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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倡导和推动合作社过程中，有人把我引导农民建立合作社说成‘不是要造反，就是有精神病’，说成‘骗子’，搞‘传销’组织等。
有人明确表态，‘你搞的那个组织太可怕了，我不会支持你！’
有的部门为抵制农民合作，不认可按政策办事，竟说‘省委书记来了也不行’！
有的领导讲，如果农民合作组织发展起来了，那供销社怎么办？
有的说，你带领农民致富奔小康是好事，但那是村长和乡党委书记的事，不是你工作的事，是不务‘正业’”……
新型农民合作社的探索者姜柏林说起其遭遇，不无感慨。虽承受种种压力，他依然故我，执着地行进在理想的大道上。
农民合作社模式的积极设计者
姜柏林，中国银监会四平监管分局官员。数年来，却干起来了与其身份毫不相干的“副业”——帮助农民组建合作社。他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定位：不是农民合作社的主体，也不是合作社的研究专家，而是一个合作社的爱好者。
这位特殊的合作社爱好者在工作之余全身心地投入到合作社中，“百信”是他创立的合作社品牌。他告诉记者，开辟出新型的中国合作社道路既是梨树县百信合作社的社员精神也是他个人的力量来源。
中国一定要发展农民合作社经济吗？姜柏林对此坚信不疑，“通过研究合作社组织和机制，我发现农民经济的非组织化与社会经济的组织化矛盾是造成‘三农’问题的根本问题。只有合作社才能破解这个难题”。但如何引导和发展合作社，姜认为这对于中国政府和农民来说，都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农民合作组织发展需要三个基本条件：合作社制度（文化）、合作社法律、合作社政策。实际上，“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合作社文化和制度被严重地扭曲了，造成了谈‘合’色变的现象。这样的合作文化和制度，必然带来很多问题，真正的合作社组织得不到法律和政策支持，而难以发展壮大。”
尽管如此，姜仍然积极进行着农民合作社模式设计，并“固执”地认为按照他的模式设计的农民合作社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最好方式。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合作社发展模式呢？
其一，合作社以农户为主体。通过开展农户自愿互利合作，把农民的意愿和力量以组织的形式反映出来和动员起来。任何农民主体之外的社会力量是不能代替农民发展的。农民的发展归根结底是要依靠农民自己来完成。
其二，合作经济与合作金融一体共生的合作社组织。合作社组织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与金融制度相结合，一种是利用现有的农村金融机构实现“股权信贷”机制，使农民合作社与农村信用社相结合，形成两个组织一家人；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发展农户资金互助合作社，形成农民生产、购销和信用三位一体合作组织。单纯的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无法发展壮大的，只有合作金融与合作经济一起发展，才能完成组织农民发展合作事业。
此外，还通过建立国家引导农村经济发展机制、合作社盈余返还收入转入成积累机制和制度、合作社经济与文化社会事业同步发展机制、合作社之间的再联合等一系列制度设计，统筹经济与金融、工业与农业（市场）、国家与农民、积累与消费、经济与社会事业、经济与民主政治和合作社之间相互联系与促进关系。姜认为，这种农村经营组织体制和制度，将引导农村经济一头向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一头向农业规模化现代化发展。
社区学习与资金互助初见成效
“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走向新的合作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伟大工程，是一个人可遇不可求的伟大事业。”姜柏林告诉记者。“走自己的理想和国家民族命运相结合的正确的路。”的坚定信念，姜将他的模式设计积极付诸实践。
但推广农民合作社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虽然得到了那些有着正义、智慧的人们的支持，但困难还是相当大的，这不仅是因为没有法律和政策支持，以及农民自身经济和文化条件约束，最大的问题来自于社会‘冷漠’和‘利益的冲击’，以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体制病。”姜坦言。
尽管如此，他所创立的合作社还是次第绽放，比较典型的有三种类型：一种是股权信贷的“两社互动型”，即农民合作社与农村信用社相互促进，如梨树县太平百信农民合作社和胜利果乡农民合作社；一种是资金互助型合作社，如梨树县闫家百信资金互助合作社和河南兰考县南马庄、贺村合作社等，一种是传统的购销型合作社。
在所有这些试验中，最让姜乐道的还是梨树县闫家百信合作社。这个社自成立以来，社区学习和资金互助开展得有声有色。社员们坚持天天写日记，社员孙淑芹、李辉等，从最开始的两三个小时写不到三句话，到现在一个来小时就可写出1000多字繁简有序的文章，被认为是合作社的神奇功效。梨树县农民合作社普遍建立了社区文化学习制度，农民通过学习能准确地表达出对合作意愿的诉求。
“由于股权信贷受体制约束，很多合作社难以与农村信用社博弈，而传统的购销合作由于缺少内在的融资制度支持难以联合，资金互助，成为合作社一项基本的制度安排。”姜告诉记者。目前，梨树县资金互助合作社虽然由于受政策外部条件约束，还很难发展壮大起来，但它已经在农村扎下了根，深受农民喜爱。
资金互助制度，即农户通过入股方式组建合作社，股金主要用于合作社成员间的互相借贷，以起到联结用户和发挥农村资金蓄水池的作用。资金互助制度样本一出现，就迅速推广。姜介绍，目前，开展资金互助项目的合作社大约有50多家，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主要分布在河北、河南、山东、重庆、安徽、山西、湖北、吉林等省的一些村内合作组织内。其成员少则10来户，多则100多户，股金额度也从几百元到十几万元不等。姜柏林设计的资金互助制度，除具有一般合作组织制度外，还安排了股金设置和借贷制度等一系列运行机制。
“如果这一制度演绎起来，要比农村信用社贷款方便得多，风险防范能力强得多。但在政策调整前，只能是小规模低水平发展。”姜认为，“要发展合作社，就必须在合作社内部开展成员间的资金互助。”2006年8月5日梨树县夏家资金互助合作社成立。这是梨树县第三家资金互助组织，前两家分别是闫家和兴开城资金互助合作社。
“如果真的能有机会来为合作社工作的话，”姜柏林说，”我愿意成为中国的雷发森，将农户资金互助组织推向全国，让这种关系全局改革的制度来改变中国农民的命运。”
有人明确表态，‘你搞的那个组织太可怕了，我不会支持你！’
有的部门为抵制农民合作，不认可按政策办事，竟说‘省委书记来了也不行’！
有的领导讲，如果农民合作组织发展起来了，那供销社怎么办？
有的说，你带领农民致富奔小康是好事，但那是村长和乡党委书记的事，不是你工作的事，是不务‘正业’”……
新型农民合作社的探索者姜柏林说起其遭遇，不无感慨。虽承受种种压力，他依然故我，执着地行进在理想的大道上。
农民合作社模式的积极设计者
姜柏林，中国银监会四平监管分局官员。数年来，却干起来了与其身份毫不相干的“副业”——帮助农民组建合作社。他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定位：不是农民合作社的主体，也不是合作社的研究专家，而是一个合作社的爱好者。
这位特殊的合作社爱好者在工作之余全身心地投入到合作社中，“百信”是他创立的合作社品牌。他告诉记者，开辟出新型的中国合作社道路既是梨树县百信合作社的社员精神也是他个人的力量来源。
中国一定要发展农民合作社经济吗？姜柏林对此坚信不疑，“通过研究合作社组织和机制，我发现农民经济的非组织化与社会经济的组织化矛盾是造成‘三农’问题的根本问题。只有合作社才能破解这个难题”。但如何引导和发展合作社，姜认为这对于中国政府和农民来说，都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农民合作组织发展需要三个基本条件：合作社制度（文化）、合作社法律、合作社政策。实际上，“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合作社文化和制度被严重地扭曲了，造成了谈‘合’色变的现象。这样的合作文化和制度，必然带来很多问题，真正的合作社组织得不到法律和政策支持，而难以发展壮大。”
尽管如此，姜仍然积极进行着农民合作社模式设计，并“固执”地认为按照他的模式设计的农民合作社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最好方式。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合作社发展模式呢？
其一，合作社以农户为主体。通过开展农户自愿互利合作，把农民的意愿和力量以组织的形式反映出来和动员起来。任何农民主体之外的社会力量是不能代替农民发展的。农民的发展归根结底是要依靠农民自己来完成。
其二，合作经济与合作金融一体共生的合作社组织。合作社组织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与金融制度相结合，一种是利用现有的农村金融机构实现“股权信贷”机制，使农民合作社与农村信用社相结合，形成两个组织一家人；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发展农户资金互助合作社，形成农民生产、购销和信用三位一体合作组织。单纯的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无法发展壮大的，只有合作金融与合作经济一起发展，才能完成组织农民发展合作事业。
此外，还通过建立国家引导农村经济发展机制、合作社盈余返还收入转入成积累机制和制度、合作社经济与文化社会事业同步发展机制、合作社之间的再联合等一系列制度设计，统筹经济与金融、工业与农业（市场）、国家与农民、积累与消费、经济与社会事业、经济与民主政治和合作社之间相互联系与促进关系。姜认为，这种农村经营组织体制和制度，将引导农村经济一头向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一头向农业规模化现代化发展。
社区学习与资金互助初见成效
“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走向新的合作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伟大工程，是一个人可遇不可求的伟大事业。”姜柏林告诉记者。“走自己的理想和国家民族命运相结合的正确的路。”的坚定信念，姜将他的模式设计积极付诸实践。
但推广农民合作社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虽然得到了那些有着正义、智慧的人们的支持，但困难还是相当大的，这不仅是因为没有法律和政策支持，以及农民自身经济和文化条件约束，最大的问题来自于社会‘冷漠’和‘利益的冲击’，以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体制病。”姜坦言。
尽管如此，他所创立的合作社还是次第绽放，比较典型的有三种类型：一种是股权信贷的“两社互动型”，即农民合作社与农村信用社相互促进，如梨树县太平百信农民合作社和胜利果乡农民合作社；一种是资金互助型合作社，如梨树县闫家百信资金互助合作社和河南兰考县南马庄、贺村合作社等，一种是传统的购销型合作社。
在所有这些试验中，最让姜乐道的还是梨树县闫家百信合作社。这个社自成立以来，社区学习和资金互助开展得有声有色。社员们坚持天天写日记，社员孙淑芹、李辉等，从最开始的两三个小时写不到三句话，到现在一个来小时就可写出1000多字繁简有序的文章，被认为是合作社的神奇功效。梨树县农民合作社普遍建立了社区文化学习制度，农民通过学习能准确地表达出对合作意愿的诉求。
“由于股权信贷受体制约束，很多合作社难以与农村信用社博弈，而传统的购销合作由于缺少内在的融资制度支持难以联合，资金互助，成为合作社一项基本的制度安排。”姜告诉记者。目前，梨树县资金互助合作社虽然由于受政策外部条件约束，还很难发展壮大起来，但它已经在农村扎下了根，深受农民喜爱。
资金互助制度，即农户通过入股方式组建合作社，股金主要用于合作社成员间的互相借贷，以起到联结用户和发挥农村资金蓄水池的作用。资金互助制度样本一出现，就迅速推广。姜介绍，目前，开展资金互助项目的合作社大约有50多家，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主要分布在河北、河南、山东、重庆、安徽、山西、湖北、吉林等省的一些村内合作组织内。其成员少则10来户，多则100多户，股金额度也从几百元到十几万元不等。姜柏林设计的资金互助制度，除具有一般合作组织制度外，还安排了股金设置和借贷制度等一系列运行机制。
“如果这一制度演绎起来，要比农村信用社贷款方便得多，风险防范能力强得多。但在政策调整前，只能是小规模低水平发展。”姜认为，“要发展合作社，就必须在合作社内部开展成员间的资金互助。”2006年8月5日梨树县夏家资金互助合作社成立。这是梨树县第三家资金互助组织，前两家分别是闫家和兴开城资金互助合作社。
“如果真的能有机会来为合作社工作的话，”姜柏林说，”我愿意成为中国的雷发森，将农户资金互助组织推向全国，让这种关系全局改革的制度来改变中国农民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