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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加拿大既做过学生又当过老师，对中加的教育体系有些体会与感触，在此与大家分享。
老师比学生更用功
实习的时候，我往往是头一天从实习老师那里拿到“课题”，下午四点多回到家开始搜集资料写教案备课，一直忙到午夜，梦里都在喃喃自语，巩固台词。第二天上讲台，运气好遇到好的班级，学生赏脸听几句我备了快十个小时的课；运气中等遇到一个不好不坏的班，学生也还赏脸：睡自己的觉做自己的白日梦，至少与人无干；运气不好，遇到一个差班，刚刚警告了约翰，一回头，安娜正在扮鬼脸惹同学发笑、杰克像架风车一样在教室里兜圈子……我准备的四十分钟的课能有十分钟的存活率已算是幸运了。
学生不学怎么办?在中国，老师会罚学生找家长、最轻的也要给全班来它个一节课之长的“语重心长”。但这个问题的“当事人”，归根结底还在于学生：学生要检讨自己的问题。而在加拿大，学生不听，老师一定得马上责问自己：学生为什么不听，是自己的课准备不足?过渡得不够顺畅?不够有趣以至于无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这最后一个问题可是我在“教师学院”受训的关键：从体育艺术地理到数学英语宗教所有的课，只要老师有本事把课堂弄得“活跃”起来，那你就是个“天生”的好老师。
记得“社会学”的最后一个作业是一个占40％的“预讲”，课题自选。只见全班三十多个“准老师”，讲故事的秀模型的放电影的演电脑的唱歌的跳舞的，“十八般兵器”会什么的练什么，个个使出浑身解数、务必使自己的课堂积极活跃笑话连篇，就差有人扮猴子拿大鼎了。那天也有些“不识时务”的，居然以“请将书翻到某某页”作开场白的，百分之百都拿到了最低分。老师这样辛苦的结果呢?用一个八年纪的老师的原话：“既然我这么劳心竭力、挖空心思地让他们对学习‘感兴趣’，那还不如我替他们学得了。”
开放教育下的“闭关”成果
我去学校实习的时候，有学生问我：“你们中国的学生是不是没有课间休息?是不是上课都不许说话?是不是你们的课堂都管理得像军队一样?”看来我们中国的形象一时半会儿还改不了。
我对我受过的中国教育也持过批判态度：从小学到高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个老师有计划有目的地引导我对某个学科产生兴趣，老师偶尔讲个笑话，也是“百年不遇”的大事；不少老师像孔乙己一样对那些毫无实际用途的细节纠缠不放；学生不听，老师可以扔黑板擦打人而不用承担任何后果……
和中国的这种“不人道”的教育体系相比，加拿大的学生享受的“自由”可以说是令人羡慕：除了骂人打架吸毒携带武器这些“大过”老师不能视而不见以外，一般的学习时间，学生可以削铅笔上厕所吃东西听音乐讲话游戏睡觉
这种倡导“自由”精神的教学法可不仅仅是我的个人观察，而是亲身经历。我的第三个实习得分最低，原因是和实习老师“脾性”不合：我要求学生在自习的时候保持安静，可以小声讲话但是不可以大声喧哗影响别人。实习老师不以为然： “只要我讲话的时候，学生不讲话就可以了，其余时间学生可以随便。”其理论是：“怎么可以期待十二三岁的孩子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天啊，他的学生，哪里有半刻的一动不动?
在他的鼓励下，只见全班三十个学生个个操着高音量谈天说地、一旦邻居的声音比自己的高，自己的声音只好再往上拔，这样不断“攀比”的结果，整个教室好像一个疯人院。那些想做作业的，只好用耳机堵上耳朵。那些什么也不想做的，窜上窜下，有的居然在你不注意的时候，打开门溜了出去。而实习老师呢，四平八稳坐在自己的电脑前敲敲打打，犹如泰山压顶、雷打不动。后来终于以女校长的一声断喝，才给了整个教室片刻的安宁。校长离开后，教室又炸开了锅，我的实习老师呢，仍然无动于衷。看来他对“自由精神”的崇拜是入骨入髓的了。
这样一比，中国的学生应该是百分之八九十“死板僵硬”的，而加拿大的学生应该是“极富创造力”的了。但从我在加拿大几年的学习经历看，并不是那么回事。我的一些甚至加拿大名牌大学毕业的白人同学做出来的作业和project，平淡无奇，往往叫人不敢恭维，直叫我替他们可惜白白浪费了享受这么多年的“个性教育”。相比之下，中国的学生，虽然看上去多面目冷峻不苟言笑，头里心里的点子可是丰富得很。我想这决不只是吃米饭和汉堡的结果，也许是中国式教育的早期“压制”开放出后期的“花朵”?也许是加拿大式的教育的过早“开放”造就出后期的“无花果”?
小学老师个个“八面玲珑”
用“多才多艺”来形容加拿大的小学老师并不过份，至少教育部对小学老师的要求是这样的。我看十有八九是压缩经费的结果，每个小学的班级就只有一个“课堂老师”，相当于中国的“班主任”吧。除了音乐和法语，这个老师要教其他所有的课，所以和中国的“班主任”又是不同的。教育部的部长可能也很清楚：除了“杂学家”，谁也不可能样样都精通。那么这个做法仍然盛行的前提至少有两个：一是小学的教育不需要太专业的知识；二是对数学适用的“教学法”对地理也一定适用。
这种用“常识”(common sense)教学的教学法，虽有它的道理，可害惨了像我这样的“外来者”：因为在短短的时间内，我们这些受教在北美以外的，所要补的“common sense”，可以说是数量可观。来不及补的，就只好硬着头皮“赶鸭子上架”了。这样一来，极有可能那些我认为理所当然的“常识”，学生听得一头雾水；而学生对我的有些近似“无知”的表现，私下里认为我“白痴”的可能性都有。
话说回来，其实就算是加拿大毕业的当地人，就算这是个勤奋好学、读万卷书的，也还存在一个个人喜好和擅长的问题。我去过一个八年级的班，百分之八九十的学生能说会道、文章流畅，但只有百分之三四十的人的数学还算达标。原因是这个班的“班主任”老师好文不好理，以致于全班学生都“文”通“理”不顺的。
超级“保密”下的学校系统
和我一起在“教师学院”受训的一个中国人，在一个课堂讨论上发言：“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加拿大的学校对什么都保密，尤其是学生的成绩，我所知道的，永远都只是我女儿自己的成绩，纵使满篇的‘A’和‘B’，我也无从知道她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因为没有‘参照物’。她的发言，当然得到了信奉“隐私”的其他人的“嘘”声。就连只露两只眼睛的阿拉伯女生也深谙西方文明的真谛：“成绩单是应该保密的，不然有伤学生的自尊。”
那些被伤到自尊的，当然是成绩不好的了。可是那些成绩好的呢，就不值得一点点口头的鼓励吗?我记得很清楚，我当初学英语的兴趣，完全是我的英文老师的一次“无心插柳”的结果。在初中我们全班的第一次英语统考后，我的男英语老师用着他那永远不耐烦的表情和懒洋洋的声音：“这次的最高分是86，得分者是某某某”。那一刻我感到的欣喜和骄傲足足使我对英语的热爱保持至今。
因为自己的经历，我对“学院”的忠告并不以为然，总想着“对中国人适用的对外国人也适用(what'sgood for the goose is good forthe gander)”。每次考试，即使是小测验，我也总是公布前三名学生的名单。看到那些欢喜骄傲的笑脸，我觉得自己做得没有错。我将这个习惯带到了高中，而且有一次说得顺口，将最低分也说了出来(当然没有提任何人的名字，这个分寸我还是掌握的)。下课后，实习老师马上给我警告：最低分是不应该在班级公布的，那个得低分的学生会很受打击。
我心想：要是那个学生自尊心真那么脆弱的话，也不至于让自己得零分吧。当然了，这只是我的心理活动，没敢说出来，“入乡随俗”的道理我还是懂得的。
老师比学生更用功
实习的时候，我往往是头一天从实习老师那里拿到“课题”，下午四点多回到家开始搜集资料写教案备课，一直忙到午夜，梦里都在喃喃自语，巩固台词。第二天上讲台，运气好遇到好的班级，学生赏脸听几句我备了快十个小时的课；运气中等遇到一个不好不坏的班，学生也还赏脸：睡自己的觉做自己的白日梦，至少与人无干；运气不好，遇到一个差班，刚刚警告了约翰，一回头，安娜正在扮鬼脸惹同学发笑、杰克像架风车一样在教室里兜圈子……我准备的四十分钟的课能有十分钟的存活率已算是幸运了。
学生不学怎么办?在中国，老师会罚学生找家长、最轻的也要给全班来它个一节课之长的“语重心长”。但这个问题的“当事人”，归根结底还在于学生：学生要检讨自己的问题。而在加拿大，学生不听，老师一定得马上责问自己：学生为什么不听，是自己的课准备不足?过渡得不够顺畅?不够有趣以至于无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这最后一个问题可是我在“教师学院”受训的关键：从体育艺术地理到数学英语宗教所有的课，只要老师有本事把课堂弄得“活跃”起来，那你就是个“天生”的好老师。
记得“社会学”的最后一个作业是一个占40％的“预讲”，课题自选。只见全班三十多个“准老师”，讲故事的秀模型的放电影的演电脑的唱歌的跳舞的，“十八般兵器”会什么的练什么，个个使出浑身解数、务必使自己的课堂积极活跃笑话连篇，就差有人扮猴子拿大鼎了。那天也有些“不识时务”的，居然以“请将书翻到某某页”作开场白的，百分之百都拿到了最低分。老师这样辛苦的结果呢?用一个八年纪的老师的原话：“既然我这么劳心竭力、挖空心思地让他们对学习‘感兴趣’，那还不如我替他们学得了。”
开放教育下的“闭关”成果
我去学校实习的时候，有学生问我：“你们中国的学生是不是没有课间休息?是不是上课都不许说话?是不是你们的课堂都管理得像军队一样?”看来我们中国的形象一时半会儿还改不了。
我对我受过的中国教育也持过批判态度：从小学到高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个老师有计划有目的地引导我对某个学科产生兴趣，老师偶尔讲个笑话，也是“百年不遇”的大事；不少老师像孔乙己一样对那些毫无实际用途的细节纠缠不放；学生不听，老师可以扔黑板擦打人而不用承担任何后果……
和中国的这种“不人道”的教育体系相比，加拿大的学生享受的“自由”可以说是令人羡慕：除了骂人打架吸毒携带武器这些“大过”老师不能视而不见以外，一般的学习时间，学生可以削铅笔上厕所吃东西听音乐讲话游戏睡觉
这种倡导“自由”精神的教学法可不仅仅是我的个人观察，而是亲身经历。我的第三个实习得分最低，原因是和实习老师“脾性”不合：我要求学生在自习的时候保持安静，可以小声讲话但是不可以大声喧哗影响别人。实习老师不以为然： “只要我讲话的时候，学生不讲话就可以了，其余时间学生可以随便。”其理论是：“怎么可以期待十二三岁的孩子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天啊，他的学生，哪里有半刻的一动不动?
在他的鼓励下，只见全班三十个学生个个操着高音量谈天说地、一旦邻居的声音比自己的高，自己的声音只好再往上拔，这样不断“攀比”的结果，整个教室好像一个疯人院。那些想做作业的，只好用耳机堵上耳朵。那些什么也不想做的，窜上窜下，有的居然在你不注意的时候，打开门溜了出去。而实习老师呢，四平八稳坐在自己的电脑前敲敲打打，犹如泰山压顶、雷打不动。后来终于以女校长的一声断喝，才给了整个教室片刻的安宁。校长离开后，教室又炸开了锅，我的实习老师呢，仍然无动于衷。看来他对“自由精神”的崇拜是入骨入髓的了。
这样一比，中国的学生应该是百分之八九十“死板僵硬”的，而加拿大的学生应该是“极富创造力”的了。但从我在加拿大几年的学习经历看，并不是那么回事。我的一些甚至加拿大名牌大学毕业的白人同学做出来的作业和project，平淡无奇，往往叫人不敢恭维，直叫我替他们可惜白白浪费了享受这么多年的“个性教育”。相比之下，中国的学生，虽然看上去多面目冷峻不苟言笑，头里心里的点子可是丰富得很。我想这决不只是吃米饭和汉堡的结果，也许是中国式教育的早期“压制”开放出后期的“花朵”?也许是加拿大式的教育的过早“开放”造就出后期的“无花果”?
小学老师个个“八面玲珑”
用“多才多艺”来形容加拿大的小学老师并不过份，至少教育部对小学老师的要求是这样的。我看十有八九是压缩经费的结果，每个小学的班级就只有一个“课堂老师”，相当于中国的“班主任”吧。除了音乐和法语，这个老师要教其他所有的课，所以和中国的“班主任”又是不同的。教育部的部长可能也很清楚：除了“杂学家”，谁也不可能样样都精通。那么这个做法仍然盛行的前提至少有两个：一是小学的教育不需要太专业的知识；二是对数学适用的“教学法”对地理也一定适用。
这种用“常识”(common sense)教学的教学法，虽有它的道理，可害惨了像我这样的“外来者”：因为在短短的时间内，我们这些受教在北美以外的，所要补的“common sense”，可以说是数量可观。来不及补的，就只好硬着头皮“赶鸭子上架”了。这样一来，极有可能那些我认为理所当然的“常识”，学生听得一头雾水；而学生对我的有些近似“无知”的表现，私下里认为我“白痴”的可能性都有。
话说回来，其实就算是加拿大毕业的当地人，就算这是个勤奋好学、读万卷书的，也还存在一个个人喜好和擅长的问题。我去过一个八年级的班，百分之八九十的学生能说会道、文章流畅，但只有百分之三四十的人的数学还算达标。原因是这个班的“班主任”老师好文不好理，以致于全班学生都“文”通“理”不顺的。
超级“保密”下的学校系统
和我一起在“教师学院”受训的一个中国人，在一个课堂讨论上发言：“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加拿大的学校对什么都保密，尤其是学生的成绩，我所知道的，永远都只是我女儿自己的成绩，纵使满篇的‘A’和‘B’，我也无从知道她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因为没有‘参照物’。她的发言，当然得到了信奉“隐私”的其他人的“嘘”声。就连只露两只眼睛的阿拉伯女生也深谙西方文明的真谛：“成绩单是应该保密的，不然有伤学生的自尊。”
那些被伤到自尊的，当然是成绩不好的了。可是那些成绩好的呢，就不值得一点点口头的鼓励吗?我记得很清楚，我当初学英语的兴趣，完全是我的英文老师的一次“无心插柳”的结果。在初中我们全班的第一次英语统考后，我的男英语老师用着他那永远不耐烦的表情和懒洋洋的声音：“这次的最高分是86，得分者是某某某”。那一刻我感到的欣喜和骄傲足足使我对英语的热爱保持至今。
因为自己的经历，我对“学院”的忠告并不以为然，总想着“对中国人适用的对外国人也适用(what'sgood for the goose is good forthe gander)”。每次考试，即使是小测验，我也总是公布前三名学生的名单。看到那些欢喜骄傲的笑脸，我觉得自己做得没有错。我将这个习惯带到了高中，而且有一次说得顺口，将最低分也说了出来(当然没有提任何人的名字，这个分寸我还是掌握的)。下课后，实习老师马上给我警告：最低分是不应该在班级公布的，那个得低分的学生会很受打击。
我心想：要是那个学生自尊心真那么脆弱的话，也不至于让自己得零分吧。当然了，这只是我的心理活动，没敢说出来，“入乡随俗”的道理我还是懂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