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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你在大学学的是包装设计专业，怎么后来做了新闻记者？
杨：我开始接触摄影，是在大学入学时阴错阳差加入摄影协会开始的，然后一发不可收拾。那时候对摄影知识已经达到渴求的地步，有时候都忍不住逃课跑到图书馆看摄影和设计方面的书籍，一边借着别人的胶片相机尝试拍自己想要的照片，就这样“折腾”了四年。不过虽然翘课，我还是会抽时间补习专业课，毕竟在大学学业还是第一位的。在对摄影的好奇劲过了之后，我开始接触新闻摄影。也就是在不断接触新闻摄影之后，我更觉得我应该拿着相机记录一些什么。于是，在大学毕业之后，我并没有选择非常好就业的包装行业，而是考入株洲晚报社，开始从事新闻摄影记者。
现在回过头来想，我来做摄影记者也是对的。毕竟从中积累的绘画底子还是给了我的摄影不小的帮助，尤其是美学修养这方面。
郑：从2004年至今，你也在四五家媒体先后工作过，这些具体的工作环境的改变是出于什么原因？
杨：媒体人都是高度工具化的，一个合格的媒体人，只是某一个媒体单位最合乎标准的产品生产者，你生产的内容产品是需要符合所在媒体的气质的。当自我认知达所供职的媒体有差距时，改变也就理所当然了。
我目前一共供职过四家媒体，从关注“小城故事”的《株洲晚报》，再到关注都市的《三湘都市报》，到参与国内大事件报道的《潇湘晨报》，再到关注城市与社会的《晨报周刊》。这是我自我认知的一个过程，也是我认为一个新闻记者从渴望参与大事件，再沉下心来关注身边的成长过程。
郑：李楠在评论文章中的开始部分，设定了一个情境，从“从职业摄影师群体的困局与他个人的痛苦写起”。特别提到“作为研究者，我特别关注摄影师专业生涯中那些沮丧、痛苦、挫败的部分”，你能否具体地谈谈你所经历的“那些沮丧、痛苦、挫败”？
杨：我觉得李楠老师所说的“那些沮丧、痛苦、挫败” ，主要是来源于价值观的不被认同。在我看来这种认同感是弥足珍贵的。很多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干我们这行的人像一个在校的高中生，拼劲全力的和班主任老师斗。让老师认可自己的某种行为，但是这个过程和成功的概率都是非常的低的。还有一点就是对于技术尊敬，在目前这种体制下还很难做到。
郑：面对每一个具体的拍摄对象和报道题材，你会事先去考虑采用某种形式，或者是构思某些画面来表现吗？
杨：在当前的报道语境下，一个摄影师在开题之前是必须考虑报道整体效果和传播的。什么子弹用什么枪，报道形式和表现手法，很像一个摄影师的武器库，只有不断地丰富自己的武器，才能让自己面对任何报道都能有突破。我也在不断丰富，例如《上帝给了我们一张沙发》和《离开网购我们还剩下什么》，相信你们可以看到。
郑：看到你在报道摄影的语言上不断地做出新的尝试，传统报道的故事性越来越被稀释掉了。这种变化你是怎么考虑的？
杨：摄影自诞生之日起就是多元的，而不是被简单粗暴的分成纪实和艺术。有一个很好的现象是目前这种粗暴的隔断变得愈发渺小，传播手段的丰富让题材有了很多维度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时代，呈现的形式变得丰富多彩，所以这也要求摄影师更多的尝试和创新。
郑：这种摄影语言的转变，仅仅是出于你自身的需要所做的改变，还是同时也有外部的原因？比如，纪实摄影环境的改变，媒介的不断发展，传播渠道的多维，等等。
杨：这个世界已经变的得我们不应该怀念简单的过去。载体在变，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作为摄影师开题方向、角度已经不能单一扁平地仅仅满足报纸的传播，报纸只是现在传播链条中很小一部分，摄影记者都应该拥抱新媒体。照相工具的普及，让摄影的门槛低了，但是对靠摄影吃饭的人来说要求越来越高了，也就是专业性要求越来越大了。其次，我觉得摄影记者的专业应该体现在对事物理解上吧，就是说“三观正不正”的问题。其次，摄影记者还应该沉下来，应该看到这个时代的很多面，而不只关注眼前和表象。
郑：你的个人简介中有一句话：“面对诱惑和选择，坚持做纪实影像的优秀摄影人越来越少”，为什么会越来越少？
杨：这句话其实放在每一个时代意义都是一样的，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欲望和追求，而坚守总是这个时代最为晦涩难懂的部分。摄影在功利主义面前，坚守尤为重要。
每个人都面临着生存的问题，有时候也并不是坚守这么简单。最近我和一个朋友聊到“60后”、“70后”摄影师群体，那时的许多摄影师在西藏、农村一呆就是几年，那个时候条件是非常艰苦的，甚至温饱都有问题，但他们还是坚持下来了，所以成了大师成了名家。
而现在“80后”摄影师大部分都没受过苦，没有经历过大饥荒的时代，把一个80后摄影师放在一个没有网络的地方，条件艰苦的地方有多少人能够坚持下来。世界充满太多的诱惑，我觉得现在对年轻人来说最缺的是坚持，如果要这样说，我觉得最困难的是坚持。缺乏长时间做好一件事的坚持。
郑：尤其是在今年的腾讯、新浪摄影颁奖现场，一些身居传统媒体的获奖者表达了对当前报道摄影环境的失望，你作为这两个奖项的双料获得者，你个人与这种大的生存环境是怎样共生的？未来还会怎样？
杨：学生时代，我特别喜欢看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喜欢故事里面的那种侠骨柔情。我觉得报道摄影，也应该是这样子的。任何时代，铁肩担道义都是每一个新闻人的责任。我们只是笔枪上加镜吧，用图片记录社会和历史。
为什么还在坚持？我的理解放大来说，是我心底里还有那么一个小理想：应该记录、留存一些东西可以照亮历史的。放小来说，任何时代一技傍身，都足以裹腹的。摄影是技术活，说白了就是手艺人，只有不断更新自己手艺才不会被淘汰。
郑：“照片不仅仅是记录，照片也是观点”，你觉得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
杨：你按下快门的那个瞬间，其实就表明了你对这个事情的态度。所以在这个事件中，你不可能是中立的，照片会透露你偏左或者偏右的立场。现在摄影的门槛越来越低，但是对职业摄影师的要求越来越高了，这高度我觉得就是一个职业摄影师的观点、态度、感受和对一个新闻事件的理解。
杨：我开始接触摄影，是在大学入学时阴错阳差加入摄影协会开始的，然后一发不可收拾。那时候对摄影知识已经达到渴求的地步，有时候都忍不住逃课跑到图书馆看摄影和设计方面的书籍，一边借着别人的胶片相机尝试拍自己想要的照片，就这样“折腾”了四年。不过虽然翘课，我还是会抽时间补习专业课，毕竟在大学学业还是第一位的。在对摄影的好奇劲过了之后，我开始接触新闻摄影。也就是在不断接触新闻摄影之后，我更觉得我应该拿着相机记录一些什么。于是，在大学毕业之后，我并没有选择非常好就业的包装行业，而是考入株洲晚报社，开始从事新闻摄影记者。
现在回过头来想，我来做摄影记者也是对的。毕竟从中积累的绘画底子还是给了我的摄影不小的帮助，尤其是美学修养这方面。
郑：从2004年至今，你也在四五家媒体先后工作过，这些具体的工作环境的改变是出于什么原因？
杨：媒体人都是高度工具化的，一个合格的媒体人，只是某一个媒体单位最合乎标准的产品生产者，你生产的内容产品是需要符合所在媒体的气质的。当自我认知达所供职的媒体有差距时，改变也就理所当然了。
我目前一共供职过四家媒体，从关注“小城故事”的《株洲晚报》，再到关注都市的《三湘都市报》，到参与国内大事件报道的《潇湘晨报》，再到关注城市与社会的《晨报周刊》。这是我自我认知的一个过程，也是我认为一个新闻记者从渴望参与大事件，再沉下心来关注身边的成长过程。
郑：李楠在评论文章中的开始部分，设定了一个情境，从“从职业摄影师群体的困局与他个人的痛苦写起”。特别提到“作为研究者，我特别关注摄影师专业生涯中那些沮丧、痛苦、挫败的部分”，你能否具体地谈谈你所经历的“那些沮丧、痛苦、挫败”？
杨：我觉得李楠老师所说的“那些沮丧、痛苦、挫败” ，主要是来源于价值观的不被认同。在我看来这种认同感是弥足珍贵的。很多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干我们这行的人像一个在校的高中生，拼劲全力的和班主任老师斗。让老师认可自己的某种行为，但是这个过程和成功的概率都是非常的低的。还有一点就是对于技术尊敬，在目前这种体制下还很难做到。
郑：面对每一个具体的拍摄对象和报道题材，你会事先去考虑采用某种形式，或者是构思某些画面来表现吗？
杨：在当前的报道语境下，一个摄影师在开题之前是必须考虑报道整体效果和传播的。什么子弹用什么枪，报道形式和表现手法，很像一个摄影师的武器库，只有不断地丰富自己的武器，才能让自己面对任何报道都能有突破。我也在不断丰富，例如《上帝给了我们一张沙发》和《离开网购我们还剩下什么》，相信你们可以看到。
郑：看到你在报道摄影的语言上不断地做出新的尝试，传统报道的故事性越来越被稀释掉了。这种变化你是怎么考虑的？
杨：摄影自诞生之日起就是多元的，而不是被简单粗暴的分成纪实和艺术。有一个很好的现象是目前这种粗暴的隔断变得愈发渺小，传播手段的丰富让题材有了很多维度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时代，呈现的形式变得丰富多彩，所以这也要求摄影师更多的尝试和创新。
郑：这种摄影语言的转变，仅仅是出于你自身的需要所做的改变，还是同时也有外部的原因？比如，纪实摄影环境的改变，媒介的不断发展，传播渠道的多维，等等。
杨：这个世界已经变的得我们不应该怀念简单的过去。载体在变，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作为摄影师开题方向、角度已经不能单一扁平地仅仅满足报纸的传播，报纸只是现在传播链条中很小一部分，摄影记者都应该拥抱新媒体。照相工具的普及，让摄影的门槛低了，但是对靠摄影吃饭的人来说要求越来越高了，也就是专业性要求越来越大了。其次，我觉得摄影记者的专业应该体现在对事物理解上吧，就是说“三观正不正”的问题。其次，摄影记者还应该沉下来，应该看到这个时代的很多面，而不只关注眼前和表象。
郑：你的个人简介中有一句话：“面对诱惑和选择，坚持做纪实影像的优秀摄影人越来越少”，为什么会越来越少？
杨：这句话其实放在每一个时代意义都是一样的，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欲望和追求，而坚守总是这个时代最为晦涩难懂的部分。摄影在功利主义面前，坚守尤为重要。
每个人都面临着生存的问题，有时候也并不是坚守这么简单。最近我和一个朋友聊到“60后”、“70后”摄影师群体，那时的许多摄影师在西藏、农村一呆就是几年，那个时候条件是非常艰苦的，甚至温饱都有问题，但他们还是坚持下来了，所以成了大师成了名家。
而现在“80后”摄影师大部分都没受过苦，没有经历过大饥荒的时代，把一个80后摄影师放在一个没有网络的地方，条件艰苦的地方有多少人能够坚持下来。世界充满太多的诱惑，我觉得现在对年轻人来说最缺的是坚持，如果要这样说，我觉得最困难的是坚持。缺乏长时间做好一件事的坚持。
郑：尤其是在今年的腾讯、新浪摄影颁奖现场，一些身居传统媒体的获奖者表达了对当前报道摄影环境的失望，你作为这两个奖项的双料获得者，你个人与这种大的生存环境是怎样共生的？未来还会怎样？
杨：学生时代，我特别喜欢看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喜欢故事里面的那种侠骨柔情。我觉得报道摄影，也应该是这样子的。任何时代，铁肩担道义都是每一个新闻人的责任。我们只是笔枪上加镜吧，用图片记录社会和历史。
为什么还在坚持？我的理解放大来说，是我心底里还有那么一个小理想：应该记录、留存一些东西可以照亮历史的。放小来说，任何时代一技傍身，都足以裹腹的。摄影是技术活，说白了就是手艺人，只有不断更新自己手艺才不会被淘汰。
郑：“照片不仅仅是记录，照片也是观点”，你觉得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
杨：你按下快门的那个瞬间，其实就表明了你对这个事情的态度。所以在这个事件中，你不可能是中立的，照片会透露你偏左或者偏右的立场。现在摄影的门槛越来越低，但是对职业摄影师的要求越来越高了，这高度我觉得就是一个职业摄影师的观点、态度、感受和对一个新闻事件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