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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内
小说家，1973年生，现居上海。著有长篇小说系列“追随三部曲”《少年巴比伦》《追随她的旅程》《天使坠落在哪里》，长篇小说《云中人》《花街往事》《慈悲》，及短篇小说集《十七岁的轻骑兵》等。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奖年度小说家、春风图书奖年度白金作家、《南方人物周刊》年度人物。
2020年1月，路内的新作《雾行者》出版。他从上海去北京做活动，回来后不久便陷入隔离。如同身陷“雾区”。隔离期间，关于新书的一些谈话和讨论通过文字进行，即便现在行动已经不受限制，这种交流方式还是延续了下来。
这是一部在前作《云中人》完成时就取好了名字的小说，和路内钟爱的《2666》一样，由五个部分构成，人物庞杂、线索交错、横穿时空。小说中的人物们穿行于大半个中国的城市、乡村、开发区，在工厂面对高强度的管理，在外仓实现自愿放逐。文学青年和打工青年的双重身份令他们的生活有一些虚实相间的浪漫质地，他们经历不了了之的悬案，出版没有书号的小说，谈论创作、电影和诗，不断不告而别。故事从2004年讲起，前溯到1998年，最后停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其中许多内容都与路内成为小说家之前的打工经验相关。2008年，路内的第一本书《少年巴比伦》出版，曾经的文学青年正式过上了码字为生的日子。
小说中“如雾”的十年已经过去很久。但道路前方究竟是什么，我们仍没有把握。小说里那个人生经历与路内有许多重合之处的主人公，在调查外仓管理员失踪案时第一次见到海雾，他以为雾是会升起而后消散的，而同行者告诉他，“雾没有消失，只是我们暂时离开了雾区”;很快他还发现，海雾会不断地涌向陆地。如雾的感受并没有消散，那十年也可以是以当下为终点的十年，还是不知道该走哪条路，却不能原地不动，“即使徒劳，或者走反了，也得走”。
Q：疫情爆发后你不怎么出门，对时间的感受有什么变化吗？
A：时间是很容易消耗的，从冬天到夏天。在家打打電子游戏，看看书。还写一点小说。感觉也没什么东西值得写了。有朋友约吃饭，就出去一趟。疫情以来饭局变少了，以往会推掉一些，现在就全赶上也蹭不了几顿。很珍惜。每顿吃完都有阔别之感，不知哪一天再相见。也因此，又恢复了二十岁时狂饮的恶习。
Q：《雾行者》整体是现实生活和文学（艺）生活的交错并行的书写。但读起来是前所未有的丧，一方面和当下的情绪非常吻合，因为世界令人绝望和愤怒的程度前所未有，以至于生活反而过得特别麻木，甚至表面看起来是前所未有地努力，另一方面看书中人孜孜不倦谈论文学电影，又有一种戳中痛处的窘迫。
你在构思这部小说的时候是怎样的想法？它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和读者见面，你作为写作者对它有新的认识吗？
A：是挺丧的，但也豁达。我遇到的最不堪忍受的，是那种非常努力、讲话做事却不在路子上的人。这当然是日常经验，不是小说审美。在我的经验中，曾经遇到的好人们，即使丧、愤怒、伤感、追问，甚或要去报一个血仇，也仍然豁达。
这本书是2019年写的，2020年1月初出版，我当然没想过要为某个过去的时段做“总结”，对作者产生的意义也许会扩及部分读者，但肯定不是所有人。我只能说，经过这半年，我也像小说里的主人公一样，越来越不信任什么观念和事实，只愿意信任一种合乎原则的态度。
Q：大家都很喜欢提你的小镇工厂经验，这仍然是你作品的一个显在的题材。不过现在你已经定居上海专职写作很久，这另一种生活的经验对你的写作是否意味着什么？
A：小镇是没有国营工厂的，我写的大部分是地级市。不过这不重要。过去中国的地级市也无不带有小镇气息，说北京是大农村算是一种调侃。细究起来当然差别很大。现在住在上海情况也差不多，我不是那种地域偏执狂，住一个地方熟了、吃饭穿衣顺手了，也就能安顿下来。一种生活如果未能与人的情感产生关联（比如工厂生活），那是不太值得讨论的，亦难以反思，因为你大概率是按照别人的观点进行反思。那些人搞不好就是一个不在路子上的人，何必呢。也不提倡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法来分析夫妻儿女，遑论自己，很可怕的。所谓可贵的经验通常是隐秘的、独特的、未被言说的。
Q：你的小说主人公大多话痨（或是心理活动上的话痨），很自说自话，这好像构成了你小说气质的一部分，不知道这是否也和你自己有部分重叠。你塑造人物的方式是怎样的？
A：“追随三部曲”（《少年巴比伦》《追随她的旅程》《天使坠落在哪里》）是话痨形式的，《花街往事》和《慈悲》不是。话痨式的主人公一直是小说中很常见的路数，要写得好挺难的。塑造人物是一门功课，它已经被高度模式化了，就像一个RPG游戏，剑士、魔术师、美少女一起去打怪，还再加一个爱说笑话的盗贼吧。齐活了。这就是当下的故事模式。它非常有利于区分人物，甚至靠听觉就能分出来，是一种商业卡通化的结果。学好塑造人物的功课当然很重要，是小说的基本课，但它也很容易庸俗化，变成卡通。
小说人物可以是复杂的，也可以是简化的。就复杂人物来说，想象一下自己是演员，给你演这么一个角色，你无法一下子表达出他的样子，你尝试之后发现他有秘密的地方，你可能没达到，也可能用力过度，不是动用你的表演经验那么简单，必须代入一部分自我去理解他。这是复杂人物的塑造方法。
Q：《雾行者》篇幅可以说巨大，它是下笔之后自然发展到这个体量，还是说你立了flag要写大长篇？
A：这是一个在我30岁时候就想写的小说，在心里已经盘算了多年。它会变得漫长，难以解释。2014年开始写的时候，我估算是50万字。现在看来，大差不差。
Q：小说里玄雨说，“文字廉价的时代即将到来”。这话今天来看连修辞意味都没了，简直是没有阐释空间的事实本身。作为曾经（和小说中同一个时代）的文学青年和现在的作家，你怎么看这个预言？
A：讲得太好了，修辞变成了现实。不过，在互联网初期（也就是二十年前），大家还是心怀希望的。我想原因在于，那个年代上网的大部分是年轻人，各玩各的BBS，“分众”这个概念做得很好;可以肯定没有人在引导话语，这种自发的言说，在文字权威看来，是“廉价”的，但也是溢出于他们的掌控的。我也喜欢那个年代的街拍，因为有了数码相机才敢这么大量的胡拍。现在谁还会再谈“分众”呢？过时的概念。现在要把所有人的话语都囊括进来。一个视频2亿点击才能骗点广告费，2亿，就不好意思再提分众了。这种力量在某些事物面前是好的，比如大众平权。但是，当它成为“力量”之后，事情总不那么单纯，有人想赚钱，有人想掌权。有一天我在豆瓣上看到我的旧书下面有一条短评，大意是说，原来十年前的人们评论小说是这样温柔敦厚啊。我也十分感叹。我们可能已经进入另一个世界了。
Q：新小说进展到什么阶段了？
A：写了8万字，不知道会写多长。
Q：最近在读什么书？有什么可以推荐给读者的吗？
A：在读朋友的新书，朱琺的《安南怪谈》。关于越南的奇闻异志，经过重塑的一部小说。有点像卡尔维诺这一系出来的。他经常去越南，古文和现代文的功底好，想象力也好，写出来特别有趣。另一本是女作家林棹的长篇小说《流溪》，这是一位新作者，小说语言很不一样。她从小在深圳长大，难得有深圳本土作家出现，小说中的岭南风味不同于移民过去的作者。最后一本是张悦然的《顿悟的时刻》，是她的首部小说评论集。她一直在人民大学教小说写作，这本书也是积累很久才完稿的，可以看到她细读文本的能力，相当不俗。
小说家，1973年生，现居上海。著有长篇小说系列“追随三部曲”《少年巴比伦》《追随她的旅程》《天使坠落在哪里》，长篇小说《云中人》《花街往事》《慈悲》，及短篇小说集《十七岁的轻骑兵》等。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奖年度小说家、春风图书奖年度白金作家、《南方人物周刊》年度人物。
2020年1月，路内的新作《雾行者》出版。他从上海去北京做活动，回来后不久便陷入隔离。如同身陷“雾区”。隔离期间，关于新书的一些谈话和讨论通过文字进行，即便现在行动已经不受限制，这种交流方式还是延续了下来。
这是一部在前作《云中人》完成时就取好了名字的小说，和路内钟爱的《2666》一样，由五个部分构成，人物庞杂、线索交错、横穿时空。小说中的人物们穿行于大半个中国的城市、乡村、开发区，在工厂面对高强度的管理，在外仓实现自愿放逐。文学青年和打工青年的双重身份令他们的生活有一些虚实相间的浪漫质地，他们经历不了了之的悬案，出版没有书号的小说，谈论创作、电影和诗，不断不告而别。故事从2004年讲起，前溯到1998年，最后停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其中许多内容都与路内成为小说家之前的打工经验相关。2008年，路内的第一本书《少年巴比伦》出版，曾经的文学青年正式过上了码字为生的日子。
小说中“如雾”的十年已经过去很久。但道路前方究竟是什么，我们仍没有把握。小说里那个人生经历与路内有许多重合之处的主人公，在调查外仓管理员失踪案时第一次见到海雾，他以为雾是会升起而后消散的，而同行者告诉他，“雾没有消失，只是我们暂时离开了雾区”;很快他还发现，海雾会不断地涌向陆地。如雾的感受并没有消散，那十年也可以是以当下为终点的十年，还是不知道该走哪条路，却不能原地不动，“即使徒劳，或者走反了，也得走”。
Q：疫情爆发后你不怎么出门，对时间的感受有什么变化吗？
A：时间是很容易消耗的，从冬天到夏天。在家打打電子游戏，看看书。还写一点小说。感觉也没什么东西值得写了。有朋友约吃饭，就出去一趟。疫情以来饭局变少了，以往会推掉一些，现在就全赶上也蹭不了几顿。很珍惜。每顿吃完都有阔别之感，不知哪一天再相见。也因此，又恢复了二十岁时狂饮的恶习。
Q：《雾行者》整体是现实生活和文学（艺）生活的交错并行的书写。但读起来是前所未有的丧，一方面和当下的情绪非常吻合，因为世界令人绝望和愤怒的程度前所未有，以至于生活反而过得特别麻木，甚至表面看起来是前所未有地努力，另一方面看书中人孜孜不倦谈论文学电影，又有一种戳中痛处的窘迫。
你在构思这部小说的时候是怎样的想法？它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和读者见面，你作为写作者对它有新的认识吗？
A：是挺丧的，但也豁达。我遇到的最不堪忍受的，是那种非常努力、讲话做事却不在路子上的人。这当然是日常经验，不是小说审美。在我的经验中，曾经遇到的好人们，即使丧、愤怒、伤感、追问，甚或要去报一个血仇，也仍然豁达。
这本书是2019年写的，2020年1月初出版，我当然没想过要为某个过去的时段做“总结”，对作者产生的意义也许会扩及部分读者，但肯定不是所有人。我只能说，经过这半年，我也像小说里的主人公一样，越来越不信任什么观念和事实，只愿意信任一种合乎原则的态度。
Q：大家都很喜欢提你的小镇工厂经验，这仍然是你作品的一个显在的题材。不过现在你已经定居上海专职写作很久，这另一种生活的经验对你的写作是否意味着什么？
A：小镇是没有国营工厂的，我写的大部分是地级市。不过这不重要。过去中国的地级市也无不带有小镇气息，说北京是大农村算是一种调侃。细究起来当然差别很大。现在住在上海情况也差不多，我不是那种地域偏执狂，住一个地方熟了、吃饭穿衣顺手了，也就能安顿下来。一种生活如果未能与人的情感产生关联（比如工厂生活），那是不太值得讨论的，亦难以反思，因为你大概率是按照别人的观点进行反思。那些人搞不好就是一个不在路子上的人，何必呢。也不提倡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法来分析夫妻儿女，遑论自己，很可怕的。所谓可贵的经验通常是隐秘的、独特的、未被言说的。
Q：你的小说主人公大多话痨（或是心理活动上的话痨），很自说自话，这好像构成了你小说气质的一部分，不知道这是否也和你自己有部分重叠。你塑造人物的方式是怎样的？
A：“追随三部曲”（《少年巴比伦》《追随她的旅程》《天使坠落在哪里》）是话痨形式的，《花街往事》和《慈悲》不是。话痨式的主人公一直是小说中很常见的路数，要写得好挺难的。塑造人物是一门功课，它已经被高度模式化了，就像一个RPG游戏，剑士、魔术师、美少女一起去打怪，还再加一个爱说笑话的盗贼吧。齐活了。这就是当下的故事模式。它非常有利于区分人物，甚至靠听觉就能分出来，是一种商业卡通化的结果。学好塑造人物的功课当然很重要，是小说的基本课，但它也很容易庸俗化，变成卡通。
小说人物可以是复杂的，也可以是简化的。就复杂人物来说，想象一下自己是演员，给你演这么一个角色，你无法一下子表达出他的样子，你尝试之后发现他有秘密的地方，你可能没达到，也可能用力过度，不是动用你的表演经验那么简单，必须代入一部分自我去理解他。这是复杂人物的塑造方法。
Q：《雾行者》篇幅可以说巨大，它是下笔之后自然发展到这个体量，还是说你立了flag要写大长篇？
A：这是一个在我30岁时候就想写的小说，在心里已经盘算了多年。它会变得漫长，难以解释。2014年开始写的时候，我估算是50万字。现在看来，大差不差。
Q：小说里玄雨说，“文字廉价的时代即将到来”。这话今天来看连修辞意味都没了，简直是没有阐释空间的事实本身。作为曾经（和小说中同一个时代）的文学青年和现在的作家，你怎么看这个预言？
A：讲得太好了，修辞变成了现实。不过，在互联网初期（也就是二十年前），大家还是心怀希望的。我想原因在于，那个年代上网的大部分是年轻人，各玩各的BBS，“分众”这个概念做得很好;可以肯定没有人在引导话语，这种自发的言说，在文字权威看来，是“廉价”的，但也是溢出于他们的掌控的。我也喜欢那个年代的街拍，因为有了数码相机才敢这么大量的胡拍。现在谁还会再谈“分众”呢？过时的概念。现在要把所有人的话语都囊括进来。一个视频2亿点击才能骗点广告费，2亿，就不好意思再提分众了。这种力量在某些事物面前是好的，比如大众平权。但是，当它成为“力量”之后，事情总不那么单纯，有人想赚钱，有人想掌权。有一天我在豆瓣上看到我的旧书下面有一条短评，大意是说，原来十年前的人们评论小说是这样温柔敦厚啊。我也十分感叹。我们可能已经进入另一个世界了。
Q：新小说进展到什么阶段了？
A：写了8万字，不知道会写多长。
Q：最近在读什么书？有什么可以推荐给读者的吗？
A：在读朋友的新书，朱琺的《安南怪谈》。关于越南的奇闻异志，经过重塑的一部小说。有点像卡尔维诺这一系出来的。他经常去越南，古文和现代文的功底好，想象力也好，写出来特别有趣。另一本是女作家林棹的长篇小说《流溪》，这是一位新作者，小说语言很不一样。她从小在深圳长大，难得有深圳本土作家出现，小说中的岭南风味不同于移民过去的作者。最后一本是张悦然的《顿悟的时刻》，是她的首部小说评论集。她一直在人民大学教小说写作，这本书也是积累很久才完稿的，可以看到她细读文本的能力，相当不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