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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
——苏姗·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一
我提前一周在网上挂了省城著名三甲医院心脏内科的专家号，带着几年间看病、检查、住院的所有资料，包括种种检查报告、化验单、运动试验报告、胸片和心、脑CT片子……装在一个很大的牛皮纸袋子里。带这么多东西去看医生，让我觉得自己不是去看病，而是一个鬼鬼崇崇跑去诊室给医生行贿的人。看见我的人没准儿会想，这个家伙提着那么厚那么大的袋子，里面装的不是钱也是一块很值钱的秦砖汉瓦吧。
护士叫到我的时候，我满怀忐忑地走进诊室，把那个厚厚的牛皮纸袋子放在大夫面前。大夫扫了一眼那个巨大的袋子，然后看着我，问我哪里不舒服。当然是心脏，我挂的是心脏内科的号，难道是来看腰椎、治脚气的吗？我说我有好几年了，一直感到心脏不舒服，胸闷、顿痛、刺疼、气促、睡不着觉，为此还住过半个月医院;有一阵子总感觉喉咙深处靠近胸口的位置，有一团东西顶着，但是喝水吃饭却并没有影响。我以为是什么东西卡在那里了，就像吃鱼被鱼刺卡了一样。我吞了几大团酸菜，但是酸菜顺利地咽下去了，那一团东西却仍然顽固地停在那里。我不得不去医院检查食管，我被上了麻药，顿时失去了知觉如同死过去了一般。我醒来的时候是在半个小时之后，大夫说我食管里什么异物都没有，甚至连一丁点的溃疡都没有发现。检查完之后，坐在医院候诊的椅子上，我竟然写了一首诗，题目就叫《麻醉半小时》。
我得承认我确实有着诗人的敏感——或者诗人的过敏，这首诗几乎是个纪实：
做食管检查/要把一根探头/从喉咙里送进去/在里面进行/移动拍摄/大夫一边给我讲/一边把仪器设备/推到我面前/一一指给我看/我感到喉咙发痒/恶心欲吐/大夫让我张嘴/说喷点药就好了/几秒之后/我感觉真的好了/大夫说“起来吧”/检查结束了/可我突然感到/脊背发凉/生命里的半个多小时/我不在我的身体里面。
然而，我还没有走出医院，我感觉那一团东西又出现了，就在我食管深处。我感觉到一个球状物，一个乒乓球大小也像乒乓球一样轻的东西，在我的食管里移动。我觉得自己能够看见它，就像我几十年前玩过的电子游戏机里的吃豆子游戏。那个豆子在一个管道里来回移动，我张着大嘴但是很难追上它。
我的朋友中有一个专门给伤残病人进行心理康复治疗的医生，她说我是被心脏病吓着了。她没说我被吓出了精神病，她说我这是焦虑症，她说了一个我此前从未听说的过疾病：臆球症。她说你不用害怕，你是个意志坚强的人，你不断地告诉自己，你没有病，你的心脏没有病，你的食管当然也没有病——医生已经检查了，你的食管里确实没有东西，你要相信医生检查的结果，你要不断地告诉自己，然后那团东西就会消失。我照着这位做心理康复的朋友教给我的方法，反复做了半个月，那个东西确实消失了，但心脏不舒服的感觉却一直没有消失。
在心脏内科专家的诊室，我打开那个巨大的纸袋子，抽出里面的检查报告、化验单和以前拍的各种片子。心脏专家很快就看完了，比我自述病情的时间还短。然后，心脏专家非常诚恳地告诉我，说我的心脏没有问题，接着又把听诊器放在我的胸部听了听，说我的心脏跳动十分有力，甚至比我的实际年龄还要健康。但是我却将信将疑，我知道大夫在面对重病尤其是绝症病人的时候，一般都会撒个善意的谎，告诉病人没什么大问题，该吃吃该喝喝，该玩就玩，吃点补药增加一下抵抗力就没事了。大夫这样说的时候，估计那病人差不多就快挂了，已经无药可救了。正像人们通常说的，不怕大夫说你有病，就怕大夫说你没病。现在大夫说我的心脏没有问题，是不是也意味着问题非常之大？
我觉得我肯定是带着乞求的表情，恳求大夫告诉我实情，我说我很坚强的，我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在我活过的这半个多世纪里，虽然不能说历尽沧桑，但我经历过的苦痛与灾难也不算少了。我说我能扛得住的，再大的问题我都能接受，我知道我做不到坦然面对，我肯定会不平静，但我觉得我能挺住，我也可以肯定自己承受得了。心脏专家重审了一遍，说没有发现我的心脏有什么问题，随即建议我去精神卫生科。听着大夫一字一句吐出的精神卫生科几个字，我知道那是说我精神出了问题，也就是说我有精神病。我愕然望着大夫，半张着的嘴半天合不拢、说不出话。心脏专家说，精神卫生科就是五楼，你现在就可以上去挂个号看看，那里不需要预约。心脏专家是非常认真地在建议，为了让我由于惊愕而合不攏的嘴尽快合上。大夫继续说道，军中无戏言，医者同样无戏言，你上去看看，也许吃点药你的“心病”很快就好了。大夫说把你的这些资料收好，当一份体检报告留着吧。大夫这样说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表情里，有一丝不易觉察的嘲讽意味。
二
精神卫生科在门诊大楼的最高一层，候诊区和性病皮肤病科挨着。医院的这种科室位置安排，显然含有某种意味，如果不是出于保护病人的隐私，那也该是有其他原因吧。譬如，他们可能觉得，敢于大着胆子明目张胆地来这里求医的人，应该没有那么多，所以才放到门诊楼的最高一层;又或者，连医院也觉得这样的科室以及来这里的病人，多多少少会都有些鬼祟与不安？楼层角落的这个候诊区，等待叫号的病人相对别的诊室少了很多，不过一眼望过去，那十几排天蓝色的长条形铁椅子上面，还是坐满了人。与别的候诊区不同，坐在这里的病人大多戴着口罩，互相之间有一种深深的戒备;这里的病人也比别的候诊区安静，难得听到几声交谈。我猜测他们口罩后面凝重的表情里面可能藏着些深深的不安、慌乱与焦虑，一如我此时的焦虑。
在精神卫生科护士站打卡之后，我在一个刚刚空出来的座位上坐下。环顾周围，左边和右边，前面和后面，差不多每个座位上，都有一个形迹可疑的人，我不知道他或者她，是不是一个疯子，是不是皮肤病患者，是不是性病患者，但我内心里有一种莫名的不安全感。我尽量不看坐在我旁边的人，我努力地把目光投向远处，投向那个从下面上来的电梯口。那个扶梯时不时会有一些人像从地下冒出来一样，慢慢露头，然后目光睃巡地看着。当这个人的脚从电梯移步到楼层地板上的时候，就会朝我坐的地方看，他是审视的，他是警惕的，有时候我能感觉到他目光鄙夷地看着我坐的地方。我知道他已经看清了这个候诊区的标识，所以，我知道他的目光里包含着的东西是什么意思。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精神卫生科和皮肤病性病科外侯诊是需要承受社会压力的，前者标志着精神不正常，而后者则显示为身体表面的某种不光彩的变异乃至道德上的缺陷，并且会令人避之唯恐不及——首先是对传染的恐惧。但我的病肯定是不会传染的，如果不是心脏内科的专家指出来，我甚至都不知道我的精神出了毛病。我告诉自己，我是一个非常正常而且健康的精神科候诊者——我当然不愿意称自己为精神病。 我和一群病人坐在一起，我坐在一群病人中间，身边没有任何亲人;我坐在一群有病的陌生人中间，坐在候诊区的椅子上，无论我怎么在内心里告诉自己，我和他们不一样，我并不是一个病人，我只是一个候诊者，但现在我坐进这里的这一群人中间，我的身份就已经被确定了。我把目光从远处的电梯口收回，仿佛有些羞愧地低下头，但我不能只是摩娑着自己的裤腿，不能像个精神病人那样傻坐着，我总得干点什么。我从衣服口袋里摸出手机——当我在开会的时候、在和一些人吃饭的时候、在不得不身处于一群不那么感兴趣的人中间的时候，不想说话又不想显得那么无聊那么无礼，我就会摸出手机，尤其是在一个饭桌上又不想和那些半生不熟的人说话，我就假装在手机上处理事情。但我现在只是心神不定地玩着手机，旁边的人也在玩手机。我不看都知道，前面和后面那些低着头的人，大部分也都是玩手机，一边玩手机一边焦急地等护士叫号。
我们都在等护士叫号，也许还在等着看同一个医生。我坐的位置是临时的随机产生的，我的临时的左邻右舍，我和他们从不相识，但现在我们构成了某种奇特的共同体。我们此前从未相识，此后也几乎不会相遇。座位之间隔着扶手，如果一个人把胳膊架在扶手上，另一个人就失去了架上去的机会;如果一不小心架上去，就会触到旁边的人，也许那个人会惊声尖叫地跳将起来，当然，也可能默默无语地抽掉自己的胳膊。我们以如此近的近乎亲密的距离坐在一起，但我们并不像长途火车座上的陌生同行者那样，会因为旅途的寂寞而交谈甚至结识。我们彼此并没有交谈的欲望，也没有了解对方病情的愿望，更不会互相交流克服病痛折磨的方法，我们连短暂的三言两语也没有。我甚至觉得潜意识里，我们互相之间都有一种莫名的敌意。我们想要尽量早地见到医生，我们要见的也许是同一个人，这样一来我们就构成了竞争关系。如果有一个人因为什么事情抽身而去，那后面的人就可以早一点见到医生了。现在，我们以亲密的距离怀揣敌意地坐在一起，我们的关系显露出了某种暧昧的气息。我们可以在内心里以友相称—病友，但我们各有各的病痛，我们会得到各不相同或者部分重合的处方，在各自的处方里各有各的革不了的命。我们坐在一起，却并不是一次集会也不是一个有组织的集体。我们是一些临时的聚集者，到最后我们会带着各自的药逃走，消失在门诊大楼外面的马路上。
三
我是一个看过精神卫生科医生的病人，疑似患有失眠症、忧郁症、焦虑症以及自闭症等等寻常日子里人们并不以为病的诸多症状。最近的状态，就和那种不想说话不想出门不想见人的自闭症儿童一样。我算是进入自闭症中年了吗？我不喜欢去人多的地方，尤其是需要打招呼需要应酬需要和很多人说话的地方;我不喜欢开会，于是得罪了抬举我往人前面站往台子上站往聚光灯下站的朋友;我不喜欢参加婚礼葬礼颁奖典礼，于是伤了亲友们的心;我还不喜欢和陌生人说话，于是丧失了扩大朋友圈的机会进而失去了很多社会关系……然后，我就变成了一个越来越不合时宜的人，一个社会功能退化、无害但也无用的人，一个脱离了群体性高级趣味的人，一个形而下的居家男人。偶尔我还会莫名地担心自己，某一天醒来会像卡夫卡的格里高尔那样变成一只大甲虫，或者像菲利普罗斯的凯普什教授那样变成一只乳房。然后，整个世界完全不一样了，迅速进入彼德·汉德克的《颠倒的世界》：“我没张开眼睛，眼睛却张开了我;我没听声音，声音却在听我;我没吞水，水却在吞我;我没抓东西，东西却抓着了我;我没脱衣服，衣服却脱掉了我;我没劝自己听话，话却劝我摆开自己;我向门走去，门闩按住了我。卷帘升起了，却变成了黑夜……我还看见麻雀在向枪射击;我还看见绝望者幸福……”我很快就会变成幸福的绝望者吗？
那天从精神卫生科出来，我握着一张沉甸甸的处方，心情沉重地走向药房。我觉得现在取了这个药，我就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精神病人了。这个处方是一个界线，是棋盘上的楚河汉界，把我的精神状态分成这边和那边，这个国和那个国，昨日之正常的我和今后之精神病的我。我觉得在走向药房的这一小段时间里，我的精神正在分裂，有一个果核在我的头脑里正在开裂，我能看见一部分是好的，而另一部分似乎被虫蛀了。人们通常用“脑子进水了”来说某某头脑不够用不正常了，那一刻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脑子被虫蛀了。我的脑子被虫蛀了吗？我仍然能够如此清晰地进行思维，是不是说明我脑子还好，但脑子和精神似乎又并不是完全重合的概念。那么，是我的脑子好着，我的精神不大好了？而精神又在身体里的什么地方呢？精神在心里，精神是心理？精神属于心理？
在药房的窗口前面排队取药的时候，我看着排在前面的人，我观察旁边那几个队伍里的表情，我猜测他们大概都有什么病。不过这注定是徒劳的，我不可能知道他们有什么病，就像他们不知道我有什么病一样。我们在一起，我们是一些如此正常的病人，有着不一样的忧虑和恐惧。是的，恐惧，我突然意识到，我是被病吓出病了。我把自己吓出了心脏病，然后又因为对心脏病的恐惧（其实是对死亡的恐惧吧），又把自己吓出了精神病，失眠、忧郁、焦虑、自闭，在“生病了”的路上马不停蹄一路狂奔。现在终于来到了药房的窗口，我来取我的药，显然我得庆幸我还不至于无可救药。
我不得不承认，我被那个药的说明书吓着了。我从药房里拿到两样药，一盒是我熟悉的安眠药，另一盒我反复念了好几次才把那个药名读顺，那是一种在波多黎各生产、由美国包装销售的进口精神药物。我非常不愿意说出它的名字，并非是担心有广告嫌疑，而是那個药名对我意味着恐惧，因此，我避之唯恐不及。我确实是被这个药盒里面的说明书吓着了，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那个药物说明书治好了我的病——我的精神上的毛病，我的忧郁症、我的焦虑症、我的恐惧症——恐惧治疗了恐惧，这是不是有点讽刺？或者，这是不是有点什么深刻的心理原理或者哲学道理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是我此生迄今为止见过的最长的药物说明书，说明书展开大概有四张A4纸大小，上面的汉字比五号字的四分之一还要小一些，大概是5磅或者6磅的字符，密密麻麻地印满了纸张的两面，我粗略估计了一下，最少也有两三万字吧。我戴着老花镜一字一句地读下去，从药理到适应症再到不良反应、注意事项、药理毒理……尤其是不良反应部分，阅读过程中，先是头上在冒汗，然后全身几乎都要湿透了。这个原本是要用来解决精神问题的药，也有可能导致癫痫，可能让我发疯，可能引起自杀，可能出现幻听幻视失语，可能引起肠胃肝脏心脏神经出现某种不可预料的不适，等等。我觉得如果我没病，吃了这个药不是会死就是从此一病不起，而且不知道会得什么病、会从哪里病起。面对这个药，我陷入了不能自拔的恐惧之中。
吃，还是不吃？这个问题已经等同于哈姆雷特的问题：“生存，还是毁灭？”
我颓然而坐，但答案是明确的。吃，还是不吃？我再次向我的做心理康复治疗的医生朋友请教。“你不过是一点点轻微的忧郁和焦虑而已，这其实也算不上什么病，你吃这个药干什么？睡不着的时候吃点安眠药就行了，你什么问题都没有的。”她的轻描淡写让我感到非常羞愧。我羞愧于自己的脆弱，羞愧于自己的恐惧，进而羞愧于自己对疾病的想象，我觉得本质上其实是自己对健康与疾病绝对对立性的理解。健康王国和疾病王国在人的身体里并不是两个画出了清晰边境线的国家，而是管理着我们自己身体这个国家里的两套人马罢了，它们的力量或许会此消彼长。正如苏姗·桑塔格所说，我们只是拿着健康和疾病这两本护照的公民罢了。既然如此，又何必恐惧？当我们被疾病控制的时候，试着掏出自己那本健康护照，或者就可以吓退那个让自己不舒服的家伙。
我不想进入那个吓人的药品说明书所描述的可能的境地。我听从了朋友的建议，没有吃那个来自遥远地方的药。我只是需要好好睡觉。我告诉自己吃饱睡足就没事了，虽然我仍然不喜欢开会，不喜欢应酬，不喜欢和陌生人说话，不喜欢去热闹的地方，不喜欢参加婚礼葬礼颁奖礼。尽管这可能被描述为自闭、忧郁、焦虑、孤僻，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每个人，不都会有这样的时候吗？疾病有时候就是一种说法、一种看法、一种观点，在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表示不同意。
责任编辑：卢 欣
——苏姗·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一
我提前一周在网上挂了省城著名三甲医院心脏内科的专家号，带着几年间看病、检查、住院的所有资料，包括种种检查报告、化验单、运动试验报告、胸片和心、脑CT片子……装在一个很大的牛皮纸袋子里。带这么多东西去看医生，让我觉得自己不是去看病，而是一个鬼鬼崇崇跑去诊室给医生行贿的人。看见我的人没准儿会想，这个家伙提着那么厚那么大的袋子，里面装的不是钱也是一块很值钱的秦砖汉瓦吧。
护士叫到我的时候，我满怀忐忑地走进诊室，把那个厚厚的牛皮纸袋子放在大夫面前。大夫扫了一眼那个巨大的袋子，然后看着我，问我哪里不舒服。当然是心脏，我挂的是心脏内科的号，难道是来看腰椎、治脚气的吗？我说我有好几年了，一直感到心脏不舒服，胸闷、顿痛、刺疼、气促、睡不着觉，为此还住过半个月医院;有一阵子总感觉喉咙深处靠近胸口的位置，有一团东西顶着，但是喝水吃饭却并没有影响。我以为是什么东西卡在那里了，就像吃鱼被鱼刺卡了一样。我吞了几大团酸菜，但是酸菜顺利地咽下去了，那一团东西却仍然顽固地停在那里。我不得不去医院检查食管，我被上了麻药，顿时失去了知觉如同死过去了一般。我醒来的时候是在半个小时之后，大夫说我食管里什么异物都没有，甚至连一丁点的溃疡都没有发现。检查完之后，坐在医院候诊的椅子上，我竟然写了一首诗，题目就叫《麻醉半小时》。
我得承认我确实有着诗人的敏感——或者诗人的过敏，这首诗几乎是个纪实：
做食管检查/要把一根探头/从喉咙里送进去/在里面进行/移动拍摄/大夫一边给我讲/一边把仪器设备/推到我面前/一一指给我看/我感到喉咙发痒/恶心欲吐/大夫让我张嘴/说喷点药就好了/几秒之后/我感觉真的好了/大夫说“起来吧”/检查结束了/可我突然感到/脊背发凉/生命里的半个多小时/我不在我的身体里面。
然而，我还没有走出医院，我感觉那一团东西又出现了，就在我食管深处。我感觉到一个球状物，一个乒乓球大小也像乒乓球一样轻的东西，在我的食管里移动。我觉得自己能够看见它，就像我几十年前玩过的电子游戏机里的吃豆子游戏。那个豆子在一个管道里来回移动，我张着大嘴但是很难追上它。
我的朋友中有一个专门给伤残病人进行心理康复治疗的医生，她说我是被心脏病吓着了。她没说我被吓出了精神病，她说我这是焦虑症，她说了一个我此前从未听说的过疾病：臆球症。她说你不用害怕，你是个意志坚强的人，你不断地告诉自己，你没有病，你的心脏没有病，你的食管当然也没有病——医生已经检查了，你的食管里确实没有东西，你要相信医生检查的结果，你要不断地告诉自己，然后那团东西就会消失。我照着这位做心理康复的朋友教给我的方法，反复做了半个月，那个东西确实消失了，但心脏不舒服的感觉却一直没有消失。
在心脏内科专家的诊室，我打开那个巨大的纸袋子，抽出里面的检查报告、化验单和以前拍的各种片子。心脏专家很快就看完了，比我自述病情的时间还短。然后，心脏专家非常诚恳地告诉我，说我的心脏没有问题，接着又把听诊器放在我的胸部听了听，说我的心脏跳动十分有力，甚至比我的实际年龄还要健康。但是我却将信将疑，我知道大夫在面对重病尤其是绝症病人的时候，一般都会撒个善意的谎，告诉病人没什么大问题，该吃吃该喝喝，该玩就玩，吃点补药增加一下抵抗力就没事了。大夫这样说的时候，估计那病人差不多就快挂了，已经无药可救了。正像人们通常说的，不怕大夫说你有病，就怕大夫说你没病。现在大夫说我的心脏没有问题，是不是也意味着问题非常之大？
我觉得我肯定是带着乞求的表情，恳求大夫告诉我实情，我说我很坚强的，我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在我活过的这半个多世纪里，虽然不能说历尽沧桑，但我经历过的苦痛与灾难也不算少了。我说我能扛得住的，再大的问题我都能接受，我知道我做不到坦然面对，我肯定会不平静，但我觉得我能挺住，我也可以肯定自己承受得了。心脏专家重审了一遍，说没有发现我的心脏有什么问题，随即建议我去精神卫生科。听着大夫一字一句吐出的精神卫生科几个字，我知道那是说我精神出了问题，也就是说我有精神病。我愕然望着大夫，半张着的嘴半天合不拢、说不出话。心脏专家说，精神卫生科就是五楼，你现在就可以上去挂个号看看，那里不需要预约。心脏专家是非常认真地在建议，为了让我由于惊愕而合不攏的嘴尽快合上。大夫继续说道，军中无戏言，医者同样无戏言，你上去看看，也许吃点药你的“心病”很快就好了。大夫说把你的这些资料收好，当一份体检报告留着吧。大夫这样说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表情里，有一丝不易觉察的嘲讽意味。
二
精神卫生科在门诊大楼的最高一层，候诊区和性病皮肤病科挨着。医院的这种科室位置安排，显然含有某种意味，如果不是出于保护病人的隐私，那也该是有其他原因吧。譬如，他们可能觉得，敢于大着胆子明目张胆地来这里求医的人，应该没有那么多，所以才放到门诊楼的最高一层;又或者，连医院也觉得这样的科室以及来这里的病人，多多少少会都有些鬼祟与不安？楼层角落的这个候诊区，等待叫号的病人相对别的诊室少了很多，不过一眼望过去，那十几排天蓝色的长条形铁椅子上面，还是坐满了人。与别的候诊区不同，坐在这里的病人大多戴着口罩，互相之间有一种深深的戒备;这里的病人也比别的候诊区安静，难得听到几声交谈。我猜测他们口罩后面凝重的表情里面可能藏着些深深的不安、慌乱与焦虑，一如我此时的焦虑。
在精神卫生科护士站打卡之后，我在一个刚刚空出来的座位上坐下。环顾周围，左边和右边，前面和后面，差不多每个座位上，都有一个形迹可疑的人，我不知道他或者她，是不是一个疯子，是不是皮肤病患者，是不是性病患者，但我内心里有一种莫名的不安全感。我尽量不看坐在我旁边的人，我努力地把目光投向远处，投向那个从下面上来的电梯口。那个扶梯时不时会有一些人像从地下冒出来一样，慢慢露头，然后目光睃巡地看着。当这个人的脚从电梯移步到楼层地板上的时候，就会朝我坐的地方看，他是审视的，他是警惕的，有时候我能感觉到他目光鄙夷地看着我坐的地方。我知道他已经看清了这个候诊区的标识，所以，我知道他的目光里包含着的东西是什么意思。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精神卫生科和皮肤病性病科外侯诊是需要承受社会压力的，前者标志着精神不正常，而后者则显示为身体表面的某种不光彩的变异乃至道德上的缺陷，并且会令人避之唯恐不及——首先是对传染的恐惧。但我的病肯定是不会传染的，如果不是心脏内科的专家指出来，我甚至都不知道我的精神出了毛病。我告诉自己，我是一个非常正常而且健康的精神科候诊者——我当然不愿意称自己为精神病。 我和一群病人坐在一起，我坐在一群病人中间，身边没有任何亲人;我坐在一群有病的陌生人中间，坐在候诊区的椅子上，无论我怎么在内心里告诉自己，我和他们不一样，我并不是一个病人，我只是一个候诊者，但现在我坐进这里的这一群人中间，我的身份就已经被确定了。我把目光从远处的电梯口收回，仿佛有些羞愧地低下头，但我不能只是摩娑着自己的裤腿，不能像个精神病人那样傻坐着，我总得干点什么。我从衣服口袋里摸出手机——当我在开会的时候、在和一些人吃饭的时候、在不得不身处于一群不那么感兴趣的人中间的时候，不想说话又不想显得那么无聊那么无礼，我就会摸出手机，尤其是在一个饭桌上又不想和那些半生不熟的人说话，我就假装在手机上处理事情。但我现在只是心神不定地玩着手机，旁边的人也在玩手机。我不看都知道，前面和后面那些低着头的人，大部分也都是玩手机，一边玩手机一边焦急地等护士叫号。
我们都在等护士叫号，也许还在等着看同一个医生。我坐的位置是临时的随机产生的，我的临时的左邻右舍，我和他们从不相识，但现在我们构成了某种奇特的共同体。我们此前从未相识，此后也几乎不会相遇。座位之间隔着扶手，如果一个人把胳膊架在扶手上，另一个人就失去了架上去的机会;如果一不小心架上去，就会触到旁边的人，也许那个人会惊声尖叫地跳将起来，当然，也可能默默无语地抽掉自己的胳膊。我们以如此近的近乎亲密的距离坐在一起，但我们并不像长途火车座上的陌生同行者那样，会因为旅途的寂寞而交谈甚至结识。我们彼此并没有交谈的欲望，也没有了解对方病情的愿望，更不会互相交流克服病痛折磨的方法，我们连短暂的三言两语也没有。我甚至觉得潜意识里，我们互相之间都有一种莫名的敌意。我们想要尽量早地见到医生，我们要见的也许是同一个人，这样一来我们就构成了竞争关系。如果有一个人因为什么事情抽身而去，那后面的人就可以早一点见到医生了。现在，我们以亲密的距离怀揣敌意地坐在一起，我们的关系显露出了某种暧昧的气息。我们可以在内心里以友相称—病友，但我们各有各的病痛，我们会得到各不相同或者部分重合的处方，在各自的处方里各有各的革不了的命。我们坐在一起，却并不是一次集会也不是一个有组织的集体。我们是一些临时的聚集者，到最后我们会带着各自的药逃走，消失在门诊大楼外面的马路上。
三
我是一个看过精神卫生科医生的病人，疑似患有失眠症、忧郁症、焦虑症以及自闭症等等寻常日子里人们并不以为病的诸多症状。最近的状态，就和那种不想说话不想出门不想见人的自闭症儿童一样。我算是进入自闭症中年了吗？我不喜欢去人多的地方，尤其是需要打招呼需要应酬需要和很多人说话的地方;我不喜欢开会，于是得罪了抬举我往人前面站往台子上站往聚光灯下站的朋友;我不喜欢参加婚礼葬礼颁奖典礼，于是伤了亲友们的心;我还不喜欢和陌生人说话，于是丧失了扩大朋友圈的机会进而失去了很多社会关系……然后，我就变成了一个越来越不合时宜的人，一个社会功能退化、无害但也无用的人，一个脱离了群体性高级趣味的人，一个形而下的居家男人。偶尔我还会莫名地担心自己，某一天醒来会像卡夫卡的格里高尔那样变成一只大甲虫，或者像菲利普罗斯的凯普什教授那样变成一只乳房。然后，整个世界完全不一样了，迅速进入彼德·汉德克的《颠倒的世界》：“我没张开眼睛，眼睛却张开了我;我没听声音，声音却在听我;我没吞水，水却在吞我;我没抓东西，东西却抓着了我;我没脱衣服，衣服却脱掉了我;我没劝自己听话，话却劝我摆开自己;我向门走去，门闩按住了我。卷帘升起了，却变成了黑夜……我还看见麻雀在向枪射击;我还看见绝望者幸福……”我很快就会变成幸福的绝望者吗？
那天从精神卫生科出来，我握着一张沉甸甸的处方，心情沉重地走向药房。我觉得现在取了这个药，我就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精神病人了。这个处方是一个界线，是棋盘上的楚河汉界，把我的精神状态分成这边和那边，这个国和那个国，昨日之正常的我和今后之精神病的我。我觉得在走向药房的这一小段时间里，我的精神正在分裂，有一个果核在我的头脑里正在开裂，我能看见一部分是好的，而另一部分似乎被虫蛀了。人们通常用“脑子进水了”来说某某头脑不够用不正常了，那一刻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脑子被虫蛀了。我的脑子被虫蛀了吗？我仍然能够如此清晰地进行思维，是不是说明我脑子还好，但脑子和精神似乎又并不是完全重合的概念。那么，是我的脑子好着，我的精神不大好了？而精神又在身体里的什么地方呢？精神在心里，精神是心理？精神属于心理？
在药房的窗口前面排队取药的时候，我看着排在前面的人，我观察旁边那几个队伍里的表情，我猜测他们大概都有什么病。不过这注定是徒劳的，我不可能知道他们有什么病，就像他们不知道我有什么病一样。我们在一起，我们是一些如此正常的病人，有着不一样的忧虑和恐惧。是的，恐惧，我突然意识到，我是被病吓出病了。我把自己吓出了心脏病，然后又因为对心脏病的恐惧（其实是对死亡的恐惧吧），又把自己吓出了精神病，失眠、忧郁、焦虑、自闭，在“生病了”的路上马不停蹄一路狂奔。现在终于来到了药房的窗口，我来取我的药，显然我得庆幸我还不至于无可救药。
我不得不承认，我被那个药的说明书吓着了。我从药房里拿到两样药，一盒是我熟悉的安眠药，另一盒我反复念了好几次才把那个药名读顺，那是一种在波多黎各生产、由美国包装销售的进口精神药物。我非常不愿意说出它的名字，并非是担心有广告嫌疑，而是那個药名对我意味着恐惧，因此，我避之唯恐不及。我确实是被这个药盒里面的说明书吓着了，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那个药物说明书治好了我的病——我的精神上的毛病，我的忧郁症、我的焦虑症、我的恐惧症——恐惧治疗了恐惧，这是不是有点讽刺？或者，这是不是有点什么深刻的心理原理或者哲学道理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是我此生迄今为止见过的最长的药物说明书，说明书展开大概有四张A4纸大小，上面的汉字比五号字的四分之一还要小一些，大概是5磅或者6磅的字符，密密麻麻地印满了纸张的两面，我粗略估计了一下，最少也有两三万字吧。我戴着老花镜一字一句地读下去，从药理到适应症再到不良反应、注意事项、药理毒理……尤其是不良反应部分，阅读过程中，先是头上在冒汗，然后全身几乎都要湿透了。这个原本是要用来解决精神问题的药，也有可能导致癫痫，可能让我发疯，可能引起自杀，可能出现幻听幻视失语，可能引起肠胃肝脏心脏神经出现某种不可预料的不适，等等。我觉得如果我没病，吃了这个药不是会死就是从此一病不起，而且不知道会得什么病、会从哪里病起。面对这个药，我陷入了不能自拔的恐惧之中。
吃，还是不吃？这个问题已经等同于哈姆雷特的问题：“生存，还是毁灭？”
我颓然而坐，但答案是明确的。吃，还是不吃？我再次向我的做心理康复治疗的医生朋友请教。“你不过是一点点轻微的忧郁和焦虑而已，这其实也算不上什么病，你吃这个药干什么？睡不着的时候吃点安眠药就行了，你什么问题都没有的。”她的轻描淡写让我感到非常羞愧。我羞愧于自己的脆弱，羞愧于自己的恐惧，进而羞愧于自己对疾病的想象，我觉得本质上其实是自己对健康与疾病绝对对立性的理解。健康王国和疾病王国在人的身体里并不是两个画出了清晰边境线的国家，而是管理着我们自己身体这个国家里的两套人马罢了，它们的力量或许会此消彼长。正如苏姗·桑塔格所说，我们只是拿着健康和疾病这两本护照的公民罢了。既然如此，又何必恐惧？当我们被疾病控制的时候，试着掏出自己那本健康护照，或者就可以吓退那个让自己不舒服的家伙。
我不想进入那个吓人的药品说明书所描述的可能的境地。我听从了朋友的建议，没有吃那个来自遥远地方的药。我只是需要好好睡觉。我告诉自己吃饱睡足就没事了，虽然我仍然不喜欢开会，不喜欢应酬，不喜欢和陌生人说话，不喜欢去热闹的地方，不喜欢参加婚礼葬礼颁奖礼。尽管这可能被描述为自闭、忧郁、焦虑、孤僻，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每个人，不都会有这样的时候吗？疾病有时候就是一种说法、一种看法、一种观点，在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表示不同意。
责任编辑：卢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