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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支那”一词,很容易使国人想起近代那段同日本不愉快的历史。但是,这一名词在戊戌至辛亥时期的中国却曾作为时髦的新名词一度流行。不少进步青年和爱国志士,都曾乐于以此词来称呼自己的祖国。
“支那”一词最早是古印度对中国的称呼,在唐宋时已被音译成中文,也作脂那、至那、震旦、振旦、真丹等。从当时的有关记载来看,该词恐怕还是多少带点尊称中国的褒义在内。事实上,“支那”一词本身在印度即含有智慧之意。
在日本,可能是由于佛教经典流传的关系,也很早出现了“支那”一词。但当时这种称谓不过偶尔为之,且是作为通常称法的一件别名或美称的意义上来使用的,一般人并不知晓。
18世纪初以前,日本的地图上基本标中国为“汉土”,以后则多改用“支那”。进入19世纪后,或许是受西洋的影响,日本以“支那”称中国的情形有所增多。但“支那”一词仍未在日语中生根,更未直接与对中国的歧视联系在一起。1823年,日本著名军国主义分子佐藤信渊著《宇内混同秘册》,书中称中国为“支那”,强调中国懦弱卑下,表达了对中国的轻蔑态度和一种极为疯狂的征服野心。但该书当时未能问世,直到1888年,它才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所惠顾,得以大量出版发行,并成为日本侵华的舆论工具。日本陆军部还规定此书为全国陆军将士的必读书。
马关条约签订后的日本全岛,开始逐渐弥漫起一种歧视华人的空气。同时,“支那”一词也最终取代了Morokoshi、Kara,成为日本人称谓中国的普遍用语,并从此带上了胜者对于败者的轻侮的情感和心理。当时,日本人还以“猪尾巴猪尾巴”(chanchan)或“豕尾奴”等,直接辱骂中国人,以致首批13名官费留日学生中,有4名因无法忍受此种侮辱而愤然归国。
虽然,至少在唐宋时,这一名词已经在中国出现,但此后它似乎主要局限于佛教典籍中,并不曾广泛流行开来。直到晚清之初,中国人基本上还是在提及印度或日本对中国的称呼时,才偶尔使用到它。但作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特别是从中国人自己以“支那”一词来称呼本国看,应当说还是戊戌时期的梁启超等人开其端。而梁氏等人的使用,显然是受到了日语的直接影响。1896年在《时务报》中,梁启超已经爱用“支那”一词,他还曾使用过一个“支那少年”的笔名。
20世纪初年是“支那”一词在中国的盛行期。尤其是在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报刊书籍中,此词风行一时。各种书刊的大小标题上,它都经常出现。1904年,连一向不愿轻易沿用日本名词的严复,也未能免俗地使用了“支那”一词。他批评《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名句即云:“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在晚清,趋新人士以“支那”一词自称中国,也曾遭到文界部分人的明确反对。戊戌时期,王先谦、叶德辉等保守派人物就特别反感此词。叶德辉曾以讥嘲的笔触写道:“更可笑者,笔舌掉罄,自称支那,初哉首基,必曰起点。非文非质,不中不西。东施效颦,得毋为邻女窃笑耶!”但却未能引起梁启超等舆论界精英人物足够的重视和冷静的反省。
不过1901年以后,梁启超在国名问题上,也逐渐有所反思。是年9月他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时,已明显接受了黄遵宪和叶德辉等的某种影响,在写作史书时,他已毫不含糊地坚持了“中国”的国名。然梁启超的这一做法,在维新派同人内部也并未取得一致意见。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中,我们虽然见到康有为等坚持“中华”的国名,革命党人也主张“中华共和国”的国名,但以“支那”一词来指称中国的现象,却还是相当流行。
民国建立后,由于“中华民国”(简称中国)的称谓被明确写进宪法、正式宣示中外,国人以“支那”一词自称国名的现象,遂逐渐减少。但这时,人们对于日人坚持使用此词的歧视意味,仍然缺乏自觉。直到日本逼迫中国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国人才对“支那”一词的使用,有了较为自觉而明确的抵制。这一次抵制首先发自于留日学生或其他旅日同胞内部。其抵制的动机,也主要是基于爱国的民族情感。
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留日学生开始激烈反对日人称中国为“支那”,公开揭露其所包含的民族歧视意味。如王拱璧在1919年11月初出版的《东游挥汗录》中,就谴责日人自战胜前清以后,即称我华为‘支那’,垂为国民教育……以资倭人轻侮华人之口实。每逢形容不正当之行为,则必曰‘支那式’,借以取笑,此种教育早已灌输其国民之脑海……恍若支那二字,代表华人之万恶也者。”
当时,还有留日学生和华侨因不堪忍受此种侮辱,投书日本报纸,要求日人不再使用“支那”一词。这曾引起民间关于中国国号的争论。1930年,事态由民间发展到官方。中华民国中央政治会议于该年通过一项决议,认为“‘支那’一词意义极不明显,与现在之中国毫无关系”,要求外交部从速通知日本政府。这样,从1930年底开始,日本政府的公文总算不再称中国为“支那”了(此时中国人自己,则更无理由再自称“支那”)。
但日本国内,社会上一般书面语和口语,仍旧沿用“支那”。直到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战败国,问题才有了根本解决的可能。
1946年6月,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派代表团到日本,用“命令”的方式通知日本外务省,今后不许日本再用“支那”一词称中国。同年6月6日和7月3日,日本外部和文部分别向日本各大报刊、出版社和大学,发出避免使用“支那”的正式文件,规定:“今后不必细问根由,一律不得使用该国(指中华民国)所憎恶之名称”。
尽管如此,由于历史的惯性,此后一段时间里,日本人对中国的称呼仍然很乱。直到20世纪60年代,其称谓才渐趋统一。60年代末,日本的《角川国语辞典》在解释“支那”一词时,标明它乃“中国之旧称”。这表明“支那”在正规日语中已经成为死词了。■
“支那”一词最早是古印度对中国的称呼,在唐宋时已被音译成中文,也作脂那、至那、震旦、振旦、真丹等。从当时的有关记载来看,该词恐怕还是多少带点尊称中国的褒义在内。事实上,“支那”一词本身在印度即含有智慧之意。
在日本,可能是由于佛教经典流传的关系,也很早出现了“支那”一词。但当时这种称谓不过偶尔为之,且是作为通常称法的一件别名或美称的意义上来使用的,一般人并不知晓。
18世纪初以前,日本的地图上基本标中国为“汉土”,以后则多改用“支那”。进入19世纪后,或许是受西洋的影响,日本以“支那”称中国的情形有所增多。但“支那”一词仍未在日语中生根,更未直接与对中国的歧视联系在一起。1823年,日本著名军国主义分子佐藤信渊著《宇内混同秘册》,书中称中国为“支那”,强调中国懦弱卑下,表达了对中国的轻蔑态度和一种极为疯狂的征服野心。但该书当时未能问世,直到1888年,它才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所惠顾,得以大量出版发行,并成为日本侵华的舆论工具。日本陆军部还规定此书为全国陆军将士的必读书。
马关条约签订后的日本全岛,开始逐渐弥漫起一种歧视华人的空气。同时,“支那”一词也最终取代了Morokoshi、Kara,成为日本人称谓中国的普遍用语,并从此带上了胜者对于败者的轻侮的情感和心理。当时,日本人还以“猪尾巴猪尾巴”(chanchan)或“豕尾奴”等,直接辱骂中国人,以致首批13名官费留日学生中,有4名因无法忍受此种侮辱而愤然归国。
虽然,至少在唐宋时,这一名词已经在中国出现,但此后它似乎主要局限于佛教典籍中,并不曾广泛流行开来。直到晚清之初,中国人基本上还是在提及印度或日本对中国的称呼时,才偶尔使用到它。但作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特别是从中国人自己以“支那”一词来称呼本国看,应当说还是戊戌时期的梁启超等人开其端。而梁氏等人的使用,显然是受到了日语的直接影响。1896年在《时务报》中,梁启超已经爱用“支那”一词,他还曾使用过一个“支那少年”的笔名。
20世纪初年是“支那”一词在中国的盛行期。尤其是在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报刊书籍中,此词风行一时。各种书刊的大小标题上,它都经常出现。1904年,连一向不愿轻易沿用日本名词的严复,也未能免俗地使用了“支那”一词。他批评《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名句即云:“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在晚清,趋新人士以“支那”一词自称中国,也曾遭到文界部分人的明确反对。戊戌时期,王先谦、叶德辉等保守派人物就特别反感此词。叶德辉曾以讥嘲的笔触写道:“更可笑者,笔舌掉罄,自称支那,初哉首基,必曰起点。非文非质,不中不西。东施效颦,得毋为邻女窃笑耶!”但却未能引起梁启超等舆论界精英人物足够的重视和冷静的反省。
不过1901年以后,梁启超在国名问题上,也逐渐有所反思。是年9月他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时,已明显接受了黄遵宪和叶德辉等的某种影响,在写作史书时,他已毫不含糊地坚持了“中国”的国名。然梁启超的这一做法,在维新派同人内部也并未取得一致意见。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中,我们虽然见到康有为等坚持“中华”的国名,革命党人也主张“中华共和国”的国名,但以“支那”一词来指称中国的现象,却还是相当流行。
民国建立后,由于“中华民国”(简称中国)的称谓被明确写进宪法、正式宣示中外,国人以“支那”一词自称国名的现象,遂逐渐减少。但这时,人们对于日人坚持使用此词的歧视意味,仍然缺乏自觉。直到日本逼迫中国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国人才对“支那”一词的使用,有了较为自觉而明确的抵制。这一次抵制首先发自于留日学生或其他旅日同胞内部。其抵制的动机,也主要是基于爱国的民族情感。
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留日学生开始激烈反对日人称中国为“支那”,公开揭露其所包含的民族歧视意味。如王拱璧在1919年11月初出版的《东游挥汗录》中,就谴责日人自战胜前清以后,即称我华为‘支那’,垂为国民教育……以资倭人轻侮华人之口实。每逢形容不正当之行为,则必曰‘支那式’,借以取笑,此种教育早已灌输其国民之脑海……恍若支那二字,代表华人之万恶也者。”
当时,还有留日学生和华侨因不堪忍受此种侮辱,投书日本报纸,要求日人不再使用“支那”一词。这曾引起民间关于中国国号的争论。1930年,事态由民间发展到官方。中华民国中央政治会议于该年通过一项决议,认为“‘支那’一词意义极不明显,与现在之中国毫无关系”,要求外交部从速通知日本政府。这样,从1930年底开始,日本政府的公文总算不再称中国为“支那”了(此时中国人自己,则更无理由再自称“支那”)。
但日本国内,社会上一般书面语和口语,仍旧沿用“支那”。直到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战败国,问题才有了根本解决的可能。
1946年6月,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派代表团到日本,用“命令”的方式通知日本外务省,今后不许日本再用“支那”一词称中国。同年6月6日和7月3日,日本外部和文部分别向日本各大报刊、出版社和大学,发出避免使用“支那”的正式文件,规定:“今后不必细问根由,一律不得使用该国(指中华民国)所憎恶之名称”。
尽管如此,由于历史的惯性,此后一段时间里,日本人对中国的称呼仍然很乱。直到20世纪60年代,其称谓才渐趋统一。60年代末,日本的《角川国语辞典》在解释“支那”一词时,标明它乃“中国之旧称”。这表明“支那”在正规日语中已经成为死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