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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前，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历时两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结束。最初从江西于都河出发的八万多名红军将士，仅有数千人到达终点，却积蓄了足以改变整个中国命运的力量
1934年10月16日，红一军团一师三团政治处总支书记萧锋突然接到命令：下午4时出发。
次日，在行至卦江时，战士们忍不住了，不断问他：“总支书，队伍开到哪里去？”
萧锋无法回答，他只是听说，向南行动。
无人知晓自己的最终命运，除了当时有权作出命运安排的那个叫作“三人团”的成员：李德、博古、周恩来。
8.6万红军就这样告别三年孕育出来的“红色王国”，仓促踏上征程。
这一走，就是两年有余，红军跨越了大半个中国，最终在大西北的黄土地上落了脚。
最初淌过于都河的那些将士，大多数倒在了二万五千里的漫漫征途上。而幸存的有生力量不断壮大，十多年后夺取了全国政权。
“跟着走”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曾问父亲：“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
“跟着走。”邓小平回答了三个字。
彼时的邓小平，因支持毛泽东路线而受到李德、博古临时中央的处分，于长征前一年多就已被撤销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一职，去了《红星报》当主编。
撤退计划出炉后，周恩来亲自通知了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的司令员和政委。他详细告知了计划路线——向西出征，穿过国民党部队四道封锁线，尔后向湘鄂边境挺近，与在那里领导红二、六军团的贺龙会合。据当时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说，除此之外，低于这一级的干部都没有被告知具体计划。
听到转移的消息时，33岁的红军高级指挥员陈毅已经在病床上躺了整整六周。这之前，他率部在一个叫老营盘的山谷与国民党军交上火。在各团阵地上巡视时，一颗炮弹落在他身后，右胯骨粉碎性骨折。
眼看十月金秋已经来了，陈毅的腿上还打着石膏，哪儿也去不了。
一个老朋友的出现带来了答案，这个人是周恩来。他带来一个令陈毅高兴不起来的消息——临时中央决定让他留守苏区。
与陈毅一同留守可供支配的部队听起来数目不少，2.5万至3万人，但其中至少1万人是和他一样的病号。1.6万战斗人员中，仅有六七千人受过正规训练，其余为赤卫队或机关人员，许多人从未摸过枪。
当时被指派留守的另一位红军高级领导人项英主张硬碰硬，而不是采纳陈毅的打游击战术。结果，留守人员遭受巨大损失。据陈丕显将军后来回忆，十个人里头大概有一个人活着。
仓促转移真相
我们无法确切知道长征出发的时间点是在何时何地决定。迄今为止，关于长征准备工作的具体指示、备忘录或者命令仍未被发掘。
据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时回忆，准备出发时只由博古、李德和他组成的“三人团”开过两次会，政治局并没有开会研究。
但学界有种说法认为，8.6万人的队伍选择在10月18日浩浩荡荡渡过于都河，是源于潜伏在白区的地下党员项与年的通风报信。
项与年，中共中央特科人员，长征前被安插在国民党军粤系将领莫雄手下。莫雄担任德安地区专员兼保安司令，与中共地下组织有情报关系。
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召开整军会议。由德国顾问赛克特制订的“铁桶计划”据传在这个会上完成部署，顾名思义，即在中央苏区四面构筑碉堡，形成铁桶一般的包围圈后，于11月發动总攻。
自称参会的莫雄下山后立即通知了项与年。项与年化装成乞丐通过封锁线赶到了瑞金，将情报交给了老上级周恩来。
国民党军总攻在即，形势十分危急。北面，国民党中央军重兵所在，向东或向南走是大海的方向，难以回旋。“三人团”于是决定，将原定于10月底11月初突围转移的时间提前至10月下旬，而具体路线则是向西突围至湘西与贺龙会师。
10月初，中共与广东军阀陈济棠达成了“必要时假道”即在赣粤交界处放开缺口的协定。临时中央决定，将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一、三、五、八、九军团8.6万人组成野战军，于10月中旬突围西征。
对于项与年送情报一说，赣州市委党史办公室原副主任凌步机并不赞同。一来，他对莫雄作为国民党德安地区专员是否有资格参加庐山整军会议存疑。已公开的蒋介石档案记载，上官云相、杨虎城、徐源泉、孙连仲、张印湘、梁冠英等将领参会。二来，“蒋介石8月27日电令东路、北路军于9月底到达石城、古龙岗与兴国一线。而李德通过无线电情报获悉敌军把发动新的进攻日期提前了一个月”。在凌步机看来，李德获悉的这份情报，更有可能是长征出发时间定在10月下旬的直接原因。
“长征的准备工作至少在长征前半年就开始了。”李德的翻译伍修权认为。他的依据是，大规模扩红和拆卸、包装重型装备所花费的时间恰好约半年。
血的教训
出发前，所有人的干粮袋里都储存了十天的粮食，很多人领到了过冬的棉衣。他们都知道这是冲出包围圈离开苏区，但未料到日后将落脚于中国的西北角。
渡河是转移的第一个考验。好在是枯水期，当时的于都河面也就六百多米宽，深一米到三米，人马毫不费力便能涉水而过。
从于都雇用的几千名挑夫，挑着各色家当——兵工厂里笨重的造子弹机器和重新装填空弹筒的压床、银行印钞票的纸币铸版、满载文件的箱子、印刷机、收发报机……红军医院带上了X光机甚至伤员的尿壶。
为了不让国民党军的战斗机发现，渡河选在夜间。10月18日的夜色很美，清风徐徐，月朗星稀，时而还伴着水声潺潺、蛙声片片。
刚踏上征程的队伍步伐舒缓，越往后，狭窄而崎岖的山路，秩序开始凌乱。终于，在来到湘江周围的第四道封锁线时，这支冗长的部队经历了血的教训。
湘江是从广西到湖南的主要通道，江两岸藓石成林，巨石直插云霄。此时，蒋介石调集各路军阀，总计数十万人利用湘江做屏障，前堵后截，企图将红军全部围歼于此。 当中央红军分三路纵队来到湘江东岸时，萧锋所在的红一军团与红九军团被划为靠近北面全州一侧的右纵队，靠南界首一侧的左纵队则是红三、红八军团，他们接到的命令，是掩护中间的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强渡湘江。
其实江水很浅，红军本应在两三天就全部趟水过江。不幸的是，笨重的辎重队伍在后面拖延长达五十多里，红军在崎岖小道上缓缓而行。
“有时候一天只走二十多里。这就使敌人主力纵队赢得了追击的时间，而我们则陷入数十万敌军的伏击圈。”开国中将张震当时是红军的一名基层干部，在这场战斗中，他所在的红五师第十团伤亡人数近半。
而红一军团也面临薛岳、李宗仁、白崇禧、周浑元、李云杰等军阀兵分五路的夹击。在萧锋的记忆里，湘江苦战时，敌军就像鞋上的烂泥巴，总也甩不掉，今天甩了这股，明天又碰上另外一股。
最后，红三军团的第十八团，红五军团的第三十四师大部分指战人员没能到达江对岸。第三十四师担任殿后任务，面对十倍于己的敌军，最终全师七千多人仅剩九十多人。湘江战役后，整个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至三万多人。
“像经过一场
暴风雨的大树”
喋血湘江，迫使红军将那些沉重的装备一股脑扔进了江里。另一个结果是，存活下来的红军将士点燃了要求改变现状的强烈情绪，直接促成了“黎平转兵”和遵义会议。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事实上掌握了红军的领导权。
但磨难并未结束。中央红军在转战云贵川三省时陆续动员了近万人参军，但缺乏锻炼的新兵大多数掉了队。尤其是涉险穿越川西北草地后，中央纵队和红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只剩8000人，左路的五、九军团约5000人。由于张国焘分裂红军，中央纵队和红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单独北上，1935年10月进入陕北时只剩下6000人。
到达陕北时，陈赓曾回忆说：“我当大队长，骑着马在前面走，不敢回头看，因为一看就把整个大队看完了。”由于人员锐减，陈赓由师长改任由原三军团第十三团编成的第十三大队大队长。
不过，正如周恩来所言，“我们红军像经过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留下树身和树根”。
1936年10月23日，经过两年零五天的漫长征途，红二、红一方面军成功会师。在黄土地上，红色政权重新建立。
“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军’。”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如此评价长征：它使毛泽东及其中国共产党人赢得了中國。
“每一场革命都有它自身的传奇。”索尔兹伯里说，“本世纪中没有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
1934年10月16日，红一军团一师三团政治处总支书记萧锋突然接到命令：下午4时出发。
次日，在行至卦江时，战士们忍不住了，不断问他：“总支书，队伍开到哪里去？”
萧锋无法回答，他只是听说，向南行动。
无人知晓自己的最终命运，除了当时有权作出命运安排的那个叫作“三人团”的成员：李德、博古、周恩来。
8.6万红军就这样告别三年孕育出来的“红色王国”，仓促踏上征程。
这一走，就是两年有余，红军跨越了大半个中国，最终在大西北的黄土地上落了脚。
最初淌过于都河的那些将士，大多数倒在了二万五千里的漫漫征途上。而幸存的有生力量不断壮大，十多年后夺取了全国政权。
“跟着走”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曾问父亲：“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
“跟着走。”邓小平回答了三个字。
彼时的邓小平，因支持毛泽东路线而受到李德、博古临时中央的处分，于长征前一年多就已被撤销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一职，去了《红星报》当主编。
撤退计划出炉后，周恩来亲自通知了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的司令员和政委。他详细告知了计划路线——向西出征，穿过国民党部队四道封锁线，尔后向湘鄂边境挺近，与在那里领导红二、六军团的贺龙会合。据当时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说，除此之外，低于这一级的干部都没有被告知具体计划。
听到转移的消息时，33岁的红军高级指挥员陈毅已经在病床上躺了整整六周。这之前，他率部在一个叫老营盘的山谷与国民党军交上火。在各团阵地上巡视时，一颗炮弹落在他身后，右胯骨粉碎性骨折。
眼看十月金秋已经来了，陈毅的腿上还打着石膏，哪儿也去不了。
一个老朋友的出现带来了答案，这个人是周恩来。他带来一个令陈毅高兴不起来的消息——临时中央决定让他留守苏区。
与陈毅一同留守可供支配的部队听起来数目不少，2.5万至3万人，但其中至少1万人是和他一样的病号。1.6万战斗人员中，仅有六七千人受过正规训练，其余为赤卫队或机关人员，许多人从未摸过枪。
当时被指派留守的另一位红军高级领导人项英主张硬碰硬，而不是采纳陈毅的打游击战术。结果，留守人员遭受巨大损失。据陈丕显将军后来回忆，十个人里头大概有一个人活着。
仓促转移真相
我们无法确切知道长征出发的时间点是在何时何地决定。迄今为止，关于长征准备工作的具体指示、备忘录或者命令仍未被发掘。
据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时回忆，准备出发时只由博古、李德和他组成的“三人团”开过两次会，政治局并没有开会研究。
但学界有种说法认为，8.6万人的队伍选择在10月18日浩浩荡荡渡过于都河，是源于潜伏在白区的地下党员项与年的通风报信。
项与年，中共中央特科人员，长征前被安插在国民党军粤系将领莫雄手下。莫雄担任德安地区专员兼保安司令，与中共地下组织有情报关系。
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召开整军会议。由德国顾问赛克特制订的“铁桶计划”据传在这个会上完成部署，顾名思义，即在中央苏区四面构筑碉堡，形成铁桶一般的包围圈后，于11月發动总攻。
自称参会的莫雄下山后立即通知了项与年。项与年化装成乞丐通过封锁线赶到了瑞金，将情报交给了老上级周恩来。
国民党军总攻在即，形势十分危急。北面，国民党中央军重兵所在，向东或向南走是大海的方向，难以回旋。“三人团”于是决定，将原定于10月底11月初突围转移的时间提前至10月下旬，而具体路线则是向西突围至湘西与贺龙会师。
10月初，中共与广东军阀陈济棠达成了“必要时假道”即在赣粤交界处放开缺口的协定。临时中央决定，将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一、三、五、八、九军团8.6万人组成野战军，于10月中旬突围西征。
对于项与年送情报一说，赣州市委党史办公室原副主任凌步机并不赞同。一来，他对莫雄作为国民党德安地区专员是否有资格参加庐山整军会议存疑。已公开的蒋介石档案记载，上官云相、杨虎城、徐源泉、孙连仲、张印湘、梁冠英等将领参会。二来，“蒋介石8月27日电令东路、北路军于9月底到达石城、古龙岗与兴国一线。而李德通过无线电情报获悉敌军把发动新的进攻日期提前了一个月”。在凌步机看来，李德获悉的这份情报，更有可能是长征出发时间定在10月下旬的直接原因。
“长征的准备工作至少在长征前半年就开始了。”李德的翻译伍修权认为。他的依据是，大规模扩红和拆卸、包装重型装备所花费的时间恰好约半年。
血的教训
出发前，所有人的干粮袋里都储存了十天的粮食，很多人领到了过冬的棉衣。他们都知道这是冲出包围圈离开苏区，但未料到日后将落脚于中国的西北角。
渡河是转移的第一个考验。好在是枯水期，当时的于都河面也就六百多米宽，深一米到三米，人马毫不费力便能涉水而过。
从于都雇用的几千名挑夫，挑着各色家当——兵工厂里笨重的造子弹机器和重新装填空弹筒的压床、银行印钞票的纸币铸版、满载文件的箱子、印刷机、收发报机……红军医院带上了X光机甚至伤员的尿壶。
为了不让国民党军的战斗机发现，渡河选在夜间。10月18日的夜色很美，清风徐徐，月朗星稀，时而还伴着水声潺潺、蛙声片片。
刚踏上征程的队伍步伐舒缓，越往后，狭窄而崎岖的山路，秩序开始凌乱。终于，在来到湘江周围的第四道封锁线时，这支冗长的部队经历了血的教训。
湘江是从广西到湖南的主要通道，江两岸藓石成林，巨石直插云霄。此时，蒋介石调集各路军阀，总计数十万人利用湘江做屏障，前堵后截，企图将红军全部围歼于此。 当中央红军分三路纵队来到湘江东岸时，萧锋所在的红一军团与红九军团被划为靠近北面全州一侧的右纵队，靠南界首一侧的左纵队则是红三、红八军团，他们接到的命令，是掩护中间的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强渡湘江。
其实江水很浅，红军本应在两三天就全部趟水过江。不幸的是，笨重的辎重队伍在后面拖延长达五十多里，红军在崎岖小道上缓缓而行。
“有时候一天只走二十多里。这就使敌人主力纵队赢得了追击的时间，而我们则陷入数十万敌军的伏击圈。”开国中将张震当时是红军的一名基层干部，在这场战斗中，他所在的红五师第十团伤亡人数近半。
而红一军团也面临薛岳、李宗仁、白崇禧、周浑元、李云杰等军阀兵分五路的夹击。在萧锋的记忆里，湘江苦战时，敌军就像鞋上的烂泥巴，总也甩不掉，今天甩了这股，明天又碰上另外一股。
最后，红三军团的第十八团，红五军团的第三十四师大部分指战人员没能到达江对岸。第三十四师担任殿后任务，面对十倍于己的敌军，最终全师七千多人仅剩九十多人。湘江战役后，整个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至三万多人。
“像经过一场
暴风雨的大树”
喋血湘江，迫使红军将那些沉重的装备一股脑扔进了江里。另一个结果是，存活下来的红军将士点燃了要求改变现状的强烈情绪，直接促成了“黎平转兵”和遵义会议。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事实上掌握了红军的领导权。
但磨难并未结束。中央红军在转战云贵川三省时陆续动员了近万人参军，但缺乏锻炼的新兵大多数掉了队。尤其是涉险穿越川西北草地后，中央纵队和红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只剩8000人，左路的五、九军团约5000人。由于张国焘分裂红军，中央纵队和红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单独北上，1935年10月进入陕北时只剩下6000人。
到达陕北时，陈赓曾回忆说：“我当大队长，骑着马在前面走，不敢回头看，因为一看就把整个大队看完了。”由于人员锐减，陈赓由师长改任由原三军团第十三团编成的第十三大队大队长。
不过，正如周恩来所言，“我们红军像经过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留下树身和树根”。
1936年10月23日，经过两年零五天的漫长征途，红二、红一方面军成功会师。在黄土地上，红色政权重新建立。
“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军’。”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如此评价长征：它使毛泽东及其中国共产党人赢得了中國。
“每一场革命都有它自身的传奇。”索尔兹伯里说，“本世纪中没有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