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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性恋者的心中，他代表着公正与权利，代表着希望与安慰。
他就是“中国同性恋研究之父” 张北川。
在他的博客里有这样一段话：“对于同性恋的问题、同性恋与艾滋的问题，主流社会缺乏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态度，人们更多是选择了回避，却又不自觉地去扭曲和误解，不愿公开探讨认识。我们在标榜科学理性，却在这个问题上缩手缩脚、不敢正视，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在他们的王国里，只有黑夜，没有白天。天一亮，他们就立刻隐形了起来，因为这是一个不合法的国度，他们不被承认，不被尊重。”这是香港作家白先勇在其同性恋题材作品《孽子》中的一段话。
同性恋，又称“同性爱”、“同志”。最先用“同志”一词来描述这个人群，取的是“志同道合”的意思。这群志同道合的边缘人有着不同于常态的性取向，这种被认为不能繁衍人种、延续社会、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在过去常被妖魔化。面对社会道德的压力、家庭伦理的束缚，他们只能把自己隐藏起来，游走在社会的边缘地带。
“中国同性恋研究之父”张北川为此大声说道：“‘同志’不是异类，他们需要白天。每个人都有自由恋爱和结婚自由的权利，不论同性之间还是异性之间，只有爱才是最重要的。我要为这些边缘人争取到边缘空间。”
他期望，人们能够正确对待“同志”，就像很多人都会去看荣获美国电影奥斯卡金像奖三项大奖的《断背山》一样。而其导演李安的一句话更是令张北川记忆犹新：在接受国外媒体采访时被问到“为什么会想拍这样一部牛仔同性恋的电影？”李安回答：“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断背山。”
关注：研究声援“同志”
其实，张北川开始关注同性恋人群，缘自于自己最爱戴的一个人的遭遇。
1990年代中期，张北川还是青岛医学院一名优秀的皮肤科医生，科主任秦士德教授是他最尊敬的老师。这位被公认为医学院里最博学的教授曾经开设过7门不同的课程，两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当年在沿海地区流行一种皮肤病的时候，秦教授刻意使自己染病，在无麻醉的情况下亲自切下自己的一块皮肤去做实验！”秦士德教授严谨的科研态度、谦和的为人令张北川十分敬重。
可就是这样一位执著于科学、只想做个好医生的人却被传出是一名同性恋者。一时间，批判、咒骂、排斥和肆意伤害逼得秦教授几近崩溃。那时候，张北川对同性恋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为了给老师平反，他意识到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话语权，只有依靠科学才能化解老师的大难。
于是，张北川开始钻研同性恋现象。“那时，我每天都要学习到凌晨两三点钟。医院和医学院两个图书馆的五种皮肤科英文杂志，300种医学期刊，我一期一期反复地读，并认真做好笔记。”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同性恋，包容他们，正视他们，张北川开始潜心编写相关书籍。1990年，他开始着手写作我国第一部有关同性恋现象研究的理论学术著作《同性爱》。在这期间，他办公室的墙壁上始终贴着这样一张字条：一般谈话不得超过15分钟。
他关起门来，阅读了200多部性学及相关学科的著作，1000多篇英文文献。
1994年，张北川所著的47万字的《同性爱》终于问世。这部日后被认为是“奠定中国研究同性恋现象的学术理论基础”的专著，通过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分析，阐释了人类史的发展是朝着同性爱者与异性爱者拥有平等权力的方向进步的。
“不过，当年出版社采取了低调的冷发行方式，没有做任何宣传，只印了5000册，卖了7年，还余下1000多本。”然而，到了2001年4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出版后（不再把同性恋认定为性变态或心理变态），同性恋现象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短短几个月内，《同性爱》剩余的那1000多本被一扫而空。
正是在张北川等人的关注和呼吁下，同性恋这个法律界认为是犯罪，宗教界认为是不道德，医学界认为是疾病，社会上认为是异类的群体逐渐获得了公正的声援。
拯救：健康干预“同志”
“像我们这样的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就打上了不幸的烙印，注定了我们的一生是灰暗的。我努力过，追求过，但最后找到的竟是离开这个世界的绝路……”张北川拿出他收到的一个同性恋者留下的绝笔信。
“《同性爱》一书出版后，我接到无数个充满了彷徨、无奈、绝望的求助信和求助电话。这些遭遇让我感到自己肩负的是一个沉甸甸的社会课题。”自此，回信、接听热线咨询电话成了张北川生活的重要内容。他不厌其烦地向这些同性恋者介绍科学的性知识，倾听他们不为人知的心理痛苦，劝慰他们好好工作和生活。
2003年，张北川接到这样一通电话：一位成绩优异的同性恋高中生小陆（化名）在电话里说自己很无助，因为在一次献血中，他被查出艾滋检测呈阳性！这个结果就像一枚炸弹在小陆及家人之间炸开了。
“艾滋项目不能通过，就意味着我不能参加军校的招生考试了。”这对于一个从小就梦想成为军人的小陆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突然觉得整个世界都不再属于我了。”而一个负责抽血的工作人员的做法更是让小陆心寒，他要求小陆用800元钱来换取检验报告。这对于一个月收入只有七八百元的家庭来说绝对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出于歉疚，为了不连累家人，小陆一度生出自杀的念头。
在与小陆进行了多次沟通后，张北川才逐渐了解到，小陆是同时与几位男同性恋者发生不洁性行为之后，被感染上的艾滋病毒。
为了帮助小陆走出心理低谷，张北川查阅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当时他的家人担心那位工作人员因为被处理而报复小陆，公开小陆感染的真相，而不敢索取检测报告。”张北川告诉小陆的家人：“我国已经有关于艾滋防治的条例，有相关的法规，任意泄露感染者的隐私是要受到制裁的。”
那段日子，张北川和小陆通过40多封信和无数次电话。在张北川一次次信心疏导和支持下，小陆和家人树立了正确对待同性恋和艾滋病的观念。第二年，小陆以560分的优异成绩考上了国家一所重点院校的本科。
类似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多年来，张北川连自己也记不清究竟帮助过多少同性恋者走出误区和心理低谷。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张北川意识到：“我面对的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面对的不再是同性恋人群，隐藏在背后深层次的还有他们周围的人。”
“中国内地4000万同性恋者中，因为歧视和误解，有过强烈自杀念头的占30％到35％，实施过自杀行为的有9％到13％。除了1/3已婚的同性恋者，面对中国几千年来传承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大部分未婚者迫于家庭和社会压力准备结婚或可能结婚。国内很多已感染艾滋病的同性恋者过着多性伴生活，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艾滋病会经这个人群蔓延至妇女人群和异性恋男性人群。”张北川忧心忡忡地说。
“五年前，中国男同性恋人群艾滋病感染率为2.5%。现在，有的城市‘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将近10%。因为不能正视同性恋，因为愚昧、歧视，连带他们的妻儿老小，在痛苦中挣扎的就有上亿人。”在这个庞大数字的背后，张北川看到的是一个被社会日益边缘化而又再也不容忽视的群体。
在秦士德教授和家人的支持下，张北川不顾周围人惊讶的目光，放下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山东省皮肤科学会副主任委员、青岛市卫生局性病防治专家组组长的光环，转向了同性人群的健康干预事业。
他常说：“来了，碰到了，了解了，就有责任了。”在一间不足20平米的办公室里，张北川10年如一日，开始了针对同性恋心理和生理健康上的辅导干预工作。告诉他们不必逃避和惧怕，并向他们普及艾滋病防治的知识。
1997年，张北川获得了首届国际艾滋病防治最高奖项“贝利—马丁奖”，并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中国国家卫生部和美国马丁基金会的资助，开展了《朋友通信》健康干预项目。
“我想通过它来引导同性恋者走上健康的生活道路，最终达到控制艾滋病在我国蔓延的目的。我想，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本应是朋友，也应当是手挽手走向未来的朋友。于是，我选择‘朋友’作为命名。考虑到它类似于我与许多人之间信件往来一样的某种信息载体，便用了《朋友通信》这样的名称。”
1998年，《朋友通信》杂志开始发行，从最初的几千册到去年年底的1.2万册，全国53个城市的“同志”人群、2000多个个人、部分学者和媒体，每两个月就能收到这本免费赠阅的小册子。张北川说：“《朋友通信》是很多人一起努力的结果，很多大学生志愿者利用业余时间来帮助我抄写邮寄杂志的信封。第一次散发没有经验，我把打印好的通信地址贴在信封上寄出。但是由于这种信件易被他人当成一般的宣传品而拆封，引起了许多收件人的恐慌，这才改为手抄信封。”
渐渐地，《朋友通信》杂志为人们所知，作为迄今为止惟一针对同性爱特殊群体的健康教育读物，被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主动要求收藏，这份双月刊的健康干预资料带着数千万同性爱者关注的目光走进了历史。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者纷纷对其做出“鉴定”——《朋友通信》有效改变了男男性接触者的心理状态，对控制艾滋病的流行具有重要意义。
呼吁：正确对待“同志”
“因为被歧视，同性恋者没有空间自由地追求爱情，没有固定的爱人，只能碰到一个算一个；因为被歧视，他们希望身边的人患同样的病，这样就没有人再会歧视他们了。”在与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沟通中，张北川了解到，当他们知道被感染时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要把病毒传播出去！
“如果说偏见源于无知，那么无知的歧视就是一把利剑，来自社会，并最终危害社会。”张北川一方面办杂志，对同性爱群体的健康进行干预教育；另一方面，呼吁全社会要正确、客观地对待同性恋人群，向更多的人灌输平等、隐私、权利的意义，与上百个同性组织发起抗艾斗争，参与大众宣传。
他说：“一直以来，人们对于同性恋都存在偏见，认为同性恋者都是心理不正常的人，他们的行为让人反胃……种种偏见使同性恋者担心自己受到社会的排斥而长期生活在阴影里，他们不敢公开自己的性取向。而道德和世俗的偏见，让他们在追求爱与被爱的权利上充满坎坷。人们常把同性恋与艾滋病联系在一起，却又将这些与道德联系在一起。面对被抛弃、被唾弃，同性恋人群只能把自己封闭起来，纠缠在性、歧视、感情和疾病之间，生活在社会的夹缝里。扭曲的心灵往往夹杂着一些自暴、自弃、自杀，甚至报复社会的情绪。”
1999年，在香山科学会议上，张北川和来自青岛的同性恋者代表做了长达数小时的发言。“这次发言为政府和同性恋群体提供了很好的沟通渠道。”
他在《中共献礼丛书》中发表《决策者必须面对的关于同性爱人群的六个问题》，在中央党校向12个省份的官员宣讲“理解真正的科学”的课题……终于，张北川关于同性恋的一系列言论引起了包括国务院办公厅在内的众多官方机构的重视和关注。
2000年，时任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曾明确提出，要对同性恋人群“做好关心、服务、教育的工作”。
去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彼得·皮奥特博士为张北川颁发特别贡献奖，肯定他在提高“男男性行为”人群的艾滋病防范意识方面做的大量实际性的工作，包括降低对艾滋病感染高危人群的羞辱和歧视，以及开展有针对性的艾滋病预防项目等，并肯定张北川是开展艾滋病高危人群干预工作的创始人。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首席代表福克斯博士则称张北川“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他表明在中国与同性恋者建立联系是可能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一事无成”。
张北川坦言，他心中的理想状态是“给同性恋者自由的生存空间，让‘同性恋’这个词消亡”。
他说：“既然这个群体真实存在，既然这是任何外力都无法更改的现实，既然在文明社会里，同性、异性之间都有被爱和追求爱的权力；那就让我们不要再视他们为异类，让他们很自然地存在，相忘于江湖。”
他就是“中国同性恋研究之父” 张北川。
在他的博客里有这样一段话：“对于同性恋的问题、同性恋与艾滋的问题，主流社会缺乏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态度，人们更多是选择了回避，却又不自觉地去扭曲和误解，不愿公开探讨认识。我们在标榜科学理性，却在这个问题上缩手缩脚、不敢正视，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在他们的王国里，只有黑夜，没有白天。天一亮，他们就立刻隐形了起来，因为这是一个不合法的国度，他们不被承认，不被尊重。”这是香港作家白先勇在其同性恋题材作品《孽子》中的一段话。
同性恋，又称“同性爱”、“同志”。最先用“同志”一词来描述这个人群，取的是“志同道合”的意思。这群志同道合的边缘人有着不同于常态的性取向，这种被认为不能繁衍人种、延续社会、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在过去常被妖魔化。面对社会道德的压力、家庭伦理的束缚，他们只能把自己隐藏起来，游走在社会的边缘地带。
“中国同性恋研究之父”张北川为此大声说道：“‘同志’不是异类，他们需要白天。每个人都有自由恋爱和结婚自由的权利，不论同性之间还是异性之间，只有爱才是最重要的。我要为这些边缘人争取到边缘空间。”
他期望，人们能够正确对待“同志”，就像很多人都会去看荣获美国电影奥斯卡金像奖三项大奖的《断背山》一样。而其导演李安的一句话更是令张北川记忆犹新：在接受国外媒体采访时被问到“为什么会想拍这样一部牛仔同性恋的电影？”李安回答：“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断背山。”
关注：研究声援“同志”
其实，张北川开始关注同性恋人群，缘自于自己最爱戴的一个人的遭遇。
1990年代中期，张北川还是青岛医学院一名优秀的皮肤科医生，科主任秦士德教授是他最尊敬的老师。这位被公认为医学院里最博学的教授曾经开设过7门不同的课程，两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当年在沿海地区流行一种皮肤病的时候，秦教授刻意使自己染病，在无麻醉的情况下亲自切下自己的一块皮肤去做实验！”秦士德教授严谨的科研态度、谦和的为人令张北川十分敬重。
可就是这样一位执著于科学、只想做个好医生的人却被传出是一名同性恋者。一时间，批判、咒骂、排斥和肆意伤害逼得秦教授几近崩溃。那时候，张北川对同性恋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为了给老师平反，他意识到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话语权，只有依靠科学才能化解老师的大难。
于是，张北川开始钻研同性恋现象。“那时，我每天都要学习到凌晨两三点钟。医院和医学院两个图书馆的五种皮肤科英文杂志，300种医学期刊，我一期一期反复地读，并认真做好笔记。”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同性恋，包容他们，正视他们，张北川开始潜心编写相关书籍。1990年，他开始着手写作我国第一部有关同性恋现象研究的理论学术著作《同性爱》。在这期间，他办公室的墙壁上始终贴着这样一张字条：一般谈话不得超过15分钟。
他关起门来，阅读了200多部性学及相关学科的著作，1000多篇英文文献。
1994年，张北川所著的47万字的《同性爱》终于问世。这部日后被认为是“奠定中国研究同性恋现象的学术理论基础”的专著，通过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分析，阐释了人类史的发展是朝着同性爱者与异性爱者拥有平等权力的方向进步的。
“不过，当年出版社采取了低调的冷发行方式，没有做任何宣传，只印了5000册，卖了7年，还余下1000多本。”然而，到了2001年4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出版后（不再把同性恋认定为性变态或心理变态），同性恋现象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短短几个月内，《同性爱》剩余的那1000多本被一扫而空。
正是在张北川等人的关注和呼吁下，同性恋这个法律界认为是犯罪，宗教界认为是不道德，医学界认为是疾病，社会上认为是异类的群体逐渐获得了公正的声援。
拯救：健康干预“同志”
“像我们这样的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就打上了不幸的烙印，注定了我们的一生是灰暗的。我努力过，追求过，但最后找到的竟是离开这个世界的绝路……”张北川拿出他收到的一个同性恋者留下的绝笔信。
“《同性爱》一书出版后，我接到无数个充满了彷徨、无奈、绝望的求助信和求助电话。这些遭遇让我感到自己肩负的是一个沉甸甸的社会课题。”自此，回信、接听热线咨询电话成了张北川生活的重要内容。他不厌其烦地向这些同性恋者介绍科学的性知识，倾听他们不为人知的心理痛苦，劝慰他们好好工作和生活。
2003年，张北川接到这样一通电话：一位成绩优异的同性恋高中生小陆（化名）在电话里说自己很无助，因为在一次献血中，他被查出艾滋检测呈阳性！这个结果就像一枚炸弹在小陆及家人之间炸开了。
“艾滋项目不能通过，就意味着我不能参加军校的招生考试了。”这对于一个从小就梦想成为军人的小陆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突然觉得整个世界都不再属于我了。”而一个负责抽血的工作人员的做法更是让小陆心寒，他要求小陆用800元钱来换取检验报告。这对于一个月收入只有七八百元的家庭来说绝对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出于歉疚，为了不连累家人，小陆一度生出自杀的念头。
在与小陆进行了多次沟通后，张北川才逐渐了解到，小陆是同时与几位男同性恋者发生不洁性行为之后，被感染上的艾滋病毒。
为了帮助小陆走出心理低谷，张北川查阅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当时他的家人担心那位工作人员因为被处理而报复小陆，公开小陆感染的真相，而不敢索取检测报告。”张北川告诉小陆的家人：“我国已经有关于艾滋防治的条例，有相关的法规，任意泄露感染者的隐私是要受到制裁的。”
那段日子，张北川和小陆通过40多封信和无数次电话。在张北川一次次信心疏导和支持下，小陆和家人树立了正确对待同性恋和艾滋病的观念。第二年，小陆以560分的优异成绩考上了国家一所重点院校的本科。
类似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多年来，张北川连自己也记不清究竟帮助过多少同性恋者走出误区和心理低谷。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张北川意识到：“我面对的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面对的不再是同性恋人群，隐藏在背后深层次的还有他们周围的人。”
“中国内地4000万同性恋者中，因为歧视和误解，有过强烈自杀念头的占30％到35％，实施过自杀行为的有9％到13％。除了1/3已婚的同性恋者，面对中国几千年来传承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大部分未婚者迫于家庭和社会压力准备结婚或可能结婚。国内很多已感染艾滋病的同性恋者过着多性伴生活，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艾滋病会经这个人群蔓延至妇女人群和异性恋男性人群。”张北川忧心忡忡地说。
“五年前，中国男同性恋人群艾滋病感染率为2.5%。现在，有的城市‘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将近10%。因为不能正视同性恋，因为愚昧、歧视，连带他们的妻儿老小，在痛苦中挣扎的就有上亿人。”在这个庞大数字的背后，张北川看到的是一个被社会日益边缘化而又再也不容忽视的群体。
在秦士德教授和家人的支持下，张北川不顾周围人惊讶的目光，放下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山东省皮肤科学会副主任委员、青岛市卫生局性病防治专家组组长的光环，转向了同性人群的健康干预事业。
他常说：“来了，碰到了，了解了，就有责任了。”在一间不足20平米的办公室里，张北川10年如一日，开始了针对同性恋心理和生理健康上的辅导干预工作。告诉他们不必逃避和惧怕，并向他们普及艾滋病防治的知识。
1997年，张北川获得了首届国际艾滋病防治最高奖项“贝利—马丁奖”，并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中国国家卫生部和美国马丁基金会的资助，开展了《朋友通信》健康干预项目。
“我想通过它来引导同性恋者走上健康的生活道路，最终达到控制艾滋病在我国蔓延的目的。我想，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本应是朋友，也应当是手挽手走向未来的朋友。于是，我选择‘朋友’作为命名。考虑到它类似于我与许多人之间信件往来一样的某种信息载体，便用了《朋友通信》这样的名称。”
1998年，《朋友通信》杂志开始发行，从最初的几千册到去年年底的1.2万册，全国53个城市的“同志”人群、2000多个个人、部分学者和媒体，每两个月就能收到这本免费赠阅的小册子。张北川说：“《朋友通信》是很多人一起努力的结果，很多大学生志愿者利用业余时间来帮助我抄写邮寄杂志的信封。第一次散发没有经验，我把打印好的通信地址贴在信封上寄出。但是由于这种信件易被他人当成一般的宣传品而拆封，引起了许多收件人的恐慌，这才改为手抄信封。”
渐渐地，《朋友通信》杂志为人们所知，作为迄今为止惟一针对同性爱特殊群体的健康教育读物，被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主动要求收藏，这份双月刊的健康干预资料带着数千万同性爱者关注的目光走进了历史。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者纷纷对其做出“鉴定”——《朋友通信》有效改变了男男性接触者的心理状态，对控制艾滋病的流行具有重要意义。
呼吁：正确对待“同志”
“因为被歧视，同性恋者没有空间自由地追求爱情，没有固定的爱人，只能碰到一个算一个；因为被歧视，他们希望身边的人患同样的病，这样就没有人再会歧视他们了。”在与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沟通中，张北川了解到，当他们知道被感染时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要把病毒传播出去！
“如果说偏见源于无知，那么无知的歧视就是一把利剑，来自社会，并最终危害社会。”张北川一方面办杂志，对同性爱群体的健康进行干预教育；另一方面，呼吁全社会要正确、客观地对待同性恋人群，向更多的人灌输平等、隐私、权利的意义，与上百个同性组织发起抗艾斗争，参与大众宣传。
他说：“一直以来，人们对于同性恋都存在偏见，认为同性恋者都是心理不正常的人，他们的行为让人反胃……种种偏见使同性恋者担心自己受到社会的排斥而长期生活在阴影里，他们不敢公开自己的性取向。而道德和世俗的偏见，让他们在追求爱与被爱的权利上充满坎坷。人们常把同性恋与艾滋病联系在一起，却又将这些与道德联系在一起。面对被抛弃、被唾弃，同性恋人群只能把自己封闭起来，纠缠在性、歧视、感情和疾病之间，生活在社会的夹缝里。扭曲的心灵往往夹杂着一些自暴、自弃、自杀，甚至报复社会的情绪。”
1999年，在香山科学会议上，张北川和来自青岛的同性恋者代表做了长达数小时的发言。“这次发言为政府和同性恋群体提供了很好的沟通渠道。”
他在《中共献礼丛书》中发表《决策者必须面对的关于同性爱人群的六个问题》，在中央党校向12个省份的官员宣讲“理解真正的科学”的课题……终于，张北川关于同性恋的一系列言论引起了包括国务院办公厅在内的众多官方机构的重视和关注。
2000年，时任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曾明确提出，要对同性恋人群“做好关心、服务、教育的工作”。
去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彼得·皮奥特博士为张北川颁发特别贡献奖，肯定他在提高“男男性行为”人群的艾滋病防范意识方面做的大量实际性的工作，包括降低对艾滋病感染高危人群的羞辱和歧视，以及开展有针对性的艾滋病预防项目等，并肯定张北川是开展艾滋病高危人群干预工作的创始人。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首席代表福克斯博士则称张北川“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他表明在中国与同性恋者建立联系是可能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一事无成”。
张北川坦言，他心中的理想状态是“给同性恋者自由的生存空间，让‘同性恋’这个词消亡”。
他说：“既然这个群体真实存在，既然这是任何外力都无法更改的现实，既然在文明社会里，同性、异性之间都有被爱和追求爱的权力；那就让我们不要再视他们为异类，让他们很自然地存在，相忘于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