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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20年代，哈尔滨市娼妓业极为猖獗，《滨江时报》对其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地报道。在一定时期，有公开的妓院，但许多妓女仍然选择做暗娼。为了减轻娼妓业的危害，政府采取了一些重大措施：首先是严禁患花柳病的妓女营业，其次是为妓女开设培训文化和卫生知识的学校，最后是废止娼妓业，但1923年和1925年的两次废娼，均以失败告终。而对于哈尔滨市特有的暗娼——缝妇，官方的查禁则是有效的。
关键词：哈尔滨市；《滨江时报》；娼妓业
中图分类号：K26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15-0121-02
娼妓业是旧社会肌体上的毒瘤，其危害自不待言：败坏社会风气，传播性病，使人倾家荡产，等等。如1921年夏，哈尔滨市道里中国四道街路南广益学校附近，有十几名白俄暗娼，不仅令一帮无赖趋之若鹜，还主动勾引、强拉硬扯该校的男生，危害教育事业[1]。娼妓业还导致拐卖人口行为的猖獗，如有一个经营妓院的“乌龟”林玉山，除让自养的三名妓女卖淫外，还不断派人到山东购买良家幼女来哈市，转卖给别的妓院，获利甚多，终被警方侦破[2]。有的暗娼还勾结坏人，对“乡屯大头”（即土财主）进行敲诈，且窝藏犯罪分子[3]，妨碍社会治安。当时的大多数妓女类似于今天的“三陪小姐”，好逸恶劳，贪图清闲的生活，不愿从事低收入的工作或劳累的工作，不知廉耻为何物。现在为数众多的“三陪小姐”群体，也对社会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危害。有鉴于此，笔者阅读了1921—1929年间的哈尔滨市地方性报纸《滨江时报》，探讨了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统治东北时期官方对娼妓业的管理办法及经验教训，以作为今日的借鉴。《滨江时报》是1921年3月创刊的，又因为在1930年和1931年“九·一八”之前，该报关于娼妓业的报道很少，故以“20年代”为题撰写此文。
一、《滨江时报》所反映的当时哈尔滨市娼妓业概况
在一定时期，哈市实行公娼制度，可以公开开办妓院。如1924年10月初，哈尔滨市特别区尚没有以中国妓女为主体的妓院，此时有人申请设立，已有妓女46人，准备赴特别区营业[4]。公开的妓院必须照章纳税。妓捐是哈市财政收入的一大来源。“本埠妓捐向归财务处经收，为地方收入之一大宗，警学经费以及慈善事业，多半恃其补助。”[5]一般来说，入冬以后，因种种原因，妓女多迁往外地，而滨江地方财务处所征收的妓捐也逐渐减少，如1928年11月各处妓捐总额为大洋六千八百八十二元伍角，与夏季相比“锐减”[6]。到初春天气渐暖之后，1929年3月收入妓捐大洋六千九百二十七元伍角，“较之冬令已大见起色矣”。[7]兹据《哈尔滨市志·财政志》，哈尔滨市在1923—1929年，每年财政收入约为180万元[8]。以此计算，每月平均应有15万元的收入。如以妓捐每个月六千八百八十二元伍角来保守估计，则妓捐占总收入的4.6%,确为“地方收入之一大宗”。
当时妓女麇集之处，是荟芳里，一作会芳里。除了公开的妓女，还有大量暗娼，据该报1926年9月载，“乐为暗娼者有二原因。一是以中等貌之妇女，若为公娼，即无人过侧，改为暗娼，一般登徒子流即趋之如鹜，视为希世之物，目为不世奇遇，其收入较公娼为易。二是操暗娼生涯，可避免一切捐税，不受丘八窑皮等之滋……此亦其一原因也。”[3]这里明确指出，对于同一个娼妓来说，做暗娼比公开的妓女收入要高出许多，以致于暗娼大量增加。
“缝妇”是存在于哈尔滨市的一种特殊妓女，为他处所无者，兹略述之：
“本埠有一种特别风俗者，是即十七八岁闺女，每日上街缝活，以致招惹狂蜂浪蝶，时有不规则行为映入眼帘……每日妖冶怪态，实与风化攸关……”[9]。“该缝妇每日十数成群坐于大厅两旁阳沟板上，任情调笑。”[10]
这种“缝妇”不纳妓捐，不受妓院老板管理，显然应归于暗娼一类，是哈尔滨市特有的暗娼。
二、《滨江时报》所载哈尔滨市官方为妓女体检、培训等管理措施
妓女得病，在所难免。尤其是由于当时缺乏青霉素一类的强效药物和现代化的安全保护工具，所以较之今日，花柳病的传播蔓延要猖獗的多。鉴于这种情况，有必要对公娼进行体检：
“黑龙江官医院院长张子芳，因花柳病传染最烈……则由妓女不知清洁、不讲卫生故耳。兹为预防起见，特呈准省长，在本院筹设妓女检验所，所长由院长兼充，医官及其他职员，亦由院内旧有人员兼理，每月酌给津贴，不另支薪。每月需次检验，其检验费及每次每名头等八角，二等五角，三等四角，四等三角，统归所内经费。”[11]
这个机构的设置，在当时医学不发达的情况下，适当减少了性病的蔓延。但由于检验每月一次，相当频繁，减少了妓院老板的收入，所以“对于检验妓女身体一事，彼等则极端反对。”[4]应当指出，从今天状况即可推测，仅仅是“知清洁、讲卫生”，对于花柳病的预防是颇为有限的，而一个“烈”字，则恰如其分地形容了当时性病的猖獗。再者，这种检查只能实行于公娼，对于数量庞大的暗娼则无法实行，从而在效果上又大打折扣。然而，无论如何，这种妓女检验所毕竟在当时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政府根据检验结果采取了以下措施：
“禁花柳病之方法，须自取缔病妓营业始。日昨特通知各妓馆，凡妓女之患病者，即停止其营业……查迨痊愈后方准营业云。”[12]
除了为妓女检查身体，还在妓女云集的荟芳里设立妓女学校，以提高其素质：
“会芳里平民学校，去岁经双庆班梁中立掌班发起，颇费苦心。已捐巨款，在会芳里北胡同和租阜成公司平房三间，学校应用器具购买完备。嗣因人单势孤，致使慈善盛举，竟成画饼！前济良所所长权旭东先生近慨此事之中止，拟欲完成梁掌班之善举，已商同卫品三医士、孔星楼、张芝兰先生四人为会芳里平民校董事，写具呈文，面请警察厅长出示晓谕会芳里各妓馆，以免误会，并请饬该区警署加以相保护云。”[13]
为妓女开设培训文化和卫生知识的学校，这在中国娼妓史上是罕见的，也体现了梁中立和权旭东的远见卓识。
三、从《滨江时报》看哈尔滨市禁娼的效果
据该报1924年3月29日报道，吉林省省长王某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在吉林省全省查禁雏妓[14]，而哈市则没有实行过这种法令。但对成年妓女，则早在1923年，就已实行废娼法规。这些法规一开始是由北洋军阀中央政府的内务部制定的，其办法如下：“（一）废娼之期，以民国十三年一月实行；（二）废娼之前得由各地方增收花捐；（三）此一年中由各地方将增收之各款，筹备女子职业实习所；（四）于职业之外，施以相当精神教育。”[15]
但省署接到此项通令后，实行的结果如何呢？对于公娼，固然是废止了；但暗娼仍然盛行，从两年后内务部的一个雷同的法令[16]就可以知道，在旧的剥削阶级掌权的社会制度下，实行废娼是不可能的。
这两次禁娼令下达以后，滨江省警察厅通令各警察署严查旅店娼窑。但一阵严查之风过后，娼妓业依旧盛行。针对暗娼，为了监管，省警察厅曾打算把她们编为一种新户口，但“因妨碍难行，此议遂搁。”[3]
对暗娼的禁令收效甚微，但对“缝妇”的禁令却收到了一定的效果。1925年7月，警方不准青年缝妇上街兜揽活计，准许年老者上街缝补衣服，但不许三五成群聚在一处，“每日可作流行，为召来主顾之计。”实行此令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于是日昨大街之上立时不见缝妇行动，而道里虽间有一二缝妇，然亦多系年老者，而无青年之妇也。”该报记者评论说，这既维持了“风化”，又使年老者有了收益，“实为警厅之德政也。”[17]后来在1926年8月25日，又查禁了一次缝妇，“一经查出，从重处罚，决不宽贷。”也收到良好的效果[18]。这与缝妇类暗娼招摇过市、其活动易于被发现有关。
对于娼妓业来说，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废止。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就成功地废止了娼妓业，甚至在特殊情况下，民国年间军阀马鸿逵在宁夏银川也做到了这一点[19]。然而当计划经济结束以后，由于拜金主义的影响，一些好逸恶劳的女子自愿地当上了“三陪小姐”，“芙蓉姐姐”也堂而皇之地在互联网上出了名。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我们应该怎样抑制这种丑恶现象的蔓延？笔者认为，首先，要严厉禁止这种丑恶现象，颁布周详严厉的法规并严厉执行，使其减少到最低限度；对于那些“三陪小姐”，抓到以后应送进女子职业学校，而不仅仅是罚款了事。其次，对于发廊、小旅馆、洗头房等藏污纳垢之地的青年女性，应定期进行体检；对于患有性病的，应吊销其发廊营业执照等，直到其病愈为止。第三，对其加以精神教育，使其乐于从事正当的职业，等等。以上措施都已被历史证明是有效的，建议实行。
参考文献：
[1]滨江时报[N].1921-07-31.
[2]滨江时报[N].1928-03-25.
[3]滨江时报[N].1926-09-05.
[4]滨江时报[N].1924-10-09.
[5]滨江时报[N].1922-05-26.
[6]滨江时报[N].1928-12-21.
[7]滨江时报[N].1929-04-20.
[8]哈尔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哈尔滨市志·财政志·概述[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8-9.
[9]滨江时报[N].1926-08-26.
[10]滨江时报[N].1925-07-14.
[11]滨江时报[N].1925-07-30.
[12]滨江时报[N].1928-04-03.
[13]滨江时报[N].1926-08-05.
[14]滨江时报[N].1924-03-29.
[15]滨江时报[N].1923-08-08.
[16]滨江时报[N].1925-12-06.
[17]滨江时报[N].1925-07-14.
[18]滨江时报[N].1926-08-26.
[19]《文史精华》编辑部.近代中国娼妓史料[M].石家庄：河北人民
出版社，1997.
关键词：哈尔滨市；《滨江时报》；娼妓业
中图分类号：K26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15-0121-02
娼妓业是旧社会肌体上的毒瘤，其危害自不待言：败坏社会风气，传播性病，使人倾家荡产，等等。如1921年夏，哈尔滨市道里中国四道街路南广益学校附近，有十几名白俄暗娼，不仅令一帮无赖趋之若鹜，还主动勾引、强拉硬扯该校的男生，危害教育事业[1]。娼妓业还导致拐卖人口行为的猖獗，如有一个经营妓院的“乌龟”林玉山，除让自养的三名妓女卖淫外，还不断派人到山东购买良家幼女来哈市，转卖给别的妓院，获利甚多，终被警方侦破[2]。有的暗娼还勾结坏人，对“乡屯大头”（即土财主）进行敲诈，且窝藏犯罪分子[3]，妨碍社会治安。当时的大多数妓女类似于今天的“三陪小姐”，好逸恶劳，贪图清闲的生活，不愿从事低收入的工作或劳累的工作，不知廉耻为何物。现在为数众多的“三陪小姐”群体，也对社会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危害。有鉴于此，笔者阅读了1921—1929年间的哈尔滨市地方性报纸《滨江时报》，探讨了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统治东北时期官方对娼妓业的管理办法及经验教训，以作为今日的借鉴。《滨江时报》是1921年3月创刊的，又因为在1930年和1931年“九·一八”之前，该报关于娼妓业的报道很少，故以“20年代”为题撰写此文。
一、《滨江时报》所反映的当时哈尔滨市娼妓业概况
在一定时期，哈市实行公娼制度，可以公开开办妓院。如1924年10月初，哈尔滨市特别区尚没有以中国妓女为主体的妓院，此时有人申请设立，已有妓女46人，准备赴特别区营业[4]。公开的妓院必须照章纳税。妓捐是哈市财政收入的一大来源。“本埠妓捐向归财务处经收，为地方收入之一大宗，警学经费以及慈善事业，多半恃其补助。”[5]一般来说，入冬以后，因种种原因，妓女多迁往外地，而滨江地方财务处所征收的妓捐也逐渐减少，如1928年11月各处妓捐总额为大洋六千八百八十二元伍角，与夏季相比“锐减”[6]。到初春天气渐暖之后，1929年3月收入妓捐大洋六千九百二十七元伍角，“较之冬令已大见起色矣”。[7]兹据《哈尔滨市志·财政志》，哈尔滨市在1923—1929年，每年财政收入约为180万元[8]。以此计算，每月平均应有15万元的收入。如以妓捐每个月六千八百八十二元伍角来保守估计，则妓捐占总收入的4.6%,确为“地方收入之一大宗”。
当时妓女麇集之处，是荟芳里，一作会芳里。除了公开的妓女，还有大量暗娼，据该报1926年9月载，“乐为暗娼者有二原因。一是以中等貌之妇女，若为公娼，即无人过侧，改为暗娼，一般登徒子流即趋之如鹜，视为希世之物，目为不世奇遇，其收入较公娼为易。二是操暗娼生涯，可避免一切捐税，不受丘八窑皮等之滋……此亦其一原因也。”[3]这里明确指出，对于同一个娼妓来说，做暗娼比公开的妓女收入要高出许多，以致于暗娼大量增加。
“缝妇”是存在于哈尔滨市的一种特殊妓女，为他处所无者，兹略述之：
“本埠有一种特别风俗者，是即十七八岁闺女，每日上街缝活，以致招惹狂蜂浪蝶，时有不规则行为映入眼帘……每日妖冶怪态，实与风化攸关……”[9]。“该缝妇每日十数成群坐于大厅两旁阳沟板上，任情调笑。”[10]
这种“缝妇”不纳妓捐，不受妓院老板管理，显然应归于暗娼一类，是哈尔滨市特有的暗娼。
二、《滨江时报》所载哈尔滨市官方为妓女体检、培训等管理措施
妓女得病，在所难免。尤其是由于当时缺乏青霉素一类的强效药物和现代化的安全保护工具，所以较之今日，花柳病的传播蔓延要猖獗的多。鉴于这种情况，有必要对公娼进行体检：
“黑龙江官医院院长张子芳，因花柳病传染最烈……则由妓女不知清洁、不讲卫生故耳。兹为预防起见，特呈准省长，在本院筹设妓女检验所，所长由院长兼充，医官及其他职员，亦由院内旧有人员兼理，每月酌给津贴，不另支薪。每月需次检验，其检验费及每次每名头等八角，二等五角，三等四角，四等三角，统归所内经费。”[11]
这个机构的设置，在当时医学不发达的情况下，适当减少了性病的蔓延。但由于检验每月一次，相当频繁，减少了妓院老板的收入，所以“对于检验妓女身体一事，彼等则极端反对。”[4]应当指出，从今天状况即可推测，仅仅是“知清洁、讲卫生”，对于花柳病的预防是颇为有限的，而一个“烈”字，则恰如其分地形容了当时性病的猖獗。再者，这种检查只能实行于公娼，对于数量庞大的暗娼则无法实行，从而在效果上又大打折扣。然而，无论如何，这种妓女检验所毕竟在当时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政府根据检验结果采取了以下措施：
“禁花柳病之方法，须自取缔病妓营业始。日昨特通知各妓馆，凡妓女之患病者，即停止其营业……查迨痊愈后方准营业云。”[12]
除了为妓女检查身体，还在妓女云集的荟芳里设立妓女学校，以提高其素质：
“会芳里平民学校，去岁经双庆班梁中立掌班发起，颇费苦心。已捐巨款，在会芳里北胡同和租阜成公司平房三间，学校应用器具购买完备。嗣因人单势孤，致使慈善盛举，竟成画饼！前济良所所长权旭东先生近慨此事之中止，拟欲完成梁掌班之善举，已商同卫品三医士、孔星楼、张芝兰先生四人为会芳里平民校董事，写具呈文，面请警察厅长出示晓谕会芳里各妓馆，以免误会，并请饬该区警署加以相保护云。”[13]
为妓女开设培训文化和卫生知识的学校，这在中国娼妓史上是罕见的，也体现了梁中立和权旭东的远见卓识。
三、从《滨江时报》看哈尔滨市禁娼的效果
据该报1924年3月29日报道，吉林省省长王某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在吉林省全省查禁雏妓[14]，而哈市则没有实行过这种法令。但对成年妓女，则早在1923年，就已实行废娼法规。这些法规一开始是由北洋军阀中央政府的内务部制定的，其办法如下：“（一）废娼之期，以民国十三年一月实行；（二）废娼之前得由各地方增收花捐；（三）此一年中由各地方将增收之各款，筹备女子职业实习所；（四）于职业之外，施以相当精神教育。”[15]
但省署接到此项通令后，实行的结果如何呢？对于公娼，固然是废止了；但暗娼仍然盛行，从两年后内务部的一个雷同的法令[16]就可以知道，在旧的剥削阶级掌权的社会制度下，实行废娼是不可能的。
这两次禁娼令下达以后，滨江省警察厅通令各警察署严查旅店娼窑。但一阵严查之风过后，娼妓业依旧盛行。针对暗娼，为了监管，省警察厅曾打算把她们编为一种新户口，但“因妨碍难行，此议遂搁。”[3]
对暗娼的禁令收效甚微，但对“缝妇”的禁令却收到了一定的效果。1925年7月，警方不准青年缝妇上街兜揽活计，准许年老者上街缝补衣服，但不许三五成群聚在一处，“每日可作流行，为召来主顾之计。”实行此令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于是日昨大街之上立时不见缝妇行动，而道里虽间有一二缝妇，然亦多系年老者，而无青年之妇也。”该报记者评论说，这既维持了“风化”，又使年老者有了收益，“实为警厅之德政也。”[17]后来在1926年8月25日，又查禁了一次缝妇，“一经查出，从重处罚，决不宽贷。”也收到良好的效果[18]。这与缝妇类暗娼招摇过市、其活动易于被发现有关。
对于娼妓业来说，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废止。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就成功地废止了娼妓业，甚至在特殊情况下，民国年间军阀马鸿逵在宁夏银川也做到了这一点[19]。然而当计划经济结束以后，由于拜金主义的影响，一些好逸恶劳的女子自愿地当上了“三陪小姐”，“芙蓉姐姐”也堂而皇之地在互联网上出了名。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我们应该怎样抑制这种丑恶现象的蔓延？笔者认为，首先，要严厉禁止这种丑恶现象，颁布周详严厉的法规并严厉执行，使其减少到最低限度；对于那些“三陪小姐”，抓到以后应送进女子职业学校，而不仅仅是罚款了事。其次，对于发廊、小旅馆、洗头房等藏污纳垢之地的青年女性，应定期进行体检；对于患有性病的，应吊销其发廊营业执照等，直到其病愈为止。第三，对其加以精神教育，使其乐于从事正当的职业，等等。以上措施都已被历史证明是有效的，建议实行。
参考文献：
[1]滨江时报[N].1921-07-31.
[2]滨江时报[N].1928-03-25.
[3]滨江时报[N].1926-09-05.
[4]滨江时报[N].1924-10-09.
[5]滨江时报[N].1922-05-26.
[6]滨江时报[N].1928-12-21.
[7]滨江时报[N].1929-04-20.
[8]哈尔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哈尔滨市志·财政志·概述[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8-9.
[9]滨江时报[N].1926-08-26.
[10]滨江时报[N].1925-07-14.
[11]滨江时报[N].1925-07-30.
[12]滨江时报[N].1928-04-03.
[13]滨江时报[N].1926-08-05.
[14]滨江时报[N].1924-03-29.
[15]滨江时报[N].1923-08-08.
[16]滨江时报[N].1925-12-06.
[17]滨江时报[N].1925-07-14.
[18]滨江时报[N].1926-08-26.
[19]《文史精华》编辑部.近代中国娼妓史料[M].石家庄：河北人民
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