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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从几个不同的维度回顾了作者2018年的学术视野、研究重心，涉及到“人机交互”背景下的新闻专业主义的法律和伦理问题，算法语言问题，双因机制破解谣言的生成机制问题等。
【关键词】人机交互；算法语言；双因机制
2018年刚刚过去，这个欲说还休的年份带给我们很多思考。这一年我发表了50篇文章，不是因为我的勤奋，而是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的一份责任与思考。究其重点，2018年我的研究重点和探索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维度。
一、在“人机交互”的发展背景下关于重构新闻专业主义的法律与伦理的相关思考
毫无疑问，人工智能在革新传媒产业链和优化传媒商业模式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法律和伦理问题。在法律规制层面，对传媒业的冲击主要是著作权问题和个人信息保护问题，而伦理风险主要在于传播内容的透明度和新闻专业主义角度方面。未来传媒业需要引入配套的法律法规设计来规避可能的风险，以“人机交互”的发展模式重构新闻专业主义，进而培育受众的“智媒”素养，完善人工智能时代传媒业的治理框架。
（一）人工智能给传媒业带来的法律挑战
1.著作权问题
在新闻生产环节，通过反复抓取、筛选信息进行自动化新闻生产的“机器人写手”正成为媒体标配。采用机器生产的新闻是否可以成为作品，由人工智能创造的作品能否受到版权法的保护，其作品最终所属权归谁所有？这一系列问题引起广泛争论。当然，软件开发人员创作了大量模板或程序，这类程序如果是非通用且是独创性的，比如可以随机生成不同风格的文字作品，则该软件享有著作权。
2.个人信息保护问题
随着智能家居、智能医疗、自动驾驶等智能化产业的发展，人工智能技术逐渐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工智能的应用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对大规模用户数据的学习和分析基础上，用户在享受智能产品带来的便利的同时，其个人信息极有可能被各种智能终端记录下来， 或被存储在云端，或被用作实时分析。人工智能在传媒业的应用同样离不开大数据的支撑。如此种种，使得受众处于隐私“裸奔”的状态成为常态。在这样的媒介生态下，立法者和监管机构有必要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
（二）人工智能引起的传媒伦理失范
1.传播信息内容的透明性问题
由于算法的“黑箱”效应，这种信息收集和处理的不透明与不对等，导致用户与生产信息的互联网企业之间存在“信息鸿沟”，使得传、受双方的不对等性被进一步放大。除此之外，人工智能让信息变得更加冗余复杂，基于算法生成内容（ACC）的“个人定制”被广泛应用于各种资讯推送软件当中，那些我们接收到和看到的信息都是我们喜欢看到或希望看到的，对于我们不喜欢或者不经常接触的资讯信息，算法通常会直接过滤掉，久而久之，“信息茧房”成为人工智能时代受众难以逾越的障碍。
2.对新闻专业主义价值观的冲击
新闻专业主义在19世纪末开始形成，强调传媒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子系统收集、整理、传播信息的功能和责任。在此基础上，它还包括一套关于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信念， 一系列规范新闻工作的职业伦理，一种服从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外的精神和一种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这种原则着眼于受众的知情权和接近权，以“公正、公开、公平”为目标取向， 强调社会责任意识。随着“算法即权力”时代的到来，在算法的逻辑范式下，新闻专业主义的权威性正在被消解。
（三）人工智能时代传媒业法律与伦理问题的应对之道
1.加快制定人工智能领域相关法律法规
针对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的著作权风险，应在充分考虑我国现有法律框架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积极调整著作权制度，为人工智能留出发展空间，给予人工智能创作物以法律保护。
2.“人机交互”重构新闻专业主义
专业的新闻从业人员把关新闻生产中的价值取向，找回“把关人”这一角色对重塑新闻专业主义来说至关重要。通过人+机器、机器帮人、不断迭代的大数据闭环，能够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体现人的主导性和价值观。
3.提升“智媒”时代受众信息素养
作为人工智能时代的信息消费者，在提高媒介工具使用素养的同时，还需要加强鉴别能力，在海量的信息中满足最优需求。同时，受众还需要保持多元化的信息获取和信息接触，以免陷入“信息茧房”之中。在传受角色的功能定位不斷消弭的今天，受众既充当信息接收者的角色，又扮演信息传播者的角色。
二、算法即权力：关于算法范式作为新闻传播中一种权力革命的分析
在互联网发展的下半场，算法作为数据与人工智能的节点，发挥着构造流量入口、捕捉用户黏性的关键作用。在一个媒体和代码无处不在的社会，权力越来越存在于算法之中。算法在新闻传播全环节中的应用及其权力的体现如下：
（一）新闻线索获取：信息权的弥散化
随着维基百科、You Tube等草根媒体， Facebook、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发展，新闻来源逐渐由原来掌握垄断权力的专业媒体或权力机构逐渐向公众本体进行转移。在这种传播语境下，协作、平等、交流被放置于高位，逐渐压倒之前以宣传和利润为目的的传播方式。这种民主化及下放式的运作模式， 使信息权逐渐弥散至公众各处。
（二）新闻写作编辑：算法对把关权力的程序化收编
传统新闻生产者是依据新闻的要素、自身新闻价值观，如对新闻重要性、新鲜性等要素的把握，以及自我认同的职业伦理来对新闻事实进行写作和编辑。而面对互联网的便捷性、共享性、碎片化等新的要求， 过去作为信息源头的“把关者”不得不让位于数据与算法。
（三）新闻事实核查：算法通过非制度性权力来构建“社会共识”
在传统媒体的话语体系中，制度对传播者有着极高的要求，同时制度也赋予了传播者强大的话语权。作为现代治理术的一部分，宣传或者说通过精心计算的信息传播左右大众行为的社会控制已成为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正是这些制度性权力构建了社会的共识，对社会功能进行整合，而算法正在构建新的社会共识。 （四）新闻分发与推送：大数据构建算法无所不至的传播权力，也导致其传播结果的新一轮“窄化”
传统媒体中的新闻推送是以传播者的价值考量为本位的。今天，信息空前爆炸，人们的信息需求版图也全方位、多层次地扩张，用户无法仅仅依赖媒体完成全部的信息过滤，于是原先交给媒体的权力实际上被人们部分收回了。
（五）受众接收：平等与分化的悖论——算法以“座驾”的方式实现着对人的自由度的新限定
在传统传播模式中， 受众始終无法逃脱“木偶”这一角色。而随着算法在新闻环节中的应用，其对用户兴趣的关注，使得用户的自我意识不断觉醒；自我发布新闻表达话语，提高了用户的参与意识；用户也可以通过聊新闻的方式来获取资讯，增强了用户与新闻产品之间的黏性。
因此，在充分享受算法为用户带来全新阅读体验的同时，也要警惕算法的运作黑箱与背后的利益操纵，算法作为一种新技术究竟给予了用户多大的权力，同时又在多大程度上使其处于全景监视中。另外，面对算法推荐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抓取用户的多维数据对其隐私权的侵犯，对不符合媒介实际掌握人的政治意义或商业利益的主张与意见的排斥，以及算法中人文价值的缺失等，都是在今后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双因机制的发现：关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谣言生成机制的考察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交化传播的形成，普通个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内容发布和传播权，这种现象使得互联网时代的谣言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多元。面对内容生产和分发的多元格局，消除谣言的关键对策不是“堵”和“删”，而是努力构建起新传播格局下内容生产与分发的新生态。
（一）信息生产和分发的社会化与多元化造就了谣言生成传播的“肥沃土壤”
1.信息传播主体的“议程设置能力”正在被削弱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 “草根群体”以它庞大的基数正成为中国新媒介技术的实践主体，这些在原有的传统媒介环境下，不具有信息传播和反馈能力的群体，通过互联网络真正有机会能参与到“议程设置”这个环节之中。同时，由于“议程设置”主体之间的议程竞争，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议程设置”的效应，更加打乱了原有的“拟态环境”，不论是原有的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还是“草根群体”的议程设置能力，都出现了被削弱的境况。
2.“把关人”功能泛化与下降
长期以来，传统媒体一直扮演着精心筛选并小心求证使信息符合传播价值的“把关人”角色。到了移动互联时代，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增加了信息的反馈环节，“传输——反馈”借助新媒体平台，同时实现了跨时空的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使获得新媒体赋权之后的信息接收者同时成为了信息传播者，两者身份的统一唤醒了相关主体强烈的自我意识，使“传输——反馈”不再关注到信息是否属实，而是享受参与其中的快感，直接越过“把关人”的“把关”，于是造成网络谣言的肆意。
3.“沉默的螺旋”越来越扁平化
随着新媒体时代来临，信息几乎是以“秒传播”的速度一起汹涌地向公众扑来，公众进行讨论和合意空间的共建越来越急促，促使优势意见的地位更加凸显，劣势地位的意见基本没有获得发言的可能，“螺旋”越来越扁平，优势意见的扩大效应极端化现象十分明显，这一定程度上是“群体极化”的表征，而谣言则借助“沉默的螺旋”的扁平化效应，获得以往无法比拟的传播速度和心理认同被传播。
4.社群传播超越大众传播成为社会传播的主流传播形式
互联网媒体的勃兴使得人们得以重新部落化、族群化，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诞生——基于“趣缘”的社会虚拟关系，人们越来越把过多的私人领域的想象也叠加到社会关系上，并越来越倚重于这种虚拟的社会关系网，社群传播将逐步取代大众传播、组织化传播， 成为社会传播的主流传播形式。社群传播使得谣言传播呈现出零成本、高速率、高危害的特点。
（二）社交网络的新机制加剧了谣言的生产与传播
1.反馈机制的缺失是社交网络上谣言传播加剧的根源
在整个传播机制中，一方面，个体对于谣言的反馈无法与谣言的传播同步，谣言的单性导通使得信息并不需要获得反馈就可以传播，这样导致反馈远远滞后；另一方面，社交网络的反馈只针对谣言发起者，并不具有等同的局域广播性，这使得反馈变得异常微弱。
2.社交网络使得民众承受谣言的临界值下降
真实人际社会中人际反馈机制相比于社交网络上的谣言具有很强的抑制作用。也就是说， 如果认为谣言传染强度的概率密度遵从泊松分布①或者正态分布②的话，在社交网络中能够传播的谣言60%-70%在真实人际社会中都无法形成规模扩散。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交网络中反馈机制效能的下降大大提升了谣言传播的概率。
（三）新媒体时代遏制谣言传播与危害的基本对策
1.面对内容生产和分发的多元格局， 消除谣言的关键对策不是“堵”和“删”，而是努力构建起新传播格局下内容生产与分发的新生态，即通过平台建设，充分吸纳新的传播生产力焕发出来的多元主体的生产与传播能量，建立平衡有序的多元传播的社会结构，利用市场机制和传播规律构建一整套新型传播规制， 在动态平衡中实现信息场域中的“把关人”效应并激活信息场域的自清功能，必要时，可以由政府相关部门出面动员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形成对于“偏态舆情”的干预与纠偏机制。
2.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的技术手段，对于谣言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动辨识， 或对具有高度谣言风险的文本实行风险标注，提示用户加以警惕；对于谣言传播的路径实现模型监控，及时发现高风险谣言的传播发生；对于谣言传播的“易感人群”实施更多的事先教育、事中提示、事后追踪的保护性措施，使他们的谣言辨识、防范能力得以提高。
注释：
①泊松分布（Poisson distribution），又叫普阿松分布、卜瓦松分布、布瓦松分布、布阿松分布、波以松分布、卜氏分配等，是一种统计与概率学里常见到的离散机率分布（discret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泊松分布是以18-19 世纪的法国数学家西莫恩·德尼·泊松（Siméon-Denis Poisson）命名的，在1838年时发表。这个分布在更早些时候由贝努里家族的一个人描述过。
②正态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也称“常态分布”，又名高斯分布（Gaussian distribution），最早由A.棣莫弗在求二项分布的渐近公式中得到。C.F.高斯在研究测量误差时从另一个角度导出了它。P.S.拉普拉斯和高斯研究了它的性质，是一个在数学、物理及工程等领域都非常重要的概率分布，在统计学的许多方面有着重大的影响力。正态曲线呈钟型，两头低，中间高，左右对称，因其曲线呈钟形，因此人们又经常称之为钟形曲线。
【关键词】人机交互；算法语言；双因机制
2018年刚刚过去，这个欲说还休的年份带给我们很多思考。这一年我发表了50篇文章，不是因为我的勤奋，而是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的一份责任与思考。究其重点，2018年我的研究重点和探索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维度。
一、在“人机交互”的发展背景下关于重构新闻专业主义的法律与伦理的相关思考
毫无疑问，人工智能在革新传媒产业链和优化传媒商业模式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法律和伦理问题。在法律规制层面，对传媒业的冲击主要是著作权问题和个人信息保护问题，而伦理风险主要在于传播内容的透明度和新闻专业主义角度方面。未来传媒业需要引入配套的法律法规设计来规避可能的风险，以“人机交互”的发展模式重构新闻专业主义，进而培育受众的“智媒”素养，完善人工智能时代传媒业的治理框架。
（一）人工智能给传媒业带来的法律挑战
1.著作权问题
在新闻生产环节，通过反复抓取、筛选信息进行自动化新闻生产的“机器人写手”正成为媒体标配。采用机器生产的新闻是否可以成为作品，由人工智能创造的作品能否受到版权法的保护，其作品最终所属权归谁所有？这一系列问题引起广泛争论。当然，软件开发人员创作了大量模板或程序，这类程序如果是非通用且是独创性的，比如可以随机生成不同风格的文字作品，则该软件享有著作权。
2.个人信息保护问题
随着智能家居、智能医疗、自动驾驶等智能化产业的发展，人工智能技术逐渐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工智能的应用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对大规模用户数据的学习和分析基础上，用户在享受智能产品带来的便利的同时，其个人信息极有可能被各种智能终端记录下来， 或被存储在云端，或被用作实时分析。人工智能在传媒业的应用同样离不开大数据的支撑。如此种种，使得受众处于隐私“裸奔”的状态成为常态。在这样的媒介生态下，立法者和监管机构有必要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
（二）人工智能引起的传媒伦理失范
1.传播信息内容的透明性问题
由于算法的“黑箱”效应，这种信息收集和处理的不透明与不对等，导致用户与生产信息的互联网企业之间存在“信息鸿沟”，使得传、受双方的不对等性被进一步放大。除此之外，人工智能让信息变得更加冗余复杂，基于算法生成内容（ACC）的“个人定制”被广泛应用于各种资讯推送软件当中，那些我们接收到和看到的信息都是我们喜欢看到或希望看到的，对于我们不喜欢或者不经常接触的资讯信息，算法通常会直接过滤掉，久而久之，“信息茧房”成为人工智能时代受众难以逾越的障碍。
2.对新闻专业主义价值观的冲击
新闻专业主义在19世纪末开始形成，强调传媒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子系统收集、整理、传播信息的功能和责任。在此基础上，它还包括一套关于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信念， 一系列规范新闻工作的职业伦理，一种服从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外的精神和一种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这种原则着眼于受众的知情权和接近权，以“公正、公开、公平”为目标取向， 强调社会责任意识。随着“算法即权力”时代的到来，在算法的逻辑范式下，新闻专业主义的权威性正在被消解。
（三）人工智能时代传媒业法律与伦理问题的应对之道
1.加快制定人工智能领域相关法律法规
针对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的著作权风险，应在充分考虑我国现有法律框架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积极调整著作权制度，为人工智能留出发展空间，给予人工智能创作物以法律保护。
2.“人机交互”重构新闻专业主义
专业的新闻从业人员把关新闻生产中的价值取向，找回“把关人”这一角色对重塑新闻专业主义来说至关重要。通过人+机器、机器帮人、不断迭代的大数据闭环，能够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体现人的主导性和价值观。
3.提升“智媒”时代受众信息素养
作为人工智能时代的信息消费者，在提高媒介工具使用素养的同时，还需要加强鉴别能力，在海量的信息中满足最优需求。同时，受众还需要保持多元化的信息获取和信息接触，以免陷入“信息茧房”之中。在传受角色的功能定位不斷消弭的今天，受众既充当信息接收者的角色，又扮演信息传播者的角色。
二、算法即权力：关于算法范式作为新闻传播中一种权力革命的分析
在互联网发展的下半场，算法作为数据与人工智能的节点，发挥着构造流量入口、捕捉用户黏性的关键作用。在一个媒体和代码无处不在的社会，权力越来越存在于算法之中。算法在新闻传播全环节中的应用及其权力的体现如下：
（一）新闻线索获取：信息权的弥散化
随着维基百科、You Tube等草根媒体， Facebook、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发展，新闻来源逐渐由原来掌握垄断权力的专业媒体或权力机构逐渐向公众本体进行转移。在这种传播语境下，协作、平等、交流被放置于高位，逐渐压倒之前以宣传和利润为目的的传播方式。这种民主化及下放式的运作模式， 使信息权逐渐弥散至公众各处。
（二）新闻写作编辑：算法对把关权力的程序化收编
传统新闻生产者是依据新闻的要素、自身新闻价值观，如对新闻重要性、新鲜性等要素的把握，以及自我认同的职业伦理来对新闻事实进行写作和编辑。而面对互联网的便捷性、共享性、碎片化等新的要求， 过去作为信息源头的“把关者”不得不让位于数据与算法。
（三）新闻事实核查：算法通过非制度性权力来构建“社会共识”
在传统媒体的话语体系中，制度对传播者有着极高的要求，同时制度也赋予了传播者强大的话语权。作为现代治理术的一部分，宣传或者说通过精心计算的信息传播左右大众行为的社会控制已成为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正是这些制度性权力构建了社会的共识，对社会功能进行整合，而算法正在构建新的社会共识。 （四）新闻分发与推送：大数据构建算法无所不至的传播权力，也导致其传播结果的新一轮“窄化”
传统媒体中的新闻推送是以传播者的价值考量为本位的。今天，信息空前爆炸，人们的信息需求版图也全方位、多层次地扩张，用户无法仅仅依赖媒体完成全部的信息过滤，于是原先交给媒体的权力实际上被人们部分收回了。
（五）受众接收：平等与分化的悖论——算法以“座驾”的方式实现着对人的自由度的新限定
在传统传播模式中， 受众始終无法逃脱“木偶”这一角色。而随着算法在新闻环节中的应用，其对用户兴趣的关注，使得用户的自我意识不断觉醒；自我发布新闻表达话语，提高了用户的参与意识；用户也可以通过聊新闻的方式来获取资讯，增强了用户与新闻产品之间的黏性。
因此，在充分享受算法为用户带来全新阅读体验的同时，也要警惕算法的运作黑箱与背后的利益操纵，算法作为一种新技术究竟给予了用户多大的权力，同时又在多大程度上使其处于全景监视中。另外，面对算法推荐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抓取用户的多维数据对其隐私权的侵犯，对不符合媒介实际掌握人的政治意义或商业利益的主张与意见的排斥，以及算法中人文价值的缺失等，都是在今后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双因机制的发现：关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谣言生成机制的考察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交化传播的形成，普通个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内容发布和传播权，这种现象使得互联网时代的谣言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多元。面对内容生产和分发的多元格局，消除谣言的关键对策不是“堵”和“删”，而是努力构建起新传播格局下内容生产与分发的新生态。
（一）信息生产和分发的社会化与多元化造就了谣言生成传播的“肥沃土壤”
1.信息传播主体的“议程设置能力”正在被削弱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 “草根群体”以它庞大的基数正成为中国新媒介技术的实践主体，这些在原有的传统媒介环境下，不具有信息传播和反馈能力的群体，通过互联网络真正有机会能参与到“议程设置”这个环节之中。同时，由于“议程设置”主体之间的议程竞争，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议程设置”的效应，更加打乱了原有的“拟态环境”，不论是原有的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还是“草根群体”的议程设置能力，都出现了被削弱的境况。
2.“把关人”功能泛化与下降
长期以来，传统媒体一直扮演着精心筛选并小心求证使信息符合传播价值的“把关人”角色。到了移动互联时代，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增加了信息的反馈环节，“传输——反馈”借助新媒体平台，同时实现了跨时空的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使获得新媒体赋权之后的信息接收者同时成为了信息传播者，两者身份的统一唤醒了相关主体强烈的自我意识，使“传输——反馈”不再关注到信息是否属实，而是享受参与其中的快感，直接越过“把关人”的“把关”，于是造成网络谣言的肆意。
3.“沉默的螺旋”越来越扁平化
随着新媒体时代来临，信息几乎是以“秒传播”的速度一起汹涌地向公众扑来，公众进行讨论和合意空间的共建越来越急促，促使优势意见的地位更加凸显，劣势地位的意见基本没有获得发言的可能，“螺旋”越来越扁平，优势意见的扩大效应极端化现象十分明显，这一定程度上是“群体极化”的表征，而谣言则借助“沉默的螺旋”的扁平化效应，获得以往无法比拟的传播速度和心理认同被传播。
4.社群传播超越大众传播成为社会传播的主流传播形式
互联网媒体的勃兴使得人们得以重新部落化、族群化，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诞生——基于“趣缘”的社会虚拟关系，人们越来越把过多的私人领域的想象也叠加到社会关系上，并越来越倚重于这种虚拟的社会关系网，社群传播将逐步取代大众传播、组织化传播， 成为社会传播的主流传播形式。社群传播使得谣言传播呈现出零成本、高速率、高危害的特点。
（二）社交网络的新机制加剧了谣言的生产与传播
1.反馈机制的缺失是社交网络上谣言传播加剧的根源
在整个传播机制中，一方面，个体对于谣言的反馈无法与谣言的传播同步，谣言的单性导通使得信息并不需要获得反馈就可以传播，这样导致反馈远远滞后；另一方面，社交网络的反馈只针对谣言发起者，并不具有等同的局域广播性，这使得反馈变得异常微弱。
2.社交网络使得民众承受谣言的临界值下降
真实人际社会中人际反馈机制相比于社交网络上的谣言具有很强的抑制作用。也就是说， 如果认为谣言传染强度的概率密度遵从泊松分布①或者正态分布②的话，在社交网络中能够传播的谣言60%-70%在真实人际社会中都无法形成规模扩散。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交网络中反馈机制效能的下降大大提升了谣言传播的概率。
（三）新媒体时代遏制谣言传播与危害的基本对策
1.面对内容生产和分发的多元格局， 消除谣言的关键对策不是“堵”和“删”，而是努力构建起新传播格局下内容生产与分发的新生态，即通过平台建设，充分吸纳新的传播生产力焕发出来的多元主体的生产与传播能量，建立平衡有序的多元传播的社会结构，利用市场机制和传播规律构建一整套新型传播规制， 在动态平衡中实现信息场域中的“把关人”效应并激活信息场域的自清功能，必要时，可以由政府相关部门出面动员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形成对于“偏态舆情”的干预与纠偏机制。
2.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的技术手段，对于谣言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动辨识， 或对具有高度谣言风险的文本实行风险标注，提示用户加以警惕；对于谣言传播的路径实现模型监控，及时发现高风险谣言的传播发生；对于谣言传播的“易感人群”实施更多的事先教育、事中提示、事后追踪的保护性措施，使他们的谣言辨识、防范能力得以提高。
注释：
①泊松分布（Poisson distribution），又叫普阿松分布、卜瓦松分布、布瓦松分布、布阿松分布、波以松分布、卜氏分配等，是一种统计与概率学里常见到的离散机率分布（discret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泊松分布是以18-19 世纪的法国数学家西莫恩·德尼·泊松（Siméon-Denis Poisson）命名的，在1838年时发表。这个分布在更早些时候由贝努里家族的一个人描述过。
②正态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也称“常态分布”，又名高斯分布（Gaussian distribution），最早由A.棣莫弗在求二项分布的渐近公式中得到。C.F.高斯在研究测量误差时从另一个角度导出了它。P.S.拉普拉斯和高斯研究了它的性质，是一个在数学、物理及工程等领域都非常重要的概率分布，在统计学的许多方面有着重大的影响力。正态曲线呈钟型，两头低，中间高，左右对称，因其曲线呈钟形，因此人们又经常称之为钟形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