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中，作者为了更好地表现主题、凸显创作意图，往往借助孩子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表现人物的性格；或寄希望于孩子，让他们承载作家的光荣与梦想、在他们身上寄托憧憬与美好。
　　在鲁迅的小说《故乡》中，“我”是一个“少小离家中年回”的愤世嫉俗的知识分子，因生活原因，必须回家卖掉老房子，接走自己的母亲和侄子“宏儿”，就这样与闰土哥不期而遇。闰土在“多子、饥荒、兵、匪、官、绅”的多重压迫下，由过去的“小英雄”变成了现在的“木偶人”。因生活的困窘、阶层的差异，他对“我”的称呼由过去的“迅哥儿”变成了现在的“老爷”；关系由亲密无间、无话不谈变得隔膜而遥远。作者因此而拷问：帝制被推翻了，为什么尊卑制度、等级观念依然存在呢？革命成功了，为什么农民依然贫困，农村依然萧条呢？但又苦于寻不到答案，找不到济世的良方，转而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宏儿和水生的身上：“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新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什么样的生活才叫“新的生活”呢？作者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朦朦胧胧的，“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但有一点是非常肯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而不是有尊卑之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融洽和谐的，而不是隔膜冷淡的；人通过劳动，应该能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宏儿和水生就承载了作者这样的理想和希望。尽管渺茫、朦胧，“地上本没有路”，但“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毕竟有了一抹亮色、生机。
　　美国作家弗·达尔的《离别的礼物》围绕一个世界普遍关注的社会伦理问题展开。彼得的父亲为了和“脸蛋光得有点刺眼，活像个洋娃娃的女人”结婚，听从了未婚妻的话，决定把父亲送进孤老院，彼得依依不舍。在临别前的夜晚，当这个女人为一床双层毛毯而喋喋不休时，彼得忍不住了，要把它“剪成两半”，因为“一床毯子足够送走一个老头，省下一半，留着以后会用得着的”。大家都沉默了，接着哭成了一团：爷爷的伤心、父亲的后悔、女人的良心发现，尽在哭泣之中，小说到此戛然而止，让人回味。彼得和爷爷的对话，让读者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在对话中，爷爷的宽厚仁慈、爸爸的孝顺软弱、女人的幡然醒悟跃然纸上。彼得最后的建议，让读者看出他除了善良懂事之外，还有机智聪明的一面，他的所作所为，集中体现了作家的生活理想：人应该学会感恩，父母的衰老换来了子女的成长，子女的赡养是父母的依靠；人应该具有同情心，人都会有衰老的一天，老人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大人应该向孩子学习，孩子身上集中了人类应当具备的道德和价值取向。
　　在莫泊桑的小说《我的叔叔于勒》中，菲利普夫妇是一对“虚荣势利、自私贪婪”的人，他们的性格决定了他们待人处世的态度“一切以金钱为转移”：当于勒糟蹋了钱财，花光了自己应得的遗产并“大大占用了我父亲应得的那一部分”后，菲利普夫妇眼中的于勒就是“坏蛋”“流氓”，打发于勒去了美洲；当于勒说“我发了财就会回哈佛尔的，那时我们就可以一起快活地过日子了”，菲利普夫妇心中的于勒又是一个“好心的人”“有良心的人”，对他是日思夜盼；当于勒沦为一个“又老又脏，满脸皱纹”的乞丐时，他们眼中的于勒再次变回了一个“贼”“流氓”，于是他们躲得无影无踪，“别叫这个小子又回来吃咱们”。作者看到了人的心灵被金钱扭曲、社会被金钱异化的现实，但又无能为力，于是设计了“若瑟夫”这样的角色，来承担改造社会的大任。若瑟夫最初在父母炫耀、姐姐急盼于勒衣锦还乡时，他没有任何反应，心如止水。当看到于勒“满是皱纹的水手的手”“又老又穷苦的脸”，他心里默念“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并慷慨地给了10个铜子的小费。他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男孩子，不满意父母的做法，寄于勒以深深的同情，通过内心反复呼唤、给小费这样的举动来表达自己无声的反抗、对成人社会的不满。莫泊桑在批判现实社会的同时还给出了济世的药方，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的主题胜出《项链》一筹。
　　正是因为有了善良纯真、乐于助人、心底无私的水生、阿发等人，江南的水乡才如水晶般剔透、梦幻般摇曳，江南的《社戏》才令人回味、让人神往。《皇帝的新装》中，所有的成年人为了自己的私利，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戴上了面具，生活在瞒和骗、虚伪和谎言中，唯有无所顾忌的孩子敢于讲真话，掀开了黑暗社会的一角，让人看到了希望和美好，看到了未来光明的一面。孩子，有时也是社会的先知、道德的化身。
　　有良知的中外作家通过揭示现实生活中的假、丑、恶现象，表达他们“兼济天下”的使命感、责任感，并试图通过天真无邪、纯洁善良的未来世界主人——孩子的形象，寄托他们追求真、善、美，憧憬美好的生活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