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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应星，字长庚，祖籍江西奉新，曾任亳州知州，是明末著名科学家。他写的《天工开物》有“中国17世纪工艺百科全书”之称。但他的一生却很潦倒，还曾六次科考失利……
说起来，宋应星也是名人之后，他的曾祖父宋景是明嘉靖年间的重臣，曾任刑部侍郎、工部尚书、吏部尚书、兵部尚书和都察院左都御史，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卒于京师任上。其祖父宋承庆因悲伤过度，也在半年之后撒手人寰，留下襁褓中的孤子宋国霖，也就是宋应星的父亲。
宋国霖20岁入县学为庠生，考了一辈子试，却连个秀才也没考上……
异常艰难的科举之路
父亲的遭遇，激发了宋应星的斗志，但他的科举之路走得也很不顺。他在乡试中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取了举人之后，15年内连续参加了6次会试，都以失败告终。
宋应星在考进士时屡考屡败，当然不是因为他的学问不行，而是因为他只是一个穷举子，既无钱疏通关系，又没有任何人脉资源，所以只能沦为少数人的陪考。
崇祯元年，明思宗朱由检嗣位，开始着手清理魏党逆案。屡试不中，原本对科举已无奢望的宋应星以为新政开始，自己的机会要来了，于是又背上行囊，跟随大哥长途跋涉，第五次走进了考场。可是，等待他们的依然是“榜上无名”的尴尬与绝望。
时光如梭，崇祯四年（1631年），朱氏兄弟拨亮残存心底的一丝微弱自信之火，决定在科场上再做最后一搏。然而，命运之神依然没有垂青这对兄弟——他们最终还是绝望地回到了距离京城千里之外的江南小城奉新。
15年间6次北上京城参加会试，可以想见宋应星通过科举博取功名的欲望是何等的强烈，也可以想见“榜上无名”给他的打击是何等的沉重！
宋应星坚持不懈地参加科举考试，固然是想通过科举考试获得一个施展才华的空间，当然也有挣一份皇粮，养活一家老小的私心。只可惜他生在了那样一个多事之秋：万历后期，辽东形势危急，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的军队羽翼逐渐丰满，不时骚扰东北地区，皇帝病入膏肓之际，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一天天强大。天启年间，荒唐昏庸的熹宗沉溺于木工活，大权旁落在宦官魏忠贤手里，后者借机培植党羽，打击异己，官场一片血腥。崇祯一朝，张献忠、李白成的农民起义军破县夺州，努尔哈赤后裔统帅的满洲铁骑突入关内，所向披靡，大明内忧外患，苟延残喘。在这样险恶的形势之下，即便他考中了进士，获得一个官职，对于风雨飘摇的大明江山与惶惶不安的百姓来说，又能起到多大作用？
风雨飘摇中的仕途生涯
六次会试失利，也让宋应星深刻地意识到，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并不一定非要通过科举考试求得功名不可，改良社会，增强国力，还是要靠实实在在的科学技术知识。于是，他转向了“实学”研究。
其实，早在宋应星还是一个生员时，就已经为实学研究做了很多准备工作。那时的他，不仅喜欢四处游历，还阅读了大量农医历算等方面的著作。
六次往返于家乡与京城之间，辗转数万里，沿途深入田间地头调查、访问，也是他积累农业手工业技术资料的绝佳机会。
崇祯四年（1631年），他的大哥宋应舁当上了桐乡县的知县。桐乡地处湖州、嘉兴和杭州之间，是当时丝织业的中心，宋应星在去看望兄长时，大概也顺路对这些地方的养蚕与丝织技术作过一番细致的考察。他在《天工开物》中，对湖州、嘉兴一带养蚕技术的描述生动而翔实。后来，宋应昇又转任了广东肇庆恩平县的知县，其间也曾数次邀请远在分宜的弟弟前往团聚，这又为宋应星考察当地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崇祯七年（1634年），宋应星经吏部铨选，出任了袁州府分宜县县学的教谕，这是一个掌管生员学习与考核的文职教官，年俸为三十六石米。三十六石米虽然不多，但毕竟是一份稳定的收入，宋应星的生活也算是暂时安定了下来。
前半生的时光都浪费在科举考试上了，宋应星开始调整自己的人生方向：在教书育人的同时，发奋著书。《野议》、《画音归正》、《原耗》……还有著名的《天工开物》，他的这些重要著作几乎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如果说他之前的屡次进京赶考还尚存着一丝“学而优则仕”的美好期待，那此时的他已经完成了一次最具革命意义的转身——摒弃虚无缥缈的子诗曰云，从老百姓的生产实践中，追问粮食和丝绸的来源。
崇祯十一年（1639年），宋应星经吏部考核列为优等，擢升福建汀州府推官，由没有品级的县学教谕，越级提升为正七品的地方司法官员。
汀州府地处闽西，下辖连城、清流、宁化等县，府治在长汀。对于宋应星在汀州的政绩，《分宜县志》的描述是“有贤声，汀人自像祀之”。
宋应星在做汀州推官时，曾只身入虎穴，遣散了一伙海贼，当时，“督抚代为危，欲助以兵，公不从，竞单骑直抵贼穴，谕以大义。贼骇且愧，顶炉香以迎，群愿洗心输诚。公焚巢以散其党。”也正是因为此事，福建巡抚对他很是佩服，不久便荐举他做了毫州知州。
祟祯十五年（1643年），李自成军攻陷凤阳，占领了毫州。宋应星赴任毫州时，李白成军刚刚撤走，呈现在他眼前的是战乱之后留下的一片废墟和瓦砾，官署亦被焚毁。他不得不一边带头捐款修复官署，一边召集走失人员。经过一段时间的辛勤工作，毫州的秩序终于逐渐恢复了正常，但亳州依然处于农民军的包围之中，形势日益恶化，明朝已初显溃败的迹象。山雨欲来风满楼，宋应星哪里还有心思为官，他在勉力支撑了一段时间后，便向上级递交了辞呈，但没能获得批准，然而他却毅然挂冠而去。
宋应星58岁那年，已成亡国之民，此时，他的大哥宋应异也已服毒殉国。硝烟弥漫，山河破碎，和那些不甘当亡国奴的士人一样，宋应星也曾寄希望于苟延残喘的南明政权，无奈一些大臣只知内讧，始终形成不了抗击清军的有效合力，南明政权最终还是摆脱不了覆灭的命运。清康熙三年，鲁王阻于金门，明朝寿终正寝。两年后，亡国之民宋应星病逝于奉新乡间。
旷世巨著《天工开物》 《天工开物》是一本图文并茂，行文却很严谨的科技著作。按照“贵五谷而贱金玉”的排序编排，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主要介绍了谷物豆麻的栽培、加工方法，蚕丝棉苎的纺织和染色技术，以及制盐、制糖等工艺；中卷主要记述了砖瓦、陶瓷的制作，车船建造，金属铸锻，煤炭、石灰的开采与烧制，榨油、造纸的方法等；下卷主要记述了金属矿物的开采与冶炼，兵器制造，颜料、酒曲的生产，以及珠玉的采集加工。书中不仅有大量确凿的数据，还配了一百多幅生动逼真的插图，显示宋应星不俗的美术功底。
《天工开物》的问世首先得益于当时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
在嘉靖、隆庆、万历时期，是明朝商品经济发展的黄金阶段。“这一时期大批农民从经营粮食生产中分离出来，或从事工、商业，或直接离开农村移居城镇。再者，就是更新观念，淡化农本意识，加大对工、商业的资本投入，从而促进了全国各地农、工、商业的迅速发展。而最有意义的是以下几点：一、商业性农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棉、桑、麻、甘蔗、果蔬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迅速增加；二、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由于社会分工日益细密，农家手工业开始从农业中分离出来，逐步走向市场；三、外国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广泛流通使用，为社会经济生活的货币化和‘计亩征银’的赋役改革开辟了道路。”（《中国古代思想史·明清卷》）
《天工开物》对当时兴盛的手工业作了生动的叙述，如制糖业有专门的糖车，它对糖车的构造及各部件尺寸都进行细致的描述；纺织业有缫车、花机，并且政府还在苏杭一带设立了织染局；在金、银、铜、铁等金属矿的开采、冶炼和加工的相关章节中，还绘制了设备操作图……这些内容都表明明朝时的各项手工业的技术都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水准，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发人深省的是，《天工开物》刊行后的第二年，宋应星的友人、时任京师真定府晋州知州的陈弘绪，率领晋州军民击退清兵的围攻，靠的就是书中介绍的火器“万人敌”——“万人敌，凡外郡小邑守城却敌，有炮力不具者，即有空悬火炮而痴重难使者，则有万人敌近制随宜可用，不必拘执一方也。盖硝、黄火力所射，干军万马立时糜烂。”（《天工开物·佳兵》）。理论知识投入实践，并转化为战斗力，何其有效，何其快也。试想一下，如果镇守边关的文臣武将人手一册《天工开物》，且都能按照书中所叙方法制造火器，那么明王朝的土崩瓦解还会那么快吗？
在写作《天工开物》时，宋应星生活窘迫。明朝官员原本就俸禄微薄，当时，宋应星又是没有品阶的县学教谕，年俸只有三十六石米；家里的田产日趋减少，两个儿子均已长大成人，全家六七个人的日常开销，全要宋应星一人来承担。所以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他不无悲怆地写道：“……伤哉贫也，欲购齐考证，而乏洛下之资；欲招致同人，商略赝真，而缺沉思之馆。随其孤陋见闻，藏诸方寸而写之，岂有当哉？”买不起珍贵的书籍和资料用来考证，想邀请同道中人一起讨论，鉴别真伪，也没有合适的固定的场所。当时的图书出版也几乎都是自费，况且此类介绍科技知识的书又都是那些埋首经史子集的秀才举子们嗤之以鼻的“雕虫小技”，根本没有消费群体，也就意味着无利可图，书商们自然不会掏银子给他刊刻印行。也就是说，宋应星明明知道自己的心血之作别人未必买账，却仍一意孤行。他最后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这部集农业手工业技术之大成的著作，完全是以超乎寻常的信念与毅力作为支撑的。尽管当时情势已不容乐观，但他还是把目光投向了未来，期望后人能理解他的良苦用心。“所愿此简流传后世，敢求知己于目下哉。”
岁月流转。清初，《天工开物》刊行了数次，官修著作《古今图书集成》、《授时通考》等都曾引用该书内容。至乾隆年间，大兴文字狱，文人噤声。当时为修《四库全书》而广征天下图书，出自明朝遗民之手的《天工开物》自然不在此列，并且之后再也没有人敢刊刻发行。
但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此书在康熙年间流入日本，并成为日本江户时代朝野关注的读物，对之后日本社会的影响颇为深远。更有甚者，在此后的一百多年内，《天工开物》在东亚、欧洲等地被译成多国文字广泛传播，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产。
张宁据《文史天地》整理
说起来，宋应星也是名人之后，他的曾祖父宋景是明嘉靖年间的重臣，曾任刑部侍郎、工部尚书、吏部尚书、兵部尚书和都察院左都御史，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卒于京师任上。其祖父宋承庆因悲伤过度，也在半年之后撒手人寰，留下襁褓中的孤子宋国霖，也就是宋应星的父亲。
宋国霖20岁入县学为庠生，考了一辈子试，却连个秀才也没考上……
异常艰难的科举之路
父亲的遭遇，激发了宋应星的斗志，但他的科举之路走得也很不顺。他在乡试中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取了举人之后，15年内连续参加了6次会试，都以失败告终。
宋应星在考进士时屡考屡败，当然不是因为他的学问不行，而是因为他只是一个穷举子，既无钱疏通关系，又没有任何人脉资源，所以只能沦为少数人的陪考。
崇祯元年，明思宗朱由检嗣位，开始着手清理魏党逆案。屡试不中，原本对科举已无奢望的宋应星以为新政开始，自己的机会要来了，于是又背上行囊，跟随大哥长途跋涉，第五次走进了考场。可是，等待他们的依然是“榜上无名”的尴尬与绝望。
时光如梭，崇祯四年（1631年），朱氏兄弟拨亮残存心底的一丝微弱自信之火，决定在科场上再做最后一搏。然而，命运之神依然没有垂青这对兄弟——他们最终还是绝望地回到了距离京城千里之外的江南小城奉新。
15年间6次北上京城参加会试，可以想见宋应星通过科举博取功名的欲望是何等的强烈，也可以想见“榜上无名”给他的打击是何等的沉重！
宋应星坚持不懈地参加科举考试，固然是想通过科举考试获得一个施展才华的空间，当然也有挣一份皇粮，养活一家老小的私心。只可惜他生在了那样一个多事之秋：万历后期，辽东形势危急，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的军队羽翼逐渐丰满，不时骚扰东北地区，皇帝病入膏肓之际，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一天天强大。天启年间，荒唐昏庸的熹宗沉溺于木工活，大权旁落在宦官魏忠贤手里，后者借机培植党羽，打击异己，官场一片血腥。崇祯一朝，张献忠、李白成的农民起义军破县夺州，努尔哈赤后裔统帅的满洲铁骑突入关内，所向披靡，大明内忧外患，苟延残喘。在这样险恶的形势之下，即便他考中了进士，获得一个官职，对于风雨飘摇的大明江山与惶惶不安的百姓来说，又能起到多大作用？
风雨飘摇中的仕途生涯
六次会试失利，也让宋应星深刻地意识到，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并不一定非要通过科举考试求得功名不可，改良社会，增强国力，还是要靠实实在在的科学技术知识。于是，他转向了“实学”研究。
其实，早在宋应星还是一个生员时，就已经为实学研究做了很多准备工作。那时的他，不仅喜欢四处游历，还阅读了大量农医历算等方面的著作。
六次往返于家乡与京城之间，辗转数万里，沿途深入田间地头调查、访问，也是他积累农业手工业技术资料的绝佳机会。
崇祯四年（1631年），他的大哥宋应舁当上了桐乡县的知县。桐乡地处湖州、嘉兴和杭州之间，是当时丝织业的中心，宋应星在去看望兄长时，大概也顺路对这些地方的养蚕与丝织技术作过一番细致的考察。他在《天工开物》中，对湖州、嘉兴一带养蚕技术的描述生动而翔实。后来，宋应昇又转任了广东肇庆恩平县的知县，其间也曾数次邀请远在分宜的弟弟前往团聚，这又为宋应星考察当地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崇祯七年（1634年），宋应星经吏部铨选，出任了袁州府分宜县县学的教谕，这是一个掌管生员学习与考核的文职教官，年俸为三十六石米。三十六石米虽然不多，但毕竟是一份稳定的收入，宋应星的生活也算是暂时安定了下来。
前半生的时光都浪费在科举考试上了，宋应星开始调整自己的人生方向：在教书育人的同时，发奋著书。《野议》、《画音归正》、《原耗》……还有著名的《天工开物》，他的这些重要著作几乎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如果说他之前的屡次进京赶考还尚存着一丝“学而优则仕”的美好期待，那此时的他已经完成了一次最具革命意义的转身——摒弃虚无缥缈的子诗曰云，从老百姓的生产实践中，追问粮食和丝绸的来源。
崇祯十一年（1639年），宋应星经吏部考核列为优等，擢升福建汀州府推官，由没有品级的县学教谕，越级提升为正七品的地方司法官员。
汀州府地处闽西，下辖连城、清流、宁化等县，府治在长汀。对于宋应星在汀州的政绩，《分宜县志》的描述是“有贤声，汀人自像祀之”。
宋应星在做汀州推官时，曾只身入虎穴，遣散了一伙海贼，当时，“督抚代为危，欲助以兵，公不从，竞单骑直抵贼穴，谕以大义。贼骇且愧，顶炉香以迎，群愿洗心输诚。公焚巢以散其党。”也正是因为此事，福建巡抚对他很是佩服，不久便荐举他做了毫州知州。
祟祯十五年（1643年），李自成军攻陷凤阳，占领了毫州。宋应星赴任毫州时，李白成军刚刚撤走，呈现在他眼前的是战乱之后留下的一片废墟和瓦砾，官署亦被焚毁。他不得不一边带头捐款修复官署，一边召集走失人员。经过一段时间的辛勤工作，毫州的秩序终于逐渐恢复了正常，但亳州依然处于农民军的包围之中，形势日益恶化，明朝已初显溃败的迹象。山雨欲来风满楼，宋应星哪里还有心思为官，他在勉力支撑了一段时间后，便向上级递交了辞呈，但没能获得批准，然而他却毅然挂冠而去。
宋应星58岁那年，已成亡国之民，此时，他的大哥宋应异也已服毒殉国。硝烟弥漫，山河破碎，和那些不甘当亡国奴的士人一样，宋应星也曾寄希望于苟延残喘的南明政权，无奈一些大臣只知内讧，始终形成不了抗击清军的有效合力，南明政权最终还是摆脱不了覆灭的命运。清康熙三年，鲁王阻于金门，明朝寿终正寝。两年后，亡国之民宋应星病逝于奉新乡间。
旷世巨著《天工开物》 《天工开物》是一本图文并茂，行文却很严谨的科技著作。按照“贵五谷而贱金玉”的排序编排，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主要介绍了谷物豆麻的栽培、加工方法，蚕丝棉苎的纺织和染色技术，以及制盐、制糖等工艺；中卷主要记述了砖瓦、陶瓷的制作，车船建造，金属铸锻，煤炭、石灰的开采与烧制，榨油、造纸的方法等；下卷主要记述了金属矿物的开采与冶炼，兵器制造，颜料、酒曲的生产，以及珠玉的采集加工。书中不仅有大量确凿的数据，还配了一百多幅生动逼真的插图，显示宋应星不俗的美术功底。
《天工开物》的问世首先得益于当时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
在嘉靖、隆庆、万历时期，是明朝商品经济发展的黄金阶段。“这一时期大批农民从经营粮食生产中分离出来，或从事工、商业，或直接离开农村移居城镇。再者，就是更新观念，淡化农本意识，加大对工、商业的资本投入，从而促进了全国各地农、工、商业的迅速发展。而最有意义的是以下几点：一、商业性农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棉、桑、麻、甘蔗、果蔬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迅速增加；二、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由于社会分工日益细密，农家手工业开始从农业中分离出来，逐步走向市场；三、外国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广泛流通使用，为社会经济生活的货币化和‘计亩征银’的赋役改革开辟了道路。”（《中国古代思想史·明清卷》）
《天工开物》对当时兴盛的手工业作了生动的叙述，如制糖业有专门的糖车，它对糖车的构造及各部件尺寸都进行细致的描述；纺织业有缫车、花机，并且政府还在苏杭一带设立了织染局；在金、银、铜、铁等金属矿的开采、冶炼和加工的相关章节中，还绘制了设备操作图……这些内容都表明明朝时的各项手工业的技术都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水准，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发人深省的是，《天工开物》刊行后的第二年，宋应星的友人、时任京师真定府晋州知州的陈弘绪，率领晋州军民击退清兵的围攻，靠的就是书中介绍的火器“万人敌”——“万人敌，凡外郡小邑守城却敌，有炮力不具者，即有空悬火炮而痴重难使者，则有万人敌近制随宜可用，不必拘执一方也。盖硝、黄火力所射，干军万马立时糜烂。”（《天工开物·佳兵》）。理论知识投入实践，并转化为战斗力，何其有效，何其快也。试想一下，如果镇守边关的文臣武将人手一册《天工开物》，且都能按照书中所叙方法制造火器，那么明王朝的土崩瓦解还会那么快吗？
在写作《天工开物》时，宋应星生活窘迫。明朝官员原本就俸禄微薄，当时，宋应星又是没有品阶的县学教谕，年俸只有三十六石米；家里的田产日趋减少，两个儿子均已长大成人，全家六七个人的日常开销，全要宋应星一人来承担。所以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他不无悲怆地写道：“……伤哉贫也，欲购齐考证，而乏洛下之资；欲招致同人，商略赝真，而缺沉思之馆。随其孤陋见闻，藏诸方寸而写之，岂有当哉？”买不起珍贵的书籍和资料用来考证，想邀请同道中人一起讨论，鉴别真伪，也没有合适的固定的场所。当时的图书出版也几乎都是自费，况且此类介绍科技知识的书又都是那些埋首经史子集的秀才举子们嗤之以鼻的“雕虫小技”，根本没有消费群体，也就意味着无利可图，书商们自然不会掏银子给他刊刻印行。也就是说，宋应星明明知道自己的心血之作别人未必买账，却仍一意孤行。他最后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这部集农业手工业技术之大成的著作，完全是以超乎寻常的信念与毅力作为支撑的。尽管当时情势已不容乐观，但他还是把目光投向了未来，期望后人能理解他的良苦用心。“所愿此简流传后世，敢求知己于目下哉。”
岁月流转。清初，《天工开物》刊行了数次，官修著作《古今图书集成》、《授时通考》等都曾引用该书内容。至乾隆年间，大兴文字狱，文人噤声。当时为修《四库全书》而广征天下图书，出自明朝遗民之手的《天工开物》自然不在此列，并且之后再也没有人敢刊刻发行。
但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此书在康熙年间流入日本，并成为日本江户时代朝野关注的读物，对之后日本社会的影响颇为深远。更有甚者，在此后的一百多年内，《天工开物》在东亚、欧洲等地被译成多国文字广泛传播，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产。
张宁据《文史天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