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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副中心与雄安新区设立的重要意义
通州、雄安两翼齐飞：一个是城市副中心，一个是“雄韬伟略、长治久安”。副中心建设，一座新城正在拔地而起，2017年北京市主要机关将迁入办公，由此开启了北京政治经济中心东移的历史进程。雄安新区建设更是大手笔，不仅是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地，更是创新驱动的新增长极。中科院、中船重工、航天科技集团、国家开发投资总公司等大型央企和教育医疗机构迁入，人口将由现在的100万人扩展到200万～250万人。伴随户籍、医疗、公共服务与住房等制度改革，以及科技、创新、创业环境改善提升，高端技术扑面而来，科研成果大量转化，雄安新区必将成为产城融合的示范区。
“一城两翼”不仅解决了大城市病，而且有利于消肿化解“摊大饼”，有利于解决交通拥堵、治理雾霾，有利于带动华北乃至中国北方新的增长。从国际经验看，纽约附近有新泽西，首尔旁边有新都世宗，特拉维夫向北90公里有科技创新城海法，东京50公里外有高新产业聚集地筑波，类似做法不胜枚举。不难预见，北京将在“双翼”驱动下，大鹏展翅九万里。商业银行既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服务“两翼”发展，又要客观冷静地看清形势变化，因地制宜辨析风险因素，加快转型创新步伐，全力以赴、冷静审慎地做好助力“两翼齐飞”这篇大文章。
四大经济特区、浦东新区对比
雄安新区之前，由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特区共有五个（表1），分别是1979年设立的深圳、厦门、珠海、汕头四个经济特区和1992年设立的浦东新区。通过对比分析这5家的发展情况，对于探索特区如何形成增长极有重要意义。
四大经济特区均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四大经济特区均从成立之初的不足10亿规模成长为千亿甚至万亿的规模。同时，四大经济特区中深圳最为成功。厦门、珠海、汕头三个特区2015年GDP之和仅相当于深圳GDP的四成。浦东新区的成立虽然晚于四大特区，但发展成就后来居上。浦东新区成立于1992年，当年GDP和厦门、珠海、汕头相当，但2015年GDP超过厦门、珠海、汕头之和。
四大经济特区在1980年到1985年实现第一波GDP的超高速增长（厦门和汕头由于自身原因1983年增速较低），四大经济特区和浦东新区在1991年至1995年实现了第二波GDP的超高速增长。这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情况是吻合的。第一波GDP超高速增长是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发展前期发展动能的集中释放；第二波GDP高速增长来自于邓小平南方讲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體制确立。
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的设立和快速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全国经济周期的启动，对全国经济快速发展意义重大。综合分析以上发展成果，并结合5个经济特区和新区的特点，可以看出经济特区和新区要想成为增长极，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必须借力国家发展大势。四大经济特区和浦东新区的设立，分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和邓小平南方讲话两个重要时点，且我国GDP增速达到峰值时做出的决策。
具有便利的交通区位优势。发展较好的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都是天然的良港。相比之下，珠海没有深水大港；汕头属于“国角省尾”地段，交通不便，区位条件劣于珠江三角洲；厦门岛三面环山，与内陆交通不便，特殊的区域地理条件决定着厦门港口腹地空间的局限性，港口辐射区域内经济规模总量偏小。
必须有高度发达的城市作为辐射源。深圳、浦东有香港、上海两大城市作为辐射源，而其他城市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深圳特区毗邻香港，香港作为与纽约、伦敦并称“纽伦港”的国际大都市，对深圳的辐射作用显著。浦东新区站在中国第一城上海的肩膀上。与之相比，厦门、汕头虽与台湾一水之隔，但由于政治因素，获益较少；珠海处于珠江西岸，澳门经济总量较小，其支柱产业旅游博彩业由于社会制度的原因，珠海也不能引入。
必须具有明确的发展定位。深圳、浦东都有自身明确的战略定位。深圳初期依靠“三来一补”企业发展工业，建立起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浦东以金融、贸易为发展定位，牢牢占据产业链顶端。反观其他城市，珠海经济特区设立以来，市政府报告中明确提出的定位就有7种之多，定位变化太过频繁，摇摆不定的城市目标定位和产业定位，使得改革始终无法到位，在广东省的影响力越来越弱。汕头行政区划调整过于频繁和城市定位摇摆不定，对形势发展和长远规划不利，成为汕头经济特区加快发展的障碍。
必须拥有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动能。深圳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现代物流业和文化创意产业为支柱的经济结构。浦东新区在发展过程中创下多个“第一”，包括第一个证券交易所、第一个外资银行、第一个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试点、第一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其他城市在发展中未能找到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动能。
必须与周边城市群的发展形成协同效应。深圳经济特区拉动了整个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逐渐形成了以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等城市为核心的珠三角城市群。浦东新区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上海与江苏、浙江两省的协调发展，形成了以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宁波等城市为核心的长三角城市群。其他经济特区未能与周边城市有效协同，持续增长潜力受阻。
必须与另一个在建新区保持足够的距离。深圳特区与珠海特区地理位置过近，很可能是两者不能“双赢”的重要原因。一个特大城市辐射源往往只能有效带动一个新区。深圳特区和珠海特区都受到香港辐射，但两相比较，深圳的优势更为明显，承接到了大量的传统工业项目，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资金、人才、技术、市场等资源，珠海的发展受到一定的“抑制”。
雄安新区和深圳特区、浦东新区的资源比较分析
分析雄安新区与深圳特区、浦东新区的优劣势，对雄安新区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通过对比表2可以发现，雄安新区在规划面积、起步时人口、起步时GDP等方面与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相差不大。
雄安新区的主要优势：在区位特点上，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与北京、天津和石家庄三个大城市等距。在人才基础上，依托北京众多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优势明显。在发展的时机特点上，国家政治经济资源雄厚，可投入资源亦非常雄厚。雄安新区的主要劣势：在区位特点上，地处内陆，无对外贸易比较优势，京津冀城市群结构不合理；在时机特点上，面临中国经济新常态，国家整体经济增速不高。 通过以上分析，雄安新区要从成为比肩深圳、浦东的新增长极，必须把握以下几点：
发挥好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的作用。北京就是雄安新区的辐射源，雄安新区要加强与城市副中心的工作对接、政策对接，实现错位发展，形成北京新的两翼，承接好北京非首都城市功能。
把创新作为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动能。雄安新区没有对外贸易比较优势，想要持续快速发展，必须将创新驱动作为发展基点，通过制度、科技、创业环境的改革创新，吸引高端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培育持续发展动能。
大力做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较为成功的新区无一不是具有便利的交通条件，雄安新区想要发展好，承接好北京非首都城市功能，必须大力做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京津实现“零阻抗”的交通联系。
带动冀中南地区发展，与周边城市发挥好协同作用。新区的成功还需要与周边城市协同联动，形成相互促进的城市群和增长极，如深圳特区之于珠三角城市群、浦东新区之于长三角城市群。雄安新区必须通过自身发展带动冀中南地区发展，提升该地区的产业层次、创新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补齐区域发展短板，构建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和增长极。
构建开放、包容的城市氛围，加强对人才的吸引力。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具有鼓励创新、宽容失败、脚踏实地、追求卓越的移民文化，吸引全国各地优秀人才汇集于此。浦东新区地处上海这一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的内地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较大。雄安新区想要充分利用北京的人才优势、培育自身持续发展新动能，必须构建开放、包容的城市氛围，把人才引过来、留得住，使人才红利得以充分释放，实现城市发展与人才自身事业发展同频共振。
商业银行服务特区增长极的几点建议
从讲政治的高度全力支持新区建设
抓住基础设施建设的机会。雄安新区范围内人口密度低，建筑少，未来新区建设将是建造一座完整的城市。在雄安新区城市规划编制完成后，土地一级开发、拆迁、土地储备、路网管廊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将迅速推进，大量“国字号”的大型建筑、建材企业将进驻雄安新区。要盯住龙头企业，通过战略合作实现项目对接，在基建客户的融资方案、重大工程项目全程监管等方面提前谋划布局。
抓住紧扣客户和业务源头的产品机会。针对雄安新区的公租房制度和新型户籍制度等改革措施，准备适配产品，抢抓客户、业务源头。例如，迁入雄安的人口大量来自北京且多为整单位、整建制的迁移，要利用代发工资这一成熟产品抓住众多人口所在单位的客户源头；同时，要应用具有同业相对优势的产品，与迁入大型单位的自身利益紧密捆绑，打开更多业务的源头。抓住政策逐步落地的机会。密切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相关规划和地方政府政策导向，特别是国家在产业布局、财税分享、投融资政策、社会管理等重要领域的政策和资源支持，及时掌握政府配套措施，获取重点项目信息。加强与政府和迁入新区大型企业的沟通，加大高层营销力度，与地方政府及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建立高层对话机制，从更高层次推动银政企整体合作。
抓住环保产业发展的机会。2017年以来，京津冀环保协同工作不断升级。环保一体化作为京津冀一体化重点突出项目，对区域治理、协调发展可以起到示范作用。到目前为止，京津冀三地已经先后结成环保联盟和协调小组。未来生态协调发展的总体方案有望落地，生态环境建设和环境统一标准的设立将成为京津冀发展的重点项目，与之相关的环保产业也将迎来政策的支持，要提前布局，紧抓环保产业发展机遇。
把防控风险放在重要位置
要严防政策波动和建设长周期带来的风险。在“两翼”建设规划未出台、重点项目建设周期长的情况下，投资建设还有很多不确定性，要仔细甄别，不能盲目跟风投放。特别是对于一些在基础设施建设之外的衍生功能，要充分考虑其先天条件、建设成本和客观环境，做出理性预判，慎重并有选择的进行支持。
要警惕雄安新区建设中可能出现的“虚火”。要充分认识雄安新区地处内陆、远离港口的区位劣势，水资源匮乏的自然条件劣勢以及大规模人口迁移可能带来的不稳定因素，由风险部门设计模型，科学客观地预判相关政策落地和项目建设走势，提出规避相关风险的建议，从而科学地选择支持对象。在具体的行业和企业方面，要严密关注“炒地皮”的地产商，参与雄安建设的市值虚高上市公司，非国有企业特别是民营、家族式企业等，提前防控其“头脑过热”导致自身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以及上述企业因国家阶段性政策调整而不能安全渡过困难期的风险。
要平衡好风险、收益、资本三者之间的关系。支持副中心和雄安新区建设，归根到底还是要体现在自身收益提升上。要仔细认定客户的信用等级、行业、规模、成立时间、经济成分及是否为战略客户，综合分析各行业的资本占用情况以及其他相关因素后妥善选择行业。在营销客户时应充分考虑抵质押物对风险溢价的影响，积极争取风险缓释措施，在不影响收益的同时降低风险，增加抵质押债项占比。
加快整体规划，研究制定联动发展机制。服务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建设将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很多工作需要综合统筹、京津冀三地分支机构联动完成。为此，应编制出台促进京津冀联动服务一体化建设的整体规划和机制，明确工作目标和计划，以便整体推进工作开展。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分行）
通州、雄安两翼齐飞：一个是城市副中心，一个是“雄韬伟略、长治久安”。副中心建设，一座新城正在拔地而起，2017年北京市主要机关将迁入办公，由此开启了北京政治经济中心东移的历史进程。雄安新区建设更是大手笔，不仅是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地，更是创新驱动的新增长极。中科院、中船重工、航天科技集团、国家开发投资总公司等大型央企和教育医疗机构迁入，人口将由现在的100万人扩展到200万～250万人。伴随户籍、医疗、公共服务与住房等制度改革，以及科技、创新、创业环境改善提升，高端技术扑面而来，科研成果大量转化，雄安新区必将成为产城融合的示范区。
“一城两翼”不仅解决了大城市病，而且有利于消肿化解“摊大饼”，有利于解决交通拥堵、治理雾霾，有利于带动华北乃至中国北方新的增长。从国际经验看，纽约附近有新泽西，首尔旁边有新都世宗，特拉维夫向北90公里有科技创新城海法，东京50公里外有高新产业聚集地筑波，类似做法不胜枚举。不难预见，北京将在“双翼”驱动下，大鹏展翅九万里。商业银行既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服务“两翼”发展，又要客观冷静地看清形势变化，因地制宜辨析风险因素，加快转型创新步伐，全力以赴、冷静审慎地做好助力“两翼齐飞”这篇大文章。
四大经济特区、浦东新区对比
雄安新区之前，由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特区共有五个（表1），分别是1979年设立的深圳、厦门、珠海、汕头四个经济特区和1992年设立的浦东新区。通过对比分析这5家的发展情况，对于探索特区如何形成增长极有重要意义。
四大经济特区均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四大经济特区均从成立之初的不足10亿规模成长为千亿甚至万亿的规模。同时，四大经济特区中深圳最为成功。厦门、珠海、汕头三个特区2015年GDP之和仅相当于深圳GDP的四成。浦东新区的成立虽然晚于四大特区，但发展成就后来居上。浦东新区成立于1992年，当年GDP和厦门、珠海、汕头相当，但2015年GDP超过厦门、珠海、汕头之和。
四大经济特区在1980年到1985年实现第一波GDP的超高速增长（厦门和汕头由于自身原因1983年增速较低），四大经济特区和浦东新区在1991年至1995年实现了第二波GDP的超高速增长。这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情况是吻合的。第一波GDP超高速增长是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发展前期发展动能的集中释放；第二波GDP高速增长来自于邓小平南方讲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體制确立。
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的设立和快速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全国经济周期的启动，对全国经济快速发展意义重大。综合分析以上发展成果，并结合5个经济特区和新区的特点，可以看出经济特区和新区要想成为增长极，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必须借力国家发展大势。四大经济特区和浦东新区的设立，分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和邓小平南方讲话两个重要时点，且我国GDP增速达到峰值时做出的决策。
具有便利的交通区位优势。发展较好的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都是天然的良港。相比之下，珠海没有深水大港；汕头属于“国角省尾”地段，交通不便，区位条件劣于珠江三角洲；厦门岛三面环山，与内陆交通不便，特殊的区域地理条件决定着厦门港口腹地空间的局限性，港口辐射区域内经济规模总量偏小。
必须有高度发达的城市作为辐射源。深圳、浦东有香港、上海两大城市作为辐射源，而其他城市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深圳特区毗邻香港，香港作为与纽约、伦敦并称“纽伦港”的国际大都市，对深圳的辐射作用显著。浦东新区站在中国第一城上海的肩膀上。与之相比，厦门、汕头虽与台湾一水之隔，但由于政治因素，获益较少；珠海处于珠江西岸，澳门经济总量较小，其支柱产业旅游博彩业由于社会制度的原因，珠海也不能引入。
必须具有明确的发展定位。深圳、浦东都有自身明确的战略定位。深圳初期依靠“三来一补”企业发展工业，建立起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浦东以金融、贸易为发展定位，牢牢占据产业链顶端。反观其他城市，珠海经济特区设立以来，市政府报告中明确提出的定位就有7种之多，定位变化太过频繁，摇摆不定的城市目标定位和产业定位，使得改革始终无法到位，在广东省的影响力越来越弱。汕头行政区划调整过于频繁和城市定位摇摆不定，对形势发展和长远规划不利，成为汕头经济特区加快发展的障碍。
必须拥有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动能。深圳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现代物流业和文化创意产业为支柱的经济结构。浦东新区在发展过程中创下多个“第一”，包括第一个证券交易所、第一个外资银行、第一个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试点、第一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其他城市在发展中未能找到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动能。
必须与周边城市群的发展形成协同效应。深圳经济特区拉动了整个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逐渐形成了以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等城市为核心的珠三角城市群。浦东新区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上海与江苏、浙江两省的协调发展，形成了以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宁波等城市为核心的长三角城市群。其他经济特区未能与周边城市有效协同，持续增长潜力受阻。
必须与另一个在建新区保持足够的距离。深圳特区与珠海特区地理位置过近，很可能是两者不能“双赢”的重要原因。一个特大城市辐射源往往只能有效带动一个新区。深圳特区和珠海特区都受到香港辐射，但两相比较，深圳的优势更为明显，承接到了大量的传统工业项目，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资金、人才、技术、市场等资源，珠海的发展受到一定的“抑制”。
雄安新区和深圳特区、浦东新区的资源比较分析
分析雄安新区与深圳特区、浦东新区的优劣势，对雄安新区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通过对比表2可以发现，雄安新区在规划面积、起步时人口、起步时GDP等方面与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相差不大。
雄安新区的主要优势：在区位特点上，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与北京、天津和石家庄三个大城市等距。在人才基础上，依托北京众多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优势明显。在发展的时机特点上，国家政治经济资源雄厚，可投入资源亦非常雄厚。雄安新区的主要劣势：在区位特点上，地处内陆，无对外贸易比较优势，京津冀城市群结构不合理；在时机特点上，面临中国经济新常态，国家整体经济增速不高。 通过以上分析，雄安新区要从成为比肩深圳、浦东的新增长极，必须把握以下几点：
发挥好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的作用。北京就是雄安新区的辐射源，雄安新区要加强与城市副中心的工作对接、政策对接，实现错位发展，形成北京新的两翼，承接好北京非首都城市功能。
把创新作为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动能。雄安新区没有对外贸易比较优势，想要持续快速发展，必须将创新驱动作为发展基点，通过制度、科技、创业环境的改革创新，吸引高端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培育持续发展动能。
大力做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较为成功的新区无一不是具有便利的交通条件，雄安新区想要发展好，承接好北京非首都城市功能，必须大力做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京津实现“零阻抗”的交通联系。
带动冀中南地区发展，与周边城市发挥好协同作用。新区的成功还需要与周边城市协同联动，形成相互促进的城市群和增长极，如深圳特区之于珠三角城市群、浦东新区之于长三角城市群。雄安新区必须通过自身发展带动冀中南地区发展，提升该地区的产业层次、创新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补齐区域发展短板，构建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和增长极。
构建开放、包容的城市氛围，加强对人才的吸引力。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具有鼓励创新、宽容失败、脚踏实地、追求卓越的移民文化，吸引全国各地优秀人才汇集于此。浦东新区地处上海这一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的内地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较大。雄安新区想要充分利用北京的人才优势、培育自身持续发展新动能，必须构建开放、包容的城市氛围，把人才引过来、留得住，使人才红利得以充分释放，实现城市发展与人才自身事业发展同频共振。
商业银行服务特区增长极的几点建议
从讲政治的高度全力支持新区建设
抓住基础设施建设的机会。雄安新区范围内人口密度低，建筑少，未来新区建设将是建造一座完整的城市。在雄安新区城市规划编制完成后，土地一级开发、拆迁、土地储备、路网管廊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将迅速推进，大量“国字号”的大型建筑、建材企业将进驻雄安新区。要盯住龙头企业，通过战略合作实现项目对接，在基建客户的融资方案、重大工程项目全程监管等方面提前谋划布局。
抓住紧扣客户和业务源头的产品机会。针对雄安新区的公租房制度和新型户籍制度等改革措施，准备适配产品，抢抓客户、业务源头。例如，迁入雄安的人口大量来自北京且多为整单位、整建制的迁移，要利用代发工资这一成熟产品抓住众多人口所在单位的客户源头；同时，要应用具有同业相对优势的产品，与迁入大型单位的自身利益紧密捆绑，打开更多业务的源头。抓住政策逐步落地的机会。密切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相关规划和地方政府政策导向，特别是国家在产业布局、财税分享、投融资政策、社会管理等重要领域的政策和资源支持，及时掌握政府配套措施，获取重点项目信息。加强与政府和迁入新区大型企业的沟通，加大高层营销力度，与地方政府及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建立高层对话机制，从更高层次推动银政企整体合作。
抓住环保产业发展的机会。2017年以来，京津冀环保协同工作不断升级。环保一体化作为京津冀一体化重点突出项目，对区域治理、协调发展可以起到示范作用。到目前为止，京津冀三地已经先后结成环保联盟和协调小组。未来生态协调发展的总体方案有望落地，生态环境建设和环境统一标准的设立将成为京津冀发展的重点项目，与之相关的环保产业也将迎来政策的支持，要提前布局，紧抓环保产业发展机遇。
把防控风险放在重要位置
要严防政策波动和建设长周期带来的风险。在“两翼”建设规划未出台、重点项目建设周期长的情况下，投资建设还有很多不确定性，要仔细甄别，不能盲目跟风投放。特别是对于一些在基础设施建设之外的衍生功能，要充分考虑其先天条件、建设成本和客观环境，做出理性预判，慎重并有选择的进行支持。
要警惕雄安新区建设中可能出现的“虚火”。要充分认识雄安新区地处内陆、远离港口的区位劣势，水资源匮乏的自然条件劣勢以及大规模人口迁移可能带来的不稳定因素，由风险部门设计模型，科学客观地预判相关政策落地和项目建设走势，提出规避相关风险的建议，从而科学地选择支持对象。在具体的行业和企业方面，要严密关注“炒地皮”的地产商，参与雄安建设的市值虚高上市公司，非国有企业特别是民营、家族式企业等，提前防控其“头脑过热”导致自身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以及上述企业因国家阶段性政策调整而不能安全渡过困难期的风险。
要平衡好风险、收益、资本三者之间的关系。支持副中心和雄安新区建设，归根到底还是要体现在自身收益提升上。要仔细认定客户的信用等级、行业、规模、成立时间、经济成分及是否为战略客户，综合分析各行业的资本占用情况以及其他相关因素后妥善选择行业。在营销客户时应充分考虑抵质押物对风险溢价的影响，积极争取风险缓释措施，在不影响收益的同时降低风险，增加抵质押债项占比。
加快整体规划，研究制定联动发展机制。服务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建设将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很多工作需要综合统筹、京津冀三地分支机构联动完成。为此，应编制出台促进京津冀联动服务一体化建设的整体规划和机制，明确工作目标和计划，以便整体推进工作开展。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