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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高薪聘教授的初衷是尊重知识、激励竞争,但“高薪跳蚤”的出现却给校方泼了一盆冷水
“高薪跳蚤”,是时下为那些在高薪的诱惑下,在不同的大学之间跳来跳去的“名教授”们起的雅号。他们所到之处,高校无不奉上可观的“名与利”;而他们离开之时,高校只得慨叹“人财两空”。
“名教授”何以成了“高薪族”
近几年,高薪聘院士、教授已经从新闻变成了平常事,一些名教授的价码也从最初的年薪十万飙升至数十万,甚至上百万。高校高薪聘教授的初衷是尊重知识、激励竞争,但“高薪跳蚤”的出现却给校方泼了一盆冷水。华人数学家丘成桐曾说,“国内高校一些名教授或院士同时在多个高校领取大量薪水,招收过量研究生,研究水平却没提高多少。现在名校大量引进国外的兼职教授,却称作‘全职引进’,拿着大笔钱,在国内呆不到三个月,时间就很少,更不用谈实事了。”
在很多人眼里,科研项目是“名教授”们的“圈钱项目”:只要有了科研项目,科研人员就可以从中提成,有知情人报料说,甚至有人用科研经费买车买房。不止一位参会的大学校长发出这样的呼声:现行的科研经费提成合法不合理,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了!
西北工业大学校长姜澄宇说,关于科研经费的使用问题,国家从来就没有下过正式文件。如今,一个科研项目动辄就要几十万元,教授能够提成的数目多了,问题也就随之而来。
“这并不合理。教师的知识获取、科研设备的使用都利用了国家配备的资源。是公私不分的现行的科研经费处理办法,不能体现国家和学校的利益。”姜澄宇说。
上海交通大学谢绳武校长认为,高校教师内部的收入差距拉大了。一般从事教学的教授年薪是七万到八万元,如果从事科研有项目,年收入可达五十万到六十万元。这种导向的直接结果是好的教师不愿意从事教学。
一些学校也缺乏对科研经费提成的有效监控机制。科研项目实行组长负责制,学校收取10%作管理费,90%的经费在课题组组长手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校长说,只要能在经费下发的范围内高质量完成科研项目,课题组组长怎样用钱,学校并不怎么进行具体的监控。
谢绳武说,两年前,该校机械动力学院改革经费提成办法,把学院提成的比例增加到30%。增加的这部分钱主要是用来统筹,从学院的角度平衡教学与科研,增加教学人员的收入。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校长赞成这种改革。在他看来,国家科研经费合法提成的允许量实在太低。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项目为例,学校提成不能超过5%。而国外高校拿到项目,学校的提成一般来说会非常高,有的甚至高达40%多。
显然,过多的资金流入到个人腰包,抬高“名教授”身价的同时,也损害了学校的自主权,打破了教学与科研间的平衡。
“高薪跳蚤”背后的隐患
不切实际、不顾自身的条件地聘请“名教授”,把学校所有的财力物力全部花在少数几个“名教授”身上的做法掩盖着巨大的矛盾和隐忧。
首先,学校把人才培养经费中的大部分都投在了少数“名教授”一个篮子里,导致很多亟需扶持的年轻教师长期在科研和教学活动中“营养不良”,学校学术梯队的建设也成了“望梅止渴”。
事实上,一些高校高薪带来的资源过度集中,已经使得良性激励变成两极分化。金字塔尖上的少数几个人拥有上千万元的科研经费,而大多数青年教师往往揣着不多的工资到处找课题。其实,他们才是最需要关注和扶持的一群。“引进一个人,打击一片人”,学校不断从校外和国外挖角,本校的学术队伍却没有茁壮成长,结果少数人才的身价就越“跳”越高。
其次,没有科学考评机制支撑的高薪不能催熟创新的硕果。近些年出现的一些典型案例已经暴露出这方面问题的严重性。一个是上海交大“汉芯”造假事件,另一个是同济大学“海归”院长虚报论文事件。两位教授均是当年学校花了大价钱请来的,在高薪之下却难符其实,走上了学术造假的路途。
最后,高校把钱砸向少数“拿着粮饷”却不干实事的“名教授”头上,到头来最苦的还是学生。有的“挂名”教授每年花去大学几千万的经费,但学生却未能从名师身上获得多少真才实学。
反思“高薪跳蚤”
高校之间的竞争不该只是简单的财力攀比,师资队伍建设也不该只有高薪一招。建设一流大学,要比的决不仅仅是薪水。香港科技大学是一所创办不过14年的学校,却已有多个学科跻身亚洲一流。该校前学术副校长孔宪铎将治校经验总结成一句话:“留住人才,使之快乐。”其实,对于大多数学有所成的人来说,“食有鱼,出有车”之后,更看重的还是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发展空间。“高薪跳蚤”的出现,似乎也说明高薪之外的吸引力还有所欠缺。
除了校方,名教授自己是否也该有所反思呢?
古人曾言“师者,教人以德也”、“师者也,教之以事,即喻诸德也”,今人定义“教师是人类文化科学知识和思想观点的传播者,是继承和发扬文化遗产的桥梁,是年轻一代的培育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面对如此多的溢美之词,那些拿了高薪却吝于奉献的“名教授”们心里有没有一丝惭愧?
“高薪跳蚤”,是时下为那些在高薪的诱惑下,在不同的大学之间跳来跳去的“名教授”们起的雅号。他们所到之处,高校无不奉上可观的“名与利”;而他们离开之时,高校只得慨叹“人财两空”。
“名教授”何以成了“高薪族”
近几年,高薪聘院士、教授已经从新闻变成了平常事,一些名教授的价码也从最初的年薪十万飙升至数十万,甚至上百万。高校高薪聘教授的初衷是尊重知识、激励竞争,但“高薪跳蚤”的出现却给校方泼了一盆冷水。华人数学家丘成桐曾说,“国内高校一些名教授或院士同时在多个高校领取大量薪水,招收过量研究生,研究水平却没提高多少。现在名校大量引进国外的兼职教授,却称作‘全职引进’,拿着大笔钱,在国内呆不到三个月,时间就很少,更不用谈实事了。”
在很多人眼里,科研项目是“名教授”们的“圈钱项目”:只要有了科研项目,科研人员就可以从中提成,有知情人报料说,甚至有人用科研经费买车买房。不止一位参会的大学校长发出这样的呼声:现行的科研经费提成合法不合理,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了!
西北工业大学校长姜澄宇说,关于科研经费的使用问题,国家从来就没有下过正式文件。如今,一个科研项目动辄就要几十万元,教授能够提成的数目多了,问题也就随之而来。
“这并不合理。教师的知识获取、科研设备的使用都利用了国家配备的资源。是公私不分的现行的科研经费处理办法,不能体现国家和学校的利益。”姜澄宇说。
上海交通大学谢绳武校长认为,高校教师内部的收入差距拉大了。一般从事教学的教授年薪是七万到八万元,如果从事科研有项目,年收入可达五十万到六十万元。这种导向的直接结果是好的教师不愿意从事教学。
一些学校也缺乏对科研经费提成的有效监控机制。科研项目实行组长负责制,学校收取10%作管理费,90%的经费在课题组组长手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校长说,只要能在经费下发的范围内高质量完成科研项目,课题组组长怎样用钱,学校并不怎么进行具体的监控。
谢绳武说,两年前,该校机械动力学院改革经费提成办法,把学院提成的比例增加到30%。增加的这部分钱主要是用来统筹,从学院的角度平衡教学与科研,增加教学人员的收入。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校长赞成这种改革。在他看来,国家科研经费合法提成的允许量实在太低。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项目为例,学校提成不能超过5%。而国外高校拿到项目,学校的提成一般来说会非常高,有的甚至高达40%多。
显然,过多的资金流入到个人腰包,抬高“名教授”身价的同时,也损害了学校的自主权,打破了教学与科研间的平衡。
“高薪跳蚤”背后的隐患
不切实际、不顾自身的条件地聘请“名教授”,把学校所有的财力物力全部花在少数几个“名教授”身上的做法掩盖着巨大的矛盾和隐忧。
首先,学校把人才培养经费中的大部分都投在了少数“名教授”一个篮子里,导致很多亟需扶持的年轻教师长期在科研和教学活动中“营养不良”,学校学术梯队的建设也成了“望梅止渴”。
事实上,一些高校高薪带来的资源过度集中,已经使得良性激励变成两极分化。金字塔尖上的少数几个人拥有上千万元的科研经费,而大多数青年教师往往揣着不多的工资到处找课题。其实,他们才是最需要关注和扶持的一群。“引进一个人,打击一片人”,学校不断从校外和国外挖角,本校的学术队伍却没有茁壮成长,结果少数人才的身价就越“跳”越高。
其次,没有科学考评机制支撑的高薪不能催熟创新的硕果。近些年出现的一些典型案例已经暴露出这方面问题的严重性。一个是上海交大“汉芯”造假事件,另一个是同济大学“海归”院长虚报论文事件。两位教授均是当年学校花了大价钱请来的,在高薪之下却难符其实,走上了学术造假的路途。
最后,高校把钱砸向少数“拿着粮饷”却不干实事的“名教授”头上,到头来最苦的还是学生。有的“挂名”教授每年花去大学几千万的经费,但学生却未能从名师身上获得多少真才实学。
反思“高薪跳蚤”
高校之间的竞争不该只是简单的财力攀比,师资队伍建设也不该只有高薪一招。建设一流大学,要比的决不仅仅是薪水。香港科技大学是一所创办不过14年的学校,却已有多个学科跻身亚洲一流。该校前学术副校长孔宪铎将治校经验总结成一句话:“留住人才,使之快乐。”其实,对于大多数学有所成的人来说,“食有鱼,出有车”之后,更看重的还是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发展空间。“高薪跳蚤”的出现,似乎也说明高薪之外的吸引力还有所欠缺。
除了校方,名教授自己是否也该有所反思呢?
古人曾言“师者,教人以德也”、“师者也,教之以事,即喻诸德也”,今人定义“教师是人类文化科学知识和思想观点的传播者,是继承和发扬文化遗产的桥梁,是年轻一代的培育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面对如此多的溢美之词,那些拿了高薪却吝于奉献的“名教授”们心里有没有一丝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