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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诗礼仁宦之家
记者：梁漱溟先生生于清末乱世，在您看来，哪些人和事对梁漱溟先生性格、学养的形成影响比较大？
梁钦宁：祖父幼时受我的曾祖父梁济先生影响很深。祖父后来特别说道：“吾父是一秉性笃实的人，而不是一天资高明的人。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
在教育上，曾祖父对祖父非常“宽放”。在讨论政治问题时，父子经常辩论，面红耳赤。他允许祖父保留和坚持自己的想法。
此外还有两个人对祖父影响很大，一个是他父亲的结拜兄弟彭翼仲，他是清末著名的爱国报人，中国新闻出版界的先驱。彭翼仲因为办报得罪了清朝政府，被发配新疆，当时有上千人送他，还有人愿意陪他一起去新疆。彭翼仲还办过《启蒙画报》，那是一张彩色的，專门给儿童看的画报，对梁漱溟的影响很大。
另一位影响祖父的人是梁启超先生。彼时梁启超已经流亡日本，但他的丛书合订本从海外流入，祖父非常喜欢读，爱不释手到有时要枕着梁启超的丛书睡觉。
曾祖父没有让祖父去私塾，而是找了一位老师来家里，一开始也就读《百家姓》《千字文》。清朝末年，祖父上的是北京第一家西式小学堂，学的是英文字母ABC，后来因为义和团来了，学业中断，他小学一共上了四家。
记者：“这个世界会好吗？”这句发问最初源自您曾祖父梁济先生，这是否也是梁漱溟先生此后一遍遍追问的话题？
梁钦宁：曾祖父梁济曾是清廷小吏，做过内阁中书，也管过一些小的事情。虽然是小吏，但是他对国家的前途、民生非常关注。
我祖父有一本比较畅销的书《这个世界会好吗》，是他与美国汉学家艾恺教授的对话录，书的标题就源于他与我曾祖的最后一次对话。
1918年11月份，在我曾祖的60岁生日前几天，他在家中碰到已经在北大当讲师的儿子，突然间问了一句：世界会好吗？祖父当时一愣，沉吟片刻答道：会好的，相信一天天会往好里去的。我的曾祖说：会好就好。在三天之后，我曾祖投北京的净业湖殉道而亡。净业湖就是现在的积水潭。
曾祖父的死对祖父影响非常大。他始终在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人生，后来他一直研习佛学可能与此有关；另一个就是关注中国社会的问题。这两个问题贯穿了祖父的一生。
蔡元培因文识人
记者：梁漱溟先生只有中学毕业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他具体是如何与北大结缘的？
梁钦宁：1917年1月4号蔡元培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晚间就在寓所接待了我祖父的拜访。我祖父当时是拿着一篇《究元决疑论》的文章向蔡先生请教，这是他多年习佛的所感所悟，没想到一见面蔡先生说：这个文章我已经看过了，写得很好，我这回受邀主政北大，希望你能来哲学门来担任个教师，教印度哲学。
我祖父有点儿惊讶，为什么？他只是一个中学学历，中学毕业以后，他因为投身新闻事业，就做了一个新闻记者。他没有去考学，没有任何的资历，蔡先生就邀请他出任北京大学的讲师。所以他有点儿很惊讶，当时他就推托道：“蔡先生，印度哲学有六个门派之多，我只是对佛学略知一二，你让我去教恐怕不合适。”蔡先生说：“我现在也寻不到其他人，你来就好。”我祖父还是在推辞，但是蔡先生说：“你不要把它当做你来教书，你就当做把喜欢哲学的一班朋友聚在一起，大家共同地来研究、探讨。”
蔡先生再三邀请，我祖父也不好推辞，就应承了下来，这一天他答应了蔡先生的邀请出任北大的讲师，但是他又向蔡先生言明，他无法立刻就任，那阵他还是司法总长的秘书，还有很繁忙的工作。也就1917年的夏天，随着张耀曾离开司法总长的职位，他也自然而然不再担任这个秘书了，就闲赋在家。当时他也游历湖南的寺庙，都差一点在那儿出家。但是因为兵祸、战乱使他痛下决心，他还是想要做一番事业，对这个国家产生影响，所以他回到北京，也接到了蔡先生的通知，因为许丹先生（许季上先生）得了一场大病，不能再替他代课了，让他赶快来上课。
在1917年的11月份，他就先去北大校长办公室正式报到。当时有蔡元培先生和陈独秀先生在那儿，我祖父一进门寒暄过后，直截了当地就问蔡先生：“你们对孔子是什么态度？”蔡先生一愣。因为你想想，我祖父当时二十四岁，一个小年轻儿，对一个校长，而且对他知遇之恩的校长，毫不客气地问问题。蔡先生有一些惊讶，但是他还是很包容的。
他就答道：“我们不反对孔子。”我祖父就说：“我不但不反对孔子，我此次来北大就是替释家孔子说个明白，不做旁的事情。”这是我祖父公开的第一次对孔子的表态。所以1917年的12月5日北京大学的《日刊》上正式刊出梁漱溟开始讲授印度哲学。
记者：《究元决疑论》这篇文章对梁先生个人影响也很大？
梁钦宁：对，他通过这篇文章一是得到了蔡先生的赏识进了北京大学，同时也得到了一些前辈学者的垂青。
1920年的夏天有一辆小汽车——我祖父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那个时代要是看到一辆汽车是非常不容易的——停在了我们家在崇文门外缨子胡同的门口。从车下走下来的有林宰平先生、蒋百里先生、梁启超先生，还有梁启超先生的长子梁思成先生，他们四个人来登门造访，我祖父当时非常地惊讶，他非常仰慕梁启超先生，不过一直没有主动去结识他，这可能就源于我的曾祖。我的曾祖也是非常赞同君主立宪的，曾四次投书两次拜访梁启超先生而不得，所以我的祖父担心主动联系他再吃闭门羹，因此他有这种抵触心理，就没有主动去拜访。他们主动地来拜访他，这使得我祖父很惊讶。他们来拜访也是因为这篇文章，来探讨佛法、佛理。
这篇文章还让我祖父得以结识了熊十力先生，熊先生被称为中国新儒学的三圣之一。因为在这篇文章里我祖父指名道姓地批评了熊十力，说“此士凡夫熊升恒”——熊十力先生的字是升恒——“愚昧无知”，就是对佛法不懂，说三道四，批评了他。也是1919年的夏天，熊先生写個明信片寄到北京大学给我祖父，在明信片上说：“那篇文章我看过了，骂我的不错。我现在在南开中学教书，暑假来北京，可否一晤？”我祖父就回书答应他了。这样他们就在北京的广济寺得以相见，从此一见如故，成为终身的朋友。 一篇《究元决疑论》使我祖父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垂青，让他得以去北大任教，也结识了一些前辈大家和好朋友，所以这篇文章对改变他的人生命运起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在“新文化运动”中特立独行
记者：“新文化运动”时期中西文化激烈碰撞 ，梁漱溟先生通过审视东西文化的发展和局限，对儒家思想进行了重新评价，这影响了当时许多学者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梁漱溟先生在“新文化运动”中具体是怎样一种态度？
梁钦宁：来到北大，我祖父的学历是最低的，又没有什么背景，当时北大已经是人才济济，“新派”“旧派”。“新派”的人物像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旧派”的刘师培、黄侃、林琴南等等都云集在此。当时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发源地，而我祖父在“新派”“旧派”的中间，左右不能。他对旧派是不认可，他认为他们说的那些旧道理被陈独秀骂得体无完肤，回嘴不得；而“新派”又认为他是“旧派”的人物，又不太理会他，所以他倍受压力。
“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派”们高喊“打倒孔家店”、民主、科学的口号，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瞩目，其中为首的就是陈独秀先生，我祖父对他的评价是：陈先生是一个反封建的闯将，是“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头脑明晰，笔锋锐利，批判“旧派”观点如摧枯拉朽。“陈先生之精辟廉悍，每发一论，辟易千人”，所以他非常欣赏陈先生那种豪放、勇敢的态度。
当然“新文化运动”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不得不说，就是胡适先生。我祖父对他的“白话文运动”是非常欣赏的。但是在新文化运动中新旧交锋，我祖父又参与其中，他们之间难免有一些文章进行交锋和碰撞，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很平常。但我祖父却表明他自己对这种碰撞的一种态度，他说：“我不认为我反对他们的运动，我不觉得我是他们的敌人，他们是我的敌人，我是没有敌人的。”他又说“在这个时候，天下肯干的人都是好朋友！我们都是一伙子！”这句话放到当下也有他深刻的意义，和而不同才能有国家的发展。
记者：梁漱溟先生在“新文化運动”中研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被认为不仅影响了中华文明史也对世界文明史产生了极大影响。
梁钦宁：他在北大因为受到新派、旧派的这种压力下，他得自己去钻下心来研究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西洋文化。所以，他在写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后他说过一句话：“诸君或不相信，《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本书是逼出来的。”就是环境所逼、形势所逼，迫使他不得不对中国文化、西洋文化、印度文化、世界上三大主流文化进行比较、分析、研究，从1920年他就做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演讲，开始在北大，然后在山东，后来成为当时在“新文化运动”中非常有影响的一部著作。
当时蒋百里给他的老师梁启超写信称赞此书“此亦迩震古铄今之作”；胡秋原先生说：“有独创的意义和可惊叹的深刻思想力”；熊十力先生也说：“梁先生提出‘未来世界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话，是很有胆识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当时迅速被印成十二国文字，而且也多次再版，从1922年至今一直都是由商务印书馆出。这本书也让他成为全国乃至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哲学家，甚至于直到30年代，西洋人一直以为梁氏是中国的唯一哲学家。
他是在总结三种文化的基础上对三种文化的评判，他是有创新的发展。所以这也谈到了孔子，我祖父对孔子的态度在这本书又一次体现，但是他不是简单地赞成，当下现在也开始“尊孔”了，我有些担忧，我怕是一种简单的，对待文化一定要是继承发展的，不能抱住老道理来解决新问题，我们得有发展。
这本书让他迅速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知名的人物，当时他在北大只是一个讲师，可是当时北大做民意测验，全国十大名人梁漱溟跟冯玉祥并列第十，可见这本书给他带来的影响力。
通过这个书他也结识了李济深先生、陈铭枢先生，还有冯玉祥先生。冯玉祥先生还专门请他去南苑，他那阵屯兵南苑。在南苑练兵有五个旅，他亲自陪同，每个旅做一次儒家哲学的演讲，营以上的军官都要听，当时就有韩复榘先生在此旁听。就因为有这份渊源，才有后来我祖父在山东得到韩复榘先生支持搞乡村建设的实践。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比较中国文化、西洋文化和印度文化三大文化的类型，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人对人的；西洋文化是人对物的；印度文化是人对自身的。都有不同的诉求、欲求。我祖父对三种文化的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世界文化的未来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梁漱溟在书后的补遗中说的一段话很重要：“我相信，凡是人都会自己去走对路的。所有的不对，都在我一定要怎样怎样。这就是说，有些人想借某种权力去压别人的意思，推行自己的意见，只信任自己，不信任大家。我以为，我们有什么意思尽可以陈述，都不应该强众从我。因为大家本来都是自己能走对路的。如果真要靠我一个人去纠正大家，既是已足表明此事已无甚希望。不信任人是最不对的，人在知觉上自然会找到对的上去，所以知识上、人格上的错处、坏处都是一时的，结果终究是要对的。用强力干涉固然错误，忧愁这世界愈忧愈患也是错。我信人都是好的，没有坏的，最好是任听大家自己去走，自然走对。因此，我全无悲观。总觉得无论如何都对，我从来未曾反对过谁的说话，同我极不对的话，都任凭去说，说了有好处的，因为经过了这一步，便可以顺次走下一步，人都是要求善、求真，并且它都有求得善和真的可能。”
要注重中国传统文化，要顺应时代潮流
记者：回归到在家庭中的角色，您觉得梁漱溟先生是一位怎样的祖父？
梁钦宁：我觉得他是一个从来不会说教的人。他有自己一套教育子孙的方法。我小时候爱吃咸的，爷爷看我吃饭的时候经常加酱油，没有当面批评，而是找到了一本科普书，用红笔将题目勾出来说：“钦宁你抽空把这个看一看。”我现在还记得书上的题目是：“吃盐过多等于慢性自杀”。看完文章之后，我便很自然地去学懂它的道理，慢慢改变不好的习惯。
他经常会给我们讲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我至今仍然保存着爷爷给的来信：
“钦宁来信，阅兮，甚好。古训云：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为人要堂堂正正、顶天立地、俯仰无愧，此义亦由你父母给你讲明。我最近给钦东讲不贪是根本，一切贪皆从身体来，有心，有自觉，即有主宰，唯身体之主，自然不贪，祖父手字，1981年7月12日。”
上个世纪80年代祖父已经年过九旬，需要儿孙轮流照顾。有一次堂哥梁钦东陪爷爷住，看书到凌晨两三点。祖父第二天早晨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人就是不要贪，即便是看书也不要贪。”按照通常的看法，小孩爱看书是好事，应该多鼓励，愿意熬夜就熬夜。但是爷爷认为这不是生命可持续的一种方式，应当该休息就休息，该看书就看书。
1988年5月份祖父接受了台湾记者的最后一次采访，在病榻上，记者问：你对台灣青年和大陆青年有什么寄托，有什么想法想跟他们说的？我祖父沉吟了片刻说：“要注重中国传统文化，要看我的《中国文化要义》。”沉吟了片刻，又说：“要顺应时代潮流。”
（本文经梁钦宁先生审定刊发，在此特别感谢梁先生对本刊的支持！）
记者：梁漱溟先生生于清末乱世，在您看来，哪些人和事对梁漱溟先生性格、学养的形成影响比较大？
梁钦宁：祖父幼时受我的曾祖父梁济先生影响很深。祖父后来特别说道：“吾父是一秉性笃实的人，而不是一天资高明的人。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
在教育上，曾祖父对祖父非常“宽放”。在讨论政治问题时，父子经常辩论，面红耳赤。他允许祖父保留和坚持自己的想法。
此外还有两个人对祖父影响很大，一个是他父亲的结拜兄弟彭翼仲，他是清末著名的爱国报人，中国新闻出版界的先驱。彭翼仲因为办报得罪了清朝政府，被发配新疆，当时有上千人送他，还有人愿意陪他一起去新疆。彭翼仲还办过《启蒙画报》，那是一张彩色的，專门给儿童看的画报，对梁漱溟的影响很大。
另一位影响祖父的人是梁启超先生。彼时梁启超已经流亡日本，但他的丛书合订本从海外流入，祖父非常喜欢读，爱不释手到有时要枕着梁启超的丛书睡觉。
曾祖父没有让祖父去私塾，而是找了一位老师来家里，一开始也就读《百家姓》《千字文》。清朝末年，祖父上的是北京第一家西式小学堂，学的是英文字母ABC，后来因为义和团来了，学业中断，他小学一共上了四家。
记者：“这个世界会好吗？”这句发问最初源自您曾祖父梁济先生，这是否也是梁漱溟先生此后一遍遍追问的话题？
梁钦宁：曾祖父梁济曾是清廷小吏，做过内阁中书，也管过一些小的事情。虽然是小吏，但是他对国家的前途、民生非常关注。
我祖父有一本比较畅销的书《这个世界会好吗》，是他与美国汉学家艾恺教授的对话录，书的标题就源于他与我曾祖的最后一次对话。
1918年11月份，在我曾祖的60岁生日前几天，他在家中碰到已经在北大当讲师的儿子，突然间问了一句：世界会好吗？祖父当时一愣，沉吟片刻答道：会好的，相信一天天会往好里去的。我的曾祖说：会好就好。在三天之后，我曾祖投北京的净业湖殉道而亡。净业湖就是现在的积水潭。
曾祖父的死对祖父影响非常大。他始终在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人生，后来他一直研习佛学可能与此有关；另一个就是关注中国社会的问题。这两个问题贯穿了祖父的一生。
蔡元培因文识人
记者：梁漱溟先生只有中学毕业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他具体是如何与北大结缘的？
梁钦宁：1917年1月4号蔡元培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晚间就在寓所接待了我祖父的拜访。我祖父当时是拿着一篇《究元决疑论》的文章向蔡先生请教，这是他多年习佛的所感所悟，没想到一见面蔡先生说：这个文章我已经看过了，写得很好，我这回受邀主政北大，希望你能来哲学门来担任个教师，教印度哲学。
我祖父有点儿惊讶，为什么？他只是一个中学学历，中学毕业以后，他因为投身新闻事业，就做了一个新闻记者。他没有去考学，没有任何的资历，蔡先生就邀请他出任北京大学的讲师。所以他有点儿很惊讶，当时他就推托道：“蔡先生，印度哲学有六个门派之多，我只是对佛学略知一二，你让我去教恐怕不合适。”蔡先生说：“我现在也寻不到其他人，你来就好。”我祖父还是在推辞，但是蔡先生说：“你不要把它当做你来教书，你就当做把喜欢哲学的一班朋友聚在一起，大家共同地来研究、探讨。”
蔡先生再三邀请，我祖父也不好推辞，就应承了下来，这一天他答应了蔡先生的邀请出任北大的讲师，但是他又向蔡先生言明，他无法立刻就任，那阵他还是司法总长的秘书，还有很繁忙的工作。也就1917年的夏天，随着张耀曾离开司法总长的职位，他也自然而然不再担任这个秘书了，就闲赋在家。当时他也游历湖南的寺庙，都差一点在那儿出家。但是因为兵祸、战乱使他痛下决心，他还是想要做一番事业，对这个国家产生影响，所以他回到北京，也接到了蔡先生的通知，因为许丹先生（许季上先生）得了一场大病，不能再替他代课了，让他赶快来上课。
在1917年的11月份，他就先去北大校长办公室正式报到。当时有蔡元培先生和陈独秀先生在那儿，我祖父一进门寒暄过后，直截了当地就问蔡先生：“你们对孔子是什么态度？”蔡先生一愣。因为你想想，我祖父当时二十四岁，一个小年轻儿，对一个校长，而且对他知遇之恩的校长，毫不客气地问问题。蔡先生有一些惊讶，但是他还是很包容的。
他就答道：“我们不反对孔子。”我祖父就说：“我不但不反对孔子，我此次来北大就是替释家孔子说个明白，不做旁的事情。”这是我祖父公开的第一次对孔子的表态。所以1917年的12月5日北京大学的《日刊》上正式刊出梁漱溟开始讲授印度哲学。
记者：《究元决疑论》这篇文章对梁先生个人影响也很大？
梁钦宁：对，他通过这篇文章一是得到了蔡先生的赏识进了北京大学，同时也得到了一些前辈学者的垂青。
1920年的夏天有一辆小汽车——我祖父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那个时代要是看到一辆汽车是非常不容易的——停在了我们家在崇文门外缨子胡同的门口。从车下走下来的有林宰平先生、蒋百里先生、梁启超先生，还有梁启超先生的长子梁思成先生，他们四个人来登门造访，我祖父当时非常地惊讶，他非常仰慕梁启超先生，不过一直没有主动去结识他，这可能就源于我的曾祖。我的曾祖也是非常赞同君主立宪的，曾四次投书两次拜访梁启超先生而不得，所以我的祖父担心主动联系他再吃闭门羹，因此他有这种抵触心理，就没有主动去拜访。他们主动地来拜访他，这使得我祖父很惊讶。他们来拜访也是因为这篇文章，来探讨佛法、佛理。
这篇文章还让我祖父得以结识了熊十力先生，熊先生被称为中国新儒学的三圣之一。因为在这篇文章里我祖父指名道姓地批评了熊十力，说“此士凡夫熊升恒”——熊十力先生的字是升恒——“愚昧无知”，就是对佛法不懂，说三道四，批评了他。也是1919年的夏天，熊先生写個明信片寄到北京大学给我祖父，在明信片上说：“那篇文章我看过了，骂我的不错。我现在在南开中学教书，暑假来北京，可否一晤？”我祖父就回书答应他了。这样他们就在北京的广济寺得以相见，从此一见如故，成为终身的朋友。 一篇《究元决疑论》使我祖父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垂青，让他得以去北大任教，也结识了一些前辈大家和好朋友，所以这篇文章对改变他的人生命运起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在“新文化运动”中特立独行
记者：“新文化运动”时期中西文化激烈碰撞 ，梁漱溟先生通过审视东西文化的发展和局限，对儒家思想进行了重新评价，这影响了当时许多学者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梁漱溟先生在“新文化运动”中具体是怎样一种态度？
梁钦宁：来到北大，我祖父的学历是最低的，又没有什么背景，当时北大已经是人才济济，“新派”“旧派”。“新派”的人物像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旧派”的刘师培、黄侃、林琴南等等都云集在此。当时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发源地，而我祖父在“新派”“旧派”的中间，左右不能。他对旧派是不认可，他认为他们说的那些旧道理被陈独秀骂得体无完肤，回嘴不得；而“新派”又认为他是“旧派”的人物，又不太理会他，所以他倍受压力。
“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派”们高喊“打倒孔家店”、民主、科学的口号，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瞩目，其中为首的就是陈独秀先生，我祖父对他的评价是：陈先生是一个反封建的闯将，是“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头脑明晰，笔锋锐利，批判“旧派”观点如摧枯拉朽。“陈先生之精辟廉悍，每发一论，辟易千人”，所以他非常欣赏陈先生那种豪放、勇敢的态度。
当然“新文化运动”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不得不说，就是胡适先生。我祖父对他的“白话文运动”是非常欣赏的。但是在新文化运动中新旧交锋，我祖父又参与其中，他们之间难免有一些文章进行交锋和碰撞，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很平常。但我祖父却表明他自己对这种碰撞的一种态度，他说：“我不认为我反对他们的运动，我不觉得我是他们的敌人，他们是我的敌人，我是没有敌人的。”他又说“在这个时候，天下肯干的人都是好朋友！我们都是一伙子！”这句话放到当下也有他深刻的意义，和而不同才能有国家的发展。
记者：梁漱溟先生在“新文化運动”中研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被认为不仅影响了中华文明史也对世界文明史产生了极大影响。
梁钦宁：他在北大因为受到新派、旧派的这种压力下，他得自己去钻下心来研究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西洋文化。所以，他在写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后他说过一句话：“诸君或不相信，《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本书是逼出来的。”就是环境所逼、形势所逼，迫使他不得不对中国文化、西洋文化、印度文化、世界上三大主流文化进行比较、分析、研究，从1920年他就做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演讲，开始在北大，然后在山东，后来成为当时在“新文化运动”中非常有影响的一部著作。
当时蒋百里给他的老师梁启超写信称赞此书“此亦迩震古铄今之作”；胡秋原先生说：“有独创的意义和可惊叹的深刻思想力”；熊十力先生也说：“梁先生提出‘未来世界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话，是很有胆识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当时迅速被印成十二国文字，而且也多次再版，从1922年至今一直都是由商务印书馆出。这本书也让他成为全国乃至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哲学家，甚至于直到30年代，西洋人一直以为梁氏是中国的唯一哲学家。
他是在总结三种文化的基础上对三种文化的评判，他是有创新的发展。所以这也谈到了孔子，我祖父对孔子的态度在这本书又一次体现，但是他不是简单地赞成，当下现在也开始“尊孔”了，我有些担忧，我怕是一种简单的，对待文化一定要是继承发展的，不能抱住老道理来解决新问题，我们得有发展。
这本书让他迅速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知名的人物，当时他在北大只是一个讲师，可是当时北大做民意测验，全国十大名人梁漱溟跟冯玉祥并列第十，可见这本书给他带来的影响力。
通过这个书他也结识了李济深先生、陈铭枢先生，还有冯玉祥先生。冯玉祥先生还专门请他去南苑，他那阵屯兵南苑。在南苑练兵有五个旅，他亲自陪同，每个旅做一次儒家哲学的演讲，营以上的军官都要听，当时就有韩复榘先生在此旁听。就因为有这份渊源，才有后来我祖父在山东得到韩复榘先生支持搞乡村建设的实践。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比较中国文化、西洋文化和印度文化三大文化的类型，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人对人的；西洋文化是人对物的；印度文化是人对自身的。都有不同的诉求、欲求。我祖父对三种文化的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世界文化的未来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梁漱溟在书后的补遗中说的一段话很重要：“我相信，凡是人都会自己去走对路的。所有的不对，都在我一定要怎样怎样。这就是说，有些人想借某种权力去压别人的意思，推行自己的意见，只信任自己，不信任大家。我以为，我们有什么意思尽可以陈述，都不应该强众从我。因为大家本来都是自己能走对路的。如果真要靠我一个人去纠正大家，既是已足表明此事已无甚希望。不信任人是最不对的，人在知觉上自然会找到对的上去，所以知识上、人格上的错处、坏处都是一时的，结果终究是要对的。用强力干涉固然错误，忧愁这世界愈忧愈患也是错。我信人都是好的，没有坏的，最好是任听大家自己去走，自然走对。因此，我全无悲观。总觉得无论如何都对，我从来未曾反对过谁的说话，同我极不对的话，都任凭去说，说了有好处的，因为经过了这一步，便可以顺次走下一步，人都是要求善、求真，并且它都有求得善和真的可能。”
要注重中国传统文化，要顺应时代潮流
记者：回归到在家庭中的角色，您觉得梁漱溟先生是一位怎样的祖父？
梁钦宁：我觉得他是一个从来不会说教的人。他有自己一套教育子孙的方法。我小时候爱吃咸的，爷爷看我吃饭的时候经常加酱油，没有当面批评，而是找到了一本科普书，用红笔将题目勾出来说：“钦宁你抽空把这个看一看。”我现在还记得书上的题目是：“吃盐过多等于慢性自杀”。看完文章之后，我便很自然地去学懂它的道理，慢慢改变不好的习惯。
他经常会给我们讲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我至今仍然保存着爷爷给的来信：
“钦宁来信，阅兮，甚好。古训云：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为人要堂堂正正、顶天立地、俯仰无愧，此义亦由你父母给你讲明。我最近给钦东讲不贪是根本，一切贪皆从身体来，有心，有自觉，即有主宰，唯身体之主，自然不贪，祖父手字，1981年7月12日。”
上个世纪80年代祖父已经年过九旬，需要儿孙轮流照顾。有一次堂哥梁钦东陪爷爷住，看书到凌晨两三点。祖父第二天早晨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人就是不要贪，即便是看书也不要贪。”按照通常的看法，小孩爱看书是好事，应该多鼓励，愿意熬夜就熬夜。但是爷爷认为这不是生命可持续的一种方式，应当该休息就休息，该看书就看书。
1988年5月份祖父接受了台湾记者的最后一次采访，在病榻上，记者问：你对台灣青年和大陆青年有什么寄托，有什么想法想跟他们说的？我祖父沉吟了片刻说：“要注重中国传统文化，要看我的《中国文化要义》。”沉吟了片刻，又说：“要顺应时代潮流。”
（本文经梁钦宁先生审定刊发，在此特别感谢梁先生对本刊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