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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文化以极大的包容性、整合性甚至是基础性、有机性改变着人的价值观及文化存在。经济活动作为生态文化与复合生态系统整体运行的保证,必然内蕴着巨大的文化因素,它对人类整体文化的构形及演进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是不可缺少的。经济的生态结构表现出人的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的不可分离性。人类的物质生产方式与经济活动的存在方式必须纳入“自然的经济体系”整体结构中,既显示人类活动的特殊性,又呈现人的生态化存在的必然性。
【关键词】 生态文化;生态经济;经济生态结构;复合生态系统
生态文化作为人的存在的根本状态及价值观的转向,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形态,并不限为古代农耕经济文化和近代工业文化的历史性延续,而是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甚至政治文化、制度文化等相并行的文化类型;它也不是以雅与俗、贵族与民间、地域与国别以及由历时性与共时性交织而成就的文化模式及文化形态,而是“人的新的生产方式,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产方式”,“从人统治自然的文化,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文化”,是与复合生态系统相并行并使其系统运行呈现文化样态的文化形态。生态文化不仅将经济结构调适为生态化、文化性的结构,而且“将人-社会-自然生态系统看作价值系统,因而要求文化价值取向应立足于人-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从人、社会、自然的协同发展出发,选择文化发展方向,规范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生态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整合性、系统性、调适性,甚至是基础性、有机性、生成性及可持续性,是需要我们改变价值观、行为方式及文明构成方式才能认同并守持的文化形态。生态文化调适经济活动为生态化、文化性的基本条件是要呈现经济的生态结构,需要表现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的不可分离性,进而表现人在生态化条件下生存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一、生态文化与经济生态结构的文化征象
人类的物质生产方式与经济活动的存在方式必须纳入“自然的经济体系”的整体结构中,成为生态系统循环往复运行中的一个环节,同时也是呈现生物多样性与共生性的一种特殊的组织样式。
在发展理念的促动及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经济活动总是会截断自然和经济的这种循环,使之处于一种悖论状态,有时甚至形成难以调和的矛盾。如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所言:“自然界对经济来说既是一个水龙头,又是一个污水池,不过,这个水龙头里的水是有可能被放干的,这个污水池也是有可能被塞满的。自然界作为一个水龙头已经或多或少地被资本化了;而作为污水池的自然界则或多或少地本非资本化了。水龙头成了私人财产;污水池则成了公共之物。很显然,水龙头是资源衰竭的一个隐喻;污水池是污染的一个隐喻。我们所言的生态文化以及经济的生态结构要求人类的经济活动必须是有节制的,这种节制既包括自然生态中资源、能源的有限性与环境承载能力的限度,更包括人类自身发展的限度及“顶级”性的内在有限性,同时还必须存有公平、正义性及代际性关注等多种文化与政治性因素。如拉兹洛(Ervin Laszlo)所言:“人类面临着一个严峻却得不到广泛认识的问题,即决定人类存亡的不是外部极限,而是内在限度;不是地球的有限性或脆弱性导致的物质极限,而是人和社会内在的心理、文化尤其是政治的局限”;“世界上许多问题是由外部极限引起的,但根子却在内在限度。“内在局限”的严峻要求使我们必须由内而外地通过认识来解决这种局限性,即积极把握外部极限,不断地清理、净化“污水池”,并保持及补偿“水龙头”的生态功能,体现其生态节律及永续性。事实上,这多种因素是一致和一体化的,是以系统整体特性来保证人类能够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因素。但我们还必须看到,要实现经济生态结构的这一系列要求,仅靠经济自身运行是难以完成的,还必须依据社会、精神、文化系统的整体运行,而这种运行又必然呈现生态一体化的运行节律,形成生态文化的整体性风貌。
生态与文化的有机合成既是现实的需要,更是历史的必然。研究生态系统是现代生态学与经典生态学在研究对象上的一个主要区别,这个区别的核心实际上就是关于人的问题,而只要是涉及人,就必然呈现为文化问题。生态学的历史性分野既包含如何认识与调控人的存在及人的发展的问题,更涉及如何把握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的问题,并且将人的生存与发展同生态系统的存在及平衡性运行节律保持适度性、节奏性、协调性、平衡性及可持续性。经典生态学所关注的主要是生物世界,或者是生物种群、群落本身,以及它们相互间、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很少涉及自然、环境与人及人类社会的关系,更不可能关注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精神/文化等一系列的问题。
二、生态经济的路径
系统性特征。生态经济作为一个系统,是由诸多要素组成的,但在这众多要素之中,生物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这种系统性是以生物为中心的,没有生物的存在就不存在生态系统,而生物与环境也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它们通过物质流、能量流和某些信息流使得生物得以跟环境进行交换,从而形成开放系统。这种开发系统的存在,使整个自然界处于良性循环状态,而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界的正常循环,否则经济的发展就会产生诸多难以解决的后患问题。再者,生态经济的系统是由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等要素构成的大系统,其要求人在考虑生产和消费时不能再置身于这一大系统之外,而是必须将自己作为这个大系统的一部分来研究符合客观规律的经济原则,只有这样,生态经济的系统性特征才能凸显出来。
首先,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自然观路径。大自然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和物质基础,即不是救世主,一切依赖与大自然的恩赐;又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物质源泉。人定胜天,毫无节制地去索取、征服和对抗大自然;而应善待大自然,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自然規律,科学地改造和利用大自然,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用新的自然观改变传统的依赖与对抗大自然的观点,规范人类的行为方式,合理开发和利用大自然,使环境资源为人类生存已发展所永续利用。
其次,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路径。发展是硬道理,而发展到底为了什么?可持续发展的实质目的,是通过在发展的过程中切实维护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可持续性,不断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更充分地满足当代和后代人的需求,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正如李鹏同志在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所说,如果我们的国民经济搞上去了,而环境污染加重了,人民的生活质量下降了,这不符合我们党的宗旨,也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的。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防止和克服与之相反的种种发展观,和行为方式,这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和根本目的。
三、结论
任何事物都是相联系的,生态与经济也是如此,所以找到适合生态经济发展的路径,遵循一定的规律来安排经济的发展是实现二者共赢的重要方法。如今,工业现代化与城市生态化正融为一体,21世纪的世界,依赖城市化使发达国家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大多数国家进入了工业化过程,使人类进入了后工业文明时代,但环境污染问题却日益严重,进而造成生态状况的恶化,这种情况反过来又索取了人们以前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果,所以当人们认识到这一问题后,便开始考虑如何协调生态与经济的和谐发展共处,只有实现了这一突破,人类才能幸福地生活,社会也才能健康地运行。
参考文献:
[1]王军.可持续发展[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7年.
[2]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4]编写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
[5]周纪伦等.城市的迷惑与醒悟[M].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2002年.
项目基金:
甘肃省高等学校科研项目,项目编号2013A-138。
甘肃省科技计划项目,项目编号1305ZCRA186。
【关键词】 生态文化;生态经济;经济生态结构;复合生态系统
生态文化作为人的存在的根本状态及价值观的转向,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形态,并不限为古代农耕经济文化和近代工业文化的历史性延续,而是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甚至政治文化、制度文化等相并行的文化类型;它也不是以雅与俗、贵族与民间、地域与国别以及由历时性与共时性交织而成就的文化模式及文化形态,而是“人的新的生产方式,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产方式”,“从人统治自然的文化,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文化”,是与复合生态系统相并行并使其系统运行呈现文化样态的文化形态。生态文化不仅将经济结构调适为生态化、文化性的结构,而且“将人-社会-自然生态系统看作价值系统,因而要求文化价值取向应立足于人-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从人、社会、自然的协同发展出发,选择文化发展方向,规范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生态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整合性、系统性、调适性,甚至是基础性、有机性、生成性及可持续性,是需要我们改变价值观、行为方式及文明构成方式才能认同并守持的文化形态。生态文化调适经济活动为生态化、文化性的基本条件是要呈现经济的生态结构,需要表现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的不可分离性,进而表现人在生态化条件下生存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一、生态文化与经济生态结构的文化征象
人类的物质生产方式与经济活动的存在方式必须纳入“自然的经济体系”的整体结构中,成为生态系统循环往复运行中的一个环节,同时也是呈现生物多样性与共生性的一种特殊的组织样式。
在发展理念的促动及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经济活动总是会截断自然和经济的这种循环,使之处于一种悖论状态,有时甚至形成难以调和的矛盾。如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所言:“自然界对经济来说既是一个水龙头,又是一个污水池,不过,这个水龙头里的水是有可能被放干的,这个污水池也是有可能被塞满的。自然界作为一个水龙头已经或多或少地被资本化了;而作为污水池的自然界则或多或少地本非资本化了。水龙头成了私人财产;污水池则成了公共之物。很显然,水龙头是资源衰竭的一个隐喻;污水池是污染的一个隐喻。我们所言的生态文化以及经济的生态结构要求人类的经济活动必须是有节制的,这种节制既包括自然生态中资源、能源的有限性与环境承载能力的限度,更包括人类自身发展的限度及“顶级”性的内在有限性,同时还必须存有公平、正义性及代际性关注等多种文化与政治性因素。如拉兹洛(Ervin Laszlo)所言:“人类面临着一个严峻却得不到广泛认识的问题,即决定人类存亡的不是外部极限,而是内在限度;不是地球的有限性或脆弱性导致的物质极限,而是人和社会内在的心理、文化尤其是政治的局限”;“世界上许多问题是由外部极限引起的,但根子却在内在限度。“内在局限”的严峻要求使我们必须由内而外地通过认识来解决这种局限性,即积极把握外部极限,不断地清理、净化“污水池”,并保持及补偿“水龙头”的生态功能,体现其生态节律及永续性。事实上,这多种因素是一致和一体化的,是以系统整体特性来保证人类能够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因素。但我们还必须看到,要实现经济生态结构的这一系列要求,仅靠经济自身运行是难以完成的,还必须依据社会、精神、文化系统的整体运行,而这种运行又必然呈现生态一体化的运行节律,形成生态文化的整体性风貌。
生态与文化的有机合成既是现实的需要,更是历史的必然。研究生态系统是现代生态学与经典生态学在研究对象上的一个主要区别,这个区别的核心实际上就是关于人的问题,而只要是涉及人,就必然呈现为文化问题。生态学的历史性分野既包含如何认识与调控人的存在及人的发展的问题,更涉及如何把握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的问题,并且将人的生存与发展同生态系统的存在及平衡性运行节律保持适度性、节奏性、协调性、平衡性及可持续性。经典生态学所关注的主要是生物世界,或者是生物种群、群落本身,以及它们相互间、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很少涉及自然、环境与人及人类社会的关系,更不可能关注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精神/文化等一系列的问题。
二、生态经济的路径
系统性特征。生态经济作为一个系统,是由诸多要素组成的,但在这众多要素之中,生物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这种系统性是以生物为中心的,没有生物的存在就不存在生态系统,而生物与环境也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它们通过物质流、能量流和某些信息流使得生物得以跟环境进行交换,从而形成开放系统。这种开发系统的存在,使整个自然界处于良性循环状态,而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界的正常循环,否则经济的发展就会产生诸多难以解决的后患问题。再者,生态经济的系统是由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等要素构成的大系统,其要求人在考虑生产和消费时不能再置身于这一大系统之外,而是必须将自己作为这个大系统的一部分来研究符合客观规律的经济原则,只有这样,生态经济的系统性特征才能凸显出来。
首先,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自然观路径。大自然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和物质基础,即不是救世主,一切依赖与大自然的恩赐;又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物质源泉。人定胜天,毫无节制地去索取、征服和对抗大自然;而应善待大自然,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自然規律,科学地改造和利用大自然,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用新的自然观改变传统的依赖与对抗大自然的观点,规范人类的行为方式,合理开发和利用大自然,使环境资源为人类生存已发展所永续利用。
其次,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路径。发展是硬道理,而发展到底为了什么?可持续发展的实质目的,是通过在发展的过程中切实维护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可持续性,不断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更充分地满足当代和后代人的需求,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正如李鹏同志在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所说,如果我们的国民经济搞上去了,而环境污染加重了,人民的生活质量下降了,这不符合我们党的宗旨,也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的。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防止和克服与之相反的种种发展观,和行为方式,这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和根本目的。
三、结论
任何事物都是相联系的,生态与经济也是如此,所以找到适合生态经济发展的路径,遵循一定的规律来安排经济的发展是实现二者共赢的重要方法。如今,工业现代化与城市生态化正融为一体,21世纪的世界,依赖城市化使发达国家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大多数国家进入了工业化过程,使人类进入了后工业文明时代,但环境污染问题却日益严重,进而造成生态状况的恶化,这种情况反过来又索取了人们以前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果,所以当人们认识到这一问题后,便开始考虑如何协调生态与经济的和谐发展共处,只有实现了这一突破,人类才能幸福地生活,社会也才能健康地运行。
参考文献:
[1]王军.可持续发展[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7年.
[2]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4]编写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
[5]周纪伦等.城市的迷惑与醒悟[M].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2002年.
项目基金:
甘肃省高等学校科研项目,项目编号2013A-138。
甘肃省科技计划项目,项目编号1305ZCRA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