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与世界历史思想有着紧密的关联，从原始共同体到虚假共同体再到真正共同体的发展，是人类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过程和标志性结果。在此过程中，人对自身发展的认知也由浅入深，逐渐从追求片面的自由、公正等意识形态幻象进入到对真正政治价值认同的追求。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角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就是马克思真正共同体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结合的最新成果，是人的主体性与社会公共性的完美融合。中国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构建中发挥引领作用，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凝聚共识，构建全球新秩序，为世界提供一种科学合理的价值评价体系。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主体性;公共性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1）06-0016-03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将其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建设和道路实践中，构建了体现出中国智慧和中国特色的共同体理论。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哲学基础，通过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深入分析，资本主义虚假的意识形态观念得到了深刻的批判和反思;人的主体性向公共性的发展演变得以清晰呈现;道德自由、伦理共识、劳动治理、政治审美等一系列政治哲学问题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内在关系问题得到了彻底阐释与澄清。
一、原始共同体向虚假共同体的转变是人类早期对自身主体性的自发探寻
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可以直接追溯到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相关理论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与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具有相同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看，人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自然共同体向虚假共同体的转换过程，其根本推动力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对原始共同体和虚假共同体的考察，马克思强调，每一个人在共同体的空间中与其他个体产生了复杂的社会关系，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把不同的个体紧紧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物以类聚的群体及其群体意识。在共同体中，任何成员都无法脱离共同体的发展规则。“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一个肢体，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共同体是实体，而个人则只不过是实体的偶然因素。”[1]124-126在马克思看来，不论是原始共同体还是虚假共同体，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表现形式，就是个体性意识归顺于群体性意识，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个体性行为、个体性存在与群体意识相比，已经成为一种偶然的现象。伴随着蒸汽革命到电力革命，科技发展为世界带来了全新面貌，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由最开始的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生产，为全人类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和运行规则。
在原始共同体向虚假共同体转变的过程中，最突出的现象就是“小资产阶级”的产生。封建君王（地主）阶级、奴隶、工人是原始共同体空间中的基本人口结构，资产阶级是虚假共同体中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势力。在转化过程中，小资产阶级作为一种游离不定的政治群体逐渐成为政治生活发展的隐性力量。对小资产阶级概念进行权威论述的莫过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但是，这一阶级的成员经常被竞争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而且，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他们甚至觉察到，他们很快就会完全失去他们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在商业、工场手工业和农业中很快就会被监工和雇员所代替。”[2]52-53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小资产阶级的产生是人类近代社会对自身主体性自发探寻的结果。工人发现通过自身努力可能有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可能性，他们的努力也从某种程度上加速了社会阶层的流动，但所有的努力都是在封建君主制衰弱和大资产阶级崛起的过程中完成的。不论是工人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抑或是地主阶级与大资产阶级，他们的意识转变都受到资本主义运行的激烈碰撞，以至于大多数人都接受资本主义发展是现代化发展唯一途径这一命题。
可以看出，从原始共同体向虚假共同体的过渡本质上就是人的主体性的唤醒，更加准确地说就是人的思维意识从宗教保守主义向启蒙理性主义的转化。从近代世界发展来看，英国通过议会与国王做斗争否定君权神授的理念;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人提出人性自由发展且平等相处之后，人民攻占了象征封建专制王权的巴士底狱;美国以北美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为背景的资产阶级革命等都从实践的角度向全世界展现人的主体意识崛起向封建专制王朝发出的威慑力。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带来的人的主体性的觉醒并非是一种真正符合人性发展的合理过程。资产阶级主体性的觉醒为整个工业时代带来了一种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美学气息，但不论是理性主义美学还是浪漫主义美学，它们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幻象。资产阶级带领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进入了一种由资本生产作为社会发展基础的生态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规范都被资本主义的规章制度所限制。人们之所以归顺于理性是因为资产阶级夸大了科学技术为人类主体性的提升带来的社会效果，在这种欺骗的掩饰下，“科技更加明确地铸造和操纵着世界整体的现象和人在其中的地位……而人们彻底忘记了对技术需要的拷问。”[3]71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如果说资产阶级崛起是对人性的解放和人的主体性的启蒙，倒不如说资产阶级的崛起是人类摆脱宗教神学束缚后所遭受的又一次政治意识的欺骗。
二、从虚假共同体向真正共同体的转变是人的主体性向公共性的转化与提升
从虚假共同体向真正共同体的转变过程本质上就是人的主体性向公共性的转型和提升的过程。在虚假共同体中，资产阶级推动了人类理性的启蒙，在这一驱动力的推动下，人们开始反思，但最终没有从资本主义的运行模式中解脱出来，反而变成了资本生产的工具。这一过程是因为人对自己主体性的认同和发展都站在了狭隘的个人利益的角度上，这使得理念上的“主体性”在资本主义现实社会中表现为极端的、片面的“个体性”。真正共同体则体现出人类发展的“公共性”，虽然不同群体之间依然存在矛盾，但是这种矛盾不再是对抗性的，而是可以通过公共制度的调解得到化解。这一状态就如马克思所强调的自由人联合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666在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那里，任何人的自由发展都能够为其他人的自由发展提供前提和基础，任何人的自由发展也必须要依靠其他人共同的自由发展，这才是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关于真正共同体的公共性有很多的论述，其中比较重要的两个方面是“劳动”和“财富”。“劳动”是马克思分析所有社会形态、社会结构以及人类社会实践诸多问题的切入点。与西方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家相比，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一般属性，是人类存在普遍的社会形式，这一思想突破了西方传统政治经济学家所认为的劳动是一种特殊社会形式的观点。马克思还认为是劳动塑造了人类社会的公共性，从原始共同体到虚假共同体再到真正共同体，人的劳动形式也不断获得解放，人的屬性也伴随着这种解放而变得更加自由，人在劳动的过程中不断与其他个人、群体进行交往，如此经济和文化得到了推动，而人也是在这种交往中构建了自己的公共性。 马克思对劳动的分析逐渐转移到对社会财富的研究上，劳动创造财富这一命题始终贯穿于共同体的演进过程中。作为最终阶段的真正共同体，对财富分配问题的处理要比以往其他共同体形态中财富分配问题处理得更加具有公共性。在真正共同体中，财富的本质从传统的客观性延伸出了一种主观的属性，这种属性呈现了所有制的基本内涵和结构。但真正共同体中财富的所有制与虚假共同体中资本主义财富所有制不同，这使得不同学者对财富本质的认知产生了矛盾。马克思认为对社会财富的分析不能仅注重它的“客观性”，还需要注重财富的公共属性。“人”“劳动”“类”“财富”等具体的存在形式，其存在发展都伴随着其他领域的共同发展，所有的社会存在都按照共同的社会秩序进行演化，在演化过程中形成的复杂社会关系就是相关对象之间公共性的具体表现。也就是说，在未来的真正共同体社会中，财富与个人、群体关联得更加紧密，这种所有制必定不再是虚假共同体中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而是共产主义的公有制。同时，在真正共同体中，财富的属人性将进一步提升，不同的人按照自己的社会需求来接受不同的财富，这种行为又进一步推动了按需分配的实现。虽然对于具体实现的过程，马克思没有做过详细的论述，但是财富按照人的需求来实现分配成为真正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标志，“财富的本质不是某种特定的劳动，不是与某种特殊要素结合在一起的、某种特殊的劳动表现，而是一般劳动。”[5]181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共同体所包含的主要的社会组成部分，不论是人还是物都具有公共的属性，而这种公共属性并非强调人与物的平等关系，而是强调物在保持自己属人特性的基础上，按照人的需要而自由分配，如此才形成了真正共同体社会生态中的自由、平等、公平与正义。
三、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启示
1.通过劳动治理消解伦理相对主义，构建全球道德价值共识
在全球化的时代，伴随着意识形态多元、生产关系复杂、局部空间格局多样的影响，人作为社会实践的重要参与者，其主体性也呈现为多个方面。作为社会实践的道德主体，主体间充满了差异性，这使得人们在面对具体问题时所采取的社会实践在伦理关系中也呈现出复杂性和差异性。这主要是因为生产力的全球化仍旧处于初始阶段，尚没有构成与之相匹配的全球化的生产关系，全球新秩序的共同性的法则仍然没有建立起来。这导致现阶段“伦理相对主义”在政治哲学领域凸显出来，“伦理相对主义是这样一种理论，一切道德原则仅仅相对于一定的文化或个人的选择才是有效的，而不存在普遍适用的道德原则。”[6]15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构建首先也是要突破伦理相对主义所带来的困境和挑战，这种西方思潮通过强调伦理关系的差异性来编造道德价值观念的差异性。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来看，虽然不同空间的伦理差异无法避免，但是从广义上来看，人类的道德价值观念具有统一性和整体性。也就是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包含并允許局部空间伦理实践的差异性，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更加强调全球一体化发展中人类道德价值的共识性。
中国若想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消解意识形态差异所形成的伦理相对主义，就需要为全世界提供一种科学合理的劳动价值评价的理论体系，这种劳动价值评价体系也理应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必要内容。从当代全球化生产的现实来看，这种全球一体化的劳动价值评价体系也在不断完善中。在以往的发展历程中，组织结构管理的生产模式已经成功取代了家族式的管理模式，企业文化从“人治”转向了按照规章来治理，企业核心竞争力建设从传统的投机性思维转变成当代的科学性思维。这些都是全球生产力的提升为全球生产关系带来的重大改变，而中国力量逐渐成为影响和改变世界生产力的重要因素，为改善世界生产关系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立足国内外两种实践，构建凸显中国智慧的政治哲学理论体系
对于国内学者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构建首要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保护人民的利益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呈现出党的领导对人民利益维护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在理论上深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鱼水情深的理论理解。但是必须明确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构建并非单纯地用于中国意识形态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之所以能够起到意识形态宣传的效果，是因为这一理论本身属于政治哲学范畴，它能够在某些方面获得甚至超越爱国主义宣传所能达到的理论和价值共识。所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构建不仅关涉中国的民族发展，更要关涉全球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发展;作为能够凝聚世界各族人民共识的政治哲学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构建应直面当下的世界性难题，为解决这些困难提供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恩格斯早就曾提出民族历史的发展必定朝向世界历史的方向前进，“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7]168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就是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过程中，必然形成的一种凝聚世界人们价值认同的政治哲学理论，这一理论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既关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伦理道德问题、认知方法问题、意识形态批判问题，同时，这一理论也关注了人类日常生活生产、经济发展、利益分配等经济交往问题。而在未来理论和思想的建设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应重点突出两个方面的发展方向。
一是在政治哲学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需要直面西方国家关于新冠疫情的错误思潮，如民粹主义。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世界各地的暴发，欧美国家的很多政治家和学者怀着对东方世界的偏见，批评中国在防疫抗疫过程中所做出的努力，这种批评不仅是误解了中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西方世界带来的冲击，更多是为了帮助自己政府在面对疫情冲击时的治理不力而推卸责任。新冠疫情的冲击再次印证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事实，中国政府在疫情面前快速、高效的行动彰显了中国力量、中国优势，在这次世界性难题的对抗中为全世界发挥了引领作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就是要在凝聚全球共识的基础上，引导世界各国构建出科学合理的国际政治体系。冷战结束后以雅尔塔体系为代表的各种国际秩序体系已经开始瓦解，而新的全球治理体系，有待于世界各个国家政党积极构建，传统意义上的民粹主义已经无法阻挡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发展态势。
二是在实践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要引领各国政党坚持多边主义的发展，通过促进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交往，积极对话，实现共赢的世界秩序。近几年，英国脱欧、美国退群，一系列操作都是逆全球化的表现，我们要批判这一现实问题，为世界未来的全球化发展提供新的逻辑思维。而“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为全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付诸的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也必须与“一带一路”建设紧密联系，为其提炼核心思想，提供话语体系，并消除思想和理论上的盲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之所以关涉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各个层面，是因为该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制高点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就是为全世界提供一种人道主义精神以及相关价值评价的思维方法，通过提升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认知方式来改变人类以往面对世界性难题所表现出的无力感和消极感。
四、总结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文化依然保持着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心态参与世界新秩序的建设。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必须首先在自身的政治哲学理论建设上有所突破，增强理论自身的彻底性，提升理论自身对国际热点问题的解释能力和宣传能力，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实践论等各个方面完善理论自身的建设，既彰显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又能够为全世界提供一种科学合理的价值评价体系。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德]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M].陈小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Louis P. Pojman. Ethical Theory： 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Readings[M].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USA， 1995.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主体性;公共性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1）06-0016-03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将其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建设和道路实践中，构建了体现出中国智慧和中国特色的共同体理论。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哲学基础，通过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深入分析，资本主义虚假的意识形态观念得到了深刻的批判和反思;人的主体性向公共性的发展演变得以清晰呈现;道德自由、伦理共识、劳动治理、政治审美等一系列政治哲学问题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内在关系问题得到了彻底阐释与澄清。
一、原始共同体向虚假共同体的转变是人类早期对自身主体性的自发探寻
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可以直接追溯到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相关理论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与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具有相同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看，人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自然共同体向虚假共同体的转换过程，其根本推动力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对原始共同体和虚假共同体的考察，马克思强调，每一个人在共同体的空间中与其他个体产生了复杂的社会关系，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把不同的个体紧紧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物以类聚的群体及其群体意识。在共同体中，任何成员都无法脱离共同体的发展规则。“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一个肢体，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共同体是实体，而个人则只不过是实体的偶然因素。”[1]124-126在马克思看来，不论是原始共同体还是虚假共同体，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表现形式，就是个体性意识归顺于群体性意识，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个体性行为、个体性存在与群体意识相比，已经成为一种偶然的现象。伴随着蒸汽革命到电力革命，科技发展为世界带来了全新面貌，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由最开始的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生产，为全人类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和运行规则。
在原始共同体向虚假共同体转变的过程中，最突出的现象就是“小资产阶级”的产生。封建君王（地主）阶级、奴隶、工人是原始共同体空间中的基本人口结构，资产阶级是虚假共同体中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势力。在转化过程中，小资产阶级作为一种游离不定的政治群体逐渐成为政治生活发展的隐性力量。对小资产阶级概念进行权威论述的莫过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但是，这一阶级的成员经常被竞争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而且，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他们甚至觉察到，他们很快就会完全失去他们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在商业、工场手工业和农业中很快就会被监工和雇员所代替。”[2]52-53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小资产阶级的产生是人类近代社会对自身主体性自发探寻的结果。工人发现通过自身努力可能有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可能性，他们的努力也从某种程度上加速了社会阶层的流动，但所有的努力都是在封建君主制衰弱和大资产阶级崛起的过程中完成的。不论是工人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抑或是地主阶级与大资产阶级，他们的意识转变都受到资本主义运行的激烈碰撞，以至于大多数人都接受资本主义发展是现代化发展唯一途径这一命题。
可以看出，从原始共同体向虚假共同体的过渡本质上就是人的主体性的唤醒，更加准确地说就是人的思维意识从宗教保守主义向启蒙理性主义的转化。从近代世界发展来看，英国通过议会与国王做斗争否定君权神授的理念;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人提出人性自由发展且平等相处之后，人民攻占了象征封建专制王权的巴士底狱;美国以北美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为背景的资产阶级革命等都从实践的角度向全世界展现人的主体意识崛起向封建专制王朝发出的威慑力。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带来的人的主体性的觉醒并非是一种真正符合人性发展的合理过程。资产阶级主体性的觉醒为整个工业时代带来了一种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美学气息，但不论是理性主义美学还是浪漫主义美学，它们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幻象。资产阶级带领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进入了一种由资本生产作为社会发展基础的生态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规范都被资本主义的规章制度所限制。人们之所以归顺于理性是因为资产阶级夸大了科学技术为人类主体性的提升带来的社会效果，在这种欺骗的掩饰下，“科技更加明确地铸造和操纵着世界整体的现象和人在其中的地位……而人们彻底忘记了对技术需要的拷问。”[3]71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如果说资产阶级崛起是对人性的解放和人的主体性的启蒙，倒不如说资产阶级的崛起是人类摆脱宗教神学束缚后所遭受的又一次政治意识的欺骗。
二、从虚假共同体向真正共同体的转变是人的主体性向公共性的转化与提升
从虚假共同体向真正共同体的转变过程本质上就是人的主体性向公共性的转型和提升的过程。在虚假共同体中，资产阶级推动了人类理性的启蒙，在这一驱动力的推动下，人们开始反思，但最终没有从资本主义的运行模式中解脱出来，反而变成了资本生产的工具。这一过程是因为人对自己主体性的认同和发展都站在了狭隘的个人利益的角度上，这使得理念上的“主体性”在资本主义现实社会中表现为极端的、片面的“个体性”。真正共同体则体现出人类发展的“公共性”，虽然不同群体之间依然存在矛盾，但是这种矛盾不再是对抗性的，而是可以通过公共制度的调解得到化解。这一状态就如马克思所强调的自由人联合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666在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那里，任何人的自由发展都能够为其他人的自由发展提供前提和基础，任何人的自由发展也必须要依靠其他人共同的自由发展，这才是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关于真正共同体的公共性有很多的论述，其中比较重要的两个方面是“劳动”和“财富”。“劳动”是马克思分析所有社会形态、社会结构以及人类社会实践诸多问题的切入点。与西方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家相比，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一般属性，是人类存在普遍的社会形式，这一思想突破了西方传统政治经济学家所认为的劳动是一种特殊社会形式的观点。马克思还认为是劳动塑造了人类社会的公共性，从原始共同体到虚假共同体再到真正共同体，人的劳动形式也不断获得解放，人的屬性也伴随着这种解放而变得更加自由，人在劳动的过程中不断与其他个人、群体进行交往，如此经济和文化得到了推动，而人也是在这种交往中构建了自己的公共性。 马克思对劳动的分析逐渐转移到对社会财富的研究上，劳动创造财富这一命题始终贯穿于共同体的演进过程中。作为最终阶段的真正共同体，对财富分配问题的处理要比以往其他共同体形态中财富分配问题处理得更加具有公共性。在真正共同体中，财富的本质从传统的客观性延伸出了一种主观的属性，这种属性呈现了所有制的基本内涵和结构。但真正共同体中财富的所有制与虚假共同体中资本主义财富所有制不同，这使得不同学者对财富本质的认知产生了矛盾。马克思认为对社会财富的分析不能仅注重它的“客观性”，还需要注重财富的公共属性。“人”“劳动”“类”“财富”等具体的存在形式，其存在发展都伴随着其他领域的共同发展，所有的社会存在都按照共同的社会秩序进行演化，在演化过程中形成的复杂社会关系就是相关对象之间公共性的具体表现。也就是说，在未来的真正共同体社会中，财富与个人、群体关联得更加紧密，这种所有制必定不再是虚假共同体中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而是共产主义的公有制。同时，在真正共同体中，财富的属人性将进一步提升，不同的人按照自己的社会需求来接受不同的财富，这种行为又进一步推动了按需分配的实现。虽然对于具体实现的过程，马克思没有做过详细的论述，但是财富按照人的需求来实现分配成为真正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标志，“财富的本质不是某种特定的劳动，不是与某种特殊要素结合在一起的、某种特殊的劳动表现，而是一般劳动。”[5]181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共同体所包含的主要的社会组成部分，不论是人还是物都具有公共的属性，而这种公共属性并非强调人与物的平等关系，而是强调物在保持自己属人特性的基础上，按照人的需要而自由分配，如此才形成了真正共同体社会生态中的自由、平等、公平与正义。
三、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启示
1.通过劳动治理消解伦理相对主义，构建全球道德价值共识
在全球化的时代，伴随着意识形态多元、生产关系复杂、局部空间格局多样的影响，人作为社会实践的重要参与者，其主体性也呈现为多个方面。作为社会实践的道德主体，主体间充满了差异性，这使得人们在面对具体问题时所采取的社会实践在伦理关系中也呈现出复杂性和差异性。这主要是因为生产力的全球化仍旧处于初始阶段，尚没有构成与之相匹配的全球化的生产关系，全球新秩序的共同性的法则仍然没有建立起来。这导致现阶段“伦理相对主义”在政治哲学领域凸显出来，“伦理相对主义是这样一种理论，一切道德原则仅仅相对于一定的文化或个人的选择才是有效的，而不存在普遍适用的道德原则。”[6]15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构建首先也是要突破伦理相对主义所带来的困境和挑战，这种西方思潮通过强调伦理关系的差异性来编造道德价值观念的差异性。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来看，虽然不同空间的伦理差异无法避免，但是从广义上来看，人类的道德价值观念具有统一性和整体性。也就是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包含并允許局部空间伦理实践的差异性，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更加强调全球一体化发展中人类道德价值的共识性。
中国若想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消解意识形态差异所形成的伦理相对主义，就需要为全世界提供一种科学合理的劳动价值评价的理论体系，这种劳动价值评价体系也理应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必要内容。从当代全球化生产的现实来看，这种全球一体化的劳动价值评价体系也在不断完善中。在以往的发展历程中，组织结构管理的生产模式已经成功取代了家族式的管理模式，企业文化从“人治”转向了按照规章来治理，企业核心竞争力建设从传统的投机性思维转变成当代的科学性思维。这些都是全球生产力的提升为全球生产关系带来的重大改变，而中国力量逐渐成为影响和改变世界生产力的重要因素，为改善世界生产关系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立足国内外两种实践，构建凸显中国智慧的政治哲学理论体系
对于国内学者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构建首要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保护人民的利益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呈现出党的领导对人民利益维护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在理论上深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鱼水情深的理论理解。但是必须明确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构建并非单纯地用于中国意识形态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之所以能够起到意识形态宣传的效果，是因为这一理论本身属于政治哲学范畴，它能够在某些方面获得甚至超越爱国主义宣传所能达到的理论和价值共识。所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构建不仅关涉中国的民族发展，更要关涉全球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发展;作为能够凝聚世界各族人民共识的政治哲学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构建应直面当下的世界性难题，为解决这些困难提供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恩格斯早就曾提出民族历史的发展必定朝向世界历史的方向前进，“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7]168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就是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过程中，必然形成的一种凝聚世界人们价值认同的政治哲学理论，这一理论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既关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伦理道德问题、认知方法问题、意识形态批判问题，同时，这一理论也关注了人类日常生活生产、经济发展、利益分配等经济交往问题。而在未来理论和思想的建设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应重点突出两个方面的发展方向。
一是在政治哲学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需要直面西方国家关于新冠疫情的错误思潮，如民粹主义。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世界各地的暴发，欧美国家的很多政治家和学者怀着对东方世界的偏见，批评中国在防疫抗疫过程中所做出的努力，这种批评不仅是误解了中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西方世界带来的冲击，更多是为了帮助自己政府在面对疫情冲击时的治理不力而推卸责任。新冠疫情的冲击再次印证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事实，中国政府在疫情面前快速、高效的行动彰显了中国力量、中国优势，在这次世界性难题的对抗中为全世界发挥了引领作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就是要在凝聚全球共识的基础上，引导世界各国构建出科学合理的国际政治体系。冷战结束后以雅尔塔体系为代表的各种国际秩序体系已经开始瓦解，而新的全球治理体系，有待于世界各个国家政党积极构建，传统意义上的民粹主义已经无法阻挡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发展态势。
二是在实践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要引领各国政党坚持多边主义的发展，通过促进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交往，积极对话，实现共赢的世界秩序。近几年，英国脱欧、美国退群，一系列操作都是逆全球化的表现，我们要批判这一现实问题，为世界未来的全球化发展提供新的逻辑思维。而“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为全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付诸的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也必须与“一带一路”建设紧密联系，为其提炼核心思想，提供话语体系，并消除思想和理论上的盲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之所以关涉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各个层面，是因为该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制高点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就是为全世界提供一种人道主义精神以及相关价值评价的思维方法，通过提升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认知方式来改变人类以往面对世界性难题所表现出的无力感和消极感。
四、总结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文化依然保持着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心态参与世界新秩序的建设。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必须首先在自身的政治哲学理论建设上有所突破，增强理论自身的彻底性，提升理论自身对国际热点问题的解释能力和宣传能力，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实践论等各个方面完善理论自身的建设，既彰显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又能够为全世界提供一种科学合理的价值评价体系。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德]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M].陈小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Louis P. Pojman. Ethical Theory： 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Readings[M].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USA， 1995.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