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美国的研究中国者中也有一个《星球大战》故事发生的那个星系的话，那么亨利·基辛格无疑就是其中的尤达大师。至少英国《金融时报》的特约编辑西蒙·沙玛是这么认为的。他在基辛格的新书《On China》（论中国）出版之后充满感慨地写了一篇书评，其中充满了对基辛格个人魅力和政治眼光的溢美之词。
　　溢美基辛格的人很多，尤其是在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第二”之后，但是大多数人都溢美他当年和尼克松总统一起作出的历史性决策，却并不了解坚持这个决策的勇气和思想。基辛格的《论中国》本身就是一部概括这种坚持的著作。尽管这本书中还有不少中国人看起来不太认同甚至不太喜欢的东西，尽管这本书的作者已经82岁高龄逐渐淡出中美关系领域，尽管这本书所描绘的中国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对于上个世纪后半叶最早一批与中国接触的美国政治家和思想家来说，借用今天流行的金融市场概念，他们是在“做多”中国。如果把中国比作一只股票，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新兴市场上，做多这只股票是需要勇气的。即便这两年来，在大家都认为中国经济成绩斐然的时候，但中国的资本市场上依然充满了“做空”的看客，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未来的不确定性。
　　做空是一件零成本的事情。因为当人们发现，在下跌的时候也可以赚钱，那么这个时候，无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还是资本市场中，有一种共同的原始欲望就被激发出来了，那就是恐惧和欲望交织的怪胎。人们一方面为一个利维坦的摇摆所恐惧，另一方面又在这只庞然大物的庇护下拼命赚取合法的与不合法的利润。其实这个时候，不少人都怀着一种不安全感，所以这些年来中国高收入群体的海外移民浪潮逐年增加，所以唱空中国的声音越发响亮。因为只要有了退路，恐惧就消失了，欲望就上升了，这时候的欲望也叫做空。
　　当然，有的时候做空也需要一些投入。比如当年里根政府为了搞垮苏联而出台的星球大战计划，的确产生了巨大的财政投入，但是也拉动了上世纪80年代初的美国经济。
　　但是做多则不然。做多是需要巨大的勇气和投入的，因为做多把投资者和被投资对象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个时候，对象上涨，自己盈利，对象下跌，自己赔钱，对象解体，自己破产。虽然从基辛格的角度来说，他不是自己在投资，但是当中美两国第一次进行接触的时候，这些美国的政治家们就坚信，中美两国的利益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这两个国家谁也承担不起对方下跌所产生的巨大破坏能量。这个时候，做多不是一种愿望，而是一种必然。
　　问题在于，30多年之后，当中国的经济看上去充满风险，而中国的挑战又十分“明显”的时候，你还愿不愿意做多。
　　其实基辛格本人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多头”。如果你看他最近对于阿富汗局势的文章，你会发现他在预言下一场印巴战争快要到来；如果你看他不久前接受的采访，你会发现他认为朝鲜拥有核武器只是时间问题；甚至如果你仔细看《论中国》这本书，在回顾了他和周恩来的亲密友情之后，他的文字甚至隐含着对中国未来的担忧。请相信这位82岁的美国政治家本质上是一个精明的犹太商人，他最了解的实际上只是什么时候买入，什么时候卖出。所谓对中美关系的坚持，其实就是利益两个字。
　　没有人在人性上选择做多，但是总会有人处于利益考虑选择做多。在过去的30多年来，之所以有一大批美国学者做多中国，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这只股票正处在一个快速上升的通道，人口红利、经济动力、社会努力、改革出力。这个时候做多对于美国来说，好处比坏处大。而做空中国的坏处是人所共知的，这个庞大的经济体、社会体一旦出现问题，那么给整个世界带来的将是灾难性的后果。当然，也正因为如此，不少中国学者才坚信，没有人敢做空中国。
　　真的是这样吗？过去的30多年对于世界来说，同样是一种积累。因为世界越了解中国，他们承担中国风险的能力和思想准备就越充分。30多年前，中国的一项外交政策能够引发国际社会的巨大恐惧；但是30多年之后，中国外交部三令五申反复强调的话，可以被孔子学院的外国毕业生用“中庸”二字轻易化解。不少人在享受做多福利的同时，其实也在不断寻找做空的机会，考量做空的风险。一旦人们发现，其实做空中国不那么难，也不那么可怕，那么你就不要怪詹姆斯·查诺斯准备了2000万美元的离岸资金，就敢对冲中国房地产下跌。因为国际政治与经济从本质上说，就是一对利益的孪生子。
　　所以，归根结底，做空与做多的区别，就是时机问题。而创造这个时机的，往往不是投资者，而是被投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