级无法沟通，因此，现代化的道路总是出现波折。
二、用“大历史”观理解书中三段改革
《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提到过“国民党与蒋介石因着抗战替中国创立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中共和毛泽东则因借着土地革命翻转了大陆农村的低层机构。于今邓小平等人则因着经济改革，有重新敷设上下间法制性的联系之趋向。”
第一个改革，是国民党和蒋介石在抗战期间采取的政治经济政策。在政治方面，蒋介石展现了他优秀的组织能力，整编和加强正规军，建立特务组织，推行保甲制度，加强基层统治。经济上，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在税收、币值和国债上采取措施，引进法律和商业这两个尺度，试图在联系高低层次的阶级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但是，许多历史事件的动向往往超出执行者的预计，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许多农民破产，即使蒋费力地去组织高低层阶级的联系，也逐渐失去支持者，制造出更多敌人。
在否认蒋介石当时采取措施的成功的基础上，也不能全盘否定其政策在当时的合理性，如第一部分所说，“大历史”观之下的历史事件，都具有传统的延续性，对于中国来说，这种传统就是带有封闭性的农业管理方式，它排斥法律，而尊崇道德；拒绝对外经济交流，而安于小农经济中的自给自足。在安稳富足的环境下，它排斥一切不同于农业管理方式及道德为首要尺度的组织标准，如衡量现代化程度的法律和商业这两个围度。如此看来，蒋介石的做法虽不能使中国在当时步入现代化，反而树敌更多。其次，这在当时是必然的政策取向，而同时期除了蒋介石有如此强的政治组织能力，国内更无可以取代他的决策者，抛开他其它的不足，他已经在组织方面做出了最大的努力。
第二个改革是毛泽东主导的土地革命。如果说蒋介石努力组织的是高层阶级的管理集团，那么毛泽东着手去组织的是一个低层阶级构成的社会成分，也就是“潜水艇加肉面包”的下半部。根据历史发展的特异性，每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方向是相同的，都需要发展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而具体的道路必定不能完全相似，要根据历史的传统来加以微调。毛泽东所接触的理论，是基于《共产党宣言》译文本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加上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进步精英的影响，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越发领会到民众革命力量的庞大。在这种独立意识指导下，毛泽东开创了建立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毛泽东运用土改这一政策，获得了农民的支持，同时，蒋介石采取的措施不仅使中国占据较大比例的农民破产，在对日侵略势力上采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也把更多的爱国力量推向共产党。比较而言，毛泽东的组织能力最大程度地联系群众力量，在“大历史”的视野下推动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第三次改革，是邓小平对于现代化的改革开放政策。如书中所说，“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现代化，无一不企图用商业管制的方法代替过去以农业为主的管制方式。这样的法制能够付诸实施要在所有的经济因素概能公平而自有地交换，一经施行，则以私人资本为主体并且尽量保障其牟利的体制为资本主义，在内中渗入公共的资本，也借社会之福利之名目限制私人财产的体制则为社会主义，两者只有相对的不同，无实质上基本的差别。至于完全不承认私人财产的权利，虽称为共产主义，不能长远的立足，否则不会引用今日的经济改革。”
邓小平的改革措施，正是在高低阶级之间找到联系的途径，引入数目字的管理取代传统方式，完善法制建设以起到监督作用，这两种新标尺取代了传统中的以道德为判断事物的首要标准，中国的发展走上了一条技术性的道路。
综观中国现代影响力比较大的三位人物所制定的政策，成败与否，都可以在“大历史”的视角中找到答案。所有政策也都有各自的背景，将这些政策用“大历史”观的方法去理解，能够更加贴近当时的情境，虽然对这些政策不能妄加评判，也多了一份理解之同情。
（作者简介：冯 瑶（1991.3-），江苏海安人，2009年进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