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新华社受权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意见强调要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覆盖社区全体成员、服务主体多元、服务功能完善，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较高的社区服务体系，努力实现社区居民固有所助、难有所帮、需有所应。
　　社区作为居民与社会联系最密切的纽带，是实现社会管理、协调统一社会多样性的良好干台。社区工作越来越受重视，是社会变革的结果。随着城市住房制度改革的推开，居民小区如同雨后春笋，在城镇拔地而起，居住环境的改变，与其他变革一起，不知不觉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时常“跳槽”的年轻人留给友人的固定地址，除了电子信箱，就是自己居住的小区。他们说，工作经常换，房子可是一辈子只能买一套。社区，成了都市青年的新归宿。曾经在形形色色的街巷院落中度过童年和青年的中老年城市居民，将在新建的社区里重新聚首。
　　不到20年的时间里，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了社区，这个每天熟睹却又分外陌生的社会组织，在中国城市居民生活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作为现代社会中连接社会成员的主要纽带，社区的作用日渐清晰。
　　不久前，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研究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会议认为，社区是城市的细胞。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社区将成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管理中最重要的平台。
　　市场经济条件下，家庭、单位这些连接社会成员的组织，功能正在弱化。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早已成往事；以经济雇佣关系为前提的“单位”，在市场经济中遇到新的考验，“单位”本身未必能够在市场竞争中长盛不衰，员工“跳槽”或“下岗”都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串。要建立维系社会成员的新纽带，实现城市社会和谐，关键要发挥社区的凝聚力。
　　社区不是建筑的堆积；群居在一起，并不是社区的全部含义。最早提出“社区”概念的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对社区的定义是：社区是指那些聚居在一定地域内，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人组成的，关系亲密、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抚、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团体。
　　社区之所以能够在工业化时代，成为连接单个社会成员的新纽带，就是因为它能通过一套协商机制，让没有血缘关系，也没有经济关系的居民“关系亲密、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抚、富有人情味”。
　　社区与家庭和“单位”这类社会组织相比，有两个最大的区别。首先是社区成员之间地位完全平等，没有天生的“家长”和预定的“领导”；其次，在杜区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与以前的社会组织恰好相反。以居民小区为例，小区的管理者物业公司，由全体业主花钱雇来，只能提供各种服务，不能凌驾于业主之上。
　　然而在现实中，居民小区与真正意义上的社区还有不小距离，业主与物业管理公司发生冲突司空见惯，就是因为管理一方习惯于“说了算”，忘了自己是业主花钱请来的；而没有?“家长”的业主一方又往往难以达成统一意见。
　　为了让业主在解决跟物业公司的矛盾时有所依凭，建设部根据国务院颁布的《物业管理条例》，制定了《城市新建住宅小区管理办法》和《业主大会规程》，希望建立起一个能够让业主达成统一意见的程序，方便业主维权。这两部法规都明确规定，由住宅小区房地产产权人和使用人选举的代表组成的“小区管理委员会”和“业主委员会”，在处理小区事务上最有发言权，可以自主选择由哪家公司来管理小区日常事务。《业主大会规程》还对“业主大会”及其执行机构“业主委员会”的组成办法、产生程序作了非常详尽的规定。这些法规的落实，将使小区居民在共同维护自身权益的过程中受到训练，提高他们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
　　一个完善的社区，还不仅仅是利益的集合体，居民的“社区归属感”是社区的另一个要素。社区不像“单位”，不能用行政和经济纽带将成员连接起来；也不像家庭，可以用血缘和亲情连接成员。社区成员对社区形成“归属感”，需要社区能够提供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以及医疗卫生、计划生育、文化、教育、体育、安全等服务工作，使现代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落实到每一个社区成员。
　　为了让社区能够充分实现这些职能，国务院《意见》要求坚持将政府的社会保障职能社会化，要求整合政府各部门在城市基层的办事机构，弱化了政府机构在杜区服务方面的“运动员”角色，将那些该由社区管理的事务支还给社区组织管理，强化社区的自治职能。
　　近来密集出台的一系列有关改进社区工作的法规、文件表明，决策者有决心通过社区这一基础平台，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人民群众关注的问题解决好，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无数个社区的“小和谐”，必将带来整个社会的“大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