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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财务报表列报方式的变革是财务报表与企业本质逐步趋近的过程,包括了会计系统与业务活动、会计系统与商业模式以及会计系统与企业本质的三个递进阶段。现阶段,由IASB和FASB提出的未来财务报表框架基本上属于会计系统与商业模式的初期,这也就意味着财务报表列报方式还有深入演进的空间。商誉资产从无形资产中分离出来,以独立的报表项目形式列报为企业经营资产,并且从企业本质角度被界定为人力资本、组织资本及社会资本三者的有效配置及充分利用,完全验证了财务报表列报方式的演进本质。
【关键词】 财务报表列报;财务报告演进理论框架;商誉资产;企业本质;会计职业判断
2008年10月16日由IASB和FASB发布了题为《关于财务报表列报的初步意见》,在改进现行财务报表的内容分类上进行了显著的改革,提出了未来财务报表框架。财务报表作为经逻辑演绎而具备完备内在一致性的会计体系的核心,其变革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完全改变原先财务报表项目列示方式,甚至意味着基于会计学视角的企业本质的重新认识。因为传统观念认为企业本质的外在表现就是财务报表,是一种特定的以财务资本为自变量的函数关系的投入产出描述。商誉资产在财务报表列报方式变革的过程中也由传统的完全隐性逐步向显性转变,财务报表列报变革也是理解商誉的新视角。
一、未来财务报表列报方式变革述评
未来企业财务报表列报方式变革具有概念颠覆性,是由业务活动与财务结果的多因一果型模糊对应发展为业务活动与相应资源配置及运作效率的一因一果型完全对应。也就是说,原先财务报表项目是对企业一定期间内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与现金流量以会计要素的形式综合地反映,是将会计语言的特定表达方式作为主体来反映企业活动。而未来财务报表列报则以企业具体业务活动分类作为主体,用相应的资源配置及运作效率与之对应,并以传统的会计要素形式加以反映。这样财务报表同时明晰了业务活动与资源配置及效率的两类真实,会计信息更带来了信息含量与质量提升,尤其是透明度与相关性。未来财务报表列报新分类模式如表1所示。
以权益结合法账务处理为例,权益结合通常指参与合并企业的股东联合控制这些企业的全部或实际上全部的净资产和经营活动,以便继续对合并后的企业(联营企业)分享利益和承担风险。企业股东在合并后的企业中保持着合并前实质上相同表决权,财务会计则是以特有的账务处理方式来反映该事项的,即资产、负债、留存收益都直接按参与合并的个别企业的账面价值相加并不确认合并商誉。显然这是一种极端处理方式。由“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公式可看出,保证所有者权益是特定值的资产与负债会有多种组合,这其中就包括了两类报表项目都选择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基础的情况,而一旦选择了这种处理方式,就必然不能忽视商誉的存在。由此可以说权益结合也会产生商誉,因为合并企业的经济资源联合或所有者权益结合,会带来企业净资产结合的协同效应,这种协同效益是形成商誉的基础。
未来财务报表列报新方式提高了原有财务报表列报的信息含量。比如以前资产减值测试基本上是以资产的总体环境为背景并结合各类资产的财务特征,来计量资产减值总金额的。而未来模式则将业务结构作为企业资产分类标准进而评价其使用效益作为基础,无疑提高了资产减值测试的针对性,也会逐步改变原先基于资产类报表项目流动性分类的资产减值账务处理方式,进而实现不同资产类报表项目的资产减值额与其相应的市场环境及市场认同度相对应,这也在一定程度降低了公允价值风险。就会计信息整体结构而言,财务状况表、全面收益表与现金流量表采用基本相同报表结构提高了企业资源使用效率评价的精确性,优化了会计信息质量结构。
总体看,未来财务报表列报新方式改变了过去重视企业交易性而忽视企业本质是财富创造的观念,开始将企业财富创造的途径予以列示,经营活动、投资活动与筹资活动清晰地使企业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上的资产配置及运作效率得以披露,这无疑展示出了企业的商业模式,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会计与企业本质的对称,会计也才有可能摆脱传统观念上的技术观而具有了制度性契约。因为商业模式是企业利益相关者的交易结构安排,涉及到企业利益相关者规模、类型与利益分配方式等,由此会计便成为了解决利益冲突的一种合约结构安排。
二、企业财务报告演进理论框架
(一)财务报告演进逻辑的前因性变量
企业会计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以财务报告的形式反映企业运营状况及结果,因此财务报告受企业本质界定的影响。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奥利弗·E·威廉姆森认为,企业不是作为传统理论所说的一种生产功能出现的,而是作为一种治理结构出现的。不能极端地理解这句话。一方面任何一种生产结构都体现着治理性,而企业治理结构又与产品市场竞争有着直接关系,进而影响着企业生产结构。企业生产结构与治理结构的联结就在于企业商业模式的选择。另一方面,财务报表列报的任何新分类模式都意味着治理观念的变化。因为不同的分类对应着特定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体现在会计核算上就是会计信息的经济后果性。企业的外在形式表现为将生产要素汇集、转化成实际的商品或服务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又是企业与市场中的各经济主体的签约及履约过程,所有合约的不完善使得公司治理成为企业运作的基础,会计利用其特有的语言方式全程描述各类活动的过程及结果。从财务报告的视角看,上述内容可以归纳出企业财务报告列报方式变革的路径是沿着会计流程、业务流程(核心是生产结构)、商业模式而递进,最终要实现企业财务报告的治理性而与企业本质高度对称。理论与实务都已证明企业所有权安排不再是一个离散的极端分布,而是一种将企业所有权按某待定系数连续分布于共享的多种性质的资本所有权上。从资本裂变角度看,首先表现为财务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分离;其次是财务资本所有者证券化而逐渐加深虚拟性;最后是隐性的组织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显性化。由此可以说,企业资本有机构成界定了企业本质。
(二)财务报告演进逻辑的过程性变量
传统会计信息基本遵循了“先感知再反映”的工作模式,并由固化的会计要素作为输入会计系统的标准,其主要體现为显性资产投入与财务报表产出的效率分析,而对于诸如能够关注企业隐形竞争力、解读企业关系网和诚信的量化价值等方面却没有涉及。显然,这种资产效率建立在企业会计准则的确认与计量基础上,受限于会计要素,是一种极其简化的单一资产要素投入与单一利润要素产出的对比。这不仅对经济学、管理学角度的效率反映不足,而且对财务会计本身也是不足。比如在企业资产总额中既包括了有形的货币资产与实物资产,又包括了无形的商誉资产等。显然它们体现着多种投入形式,而产出也不仅仅是净利润,还有市场占有率、管理水平、社会责任等方面的变化。因此,传统意义上的由会计要素来评判企业具体业务活动的反映的可能后果就是将会计数据视为完全事实,并成为人们安排未来活动的依据,这是一种很大的风险。因为这是一种无法直接描述出企业资源和资本的配置与效率及其与企业业务战略目标的符合程度的方式。因此,财务报告的过程性变量就是要转变会计信息结构以实现会计信息形成、分析和业务优化与企业发展战略目标和业务目标的高度一致,而这显然是要求会计流程全面与企业商业模式进行匹配,是管理层视角的会计核算方式的选择问题。也就是说,企业业务活动是由企业所选择的商业模式决定的,可以认为商业模式是一系列价值动因的联结体,而具体业务活动则是价值动因的具体载体,会计系统应该反映出企业业务活动及其流程背后的商业逻辑,将企业绩效的“取之有道”描述清晰,这样会计系统本身就是企业竞争能力的重要构成内容。
(三)财务报告演进逻辑的输入性变量
企业财务报告演进的前因性变量与过程性变量决定了财务报告体系的会计信息的内涵,应体现出企业本质、公司治理、企业管理与内部控制的综合与解构的双向过程。将企业数据加工成会计信息应该是一个纳入管理体系的数据治理过程,以使之成为优化运营必须的依据。这样,也就使得企业数据的管理责任界定为企业的业务部门。这样,所有业务单元的数据就可能具有更高的质量,会计信息的责任流便得以建立,数据治理与利用进而成为相应业务部门考核的关键指标之一。这也就意味着会计信息是与企业组织架构的组织层级对应的一种管理责任制。一旦企业组织架构发生变动,会计信息的形成过程及结果导向都应实现同步变化以适应其信息环境,否则就会存在较大的会计信息差距或缺乏对会计信息的信任。防范该类问题的核心就是充分实现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会计信息的一体化,使具有外部性特征的财务会计信息构建在内部性的管理会计信息基础上。比如海尔集团的会计信息结构与其采用的管理会计工具紧密相关。其损益表就有特定涵义,“益”指的是通过做自主经营体、为用户创造价值而获得的收入;而“损”指的不是通过做自主经营体而获得的收入,不一定为用户创造了价值,是不可持续的。这样,构建于自主经营体基础的会计信息便具有了责权利相统一的特征。
企业财务报告演进理论框架揭示了财务报表列报方式变革的路径是沿着会计流程、业务流程、商业模式而递进,最终要实现企业财务报告与企业本质的高度对称,该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三、商誉概念界定、列报方式演进与主动式风险管理
美国著名会计学家亨德里克森归纳了商誉性质的三种代表性观点:其一是对企业具有好感的价值;其二是超额利润的现值;其三是一个总计价账户。显然,第一种观点没有明确是特指企业某类或某些类别利益相关者的好感价值,还是指企业全部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利益相关者不同感觉的价值净额。第二种观点仅仅是从现值角度揭示商誉的计量方法而并未指出超额利润的真正源泉。第三种观点是从账户角度进行商誉的确认与计量,但由于账户设置在制度上的统一性与高度货币综合性,账面价值与企业实体价值可能会发生较大的背离,会计账户越来越沦落为由业务活动数据加工至会计信息的中介性载体,并且该观点假设商誉价值隐藏于总账账户之中。除这三种代表性观点外,还有从多个角度对商誉进行界定的观点,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归纳形成商誉的可能的有利因素。但总的来看,现有商誉的研究都是将其指向于传统财务会计的账簿体系,借此探究商誉的内涵。
从另一方面看,商誉概念的范畴又有被泛化的倾向,就是将其界定为企业超额盈利的资本化价值,而超额盈利的产生则又被视为有多样化的来源,这导致的后果就是自创商誉不被确认,而外购商誉则在企业并购成本为并购等价交易所付出代价的假设下,成为超出并购所得净资产公允价值的部分。也就是说,正是这部分的溢价创造了超额盈利。显然,形成溢价的因素仍是未知,就是其来源范畴也没有得到界定。
(一)外购商誉的形成依赖于自创商誉
尽管现阶段商誉本质的探讨着眼于企业购并,但显然目标公司在并购前,其商誉就是客观存在的,并不是因并购行为发生而导致商誉的产生。可以说,恰恰是因自创商誉的客观存在才导致并购行为的成功。换个角度看,一旦外购商誉作为一项资产被登记入企业账簿,便转化为企业有形要素资产总体效率提升的一种可能支撑。从会计准则角度看,商誉资产减值也正是从该角度进行规范的,是从企业现有有形资产的能力变化视角来进行测试的。可以这样认为,外购商誉通过会计核算进入企业后,便与企业内部资产相结合并期望提升内部资产运作能力,在企业运营过程中外购商誉逐渐地内部化并成为一种特定的能力。它是外部并购与内部培植的共生体,体现着外部商誉进入企业后向自创商誉的转化,这也表明自创商誉的客观存在,是与外购商誉互动与互证的。
从商誉资产减值测试角度看,传统财务会计只核算外购商誉而不确认自创商誉,但一旦将外购商誉以资产要素记入账簿,其减值计提便又以内部账面资产运作效率为减值测试标准。也就是说,商誉减值测试制度实际上为自创商誉确认与计量创造了条件。另外,如果不确认自创商誉,合并企业可以凭溢价交易“创造”商誉并可能长期挂账,而未合并企业却没有这笔巨额资产,这必将导致更大的混乱。因此不能因交易观而确认外购商誉,将管理观的自创商誉排除在会计核算系统之外。
(二)商誉列报方式的演进
商誉在20世纪20年代进入会计理论与实务研究领域,并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最初的理论研究都是将商誉视为无形资产一部分。实务中,国际会计准则、美国和英国会计准则在1998年以前也一直将商誉作为无形资产的一部分来进行确认、计量和披露,直到1998年之后才开始将商誉从无形资产中分离出来单独作为一项资产进行会计处理。我国商誉会计准则于2006年在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背景下也以独立的方式产生。然而,尽管商誉资产从无形资产中独立出来并以单独的报表项目形式列报,但仍然没有摆脱其形成或来源的模糊确认。未来财务报表框架将商誉资产作为单独报表项目并列示于经营资产中,这就初步明确了商誉资产的来源并为自创商誉的直接会计确认提供了基础,商誉资产报表项目就具有了实体资产价值属性,进而使基于财务报表的商誉价值分析成为可能。
之所以称为可能是因为商誉从理论上讲是被收购企业预期超额利润的资本化价值,是并购企业通过年预计超额利润与社会平均投资报酬之间的年金现值关系来演算商誉与企业盈利能力。显然,企业及其投资者存在着对商誉资产的高度预期,即并购后的协同效应会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为并购企业带来超额收益而提升企业价值。但现实是商誉与企业盈利能力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比如在并购后的一定时期内每期的商誉减值金额高于其当期的收益增长额。这也就意味着需要准确的商誉资产后续计量,以实现商誉与企业超额收益能力的无限趋近。如同三聚氰胺事件尽管只有几个企业涉案,但消费者在心理上对乳制品行业的某一类或几类产品都会产生警觉甚至抵触一样,这无疑对整个行业企业的商誉造成负面影响,因此也影响到了未涉案企业商誉资产的后续计量。
(三)商誉资产的主动式风险管理
商誉风险就是描述企业商誉可能面对的一些损失,它可能损毁企业的公众形象,迫使企业卷入代价昂贵的诉讼案件,并导致收入损失以及客户或者骨干员工的流失。商誉风险评估是企业目前全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看法以及当前环境下企业运营能力的估测。这样,企业内部控制便又增加了一项控制关键性商誉风险的职能。然而,综观内部控制的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这一最基本目标,国内外已有权威研究报告,却并没有将之纳入,其实商誉资产项目是最具有不确定性而需要内部控制保障的。
商誉资产以单独报表项目方式列示于企业经营资产中,预示着商誉资产是企业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其价值创造在于培植企业价值管理能力,就是在一个管理性框架内更高效地利用全部资源,尤其是新吸纳的社会资源与市场份额等。从企业本质角度看,只有四类资本完整体现在企业中并实现了最优组合,则该企业才存在商誉资产,即商誉应被界定为人力资本、组织资本及社会资本三者有效配置及充分利用。
将传统财务报表基于会计要素性质的列示转变为基于企业经营活动性质的列示,从表面上看仅仅是对会计数据的重分类与新披露方式而形成的会计信息,但会计数据的任何分类披露都对应着相应的治理性,是财务报告对企业本质的描述关系被重新认识(界定),两者间的演变意味着较高信息转换成本的存在,而且这需要更高的会计职业判断水平的支撑。这是因为作为会计系统结果的财务报表从最初的与企业业务流程的对应演变为与部门分工的对应,以实现会计信息责任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继而要满足对企业商业模式价值创造的反映,并直至其背后的行为文化。只有基于这样演进逻辑的会计信息才能实现过程与结果的统一,即提高企业决策的会计信息质量的同时,也更准确地预测到决策所产生的效果和收益。●
【参考文献】
[1] IASB. Discussion Paper Preliminary Views on Financial Statement Presentation[R]. www.iasb.0rg.2008.
[2] (美)E.S.亨德里克森.会计理论[M].王澹如等,译.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87.
[3] (美)A.C.利特尔顿.会计理论结构[M].杨树滋等,译.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
[4] 王仲兵.资本保全会计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5] 葛家澍.关于财务会计几个基本概念的思考——兼论商誉与衍生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J].財会通讯(综合),2001(1):3-5.
[6] 许家林.商誉会计研究的八十年——扫描与思考[J].会计研究,2006(8):18-19.
【关键词】 财务报表列报;财务报告演进理论框架;商誉资产;企业本质;会计职业判断
2008年10月16日由IASB和FASB发布了题为《关于财务报表列报的初步意见》,在改进现行财务报表的内容分类上进行了显著的改革,提出了未来财务报表框架。财务报表作为经逻辑演绎而具备完备内在一致性的会计体系的核心,其变革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完全改变原先财务报表项目列示方式,甚至意味着基于会计学视角的企业本质的重新认识。因为传统观念认为企业本质的外在表现就是财务报表,是一种特定的以财务资本为自变量的函数关系的投入产出描述。商誉资产在财务报表列报方式变革的过程中也由传统的完全隐性逐步向显性转变,财务报表列报变革也是理解商誉的新视角。
一、未来财务报表列报方式变革述评
未来企业财务报表列报方式变革具有概念颠覆性,是由业务活动与财务结果的多因一果型模糊对应发展为业务活动与相应资源配置及运作效率的一因一果型完全对应。也就是说,原先财务报表项目是对企业一定期间内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与现金流量以会计要素的形式综合地反映,是将会计语言的特定表达方式作为主体来反映企业活动。而未来财务报表列报则以企业具体业务活动分类作为主体,用相应的资源配置及运作效率与之对应,并以传统的会计要素形式加以反映。这样财务报表同时明晰了业务活动与资源配置及效率的两类真实,会计信息更带来了信息含量与质量提升,尤其是透明度与相关性。未来财务报表列报新分类模式如表1所示。
以权益结合法账务处理为例,权益结合通常指参与合并企业的股东联合控制这些企业的全部或实际上全部的净资产和经营活动,以便继续对合并后的企业(联营企业)分享利益和承担风险。企业股东在合并后的企业中保持着合并前实质上相同表决权,财务会计则是以特有的账务处理方式来反映该事项的,即资产、负债、留存收益都直接按参与合并的个别企业的账面价值相加并不确认合并商誉。显然这是一种极端处理方式。由“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公式可看出,保证所有者权益是特定值的资产与负债会有多种组合,这其中就包括了两类报表项目都选择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基础的情况,而一旦选择了这种处理方式,就必然不能忽视商誉的存在。由此可以说权益结合也会产生商誉,因为合并企业的经济资源联合或所有者权益结合,会带来企业净资产结合的协同效应,这种协同效益是形成商誉的基础。
未来财务报表列报新方式提高了原有财务报表列报的信息含量。比如以前资产减值测试基本上是以资产的总体环境为背景并结合各类资产的财务特征,来计量资产减值总金额的。而未来模式则将业务结构作为企业资产分类标准进而评价其使用效益作为基础,无疑提高了资产减值测试的针对性,也会逐步改变原先基于资产类报表项目流动性分类的资产减值账务处理方式,进而实现不同资产类报表项目的资产减值额与其相应的市场环境及市场认同度相对应,这也在一定程度降低了公允价值风险。就会计信息整体结构而言,财务状况表、全面收益表与现金流量表采用基本相同报表结构提高了企业资源使用效率评价的精确性,优化了会计信息质量结构。
总体看,未来财务报表列报新方式改变了过去重视企业交易性而忽视企业本质是财富创造的观念,开始将企业财富创造的途径予以列示,经营活动、投资活动与筹资活动清晰地使企业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上的资产配置及运作效率得以披露,这无疑展示出了企业的商业模式,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会计与企业本质的对称,会计也才有可能摆脱传统观念上的技术观而具有了制度性契约。因为商业模式是企业利益相关者的交易结构安排,涉及到企业利益相关者规模、类型与利益分配方式等,由此会计便成为了解决利益冲突的一种合约结构安排。
二、企业财务报告演进理论框架
(一)财务报告演进逻辑的前因性变量
企业会计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以财务报告的形式反映企业运营状况及结果,因此财务报告受企业本质界定的影响。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奥利弗·E·威廉姆森认为,企业不是作为传统理论所说的一种生产功能出现的,而是作为一种治理结构出现的。不能极端地理解这句话。一方面任何一种生产结构都体现着治理性,而企业治理结构又与产品市场竞争有着直接关系,进而影响着企业生产结构。企业生产结构与治理结构的联结就在于企业商业模式的选择。另一方面,财务报表列报的任何新分类模式都意味着治理观念的变化。因为不同的分类对应着特定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体现在会计核算上就是会计信息的经济后果性。企业的外在形式表现为将生产要素汇集、转化成实际的商品或服务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又是企业与市场中的各经济主体的签约及履约过程,所有合约的不完善使得公司治理成为企业运作的基础,会计利用其特有的语言方式全程描述各类活动的过程及结果。从财务报告的视角看,上述内容可以归纳出企业财务报告列报方式变革的路径是沿着会计流程、业务流程(核心是生产结构)、商业模式而递进,最终要实现企业财务报告的治理性而与企业本质高度对称。理论与实务都已证明企业所有权安排不再是一个离散的极端分布,而是一种将企业所有权按某待定系数连续分布于共享的多种性质的资本所有权上。从资本裂变角度看,首先表现为财务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分离;其次是财务资本所有者证券化而逐渐加深虚拟性;最后是隐性的组织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显性化。由此可以说,企业资本有机构成界定了企业本质。
(二)财务报告演进逻辑的过程性变量
传统会计信息基本遵循了“先感知再反映”的工作模式,并由固化的会计要素作为输入会计系统的标准,其主要體现为显性资产投入与财务报表产出的效率分析,而对于诸如能够关注企业隐形竞争力、解读企业关系网和诚信的量化价值等方面却没有涉及。显然,这种资产效率建立在企业会计准则的确认与计量基础上,受限于会计要素,是一种极其简化的单一资产要素投入与单一利润要素产出的对比。这不仅对经济学、管理学角度的效率反映不足,而且对财务会计本身也是不足。比如在企业资产总额中既包括了有形的货币资产与实物资产,又包括了无形的商誉资产等。显然它们体现着多种投入形式,而产出也不仅仅是净利润,还有市场占有率、管理水平、社会责任等方面的变化。因此,传统意义上的由会计要素来评判企业具体业务活动的反映的可能后果就是将会计数据视为完全事实,并成为人们安排未来活动的依据,这是一种很大的风险。因为这是一种无法直接描述出企业资源和资本的配置与效率及其与企业业务战略目标的符合程度的方式。因此,财务报告的过程性变量就是要转变会计信息结构以实现会计信息形成、分析和业务优化与企业发展战略目标和业务目标的高度一致,而这显然是要求会计流程全面与企业商业模式进行匹配,是管理层视角的会计核算方式的选择问题。也就是说,企业业务活动是由企业所选择的商业模式决定的,可以认为商业模式是一系列价值动因的联结体,而具体业务活动则是价值动因的具体载体,会计系统应该反映出企业业务活动及其流程背后的商业逻辑,将企业绩效的“取之有道”描述清晰,这样会计系统本身就是企业竞争能力的重要构成内容。
(三)财务报告演进逻辑的输入性变量
企业财务报告演进的前因性变量与过程性变量决定了财务报告体系的会计信息的内涵,应体现出企业本质、公司治理、企业管理与内部控制的综合与解构的双向过程。将企业数据加工成会计信息应该是一个纳入管理体系的数据治理过程,以使之成为优化运营必须的依据。这样,也就使得企业数据的管理责任界定为企业的业务部门。这样,所有业务单元的数据就可能具有更高的质量,会计信息的责任流便得以建立,数据治理与利用进而成为相应业务部门考核的关键指标之一。这也就意味着会计信息是与企业组织架构的组织层级对应的一种管理责任制。一旦企业组织架构发生变动,会计信息的形成过程及结果导向都应实现同步变化以适应其信息环境,否则就会存在较大的会计信息差距或缺乏对会计信息的信任。防范该类问题的核心就是充分实现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会计信息的一体化,使具有外部性特征的财务会计信息构建在内部性的管理会计信息基础上。比如海尔集团的会计信息结构与其采用的管理会计工具紧密相关。其损益表就有特定涵义,“益”指的是通过做自主经营体、为用户创造价值而获得的收入;而“损”指的不是通过做自主经营体而获得的收入,不一定为用户创造了价值,是不可持续的。这样,构建于自主经营体基础的会计信息便具有了责权利相统一的特征。
企业财务报告演进理论框架揭示了财务报表列报方式变革的路径是沿着会计流程、业务流程、商业模式而递进,最终要实现企业财务报告与企业本质的高度对称,该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三、商誉概念界定、列报方式演进与主动式风险管理
美国著名会计学家亨德里克森归纳了商誉性质的三种代表性观点:其一是对企业具有好感的价值;其二是超额利润的现值;其三是一个总计价账户。显然,第一种观点没有明确是特指企业某类或某些类别利益相关者的好感价值,还是指企业全部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利益相关者不同感觉的价值净额。第二种观点仅仅是从现值角度揭示商誉的计量方法而并未指出超额利润的真正源泉。第三种观点是从账户角度进行商誉的确认与计量,但由于账户设置在制度上的统一性与高度货币综合性,账面价值与企业实体价值可能会发生较大的背离,会计账户越来越沦落为由业务活动数据加工至会计信息的中介性载体,并且该观点假设商誉价值隐藏于总账账户之中。除这三种代表性观点外,还有从多个角度对商誉进行界定的观点,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归纳形成商誉的可能的有利因素。但总的来看,现有商誉的研究都是将其指向于传统财务会计的账簿体系,借此探究商誉的内涵。
从另一方面看,商誉概念的范畴又有被泛化的倾向,就是将其界定为企业超额盈利的资本化价值,而超额盈利的产生则又被视为有多样化的来源,这导致的后果就是自创商誉不被确认,而外购商誉则在企业并购成本为并购等价交易所付出代价的假设下,成为超出并购所得净资产公允价值的部分。也就是说,正是这部分的溢价创造了超额盈利。显然,形成溢价的因素仍是未知,就是其来源范畴也没有得到界定。
(一)外购商誉的形成依赖于自创商誉
尽管现阶段商誉本质的探讨着眼于企业购并,但显然目标公司在并购前,其商誉就是客观存在的,并不是因并购行为发生而导致商誉的产生。可以说,恰恰是因自创商誉的客观存在才导致并购行为的成功。换个角度看,一旦外购商誉作为一项资产被登记入企业账簿,便转化为企业有形要素资产总体效率提升的一种可能支撑。从会计准则角度看,商誉资产减值也正是从该角度进行规范的,是从企业现有有形资产的能力变化视角来进行测试的。可以这样认为,外购商誉通过会计核算进入企业后,便与企业内部资产相结合并期望提升内部资产运作能力,在企业运营过程中外购商誉逐渐地内部化并成为一种特定的能力。它是外部并购与内部培植的共生体,体现着外部商誉进入企业后向自创商誉的转化,这也表明自创商誉的客观存在,是与外购商誉互动与互证的。
从商誉资产减值测试角度看,传统财务会计只核算外购商誉而不确认自创商誉,但一旦将外购商誉以资产要素记入账簿,其减值计提便又以内部账面资产运作效率为减值测试标准。也就是说,商誉减值测试制度实际上为自创商誉确认与计量创造了条件。另外,如果不确认自创商誉,合并企业可以凭溢价交易“创造”商誉并可能长期挂账,而未合并企业却没有这笔巨额资产,这必将导致更大的混乱。因此不能因交易观而确认外购商誉,将管理观的自创商誉排除在会计核算系统之外。
(二)商誉列报方式的演进
商誉在20世纪20年代进入会计理论与实务研究领域,并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最初的理论研究都是将商誉视为无形资产一部分。实务中,国际会计准则、美国和英国会计准则在1998年以前也一直将商誉作为无形资产的一部分来进行确认、计量和披露,直到1998年之后才开始将商誉从无形资产中分离出来单独作为一项资产进行会计处理。我国商誉会计准则于2006年在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背景下也以独立的方式产生。然而,尽管商誉资产从无形资产中独立出来并以单独的报表项目形式列报,但仍然没有摆脱其形成或来源的模糊确认。未来财务报表框架将商誉资产作为单独报表项目并列示于经营资产中,这就初步明确了商誉资产的来源并为自创商誉的直接会计确认提供了基础,商誉资产报表项目就具有了实体资产价值属性,进而使基于财务报表的商誉价值分析成为可能。
之所以称为可能是因为商誉从理论上讲是被收购企业预期超额利润的资本化价值,是并购企业通过年预计超额利润与社会平均投资报酬之间的年金现值关系来演算商誉与企业盈利能力。显然,企业及其投资者存在着对商誉资产的高度预期,即并购后的协同效应会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为并购企业带来超额收益而提升企业价值。但现实是商誉与企业盈利能力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比如在并购后的一定时期内每期的商誉减值金额高于其当期的收益增长额。这也就意味着需要准确的商誉资产后续计量,以实现商誉与企业超额收益能力的无限趋近。如同三聚氰胺事件尽管只有几个企业涉案,但消费者在心理上对乳制品行业的某一类或几类产品都会产生警觉甚至抵触一样,这无疑对整个行业企业的商誉造成负面影响,因此也影响到了未涉案企业商誉资产的后续计量。
(三)商誉资产的主动式风险管理
商誉风险就是描述企业商誉可能面对的一些损失,它可能损毁企业的公众形象,迫使企业卷入代价昂贵的诉讼案件,并导致收入损失以及客户或者骨干员工的流失。商誉风险评估是企业目前全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看法以及当前环境下企业运营能力的估测。这样,企业内部控制便又增加了一项控制关键性商誉风险的职能。然而,综观内部控制的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这一最基本目标,国内外已有权威研究报告,却并没有将之纳入,其实商誉资产项目是最具有不确定性而需要内部控制保障的。
商誉资产以单独报表项目方式列示于企业经营资产中,预示着商誉资产是企业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其价值创造在于培植企业价值管理能力,就是在一个管理性框架内更高效地利用全部资源,尤其是新吸纳的社会资源与市场份额等。从企业本质角度看,只有四类资本完整体现在企业中并实现了最优组合,则该企业才存在商誉资产,即商誉应被界定为人力资本、组织资本及社会资本三者有效配置及充分利用。
将传统财务报表基于会计要素性质的列示转变为基于企业经营活动性质的列示,从表面上看仅仅是对会计数据的重分类与新披露方式而形成的会计信息,但会计数据的任何分类披露都对应着相应的治理性,是财务报告对企业本质的描述关系被重新认识(界定),两者间的演变意味着较高信息转换成本的存在,而且这需要更高的会计职业判断水平的支撑。这是因为作为会计系统结果的财务报表从最初的与企业业务流程的对应演变为与部门分工的对应,以实现会计信息责任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继而要满足对企业商业模式价值创造的反映,并直至其背后的行为文化。只有基于这样演进逻辑的会计信息才能实现过程与结果的统一,即提高企业决策的会计信息质量的同时,也更准确地预测到决策所产生的效果和收益。●
【参考文献】
[1] IASB. Discussion Paper Preliminary Views on Financial Statement Presentation[R]. www.iasb.0rg.2008.
[2] (美)E.S.亨德里克森.会计理论[M].王澹如等,译.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87.
[3] (美)A.C.利特尔顿.会计理论结构[M].杨树滋等,译.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
[4] 王仲兵.资本保全会计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5] 葛家澍.关于财务会计几个基本概念的思考——兼论商誉与衍生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J].財会通讯(综合),2001(1):3-5.
[6] 许家林.商誉会计研究的八十年——扫描与思考[J].会计研究,2006(8):1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