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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形势，主要是分析影响经济增长的国内外诸多因素，哪些因素呈现出新特点，哪些因素的变化对经济增长会带来显著性影响，并采取怎样的对策。
2017年中国经济继续运行在下行通道上
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为6.7%。较之2007年的14.2%，用腰斩一词并不为过。2017年是风险叠加的一年，也是各项政策效果叠加的一年。不仅要消化前期的刺激政策，面对稳增长的压力，中国经济还要应对过剩产能、债务累积、杠杆过高等风险。诸多因素考虑，全年经济增长速度将下降到6.5%，继续运行在下行通道上。
消费、投资与进出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目前“三驾马车”的增长都面临着一些压力。
投资
2017年全年投资增速预计小幅放缓。我国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大，在积极财政政策支持下，2017年基础设施投资大体仍可保持两位数增长。制造业的投资将延续回稳态势，增速会略有回升。目前投资存在的问题，民营资本投资严重不足。2015年以来的投资增长主要是由政府以及政府所属的国有企业主导。在2015年之前的相当长时间里，中国民间企业投资增速都显著高于国有企业投资增速。目前民间企业投资增速已经降至3%以下，远低于国有企业20%以上的投资增速。民间投资占比持续下滑，民间投资被挤出现象严重。目前民营企业面临着融资成本高、劳动力成本高、税收负担高与市场需求低的“三高一低”格局。只要这种格局没有改变，年民营企业投资很难显著反弹。而诸多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的成长，相当多数是建立在民间资本发展基础上，在民营经济生存状况艰难情况下，政府以及国企主导的投资增长十分脆弱，难以实现可持续。
造成民营经济投资下滑的因素很多。但难以否认的原因是，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经济缺乏一个公平竞争环境。此外，民营经济所处的法治环境也不尽如人意。因而，如何为民营经济提供平等的竞争市场环境和法治环境，仍然是民营经济乃至中国经济能否保持较高速度增长的关键因素。
消费
消费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对经济增长具有持久稳定的作用。由于居民收入增速有所下降，居民消费增速无疑會受到一定影响。加快消费结构升级步伐和消费模式创新，居民消费潜力会进一步释放，全年消费总体仍可接近两位数增长。与此同时，政府需要在改善民生、转移支付上有大动作。需要下大力气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政府投资更多地投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有利于扩大内需，有利于加快结构调整，也有利于缩小居民贫富差距。
外需
2016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4.33万亿元，比2015年（下同）下降0.9%。较之2015年进出口总值下降7%，下降幅度趋缓。中国货物贸易连续负增长，与全球经济整体低迷带来的外部需求疲弱与人民币汇率高估两个因素有关。尽管2016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持续下降，但外部需求疲弱依然会影响出口增长。
2017年的关键词是不确定。2017年全球低投资，低贸易、低资本流动、低通货膨胀、低油价、低利率仍将持续。可确定的是全球经济将继续在整体低位运行，2017年全球增长速度估计为3%左右。2016年全球“黑天鹅”满天飞，2017年不确定性胜于2016年。不确定的是美国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如何实施以及美国经济金融走势。此外，英国“脱欧”进程、欧洲相关国家大选、各国经济走势和宏观政策不同步等，都会影响国际资本流动，也会对中国对外贸易、“一带一路”、“走出去”战略等产生重要影响。此外，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资本外流和汇率贬值压力会引发潜在风险，特别是人民币汇率持续贬值的风险巨大。这不仅涉及国内资金大量流出问题，也涉及国内外市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问题。尽管近来中国央行出台了一系列的管制办法，但是这些管制措施越严厉，越有可能会造成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信心不足。这些都会对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造成巨大压力。
虽然有上述因素存在，可以确定的是，如果中美之间没有严重的贸易摩擦，中国货物贸易下滑是可以预期并控制在合理范围内。2017年1月中国出口同比增长7.9%（按美元计），大幅高于预期和前值。说明推动中国进出口贸易增长的因素不可小视，或许超过预期。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成本应当是重心
2017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需要继续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
在去产能方面，2016年钢铁行业4500吨和煤炭行业2.5亿吨目标均超额完成任务。目前需要加码扩大范围，从钢铁煤炭到玻璃、水泥、电解铝、造船。并用市场化、法制化的手段进一步推进。
在去库存方面，2016年商品房待售面积减少2300万平方米，似乎成效并不显著。2016年经济增速为6.7%，一个重要原因是房地产过热导致，对GDP的贡献大约在0.8%左右。201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严格限制信贷流向投资投机性购房”。在此情况下，房地产过热的可能性降低。
在去杠杆方面，2017年货币政策的总体思路并没有变，就是要抑制资产泡沫。与2016年相比，2017年货币政策将更加中性趋紧。2016年的M2增速目标是13%，这一目标在2017年很可能会调低至12%。2017年的货币政策与防泡沫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对于防止资产泡沫过度膨胀是必须的。M2的增速适当调低有利于“挤泡沫”，这也意味着货币政策在经济增速、物价指数等方面向着偏紧方向调节的可能。
要释放市场活力，重要的让实体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有一个好的发展环境。这其中，减负十分必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要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推动企业眼睛向内降本增效。”笔者以为，在“三去一降一补”中，2017年的关键词是“降”，即降低各类成本，这样才能让企业充满活力。这需要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诸多干预，制定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全面取消非行政许可。 减费
当下中国实体经济增速放缓，一个重要因素是赋税过重。要为实体经济减负，一项重要内容是减费。2017年2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降低和规范涉企收费。李克强总理在会上明确要求：“国务院部门要带头治‘费’，切实起到‘以上率下’的作用。”
这意味着，新一轮清费降费启动。目前，各种收费项目繁多，且征收不规范，加重了企业负担。例如，2015年杭州娃哈哈集团缴费项目为212项。其中，政府收费是20多项。虽然政府的直接收费项目不多，但不少涉企收费背后，都可以看到政府部门的影子。规范和取消这些收费，需要破除部门利益、深化简政放权。政府收费要有“明白账”，需要“收费法定”，保留的合理收费要列入收费清单，并向社会公开。这个清单将覆盖“中央、省、市、县”四级，收费项目有调整还要实行联动。
减税
从2016年5月1日起，中国全面推开营改增（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税务部门预计2016年全年减税超过5000亿元。但实际情形是，2016年，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减税规模增加的情况下，全国税务部门组织税收收入115878亿元（已扣减出口退税），比上年增长4.8%。按照税务部门分析，2015年的税收增幅是6.6%，相比之下，2016年税收增幅下降较多，实施减税政策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实际是，税务部门并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减税清单。
减税是减少企业成本的重要举措。但减税面临的困境是，政府过高的行政成本，使减税很难有较大力度。减税如果不能够与减政相结合，减税显然是十分困难的。理由很简单，政府过高的行政成本，需要由财政支撑。而税收则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政府行政成本是政府向社会提供一定的公共服务所需要的行政投入或耗费的资源，是政府行使其职能的必要支出。中国目前的问题是，政府层级多，机构庞大。无论是党的部门、政府部门以及人大政协、司法系统以及人民团体等诸多机构，机构庞大必然带来人员众多，政府行政成本自然就高。再加上政府花钱少有节制，因而导致行政成本持续升高。
中国财政供养人员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党政群机关工作人员；二是各类事业单位人员；三是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离退休人员。由于财政部没有公布近几年数据，财政部公布的2012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到2009年年底，全国不包括中央的地方财政供养人口为5392.6万人。这些都是有公务员编制或者事业单位编制的体制内人员。除此之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准财政供养人员，估计准财政供养人员总人数超过1000万。笔者在广东和浙江的一些县镇进行调查发现，镇一级的准财政供养人口，有些镇甚至超过镇财政供养人口，而这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近年来出现的大量群体性事件中，经常出现临时工字样，在一些情形下，问题可能确实是这些临时工所为。因为这些准财政供养人口目前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量，而准财政供养人口，实际就是临时工。2009-2017年又过去了8年。近几年，中国财政供养人口以每年净增100万以上。加上这部分准财政供养人口，到2016年年底，中国财政实际供养人数应当超过7000万，远超过英国的人口总量。仅2015年底，全国就录用公务员19.4万人，2015年全国共有公务员已达716.7万人。而公务员，只占财政供养人口的1/10左右。中国行政成本之高，远超过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
中国行政成本高，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层级多。从中央政府算起，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县市区和乡镇街道，一共是五级政府。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行政层级是四级政府，也有一些是三级政府。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中国政府层级比大多数国家多出一个甚至两个层级。中国行政成本高，另一原因是很多机构高度重叠，政府一套行政系统，党的一套党务系统。即使一个5万人口的县区，四大班子也一应俱全。由于大量财政供养的收入来源只能是赋税，赋税只能来自企业。企业赋税压力大，必然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只有大幅减税，企业才能轻装前行，企业有活力，经济才能保持持续增长。由于政府行政成本过高，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减税力度，如果不能减少政府行政成本，没有机构的精简和众多冗员的减退，减税显然难于实施。或者蜻蜓點水式的减税，难以解决企业赋税过重问题。
降低政府的行政成本，提升政府的行政效率，可以有多种手段。但在诸多降低行政成本中，减少政府层级，科学合理设置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可能是影响最大，也是最持久的举措。
结构优化应高度重视长江经济带的建设
结构优化、特别是区域结构优化，即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增长有重要意义。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是国家三大发展战略。但三大战略不应等量齐观，而应有所侧重。从经济增长分析，长江经济带战略充分实施更具有重要意义。
长江经济带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11省市，面积约20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21%，人口和经济总量均超过全国的40%，生态地位重要、综合实力较强、发展潜力巨大。长江经济带在空间布局上，应当是重点打造“三极”，即以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为主体，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打造长江经济带三大增长极。
长三角城市群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引擎和火车头。从过去的“1+15”到现在“1+2”，即从过去以上海为中心加上周边的15个城市，到今天发展成以上海为中心、江苏浙江为两翼，已经保持了20多年中国最具发展活力地区美誉。目前这一地区仍然活力四射。例如，长三角的江苏直逼广东。江苏追赶广东多年，与广东的差距不断缩小，2016年GDP的差距只有0.3万亿元。浙江则一直扮演中国经济总量第四位的水平，与前3位差距在缩小。长三角影响与日俱增，上海的作用功不可没。
成渝城市群也是近年来发展迅速的城市群。特别是成都，应当看做是近年来迅速发展的一颗新星。无论是经济总量和科技创新水平，都已经进入中国十大城市之列。2016经济总量达到1.17万亿元，位居十大城市第9位，其科技创新水平，本身就有很好的基础，近年来更有长足的发展。在中国科技创新城市行列，正闪耀着耀眼的光芒。其未来经济增长，可持续势头强劲。自直辖市设立以来，重庆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影响与日俱增。近几年，重庆经济增长速度一直领跑中国。2016年继续保持10.7%增长速度，经济总量达到1.7万亿元，位居中国城市第6位。成渝城市群的发展，对推动长江上游的发展，推动整个西南地区发挥了重要影响带头作用。
而长江经济带的中部，即长江中游城市群，由于缺乏龙头城市，极大影响了城市群的形成和整体竞争力发展。由于都在同一个水准，结构趋同化十分明显。笔者以为，应当将武汉作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龙头，通过扩大武汉中心城市的作用，带动整个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发展。近年来，武汉经济发展迅速。
2016年武汉经济总量1.17万亿元，位居中国进入GDP达万亿的城市前8位（前7位分别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天津、重庆、苏州）。发挥武汉在长江经济带中游城市群的作用，通过大力提升自身科技水平，有利于武汉龙头作用的发挥，进而推动长江中游地区的发展。并与上海、重庆互应，形成长江上、中、下游城市群的互动，进而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的发展。而长江经济带的持续活力迸发，则为2017年中国经济保持6.5%增长奠定了雄厚基础。
此外，中国城镇化仍然蕴含着巨大潜力。这个潜力的释放主要在于人口城镇化，在于人口集聚效应而带来的服务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要把去库存和促进人口城镇化结合起来，不断提升中小城市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和服务的水平，公共资源投入方向是鼓励人口流向的重要基础。2016年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1.2%，远低于目前世界55%的平均水平。如果能打破政策与体制掣肘，2017年就有可能提高2个百分点，并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2017年中国经济继续运行在下行通道上
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为6.7%。较之2007年的14.2%，用腰斩一词并不为过。2017年是风险叠加的一年，也是各项政策效果叠加的一年。不仅要消化前期的刺激政策，面对稳增长的压力，中国经济还要应对过剩产能、债务累积、杠杆过高等风险。诸多因素考虑，全年经济增长速度将下降到6.5%，继续运行在下行通道上。
消费、投资与进出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目前“三驾马车”的增长都面临着一些压力。
投资
2017年全年投资增速预计小幅放缓。我国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大，在积极财政政策支持下，2017年基础设施投资大体仍可保持两位数增长。制造业的投资将延续回稳态势，增速会略有回升。目前投资存在的问题，民营资本投资严重不足。2015年以来的投资增长主要是由政府以及政府所属的国有企业主导。在2015年之前的相当长时间里，中国民间企业投资增速都显著高于国有企业投资增速。目前民间企业投资增速已经降至3%以下，远低于国有企业20%以上的投资增速。民间投资占比持续下滑，民间投资被挤出现象严重。目前民营企业面临着融资成本高、劳动力成本高、税收负担高与市场需求低的“三高一低”格局。只要这种格局没有改变，年民营企业投资很难显著反弹。而诸多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的成长，相当多数是建立在民间资本发展基础上，在民营经济生存状况艰难情况下，政府以及国企主导的投资增长十分脆弱，难以实现可持续。
造成民营经济投资下滑的因素很多。但难以否认的原因是，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经济缺乏一个公平竞争环境。此外，民营经济所处的法治环境也不尽如人意。因而，如何为民营经济提供平等的竞争市场环境和法治环境，仍然是民营经济乃至中国经济能否保持较高速度增长的关键因素。
消费
消费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对经济增长具有持久稳定的作用。由于居民收入增速有所下降，居民消费增速无疑會受到一定影响。加快消费结构升级步伐和消费模式创新，居民消费潜力会进一步释放，全年消费总体仍可接近两位数增长。与此同时，政府需要在改善民生、转移支付上有大动作。需要下大力气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政府投资更多地投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有利于扩大内需，有利于加快结构调整，也有利于缩小居民贫富差距。
外需
2016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4.33万亿元，比2015年（下同）下降0.9%。较之2015年进出口总值下降7%，下降幅度趋缓。中国货物贸易连续负增长，与全球经济整体低迷带来的外部需求疲弱与人民币汇率高估两个因素有关。尽管2016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持续下降，但外部需求疲弱依然会影响出口增长。
2017年的关键词是不确定。2017年全球低投资，低贸易、低资本流动、低通货膨胀、低油价、低利率仍将持续。可确定的是全球经济将继续在整体低位运行，2017年全球增长速度估计为3%左右。2016年全球“黑天鹅”满天飞，2017年不确定性胜于2016年。不确定的是美国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如何实施以及美国经济金融走势。此外，英国“脱欧”进程、欧洲相关国家大选、各国经济走势和宏观政策不同步等，都会影响国际资本流动，也会对中国对外贸易、“一带一路”、“走出去”战略等产生重要影响。此外，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资本外流和汇率贬值压力会引发潜在风险，特别是人民币汇率持续贬值的风险巨大。这不仅涉及国内资金大量流出问题，也涉及国内外市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问题。尽管近来中国央行出台了一系列的管制办法，但是这些管制措施越严厉，越有可能会造成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信心不足。这些都会对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造成巨大压力。
虽然有上述因素存在，可以确定的是，如果中美之间没有严重的贸易摩擦，中国货物贸易下滑是可以预期并控制在合理范围内。2017年1月中国出口同比增长7.9%（按美元计），大幅高于预期和前值。说明推动中国进出口贸易增长的因素不可小视，或许超过预期。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成本应当是重心
2017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需要继续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
在去产能方面，2016年钢铁行业4500吨和煤炭行业2.5亿吨目标均超额完成任务。目前需要加码扩大范围，从钢铁煤炭到玻璃、水泥、电解铝、造船。并用市场化、法制化的手段进一步推进。
在去库存方面，2016年商品房待售面积减少2300万平方米，似乎成效并不显著。2016年经济增速为6.7%，一个重要原因是房地产过热导致，对GDP的贡献大约在0.8%左右。201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严格限制信贷流向投资投机性购房”。在此情况下，房地产过热的可能性降低。
在去杠杆方面，2017年货币政策的总体思路并没有变，就是要抑制资产泡沫。与2016年相比，2017年货币政策将更加中性趋紧。2016年的M2增速目标是13%，这一目标在2017年很可能会调低至12%。2017年的货币政策与防泡沫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对于防止资产泡沫过度膨胀是必须的。M2的增速适当调低有利于“挤泡沫”，这也意味着货币政策在经济增速、物价指数等方面向着偏紧方向调节的可能。
要释放市场活力，重要的让实体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有一个好的发展环境。这其中，减负十分必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要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推动企业眼睛向内降本增效。”笔者以为，在“三去一降一补”中，2017年的关键词是“降”，即降低各类成本，这样才能让企业充满活力。这需要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诸多干预，制定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全面取消非行政许可。 减费
当下中国实体经济增速放缓，一个重要因素是赋税过重。要为实体经济减负，一项重要内容是减费。2017年2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降低和规范涉企收费。李克强总理在会上明确要求：“国务院部门要带头治‘费’，切实起到‘以上率下’的作用。”
这意味着，新一轮清费降费启动。目前，各种收费项目繁多，且征收不规范，加重了企业负担。例如，2015年杭州娃哈哈集团缴费项目为212项。其中，政府收费是20多项。虽然政府的直接收费项目不多，但不少涉企收费背后，都可以看到政府部门的影子。规范和取消这些收费，需要破除部门利益、深化简政放权。政府收费要有“明白账”，需要“收费法定”，保留的合理收费要列入收费清单，并向社会公开。这个清单将覆盖“中央、省、市、县”四级，收费项目有调整还要实行联动。
减税
从2016年5月1日起，中国全面推开营改增（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税务部门预计2016年全年减税超过5000亿元。但实际情形是，2016年，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减税规模增加的情况下，全国税务部门组织税收收入115878亿元（已扣减出口退税），比上年增长4.8%。按照税务部门分析，2015年的税收增幅是6.6%，相比之下，2016年税收增幅下降较多，实施减税政策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实际是，税务部门并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减税清单。
减税是减少企业成本的重要举措。但减税面临的困境是，政府过高的行政成本，使减税很难有较大力度。减税如果不能够与减政相结合，减税显然是十分困难的。理由很简单，政府过高的行政成本，需要由财政支撑。而税收则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政府行政成本是政府向社会提供一定的公共服务所需要的行政投入或耗费的资源，是政府行使其职能的必要支出。中国目前的问题是，政府层级多，机构庞大。无论是党的部门、政府部门以及人大政协、司法系统以及人民团体等诸多机构，机构庞大必然带来人员众多，政府行政成本自然就高。再加上政府花钱少有节制，因而导致行政成本持续升高。
中国财政供养人员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党政群机关工作人员；二是各类事业单位人员；三是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离退休人员。由于财政部没有公布近几年数据，财政部公布的2012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到2009年年底，全国不包括中央的地方财政供养人口为5392.6万人。这些都是有公务员编制或者事业单位编制的体制内人员。除此之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准财政供养人员，估计准财政供养人员总人数超过1000万。笔者在广东和浙江的一些县镇进行调查发现，镇一级的准财政供养人口，有些镇甚至超过镇财政供养人口，而这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近年来出现的大量群体性事件中，经常出现临时工字样，在一些情形下，问题可能确实是这些临时工所为。因为这些准财政供养人口目前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量，而准财政供养人口，实际就是临时工。2009-2017年又过去了8年。近几年，中国财政供养人口以每年净增100万以上。加上这部分准财政供养人口，到2016年年底，中国财政实际供养人数应当超过7000万，远超过英国的人口总量。仅2015年底，全国就录用公务员19.4万人，2015年全国共有公务员已达716.7万人。而公务员，只占财政供养人口的1/10左右。中国行政成本之高，远超过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
中国行政成本高，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层级多。从中央政府算起，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县市区和乡镇街道，一共是五级政府。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行政层级是四级政府，也有一些是三级政府。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中国政府层级比大多数国家多出一个甚至两个层级。中国行政成本高，另一原因是很多机构高度重叠，政府一套行政系统，党的一套党务系统。即使一个5万人口的县区，四大班子也一应俱全。由于大量财政供养的收入来源只能是赋税，赋税只能来自企业。企业赋税压力大，必然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只有大幅减税，企业才能轻装前行，企业有活力，经济才能保持持续增长。由于政府行政成本过高，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减税力度，如果不能减少政府行政成本，没有机构的精简和众多冗员的减退，减税显然难于实施。或者蜻蜓點水式的减税，难以解决企业赋税过重问题。
降低政府的行政成本，提升政府的行政效率，可以有多种手段。但在诸多降低行政成本中，减少政府层级，科学合理设置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可能是影响最大，也是最持久的举措。
结构优化应高度重视长江经济带的建设
结构优化、特别是区域结构优化，即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增长有重要意义。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是国家三大发展战略。但三大战略不应等量齐观，而应有所侧重。从经济增长分析，长江经济带战略充分实施更具有重要意义。
长江经济带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11省市，面积约20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21%，人口和经济总量均超过全国的40%，生态地位重要、综合实力较强、发展潜力巨大。长江经济带在空间布局上，应当是重点打造“三极”，即以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为主体，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打造长江经济带三大增长极。
长三角城市群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引擎和火车头。从过去的“1+15”到现在“1+2”，即从过去以上海为中心加上周边的15个城市，到今天发展成以上海为中心、江苏浙江为两翼，已经保持了20多年中国最具发展活力地区美誉。目前这一地区仍然活力四射。例如，长三角的江苏直逼广东。江苏追赶广东多年，与广东的差距不断缩小，2016年GDP的差距只有0.3万亿元。浙江则一直扮演中国经济总量第四位的水平，与前3位差距在缩小。长三角影响与日俱增，上海的作用功不可没。
成渝城市群也是近年来发展迅速的城市群。特别是成都，应当看做是近年来迅速发展的一颗新星。无论是经济总量和科技创新水平，都已经进入中国十大城市之列。2016经济总量达到1.17万亿元，位居十大城市第9位，其科技创新水平，本身就有很好的基础，近年来更有长足的发展。在中国科技创新城市行列，正闪耀着耀眼的光芒。其未来经济增长，可持续势头强劲。自直辖市设立以来，重庆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影响与日俱增。近几年，重庆经济增长速度一直领跑中国。2016年继续保持10.7%增长速度，经济总量达到1.7万亿元，位居中国城市第6位。成渝城市群的发展，对推动长江上游的发展，推动整个西南地区发挥了重要影响带头作用。
而长江经济带的中部，即长江中游城市群，由于缺乏龙头城市，极大影响了城市群的形成和整体竞争力发展。由于都在同一个水准，结构趋同化十分明显。笔者以为，应当将武汉作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龙头，通过扩大武汉中心城市的作用，带动整个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发展。近年来，武汉经济发展迅速。
2016年武汉经济总量1.17万亿元，位居中国进入GDP达万亿的城市前8位（前7位分别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天津、重庆、苏州）。发挥武汉在长江经济带中游城市群的作用，通过大力提升自身科技水平，有利于武汉龙头作用的发挥，进而推动长江中游地区的发展。并与上海、重庆互应，形成长江上、中、下游城市群的互动，进而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的发展。而长江经济带的持续活力迸发，则为2017年中国经济保持6.5%增长奠定了雄厚基础。
此外，中国城镇化仍然蕴含着巨大潜力。这个潜力的释放主要在于人口城镇化，在于人口集聚效应而带来的服务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要把去库存和促进人口城镇化结合起来，不断提升中小城市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和服务的水平，公共资源投入方向是鼓励人口流向的重要基础。2016年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1.2%，远低于目前世界55%的平均水平。如果能打破政策与体制掣肘，2017年就有可能提高2个百分点，并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