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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也只是一个数字，而不是一个门槛。因为真正的历史是在不知不觉中把饭蒸熟的。然而，“30年”给予我们一个很好的总结回顾的时机。改革开放30年的峰回路转，承载了太多希望与唏嘘。人们曾因选择太多而紧张莫名，但他们依旧被希望的光芒召唤，迅猛前进。正如北京奥组委惟一中国法律顾问、惟一在美国东西两岸均设立分所的中国律师事务所——金杜律所管委会主席、创始人王俊峰所说：“我们的事业在这个时代很正常”。
时光穿梭。1987年，北京，中国航天技术公司大楼。
偌大的会议室内气氛凝重，椭圆形木制会议桌的左侧坐了7个人，依次为：公司领导、部队领导、航天技术专家、贸促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简称)的三位法律专家，在法律专家的左手边还坐着一位面色紧张又激动的年轻人，他二十四五的年龄在这群“老专家”里略显稚嫩。
两分钟后，轻轻的敲门声响起，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秘书推门而入，后面跟着7位德国人。简单的寒暄过后，众人落座，谈判正式开始……
起步于高端
“那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参与的谈判工作，是中国航天技术公司与德国合作，引进航空技术方面的合同。那个年代，这种国际谈判很少，所有的条款对我们来说都是新的，如技术转让等概念也都是第一次接触。另外，双方都是用英文对话。老同事英文好点，都是他们在谈判，我就是打个下手，遇到不认识的单词就利用晚上查词典。”王俊峰就是那位坐在谈判桌边的年轻人。
“这个项目中，我们只负责法律服务部分，我们的工作谈完后就是关于贸易和价格的谈判，那是两国政府间的事儿了，属于机密。”
从那以后，王俊峰对自己的工作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在贸促会，我们主要做大的尖端项目谈判，这要求我们要有很高的法律服务水平。”自此，王俊峰便与“国际”和“高端法律服务”分不开了。
其实，早在参加工作以前，王俊峰便与“国际”和“法律”结缘。
1980年，王俊峰考上吉林大学法学系。“那时候文科本来就没有几个专业可以让我们选择，于是就随便填报了一个。”“我小时候想当解放军、文学家等，却从来没想过当律师。”这位全国最大律所的创始人微笑着用稳重、柔和的声音说自己是“误入歧途”。
王俊峰在班里是最年轻的一个。“很多上山下乡的人比我大很多，我在他们眼里基本上什么事也不懂，学习也不深刻，谈恋爱都不会谈。我们班有数的几个女孩子都被老大哥们抢走了（笑），我们那时候就是傻傻的。本科生期间真的是稀里糊涂地过来了，不到18岁上大学就是这样，只知道跟着学习。”“傻傻的”王俊峰专心研究专业课，打下了扎实的学业基础。
同年，《律师暂行条例》出台，中国律师制度如沐甘露。“那时，我就觉得法学老师到法院辩护挺新奇的，这情景我以前只在电影上看过。然而，当时我对律师职业的了解并不是很多。”
王俊峰说他大学时期惟一值得说的就是，“我心中追求与众不同生活的目标，很朦胧，但是始终有”。
说到理想，王俊峰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在大学时，班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同学，当时他在班里年纪很小。他每天上学或去图书馆都要穿西服、打领带，学英文也很卖力。原来他的理想是当一名外交官。人生就是这样被理想激励着。他后来果然与众不同，事业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他就是国内目前非常有名的证券和并购律师陈瑛明。当时，也有的同学说自己的目标就是回老家找个工作，毕业后就回家了。所以，人一生确定什么样的目标真的很重要。”
王俊峰虽然没有每天西装革履，但是从上小学时起，他那打着补丁的衣服就总是干干净净的。“人的心中始终都要有一颗进取心，这在什么时候都很重要。”王俊峰进军国际的野心早在大学时期就萌芽了。“我那时候就对带‘国际’两个字的比较感兴趣，经常去国际法系听课。
本科毕业后的王俊峰接着攻读法学研究生。“我读研究生期间，稍微缓过来点儿劲了。不会一味地傻学了。小的时候家里比较穷，生活压力也很大，就盼着什么时候不要让家里给我拿钱上学。读研究生之后生活变得从容一些，国家给待遇了。研究生的时候目的性开始变得比较强了，有了学习的方向，将来要做什么都有规划了。”
就如同现在的法学专业学生毕业后成为“比较不盲的法盲”一样。顶着法学硕士头衔的王俊峰真正了解法律是毕业后到贸促会，在法律部做涉外法律服务工作。这期间，他对律师有了全新的认识。“律师不只是打官司而已，这是个综合性、专业性很强的职业。而且，我的律师生涯不是从传统的代理民事、刑事诉讼开始的，我刚开始接触的就是比较高端的案件。”王俊峰由此开始了他“不走寻常路”的律师生涯。他从阅读晦涩、严谨的涉外法律条文开始。“压力很大，材料几乎都是英文的，加班加点地查资料。”
1980年代留学潮时期，一心想“国际化”的王俊峰却没能赶上时代大潮。“那时同事的出国愿望很强烈，我身边很多人都出国了。但是单位总是今天有一个什么机会，明天提一个什么副处长，所以我就留下来了。我真正出国就是自己出来创业以后，都是自费的。”王俊峰幽默道。
外国律师就应该比我们值钱？！
1993年，司法部推动律师行业深化改革进程。这一年，王俊峰带着贸促会的三名同事一起辞职下海，创建了金杜律师事务所。
“贸促会的法律顾问处后来变成了‘环球律师事务所’，是中国第一家专门做涉外法律服务的。但它是国有的，有很多束缚。而且，里面有些年纪大的人比较保守。我们要跟国际接轨，就要跳出来。”
然而，王俊峰还没在创业之路上往前迈步，就遇到了阻碍。
“贸促会不让我们出来，相关领导设关卡，我们的档案也受到限制。我在重要岗位上的亲戚朋友几乎都被调走，奖金也被调低了。当时谁跟我们亲近一下都会受影响。像管制对象似的。”王俊峰尽力做亲戚朋友的思想工作，依然坚持他走的路是“符合市场潮流”的。
就在昆仑饭店的一个房间，王俊峰的律所正式挂牌开业。“那时，中国的律所有二三十家。我们每人拿两万元创业资金，拿不出那么多钱的就算了。”
至于金杜名称的来源，王俊峰说“并没有那么多讲究”。“国际上，律所名称都是合伙人的姓。那时中国不允许这么做，我们就先找两个英国人的姓，是瞎想的，比较容易记，再音译成中文。”
“很多人说王俊峰是一个很有事业心的人，实际上我并不是追求高的人，但是有一种民族精神激励着我。”当时，王俊峰经常与一些国际上的大律师事务所打交道。“1990年代初，我们看香港的同行都是‘高瞻远瞩’的。中国的律师拿奖金就是几千元钱，香港的律师来了都是百万的。那时候心里就有点不服气，我看他个子也没有那么高，学历也不过如此，仅仅因为他们在外国工作过就比我们‘值钱’，心里有一种非常非常不舒服的感觉。这是我走出来创建律师事务所非常大的动力，就是这么简单。”他和合伙人们暗下决心：金杜就是要瞄准国际法律服务方向，和国际同行开始直接的竞争。
金杜成立伊始，王俊峰就接到委托案件。“开业后马上就有案源，我们在环球律所的委托人直接跟过来了。其它律所都是做传统的刑事、民事案件，我们占便宜，主要做国际经济贸易案件，这属于高端法律服务。即使在今天，中国还是只有不到10%的律师在做。”
王俊峰带领同事第一年就赚了200多万元。“市场机会多，总的来说还是很顺利。”
夺得开门红的王俊峰开始四处网罗人才。“我们看到在外国律师事务所工作的中国人就刺激他们、打压他们，目的是想让他们加入到我们这儿来工作。因为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才，他们一回来，我们都很尊敬他们。”
手下有如此多精英的王俊峰也在不断鞭策自己进步。
“我们的事业在这个时代很正常”
2008年9月9日，美国纽约，哈佛俱乐部。
俱乐部内一派热闹欢快的景象。数百名华尔街法律、金融界精英名流云集，他们是前来参加一家中国律师事务所的开业仪式。仪式的主办人——王俊峰与他们一一握手，用熟练的英语从容交谈。
随着王俊峰宣布“金杜纽约分所正式开业”，金杜由此成为惟一在美国东西两岸均设立分所的中国律师事务所。
在纽约分所开业之前，金杜就曾在美国硅谷建立分所。
1999年，王俊峰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法学研究生。“我们的业务都是涉外的，背景很重要，我作为创始人应该多补课。后来我还鼓励其他合伙人也出去学习，这对业务、观念、理念都很有影响。”
同年，在美国读书的王俊峰看到在硅谷有很多华人公司和当地众多美国高科技公司均希望了解中国的法律制度和社会环境。于是，他萌发了成立金杜硅谷分所的愿望。
“当时在硅谷设立分所，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有个窗口，能更多地了解学习，能非常深刻地观察。在美国硅谷，有很多华人的高科技公司，也有中国公司要到那里投资，当地很多美国企业也希望了解中国法律市场环境。我们希望我们是个窗口、是个桥梁，希望通过几年的发展，能伴随着中国走向国际的脚步，能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同时也能帮助美国的企业进入中国，我觉得是个尝试，是最初始的国际化、全球化环境下的一个应对。”
中国加入WTO后，以王俊峰为首的金杜律师是最早出现在反倾销、反垄断领域，维护国家和企业利益的法律尖兵。也是王俊峰把金杜推上了第29届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惟一的中国法律顾问席上。“这种前进的变化对于整个中国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为了运用WTO的规章制度，还是为了能够确保外国公司在处理商业纠纷的时候能够有法可依，WTO的进程已经聚焦在中国法律制度改革的需要上。”
2002年4月，北京奥组委开始“沙场点兵”，面向海内外公开招标法律顾问机构。全球100多家律师事务所提交了项目建议书。经过筛选和反复比较，金杜凭借专业实力、团队优势获选为北京第29届奥运会组委会惟一中国法律顾问。
“假如一个国家的会计体系、律师服务体系完全被外国的律师事务所控制了，那这个国家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王俊峰严肃地说道。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中国潜力巨大的高端法律服务市场成为其它国家垂涎的肥肉。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浪潮已经来临，然而在这方面，中国整个律师行业显然还没有应对方案，没有做好准备。外国同行早已来到了我们的家门，在我们的家门口开始了地盘争夺和势力划分，而中国律师的整体似乎毫无意识更无力参与其中，令人引起无数历史上的联想。“目前，在13万从业的律师队伍中，从事国际或高端法律服务的人员不足10%，无法满足和面对国家法制的发展，市场的需求。在这个领域，绝大多数本应属于中国律师的专业服务都被外国律师堂而皇之地拿走了，而这其中不乏涉及众多我国企业各方面的商业和技术秘密，更包括长远的企业发展战略。国外法律服务的输出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变相的经济侵略。”
王俊峰就是一位不甘于扮演弱者角色的中国法律人，他积极在海内外圈羊占地。
现在，金杜在全球16个城市成立律所，共有员工1500多名，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律所”。
很多人(包括国外同行)都对金杜如此快速的发展感到奇怪，甚至不可思议，认为没有一个国家的律师事务所能在15年的时间里发展到这样的规模。王俊峰在金杜律所15周年的感言中写道，“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一天都在发展和进步。这样一个时代，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实现的；这样一个时代，无论干成了什么事业也都没有什么值得了不起的。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而我们就生命于这样的时代！”
改革开放时代造就了王俊峰这样一位国际法律人，然而，这位在绝大多数人眼中的成功人士对自己却不甚满意。“当我的家人生活快乐健康，这会让我感到很满意；当我听到我的合伙人、律师得到了当事人的夸奖，我会很满意；至于我自己，好像没什么让我感到很满意的。”王俊峰微笑着说。
王俊峰说他现在的理想和现实比较接近，不会有乌托邦式的理想。“有理想但会比较现实，会少些空想。我希望自己可以有更多的空间。我最喜欢看书，写点东西。如果哪天退休了，或给自己放个长假，我想我会从事写作。”
青联档案：王俊峰，第十届全国青联常委
时光穿梭。1987年，北京，中国航天技术公司大楼。
偌大的会议室内气氛凝重，椭圆形木制会议桌的左侧坐了7个人，依次为：公司领导、部队领导、航天技术专家、贸促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简称)的三位法律专家，在法律专家的左手边还坐着一位面色紧张又激动的年轻人，他二十四五的年龄在这群“老专家”里略显稚嫩。
两分钟后，轻轻的敲门声响起，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秘书推门而入，后面跟着7位德国人。简单的寒暄过后，众人落座，谈判正式开始……
起步于高端
“那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参与的谈判工作，是中国航天技术公司与德国合作，引进航空技术方面的合同。那个年代，这种国际谈判很少，所有的条款对我们来说都是新的，如技术转让等概念也都是第一次接触。另外，双方都是用英文对话。老同事英文好点，都是他们在谈判，我就是打个下手，遇到不认识的单词就利用晚上查词典。”王俊峰就是那位坐在谈判桌边的年轻人。
“这个项目中，我们只负责法律服务部分，我们的工作谈完后就是关于贸易和价格的谈判，那是两国政府间的事儿了，属于机密。”
从那以后，王俊峰对自己的工作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在贸促会，我们主要做大的尖端项目谈判，这要求我们要有很高的法律服务水平。”自此，王俊峰便与“国际”和“高端法律服务”分不开了。
其实，早在参加工作以前，王俊峰便与“国际”和“法律”结缘。
1980年，王俊峰考上吉林大学法学系。“那时候文科本来就没有几个专业可以让我们选择，于是就随便填报了一个。”“我小时候想当解放军、文学家等，却从来没想过当律师。”这位全国最大律所的创始人微笑着用稳重、柔和的声音说自己是“误入歧途”。
王俊峰在班里是最年轻的一个。“很多上山下乡的人比我大很多，我在他们眼里基本上什么事也不懂，学习也不深刻，谈恋爱都不会谈。我们班有数的几个女孩子都被老大哥们抢走了（笑），我们那时候就是傻傻的。本科生期间真的是稀里糊涂地过来了，不到18岁上大学就是这样，只知道跟着学习。”“傻傻的”王俊峰专心研究专业课，打下了扎实的学业基础。
同年，《律师暂行条例》出台，中国律师制度如沐甘露。“那时，我就觉得法学老师到法院辩护挺新奇的，这情景我以前只在电影上看过。然而，当时我对律师职业的了解并不是很多。”
王俊峰说他大学时期惟一值得说的就是，“我心中追求与众不同生活的目标，很朦胧，但是始终有”。
说到理想，王俊峰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在大学时，班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同学，当时他在班里年纪很小。他每天上学或去图书馆都要穿西服、打领带，学英文也很卖力。原来他的理想是当一名外交官。人生就是这样被理想激励着。他后来果然与众不同，事业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他就是国内目前非常有名的证券和并购律师陈瑛明。当时，也有的同学说自己的目标就是回老家找个工作，毕业后就回家了。所以，人一生确定什么样的目标真的很重要。”
王俊峰虽然没有每天西装革履，但是从上小学时起，他那打着补丁的衣服就总是干干净净的。“人的心中始终都要有一颗进取心，这在什么时候都很重要。”王俊峰进军国际的野心早在大学时期就萌芽了。“我那时候就对带‘国际’两个字的比较感兴趣，经常去国际法系听课。
本科毕业后的王俊峰接着攻读法学研究生。“我读研究生期间，稍微缓过来点儿劲了。不会一味地傻学了。小的时候家里比较穷，生活压力也很大，就盼着什么时候不要让家里给我拿钱上学。读研究生之后生活变得从容一些，国家给待遇了。研究生的时候目的性开始变得比较强了，有了学习的方向，将来要做什么都有规划了。”
就如同现在的法学专业学生毕业后成为“比较不盲的法盲”一样。顶着法学硕士头衔的王俊峰真正了解法律是毕业后到贸促会，在法律部做涉外法律服务工作。这期间，他对律师有了全新的认识。“律师不只是打官司而已，这是个综合性、专业性很强的职业。而且，我的律师生涯不是从传统的代理民事、刑事诉讼开始的，我刚开始接触的就是比较高端的案件。”王俊峰由此开始了他“不走寻常路”的律师生涯。他从阅读晦涩、严谨的涉外法律条文开始。“压力很大，材料几乎都是英文的，加班加点地查资料。”
1980年代留学潮时期，一心想“国际化”的王俊峰却没能赶上时代大潮。“那时同事的出国愿望很强烈，我身边很多人都出国了。但是单位总是今天有一个什么机会，明天提一个什么副处长，所以我就留下来了。我真正出国就是自己出来创业以后，都是自费的。”王俊峰幽默道。
外国律师就应该比我们值钱？！
1993年，司法部推动律师行业深化改革进程。这一年，王俊峰带着贸促会的三名同事一起辞职下海，创建了金杜律师事务所。
“贸促会的法律顾问处后来变成了‘环球律师事务所’，是中国第一家专门做涉外法律服务的。但它是国有的，有很多束缚。而且，里面有些年纪大的人比较保守。我们要跟国际接轨，就要跳出来。”
然而，王俊峰还没在创业之路上往前迈步，就遇到了阻碍。
“贸促会不让我们出来，相关领导设关卡，我们的档案也受到限制。我在重要岗位上的亲戚朋友几乎都被调走，奖金也被调低了。当时谁跟我们亲近一下都会受影响。像管制对象似的。”王俊峰尽力做亲戚朋友的思想工作，依然坚持他走的路是“符合市场潮流”的。
就在昆仑饭店的一个房间，王俊峰的律所正式挂牌开业。“那时，中国的律所有二三十家。我们每人拿两万元创业资金，拿不出那么多钱的就算了。”
至于金杜名称的来源，王俊峰说“并没有那么多讲究”。“国际上，律所名称都是合伙人的姓。那时中国不允许这么做，我们就先找两个英国人的姓，是瞎想的，比较容易记，再音译成中文。”
“很多人说王俊峰是一个很有事业心的人，实际上我并不是追求高的人，但是有一种民族精神激励着我。”当时，王俊峰经常与一些国际上的大律师事务所打交道。“1990年代初，我们看香港的同行都是‘高瞻远瞩’的。中国的律师拿奖金就是几千元钱，香港的律师来了都是百万的。那时候心里就有点不服气，我看他个子也没有那么高，学历也不过如此，仅仅因为他们在外国工作过就比我们‘值钱’，心里有一种非常非常不舒服的感觉。这是我走出来创建律师事务所非常大的动力，就是这么简单。”他和合伙人们暗下决心：金杜就是要瞄准国际法律服务方向，和国际同行开始直接的竞争。
金杜成立伊始，王俊峰就接到委托案件。“开业后马上就有案源，我们在环球律所的委托人直接跟过来了。其它律所都是做传统的刑事、民事案件，我们占便宜，主要做国际经济贸易案件，这属于高端法律服务。即使在今天，中国还是只有不到10%的律师在做。”
王俊峰带领同事第一年就赚了200多万元。“市场机会多，总的来说还是很顺利。”
夺得开门红的王俊峰开始四处网罗人才。“我们看到在外国律师事务所工作的中国人就刺激他们、打压他们，目的是想让他们加入到我们这儿来工作。因为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才，他们一回来，我们都很尊敬他们。”
手下有如此多精英的王俊峰也在不断鞭策自己进步。
“我们的事业在这个时代很正常”
2008年9月9日，美国纽约，哈佛俱乐部。
俱乐部内一派热闹欢快的景象。数百名华尔街法律、金融界精英名流云集，他们是前来参加一家中国律师事务所的开业仪式。仪式的主办人——王俊峰与他们一一握手，用熟练的英语从容交谈。
随着王俊峰宣布“金杜纽约分所正式开业”，金杜由此成为惟一在美国东西两岸均设立分所的中国律师事务所。
在纽约分所开业之前，金杜就曾在美国硅谷建立分所。
1999年，王俊峰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法学研究生。“我们的业务都是涉外的，背景很重要，我作为创始人应该多补课。后来我还鼓励其他合伙人也出去学习，这对业务、观念、理念都很有影响。”
同年，在美国读书的王俊峰看到在硅谷有很多华人公司和当地众多美国高科技公司均希望了解中国的法律制度和社会环境。于是，他萌发了成立金杜硅谷分所的愿望。
“当时在硅谷设立分所，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有个窗口，能更多地了解学习，能非常深刻地观察。在美国硅谷，有很多华人的高科技公司，也有中国公司要到那里投资，当地很多美国企业也希望了解中国法律市场环境。我们希望我们是个窗口、是个桥梁，希望通过几年的发展，能伴随着中国走向国际的脚步，能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同时也能帮助美国的企业进入中国，我觉得是个尝试，是最初始的国际化、全球化环境下的一个应对。”
中国加入WTO后，以王俊峰为首的金杜律师是最早出现在反倾销、反垄断领域，维护国家和企业利益的法律尖兵。也是王俊峰把金杜推上了第29届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惟一的中国法律顾问席上。“这种前进的变化对于整个中国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为了运用WTO的规章制度，还是为了能够确保外国公司在处理商业纠纷的时候能够有法可依，WTO的进程已经聚焦在中国法律制度改革的需要上。”
2002年4月，北京奥组委开始“沙场点兵”，面向海内外公开招标法律顾问机构。全球100多家律师事务所提交了项目建议书。经过筛选和反复比较，金杜凭借专业实力、团队优势获选为北京第29届奥运会组委会惟一中国法律顾问。
“假如一个国家的会计体系、律师服务体系完全被外国的律师事务所控制了，那这个国家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王俊峰严肃地说道。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中国潜力巨大的高端法律服务市场成为其它国家垂涎的肥肉。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浪潮已经来临，然而在这方面，中国整个律师行业显然还没有应对方案，没有做好准备。外国同行早已来到了我们的家门，在我们的家门口开始了地盘争夺和势力划分，而中国律师的整体似乎毫无意识更无力参与其中，令人引起无数历史上的联想。“目前，在13万从业的律师队伍中，从事国际或高端法律服务的人员不足10%，无法满足和面对国家法制的发展，市场的需求。在这个领域，绝大多数本应属于中国律师的专业服务都被外国律师堂而皇之地拿走了，而这其中不乏涉及众多我国企业各方面的商业和技术秘密，更包括长远的企业发展战略。国外法律服务的输出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变相的经济侵略。”
王俊峰就是一位不甘于扮演弱者角色的中国法律人，他积极在海内外圈羊占地。
现在，金杜在全球16个城市成立律所，共有员工1500多名，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律所”。
很多人(包括国外同行)都对金杜如此快速的发展感到奇怪，甚至不可思议，认为没有一个国家的律师事务所能在15年的时间里发展到这样的规模。王俊峰在金杜律所15周年的感言中写道，“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一天都在发展和进步。这样一个时代，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实现的；这样一个时代，无论干成了什么事业也都没有什么值得了不起的。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而我们就生命于这样的时代！”
改革开放时代造就了王俊峰这样一位国际法律人，然而，这位在绝大多数人眼中的成功人士对自己却不甚满意。“当我的家人生活快乐健康，这会让我感到很满意；当我听到我的合伙人、律师得到了当事人的夸奖，我会很满意；至于我自己，好像没什么让我感到很满意的。”王俊峰微笑着说。
王俊峰说他现在的理想和现实比较接近，不会有乌托邦式的理想。“有理想但会比较现实，会少些空想。我希望自己可以有更多的空间。我最喜欢看书，写点东西。如果哪天退休了，或给自己放个长假，我想我会从事写作。”
青联档案：王俊峰，第十届全国青联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