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阿克曼是谁？他当了歌德学院中国分院十几年的院长，最出名的工作是译介中国当代文学到德国。始终致力于中德文化交流的他已在中国生活26年，却始终没有取中文名字，这个和诸多中国一流作家私交甚笃的老外，为人处世唯一的标准，是“有意思”。
初见阿克曼，握手的时候我仰头试图看着他的脸，而后发现这很难—他身高两米，白衬衫、黑西装堵在眼前，像一面沉笃的墙。想来这也是许多中国人见他的第一印象：友善，但难测深浅与虚实，如何开始他广阔的交游？他必然有秘诀。
退休后发现“我是谁”
阿克曼告诉记者，他马上就要退休了，退休之后，他的位置将会完全倒转：从德国歌德学院院长，变成中国孔子学院顾问，从在中国搞德国文化交流，变成在国外搞中国文化交流。那时，工作将不再是他的重心，“退休之后我绝对不会天天上班了，要不然不就白退休了？”
他理想的退休生活要多一点内容，比如给女朋友做饭，“她做饭特别棒，我得努力让她满意。”女友是南京人，水墨画家，他兴致勃勃地打开电脑中她的画作，给我们放女朋友画作的投影，"我先收藏了她的画，而后发现收藏这个人更合算。”抿起的嘴唇上扬，这个德国人会恰如其分地表达他的幽默感和爱意。
他计划离开北京，和她一起在南京生活。他要找一个小花园，在那里可以吃饭、睡觉、喝酒和写作，再度捡起他本来的专业：中国古代文学，播种他从德国带回来的香草，和女友切磋厨艺，主持一个有意思的文艺沙龙，“我最喜欢的画是一幅当代水墨，一个半醉的老头，旁边坐着一个漂亮姑娘，正在弹古琴—那是我生活的理想。生活最有趣的部分，就是你可以随心所欲做一些事，想睡一个懒觉，就可以睡一个懒觉。”
当然，悠闲的反面是权力的丧失。从院长变成顾问，其间必然会有失落。“退休意味着：你是个老头儿了。但还好，我很早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到了一定年龄，每个人都要想一想生活到底是什么，院长，甚或总理、总统、国王，又意味着什么。权力、头衔，玩一阵子很好，玩一辈子，没可能也没意义。退休是一个机会，让你考虑，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你是谁。”
成为孔子学院顾问，他要做的事依然是文化交流。“最近几年我们常常在北京之外的地方办活动，发现中国城市之间，外在看起来无甚差别：都是林立的高楼中间布满了麦当劳，内里的差异越来越大：北京、上海越发国际化，武汉、南京等二线城市文化环境还很匮乏。北京现在这些出名的艺术家，都是从二线城市聚拢来的，为什么不给他们一个可以留下来的环境呢？我做这种沙龙，也希望能够把这种差距稍稍拉小一点。”再过些时间，秦淮河畔会听得到阿克曼的声音，处事得体，见闻丰富，还能奉上中西合璧的美食，再没谁比他更合适做一个沙龙主人了吧？
他曾经纠结自己工作的意义，“如果你做生意，你很清楚自己每年的利润、创造的工作岗位但文化交流，如何测量？两个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容忍，到底有多大用处？对我个人，这是份有意义的工作：像坐在两把椅子中间，椅子时而贴近时而远离，坐得不舒服，常被失败、不理解笼罩，但有意思。”
和银行家谈文学，和艺术家谈女人和钱
上世纪70年代，阿克曼千里迢迢来北京大学留学，却被发配农村，住在一个六口之家，在局促的“两间房、两张炕、中间一个厨房”中，和村民朝夕相处：“我对‘文革’毫无好感，唯独对这段经历感觉不错。呆了这么久，明白了他们真实的生活。那时绝对不允许拜神，但他们仍偷偷地保留着神像，偶尔小心翼翼地拜。我看到了宏大宣传底下的东西，很有意思。”
他喜欢说自己是来自德国的“农村青年”，小时侯没有拖拉机，农民用马耕地，手工挤牛奶，相信雨是来自神的恩赐。是以上世纪90年代初，他和刘震云到河南，并不觉得陌生—他甚至回忆起刘家的“茅坑”，“一个木板下面就是“大海”。刘震云小时候掉进去过，差点淹死了！”
早在上世纪80年代，阿克曼就曾翻译过莫言的《枯河》、张洁的《沉默的翅膀》、王朔的《动物凶猛》等中国当代小说，“我当然先选自己的爱好，但爱好和出版社的意图，往往是两码事。常常找到一个好作家，却找不到一家好出版社；甚或找到了好作家和好出版社，却找不到好翻译—我是翻译中的失败者。我曾想把阿城的《棋王》翻译推介到德国，但始终找不到一种满意的语言来对应他文字中的微妙，就此放弃，激怒了想赚这笔版权费的阿城，被他大骂一顿。”
“和我关系比较密切的还是那些上世纪80年代作家，比如阿城、刘震云、莫言、冯骥才、刘心武、王蒙，打了许多年交道。另一个原因是，我总觉得上世纪90年代的文学不如80年代的文学有意思。这并不是对年轻作家的批评，而是时代已经不同。那时文学是所有人目光的聚焦点，现在，则是一小拨人的事情。我也会对刚刚兴起的‘微博文学’感兴趣，但趣味还是偏保守—喜欢韩寒，但读得最多的，是金庸。”
他已经忘记了第一个认识的中国作家，印象最深的是张洁，“她这个人特别不容易。什么都有，才华，美貌，唯独缺少享受生活的能力—总之，特别有意思。”他在心里把她列为“少有的朋友”。现在她在美国，很少见面，偶尔发封E-mail，但朋友的挂念，毋庸多言。
刘震云说阿克曼“是一个非常有情趣、有意思的人。”阿克曼说：“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东西确实感兴趣，并不是拍马屁；同时你要懂得，和作家在一起，一定不要谈文学，和艺术家在一起，一定不要谈画画。就好比你跟银行家在一起最好谈文学和艺术，跟艺术家在一起，谈女人和钱最合宜。”
他喜欢那些文化人的聚会，他们自如地谈笑，内里却饱含文字的心机，用阿克曼的说法，这叫“玩感情”：“那是一种有意思的表达，看起来你们在互相讽刺，可这讽刺中又有彼此心照不宣的好感。和那些艺术家、作家朋友在一起时他们总在玩这个，我不能参加，却十足享受。特别喜欢中国哥们儿之间的这种气氛。”
有点意思
问他与中国人交往，有什么秘诀，阿克曼摆手：“没有‘秘’诀，最有用的还是最简单的道理。关键还是你对一个人有好感，想要认识他、了解他。只是这三十年来，外国人在中国交朋友，发生了许多变化。1975年-1977年间，我有两个中国室友，每天在一起，相处不错，以为算得上朋友，毕业之后便毫无来往，因为他们不敢，那个年代，跟外国人来往，会被人怀疑；到了上世纪80年代，我发现许多中国人接近你，是抱着‘捞些好处’的想法，换外汇券、出国甚至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能捞到些什么，但那种态度，尽力说你的好话，我受不了。从那时开始，我消极地与中国人来往，但过了十年就好了许多。”
“我想每个人都一样，真正的朋友不多。工作关系认识了太多人，我习惯把换来的名片扔到一个盒子里，可我不会记得一个人。”他接纳成朋友的人，“认识我，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院长或者老外，而是觉得我这个人有点意思。”说了太多“有点意思”，阿克曼的“意思”，“意味着这里还有一些新鲜的、我不知道的东西，它拥有一个引我想了解的核。”
来华二十年，他并不觉得自己已经“中国化”：“我发现一个人到陌生的国度，最大的困难不是语言，不是乡愁，而是早餐。早餐是一个人最保守的部分，我认识的许多西方人，来中国也许超过三十年，但仍然无法接受早上吃粥，一定要吃烤面包。我喜欢吃粥，却并不意味着要做一个中国人，中国人那么多，不缺我一个，还是作一个活在中国的外国人比较有意思。”
初见阿克曼，握手的时候我仰头试图看着他的脸，而后发现这很难—他身高两米，白衬衫、黑西装堵在眼前，像一面沉笃的墙。想来这也是许多中国人见他的第一印象：友善，但难测深浅与虚实，如何开始他广阔的交游？他必然有秘诀。
退休后发现“我是谁”
阿克曼告诉记者，他马上就要退休了，退休之后，他的位置将会完全倒转：从德国歌德学院院长，变成中国孔子学院顾问，从在中国搞德国文化交流，变成在国外搞中国文化交流。那时，工作将不再是他的重心，“退休之后我绝对不会天天上班了，要不然不就白退休了？”
他理想的退休生活要多一点内容，比如给女朋友做饭，“她做饭特别棒，我得努力让她满意。”女友是南京人，水墨画家，他兴致勃勃地打开电脑中她的画作，给我们放女朋友画作的投影，"我先收藏了她的画，而后发现收藏这个人更合算。”抿起的嘴唇上扬，这个德国人会恰如其分地表达他的幽默感和爱意。
他计划离开北京，和她一起在南京生活。他要找一个小花园，在那里可以吃饭、睡觉、喝酒和写作，再度捡起他本来的专业：中国古代文学，播种他从德国带回来的香草，和女友切磋厨艺，主持一个有意思的文艺沙龙，“我最喜欢的画是一幅当代水墨，一个半醉的老头，旁边坐着一个漂亮姑娘，正在弹古琴—那是我生活的理想。生活最有趣的部分，就是你可以随心所欲做一些事，想睡一个懒觉，就可以睡一个懒觉。”
当然，悠闲的反面是权力的丧失。从院长变成顾问，其间必然会有失落。“退休意味着：你是个老头儿了。但还好，我很早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到了一定年龄，每个人都要想一想生活到底是什么，院长，甚或总理、总统、国王，又意味着什么。权力、头衔，玩一阵子很好，玩一辈子，没可能也没意义。退休是一个机会，让你考虑，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你是谁。”
成为孔子学院顾问，他要做的事依然是文化交流。“最近几年我们常常在北京之外的地方办活动，发现中国城市之间，外在看起来无甚差别：都是林立的高楼中间布满了麦当劳，内里的差异越来越大：北京、上海越发国际化，武汉、南京等二线城市文化环境还很匮乏。北京现在这些出名的艺术家，都是从二线城市聚拢来的，为什么不给他们一个可以留下来的环境呢？我做这种沙龙，也希望能够把这种差距稍稍拉小一点。”再过些时间，秦淮河畔会听得到阿克曼的声音，处事得体，见闻丰富，还能奉上中西合璧的美食，再没谁比他更合适做一个沙龙主人了吧？
他曾经纠结自己工作的意义，“如果你做生意，你很清楚自己每年的利润、创造的工作岗位但文化交流，如何测量？两个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容忍，到底有多大用处？对我个人，这是份有意义的工作：像坐在两把椅子中间，椅子时而贴近时而远离，坐得不舒服，常被失败、不理解笼罩，但有意思。”
和银行家谈文学，和艺术家谈女人和钱
上世纪70年代，阿克曼千里迢迢来北京大学留学，却被发配农村，住在一个六口之家，在局促的“两间房、两张炕、中间一个厨房”中，和村民朝夕相处：“我对‘文革’毫无好感，唯独对这段经历感觉不错。呆了这么久，明白了他们真实的生活。那时绝对不允许拜神，但他们仍偷偷地保留着神像，偶尔小心翼翼地拜。我看到了宏大宣传底下的东西，很有意思。”
他喜欢说自己是来自德国的“农村青年”，小时侯没有拖拉机，农民用马耕地，手工挤牛奶，相信雨是来自神的恩赐。是以上世纪90年代初，他和刘震云到河南，并不觉得陌生—他甚至回忆起刘家的“茅坑”，“一个木板下面就是“大海”。刘震云小时候掉进去过，差点淹死了！”
早在上世纪80年代，阿克曼就曾翻译过莫言的《枯河》、张洁的《沉默的翅膀》、王朔的《动物凶猛》等中国当代小说，“我当然先选自己的爱好，但爱好和出版社的意图，往往是两码事。常常找到一个好作家，却找不到一家好出版社；甚或找到了好作家和好出版社，却找不到好翻译—我是翻译中的失败者。我曾想把阿城的《棋王》翻译推介到德国，但始终找不到一种满意的语言来对应他文字中的微妙，就此放弃，激怒了想赚这笔版权费的阿城，被他大骂一顿。”
“和我关系比较密切的还是那些上世纪80年代作家，比如阿城、刘震云、莫言、冯骥才、刘心武、王蒙，打了许多年交道。另一个原因是，我总觉得上世纪90年代的文学不如80年代的文学有意思。这并不是对年轻作家的批评，而是时代已经不同。那时文学是所有人目光的聚焦点，现在，则是一小拨人的事情。我也会对刚刚兴起的‘微博文学’感兴趣，但趣味还是偏保守—喜欢韩寒，但读得最多的，是金庸。”
他已经忘记了第一个认识的中国作家，印象最深的是张洁，“她这个人特别不容易。什么都有，才华，美貌，唯独缺少享受生活的能力—总之，特别有意思。”他在心里把她列为“少有的朋友”。现在她在美国，很少见面，偶尔发封E-mail，但朋友的挂念，毋庸多言。
刘震云说阿克曼“是一个非常有情趣、有意思的人。”阿克曼说：“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东西确实感兴趣，并不是拍马屁；同时你要懂得，和作家在一起，一定不要谈文学，和艺术家在一起，一定不要谈画画。就好比你跟银行家在一起最好谈文学和艺术，跟艺术家在一起，谈女人和钱最合宜。”
他喜欢那些文化人的聚会，他们自如地谈笑，内里却饱含文字的心机，用阿克曼的说法，这叫“玩感情”：“那是一种有意思的表达，看起来你们在互相讽刺，可这讽刺中又有彼此心照不宣的好感。和那些艺术家、作家朋友在一起时他们总在玩这个，我不能参加，却十足享受。特别喜欢中国哥们儿之间的这种气氛。”
有点意思
问他与中国人交往，有什么秘诀，阿克曼摆手：“没有‘秘’诀，最有用的还是最简单的道理。关键还是你对一个人有好感，想要认识他、了解他。只是这三十年来，外国人在中国交朋友，发生了许多变化。1975年-1977年间，我有两个中国室友，每天在一起，相处不错，以为算得上朋友，毕业之后便毫无来往，因为他们不敢，那个年代，跟外国人来往，会被人怀疑；到了上世纪80年代，我发现许多中国人接近你，是抱着‘捞些好处’的想法，换外汇券、出国甚至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能捞到些什么，但那种态度，尽力说你的好话，我受不了。从那时开始，我消极地与中国人来往，但过了十年就好了许多。”
“我想每个人都一样，真正的朋友不多。工作关系认识了太多人，我习惯把换来的名片扔到一个盒子里，可我不会记得一个人。”他接纳成朋友的人，“认识我，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院长或者老外，而是觉得我这个人有点意思。”说了太多“有点意思”，阿克曼的“意思”，“意味着这里还有一些新鲜的、我不知道的东西，它拥有一个引我想了解的核。”
来华二十年，他并不觉得自己已经“中国化”：“我发现一个人到陌生的国度，最大的困难不是语言，不是乡愁，而是早餐。早餐是一个人最保守的部分，我认识的许多西方人，来中国也许超过三十年，但仍然无法接受早上吃粥，一定要吃烤面包。我喜欢吃粥，却并不意味着要做一个中国人，中国人那么多，不缺我一个，还是作一个活在中国的外国人比较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