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希望限制所谓低素质人口进城的人，心里头依然延续着古代围墙的故事，在他们看来，城市治安的恶化，都是这些低素质人口惹的祸，只是现在的墙，变成了城市管理者的权力
　　
　　前两年，北京有位身为政协委员的教授，提案说要限制低素质人员进北京，事情没成。这几天，又传说广州要把北京的旧事重提，要限制低素质人员进广州。当然，这种“政治不正确”的事儿，只要传出来，必然招来骂声一片，网民和学者，都很愤怒，不过，我想到的是，这种限制，就算政府同意了，怎么操作呢？难道派上重兵，在城市的入口挨个排查吗？现在的城市又没有城墙，人家不从入口进怎么办呢？
　　限制某一类人进入某个城市，古代的中国比较容易办到，因为那时候有城墙，排上兵在城门口对进城的人挨个检查就行，虽然限制素质(我估计出招的人是指文化水平)有难度，但尽可以把城市教育部门主管考试的官员派去出题考试——但是现在这种限制，早已龟缩到城里一个个有围墙的小单位了。所以，某教授要想限制某些人进学校，估计只要校长答应，还马马虎虎行得通，只要教授自己乐意带着弟子在大门守着——但是限制面扩大到一个城市，没戏。
　　这种没戏的事儿，总有人提出来，说明这种想法，还是有市场，应该说代表了很多城市人的意愿，尤其是像广州这样治安状况不怎么好的城市里的居民。
　　中国人是个喜欢筑墙的民族，这原本是农耕民族面临游牧民族压力的一种无奈，但久而久之，形成了习惯，墙里套墙，一层又一层，就像当年的北京城一样，紫禁城外面有皇城，皇城外面有内城，内城外面有外城。城里的四合院，也是一道道的墙隔着，进到了门里，迎面还是个影壁，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墙里面，只有生活在墙里，心里才踏实。生活中有了麻烦和纷扰，自然而然地指望有若干道墙，从城墙到院墙来将它们挡在外面。事实上，现在希望限制所谓低素质人口进城的人，心里头依然延续着古代围墙的故事，在他们看来，城市治安的恶化，都是这些低素质人口惹的祸，只是现在的墙，变成了城市管理者的权力。
　　所谓低素质人口，说白了，就是指农民工。现在的城市离得开农民工吗？不用说珠江三角洲的工厂，农民工稍有缺口，就惶惶不可终日；再拿广州来说，所有脏活、累活、苦活、挣钱不多但很麻烦的活，不都是农民工在做吗？
　　城里人在享受“低素质人口”带来的服务和便利的时候，很舒服，但忘记了这种服务和便利，也会伴随相应的混乱，相应的治安难题，尤其是当城里人没有善待这些为他们提供服务的人，反而加以歧视、打压、甚至欺诈，干活不给工钱的情况下，治安的难题就更加严峻。每当这种时候，陈年的积习就会不期而然地冒出来，幻想再出来一道道的墙，让自己远离纷扰。
　　当然，这种幻想的背后，还有多年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城里人的优越感。什么叫素质？何为低素质？标准是什么？实际上没有人说得清楚。在说这种话的人心目中，所谓低素质人口，指的就是进城的农民。别人素质低，不过是因为人家是农村人，自己素质高，仅仅因为自己是城市人。道理上虽然说不通，但却一点也不妨碍有大量的城里人如此想。这种优越感，无非来源于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一系列城乡隔绝，城市优惠的政策。这种政策，今天在很多方面依然在继续，造成了一个国家内两种不同待遇的国民这样一种荒唐的格局。
　　今天，古代的城墙早就被拆掉了，昔日的城乡二元结构，也正在被打破。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使得国家的政策，由对民工潮的围堵，变成了鼓励和疏导。城市的发展，城市人的发展，只能踩着时代潮流的步调往前走，农村的人们进城谋生，在给城市带来发展生机的同时，的确也会带来一些城市管理上以及治安上的问题，这些问题之所以成为难题，有体制上的不适应，管理的粗暴，也有城市人无所不在的歧视，客观地说，我们的城市虽然发展很快，看上去很现代化，但我们的管理者们，还没有完全学会按现代社会的方式管理这些城市，在城市里生活的人，也没有相应的心理准备，甚至可以说，没有现代人的素质。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城市，其实只是都市里的乡村，所谓的城里人，不过是享受一点优待的农民，心胸狭窄一点儿，可以理解，但是，毕竟中国已经开放了几十年，城里人的享受、眼界都已经非过去可比，为什么心中那些中世纪的墙，还是拆除不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