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对外政策争论中有两大核心流派：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中间地带则在不断变化。
　　2009年12月，奥巴马在领取“诺贝尔和平奖”时指出了这一争论：“美国国内长期存在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对立的紧张局面，这意味着你必须在狭隘的利益追求和向全世界宣扬价值观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
　　现实主义者认为美国对外国事务的干涉应出于一种为保护美国利益的务实考虑。理想主义者则认为对美国最好的就是对世界最好的，美国的对外政策应该维护全球范围的民主、人权和基本自由。现实主义者将美国利益置于首位，理想主义者则将对外政策视为道义上的需要。现实主义者可以使用各式各样的灰色手段，只要在美国利益范围之内且未触及诸如“种族灭绝”之类的基本底线。但对于理想主义者而言，道义更加重要。然而，理想主义者的观点不尽相同，不同派别所持的观点经常截然相反。
　　在现实中，美国对外政策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情况各不相同，尽管公众意见是关键，但并不存在统一的准则。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会干涉科索沃事务却不理会非洲众多具有毁灭性的内战？为什么不可以忍受某些专制独裁统治而对其他独裁却不闻不问？这不能笼统地解释为虚伪，而是一种常识。美国利益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威胁？是否具有重要的战略性意义？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它会产生怎样的后果？谁会是牺牲者？它的目标何在？这些答案通常受到利益集团的刻意煽动的影响，很少存在清晰明确的决策。例如在科索沃，前南斯拉夫战争已经造成了至少13万人死亡，塞尔维亚人却又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一次种族清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理想主义的趋势下，对大屠杀进行了干预。但事实上，欧洲和地缘政治的战略性因素毫无疑问地在决策中占据了更多的分量。
　　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的对外政策被国内民众视为理想主义，但最终却因打败了苏联而被视为现实主义。他的继任者老布什把现实主义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相比之下，克林顿和小布什更像是理想主义者，虽然他们的视角有所不同。
　　政治并不是理性的，因此期待一个灵活标准的想法是荒谬的。政治中并不存在道德的冲突对立。共和党和民主党都维护相同的基本原则，但理想主义者在政策制定上更强调道德因素。然而透过历史我们发现，大多数受理想主义直接驱动的对外干预政策最终都事与愿违。正如利比亚事件所表明的，阻止即将发生的大屠杀比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简单得多。不切实际的改良主义者在追求道义的路上最终是否会造成更多伤害？这个问题将一直存在。
　　奥巴马政府的政策模糊到矛盾的程度。奥巴马上任后承诺改变布什基于维护美国利益的对外政策，即现实主义的方式。然而在实践中，奥巴马对外政策是克林顿和小布什理想主义政策的结合，并重新整合为“奥巴马现实主义”，例如白宫一方面容忍波斯湾地区（如巴林和沙特）的反民主政体，而同时又积极地支持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的亲民主势力。
　　公平地说，奥巴马对外政策是布什时代政策的延续，因为奥巴马仍将面临布什所面临的紧迫问题，包括财政危机和伊拉克及阿富汗战争。奥巴马是否能处理好这些问题另当别论，毕竟这些问题不是他制造的。显然，“阿拉伯之春”是意料之外的事情，而欧洲的危机问题则长期存在。其实奥巴马更注重于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在他眼中，这才是美国人最需解决的问题。美国长期一贯的对外政策因而变得不太可靠，尤其是在中国和俄罗斯问题的处理上。
　　美国对外政策的不稳定，体现出美国政府内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间的矛盾。例如，奥巴马只在胡斯尼·穆巴拉克政府倒台已成定局时支持埃及反对派，而且他从未支持政体变革，只支持有组织的过渡。以色列、沙特和许多美国学者都建议奥巴马无论如何都要支持穆巴拉克政权，因为其继任者可能会使局势变得更糟。也许事实果真如此，但奥巴马别无选择。他只会在穆巴拉克政权不可避免地被推翻，且过渡政府保持政体不变的情况下才会支持免去穆巴拉克的总统职务。奥巴马想通过右翼道路对过渡政府施加更大的影响，这是现实主义路径，而奥巴马努力使其成为理想主义。
　　利比亚战争也是如此。美国在利比亚并没有直接的利益，而且奥巴马政府最初明确地反对武装干涉，甚至反对设立禁飞区。但法国和英国为了各自的利益齐心协力反对卡扎菲政权。一旦法国和英国反对卡扎菲的斗争不可避免，奥巴马便会不顾国防部的意见而参与其中。美国对利比亚的干预也许符合现实利益。当然，美国政府希望避免利比亚内战长期化进而导致油价高涨，同时也不希望利比亚由此向基地组织敞开大门，更要打消欧洲国家对其军事行动能力的疑虑。当然这些动机都会被粉饰为维护利比亚的民主和人民安全。
　　这也可以解释美国对叙利亚政府的压制。奥巴马政府支持叙利亚的反政府游行，进而卷入叙利亚问题。奥巴马把目标锁定在叙利亚领导层，促使叙利亚改变当前的政治体系，伊朗对叙利亚、黎巴嫩的影响就会被大为削弱，而伊朗最重要的武器——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威慑力也会不断降低。所以，除掉一个暴戾的统治者会让美国充满正义感，媒体也会给予积极的评价，但美国的最终目标还是现实主义的。其实奥巴马的政策也是有风险的，如果局势发展不利，伊朗的实力反而可能加强，但奥巴马也许会估量反对美国信任的盟国以色列对伊朗发起攻击的决定。如果政策奏效，那么将会通过迫使伊朗军事领导者削减开支来阻止该地区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事实上，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更像是—只“披着羊皮的狼”。
　　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政策则是一个彻底的败笔。白宫没有及时调整与拉美的关系，而将这一责任推给了追求理想主义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但这个决策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对于华盛顿而言，拉美地区仍居于次要地位，而且希拉里的政策使情况变得更糟。
　　以洪都拉斯军事政变余波为例，美国国务院将阻止查韦斯的玻利瓦尔主义扩张置于拉美政策中的首要位置。在美国决策层眼中，这种行为等同于独裁主义。现实主义者可能会支持其他拉美国家维护其政权合法性，而理想主义者认为应对反美运动更为重要。 　　美国对拉美地区的政策仍以前总统克林顿的理想主义为基础。自由贸易仍受到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其实自由政策如果应用得当，会使拉美地区给美国带来更多利益。哥伦比亚就是最好的例子。在过去，哥伦比亚肯定发生了一些危害人权的暴力事件，并几乎未受到过任何惩罚。美国白宫和参议院因此拒绝承认小布什和哥伦比亚总统阿尔瓦罗·乌里韦在2006年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合法性。所以当查韦斯对哥伦比亚货物实施禁运时，美国拒绝为其坚定的盟友开启新的商业合作渠道，而与其他并不完全尊重人权的国家，例如阿曼和巴林，则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
　　阻止哥伦比亚《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会促使美国更尊重人权吗？未必如此。哥伦比亚的政策的确有明显改善，但这只是该国在战后过渡时期的部分表现，而且只是在2010年年底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总统上任之后才出现。如果要说美国起了什么作用的话，美国军队倒是在稳定哥伦比亚局势上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然而民主党不断破坏美国与其南美洲亲密盟友的关系，也就是说，理想主义对外政策逐渐破坏了哥伦比亚对于美国所鼓吹的自由贸易政策的信任。而且只是在2011年，美国对自由贸易政策的态度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并伤害到了哥伦比亚的经济，桑托斯总统才得以说服奥巴马，使其改善同哥伦比亚的关系，哥伦比亚也计划进行一些改革以改善人权状况。《自由贸易协定》最终在2011年10月获批，并在2012年付诸实施。
　　美国对委内瑞拉和古巴的政策当然也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对立的最佳例证。奥巴马提出以一个由软实力主导的现实主义政策作为全新的开始。半个世纪以来，古巴一直受到美国的禁运，但禁运政策似乎并没有产生什么民主成效。欧洲、亚洲和拉美公司对古巴渐进的市场化改革非常乐观，而美国公司仍置身事外，结果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从石油业到旅游业概莫如此。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丧失了能对古巴施加影响的任何能力。
　　美国对古巴的政策也是其他拉美国家疏远美国政府的主要原因之一。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其他美洲国家希望采取更灵活的方式影响古巴转型，而美国仍坚持孤立原则。更令人遗憾的是，美国和委内瑞拉的关系也逐渐步入相同的轨道。在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时期，民主共和党的理想主义政策使美国和查韦斯的关系趋于冷淡，后者还因此受益。
　　（摘自中国经济出版社《美国的盲点：查韦斯、石油和美国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