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2日，朝鲜核试验给吉林珲春带来了十多秒轻微的震动，珲春街头的人群却出奇平静。发生在隔壁的核爆，像是与当地无关，当全国都在关心包括珲春在内的朝鲜周边时，这里的人们更愿意说起边境线上那些过去的故事。

核爆下的平静

　　王勇一直以为女儿是在“地震”中降生的。
　　大年初二中午时分，王勇沉浸在初为人父的紧张中，瞬间的震颤，与他不安中的颤栗几乎成了共振。听说“地震”后，他给在图们江对岸罗津港跑海鲜的兄弟打了个电话，把“地震”和“做父亲”两个消息告诉对方，得到的是恭喜和嘲笑：“什么地震，那八成又是朝鲜搞核爆呢！”
　　和大多数珲春人相仿，王勇“哦”了一声，如同在大冬天里听闻又下了场雪一般司空见惯。
　　更多的人倒是想起了前两次的经历。2006年10月9日是朝鲜第一次核爆，造成了一次规模3.6级的“人工地震”，梁明正忙着四处打电话询问到俄罗斯做生意的事，“也是几天后在网上论坛里听说的，当时没感觉。”
　　3年后的5月25日，是第二次因朝鲜核试验 “地震”，“产生的威力要比前次大些，起码我感觉到了，正在高速路上开着车呢，以为车子出了什么问题。”
　　这一次，跑车的司机金满林有些自认倒霉：“别提了，家里的房子都裂了一条手指粗的口子，我们村差不多每户屋墙都有些裂缝。”珲春市三家子乡古城村虽然也在防川公路边，却不是离朝鲜最近的村子，村里的“新农村”房是一年前建起来的，黄色的墙面仍然泛着砖土味。“大过年的，新房子裂了口……”金满林心里总觉得别扭。
　　理解金满林的人并不多。位于中朝俄三国交界地，仿佛早就习惯了边境线上的各种可能性，对岸的核试验更多是珲春当地人茶余饭后的谈资，而不足以成为他们的心头之患。
　　即便朝鲜还将进行第四、第五次核试验的消息传来，这座北方的边境小城仍是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与网络中激愤的情绪完全相反。断断续续的花炮声把城市淹没在节日的融融暖意里，玉米地里斑驳的雪迹把村庄捂在冬眠的被窝中。

闭关

　　东西两个市场是城市赖以过年的物资所在。海鲜在这两个市场的占有量常年雄踞一方。往来中朝两地的边境贸易商，从罗津港把朝鲜的物资低价购进，在这两个市场上卖出，依靠中间的差价，像罗彦涛这样的小贩一个月能赚四五千。
　　珲春对朝鲜有两个口岸：圈河口岸和沙坨子口岸。两者都是公路口岸。口岸在过年期间都是关闭的。往来于珲春和朝鲜罗津之间的小贩停止了一年的奔忙，边防军关上了口岸的铁门。
　　罗彦涛通过圈河口岸，越过图们江，最多也只能抵达罗津港。2010年3月，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取得罗津港10年租用权，借此打通了输往日本海的物流通道。罗彦涛每隔两三日就开着小面包车去一趟罗津港，运回的货物大多是朝鲜烟酒和海鲜。
　　烟酒的量是受限的，“运多了，朝鲜边防会罚款，私下里送些东西也能通融。”送的东西千奇百怪，视边防军的需要而定。“有时他们只需要一罐煤气，把空煤气罐给我们，让我们拿到這边装满送过去。总之，他们缺什么，让我们送什么。人民币倒不是他们最需要的。”
　　“在罗津港，只要有钱，什么都能买到，”罗彦涛诡秘地说：“包括冰毒。”初出道时多拿一些海鲜他都很担心：“怕卖不掉会坏。”
　　沿着圈河口岸边的公路一路往南，可抵“一眼望三国”的防川村。与平时惟一不同的是，核试验后，这条镶嵌于朝俄两国之间的公路上，边防多设了一道查证的岗哨。
　　因着“眼看三疆山川风貌，耳听三国鸡鸣狗吠”，防川成为珲春的旅游景点。冬季以外的季节，一边是绿色的湿地，一边却可见图们江潮退后的沙地。冰封的防川公路上，人迹罕至。
　　牛羊在枯黄的玉米地里勉强地搜寻果腹之食。公路靠图们江一侧，是新修起来的T字形铁丝栅栏。“栅栏是去年图们江封冻前刚修起来的，因为去年常有朝鲜人跑过来偷抢。”因为拆迁安置未果，租住到防川养牛的李义民（音）在两米高的栅栏竖起来之后仍有担忧。
　　遭殃的常常是玉米和牛羊。“天黑之后，朝鲜那边的，就过来了。”防川村民多为朝鲜族，年轻人大部分在韩国和中国南方打工，留守家中的就剩了老人和孩子。架不住对方的强取，家中但凡能吃能用的，难免被掳走一些。村政府除了修铁丝栅栏，也只能叮嘱村民，“夜间有人叫门，不要随便开。”
　　需要提防的，还有从山丘上跑下来的东北虎，“冬天山上找不到吃的，它们就要下山了。前些年，村里被老虎吃掉几个人。一男一女，男的跑得快，女的就被吃了。也奇怪，老虎吃人都是先吃头的。”
　　离珲春市区70公里的防川村，位于张鼓峰下，海拔仅3米，是吉林省的最低点。1886年由清政府钦差大臣吴大澄会同沙俄代表巴拉诺夫监立的“土”字界碑，立在号称“东方第一哨”的边防站旁边。
　　从这里到图们江入海口仅15公里，可以远眺日本海。登上附近山包上的望海阁，远处是雾气蒙蒙的日本海，近处中朝俄三国边境交会，左侧是俄罗斯的边城包德哥尔那亚，右侧隔江则是朝鲜的豆满江市。两市之间的桥面上，有货车通行。朝鲜境内，中朝间修建铁路的支架显得鹤立鸡群。

轶闻

　　大部分珲春人都或多或少听过见过一些北逃的故事，说完又会感叹：“现在北逃的人没有往年多了，管得严了。”
　　金在玉记得2000年某一日，把出租车停在火车站等客。门开了，上来一个满脸淤青的女孩。女孩不说话，也不下车。金在玉一眼看明白了她的身份。“一看就是朝鲜的，可是她不下车，我没法做生意啊！”
　　金在玉载着她往前开了一阵，路过一家饭店，见她目光不舍，知道她饿了，他停车给她买了碗面，吃完她摸摸金在玉的脸，“大概是看我有没有胡子，年纪够不够大，那意思是想跟我。”
　　当时金在玉刚刚离婚，“可是那小姑娘实在太小了，十六七岁的样子。”娶个朝鲜的媳妇，在金在玉的老家看来并不是什么光彩事，“好多都是买来的，我们村那年月有七八个，都是中国媳妇娶不到，才去买的。要真留她了，指不定人家以为我娶不到好的呢。”
　　金在玉最后把她介绍给了一个老板，“那老板已经有两房老婆了，说是让她过去做保姆，帮着小的做家务。”大半年之后，女孩给金打电话时，已经能说几句中文了，“说谢谢，说她很好。”
　　事后金在玉了解到，“她帮着老板的小老婆打理美甲店，已经能做不少活了，也攒了不少钱。”但是一年不到的功夫，老板就给金打电话，打听这女孩的去向，他才知道女孩跑了。
　　金在玉挺理解的，“我们村里那几个，最后都跑了，她们不会愿意在中国呆着的。有的自己跑到韩国去了，有的攒够了钱就逃回朝鲜了，好一些的带着中国丈夫一起到韩国去。韩国对北逃的人有很好的安置待遇，给房子，给补贴。”
　　对眼下北逃者的减少，李义民认为是中朝双方的管理严格了。所谓的严格，其实是用了“奖励举报”的政策。“谁家买了朝鲜媳妇，一般都不吱声的，不能让邻居知道，冷不丁就被举报了。这样，举报者会得到奖励，被举报者还要遭重罚。一般家里要有，也都会搬走，或者就一起想办法去韩国了。”
　　王勇羡慕他在朝鲜英皇赌场做服务员的朋友。“那里赚得多，工作也轻松些。”那个赌场曾关闭，近年又悄然启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