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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以《咀华集》、《咀华二集》及建国后批评为界，对李健吾文学批评创作特征进行分阶段的解析，把握李健吾批评风格与社会语境间的联系，进而对文学创作与批评的价值定位进行思考。
关键词：李健吾 文学批评 风格
李健吾，著名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其以刘西渭之笔名所作《咀华集》、《咀华二集》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风行一时而成绝响，21世纪以来，对李健吾咀华批评的研究一直保持着一个持续、稳定的势头，众多研究者将研究焦点集中在这两部集子上，从“印象主义”、传统文化特征等角度对李健吾的咀华批评风格进行深入研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李健吾的批评家之名鹊起于“咀华集”，其批评生涯却不止于“咀华集”，他在“咀华”之后还创作了大量批评作品，尤以戏剧评论为著。这些批评作品在主旨意趣、着眼角度与“咀华集”有很大不同，而研究者对之的关注度与评价则较“咀华集”低得多。李健吾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状态与特点，体现的不仅是其个人批评风格的变化，在更深层次上，鲜明集中体现了文学、批评的价值与定位与社会环境的微妙关系。李健吾先生一生涉猎甚广，在文学批评、小说戏剧、外国文学研究等方面均建树卓著，因此，从健吾先生批评风格之变思考文学与批评的价值定位便更加具有典型意义。
《咀华集》1936年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结集出版，收录了李健吾以刘西渭笔名在20世纪30年代所作的10余篇批评文章，这些文章优美灵动、洒脱自由，以怀吟感悟、印象点染的批评方式为主，批评对象包括沈从文、李广田、废名、林徽因、卞之琳、卢焚、鲁迅等人。这部集子风行一时，乃成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绝响，综观其卓著特色，笔者以为有三点：一是对文学批评独立地位的体认与践行，李健吾在其中将文学批评视为享有独立地位与尊严的创作文体，批评家既不是高高在上的指摘者，更不受他人的要挟与收买，批评不是作家作品、更不是政治斗争的附庸。他将文学批评视作一种独立而有尊严的艺术与事业，这是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文体的重要创见。他所遵循的是基于现实人生基础上的人性观：“批评之所以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不在自己具有术语水准一类的零碎，而在具有一个富丽的人性的存在。”这种自由主义立场使得《咀华集》不同于当时大行其道的政治批判的左翼批评家与疏离社会的其他京派批评家。第二是李健吾在《咀华集》中以独特视角敏锐发现、推荐了一大批现代文学大家，以沈从文、废名、卞之琳、鲁迅等为代表，其间展现出的批评家的敏锐与视角是基于其上述第一特征的结果，独立的批评价值观使李健吾能够真心、静心地深入作品，不受政治语境与文化风向的左右，以自己独特的人性视角发掘出这些作品的价值，如他称《边城》是“证明人性皆善的杰作”，从人性的标准去感悟朱大丹的诗作，人性探究的角度发掘鲁迅作品的价值，事实上李健吾咀华批评成功的根本即是从个体人的角度进入作家、作品的灵魂深处，能够发掘出这些作家作品超越一时、一事的价值所在。第三点是李健吾在《咀华集》中赋予批评在评论、理解作家作品的任务之外更高要求或标准，即批评本身也应成为艺术创作，要具有自己独立的灵魂与华丽的外表，我们在咀华集中看不到晦涩的语言、死板的理论与索然的枯燥，中国传统批评的直觉感悟、西方印象主义的印象诗性与小品文的灵动优美融在了一起，这从文体角度促成《咀华集》的独树一帜，谓为绝响。
有研究者称这时期的《咀华集》“是李健吾一生中最精彩、最成熟的文字”，精彩不可置疑，但“成熟”则要看如何理解。就李健吾先生个人而言，这时期的他恰恰是处在还不成熟的青春期。抛去社会境况、教育背景影响等因素，《咀华集》时期李健吾的才华横溢离不开他青春热血、我行我素、激情浪漫等个人情志因素。此时李健吾的艺术观呈现出鲜明的自由主义特征，与左翼思潮、社会学批评方法相疏离，在对文学、批评价值的定位上，远离政治风潮影响，这成就了他独树一帜的批评风格。事实上，古今中外有难以尽数的文人墨客的千古绝唱得益于青春性的情志动力，激情热血、少不更事让作家们有最大的勇气与自由去追随内心最真实也最宝贵的创作灵感，而当成熟到来时，技巧与阅历日渐丰富，世事看得越来越透彻，但文学创作的羁绊也随之而来，那澎湃的灵感已悄然远去，不能不说，这是常常被大家忽略掉的以体悟、感性见长的《咀华集》乃成绝响的原因之一，唐湜等众多追随者包括李健吾本人很难再现或超越这青春的绚丽。
相隔时间不久，《咀华二集》于1942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结集初版（现常见为1947年的再版本），李健吾的批评在关注内容与批评方法上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对鲁迅、茅盾、叶紫、萧军、夏衍等左翼作家作品的批评文章大幅增加，而对诸如废名、沈从文那样自由主义个性作家的关注度急剧降低;在批评话语与批评方法上明显偏向社会学批评，以逻辑归纳和价值评判为特征政治审美清晰出现在李健吾的笔下;在文体语言上，虽然依然具有自然跳跃、随意而谈的散文特征，但因其负载着逻辑归纳与综合判断，终少了《咀华集》初有的神韵与华美，有点类似“旧瓶装新酒”的感觉。如他这样评价左翼文学作家的贡献：“从《春蚕》问世，或者不如说，自从农业崩溃，如火如荼，我们的文学开了一阵绚烂的野花，结了一阵奇异的山果。在这些花果之中，不算戏剧在内，鲜妍有萧红女士的《生死场》，工力有吴组缃先生的《一千八百单》，稍早便有《丰收》的作者叶紫。”之所以产生如此的变化，重要原因在于当时中国时政的剧烈变动，民族危亡与政治斗争日益激烈化，成为影响国人生存的首要社会问题，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反映社会、民族的主要矛盾，为人（人民）的生存寻求福祉，成为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时代责任，左翼文学也因此成为文坛的主导力量。同时加之个人于社会的经历感味日渐愈甚，李健吾在在印象感悟的批评中增加社会、政治的因素也就不足为奇。况且，李健吾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躲在象牙塔中远离现实的“性灵作家”，他关注的人性是现实人生基础上的人性，他只是以自己独特的理解方式去摆脱现实的束缚，去建立自己艺术的高度。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评价和理解这个时期李健吾批评的价值和成就呢？是不是可以简单的用艺术水准降低来定位《咀华二集》呢？理解、评价任何问题都应该结合具体的历史情境。就李健吾《咀华二集》时期的批评风格变化而言，笔者以为不是批评家的水平退步，而是其在当时社会环境之下成熟与发展的结果与表现。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处在在政治动荡、民族危亡的社会变革期作家文人，都躲不开艺术自由与社会责任之间两难的抉择，既不乏将二者处理得相得益彰作家与群体（典型如左翼作家），印证了“史家不幸诗家幸”的厘定;而相当一部分作家在这种境况下，放弃或改变了自己的个体创作所长，转向到社会担当、历史责任的行列中，让自己耀耀夺目的艺术才华埋藏于历史尘烟中，假若他们不遭遇那样的时代，我们可以对他们的艺术成就有更多的假想与期待。李健吾是否就属于后者呢，笔者也不敢断言，毕竟他只能属于自己的那个时代。但他无疑经历了这样的抉择，主动担起了作家的社会责任。正因如此，李健吾在所难免的牺牲掉自己所长所熟的个性与灵动，引政治尺度和社会学批评标准到《咀华二集》中，而这远不是李健吾所长，因此《咀华二集》在相关作家作品的批评深度和影响上不及胡风、冯雪峰等。这样的结果或许令人扼腕叹息，但却不是认定李健吾的批评水准倒退的证明，倒应该是批评家在当时社会状况下成长发展的体现，在一定层面而言，这也一个时代的作家批评家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交集的必然结果。
虽然《咀华二集》中社会学批评的骨架已经鲜明呈现，但李健吾也明确认识到并提醒自己和作家们处理好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警惕政治对文学艺术的压制：“我们现代前进的作家，直接间接，几乎人人在为这个理想工作。一种政治的要求和解释开始压到艺术的内涵。”这是李健吾作为优秀批评家所具有的本性的自觉。新中国成立后，他的这种自觉又何以自处呢？“整个中国的政治文化形态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文学以及文学批评理所当然地被纳入到执政党和国家意识之中。”“艺术的自足性和审美性因素不仅被淡化，甚至可能被视为资产阶级文学观念而遭到批评和整肃。”在这种政治文化环境下，李健吾基本放弃了之前所珍爱的文学批评创作：一是将工作重心转到外国文学研究，在“学术”圈子里躲避文化界的政治运动，少有当代作家作品的批评创作;二是对自己以前注重文学作品审美感悟的批评特征进行彻底的“反思”与“否定”，代之以政治立场上的阶级分析与价值判断，批评家刘西渭不复在焉。在《读〈茶馆〉》（1958年）、《于彾的剧作并及〈七月流火〉》（1962年）、《独幕剧———〈时代的尖兵〉》（1963年）、《风景这边独好——谈话剧〈英雄工兵〉》（1963年）等文章中，李健吾完全采用当时流行的“阶级、工具、社会现实”等政治标语式语言，其原以见长的审美风格已不见踪影，成为文艺为政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精神的范文模本。类似这种创作上的变化，李健吾不是个案，而是这一时期的普遍现象，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成为广大文艺创作者鲜明、集中的模板指南，如有偏违，将遭受足以致毁灭的批判。在这种政治语境下，作家与批评家已经丧失了个体话语权，而沦为官方话语的传声筒。这是知识分子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漩涡与损失。事实上的李健吾文学批评创作，在这里成为断点。常常设想，假如（当然这没有意义）李健吾先生能够从上世纪四十年代穿越到新世纪，续写他的咀华批评，又将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韩石山先生感慨遗憾李健吾热没有到来，而笔者则深深感慨遗憾时代给才华横溢的李健吾先生的创作生命太过短暂。
通过对李健吾先生文学批评生涯的简短一瞥，我们窥得的不仅是一位批评家批评风格的变化，更深深为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命运流转而唏嘘不已。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价值与作用何在？文学艺术的有没有终极标准呢？这些令人遐想的题目至今还没有标准答案。笔者从李健吾先生文学批评生涯的变迁中得到些许的启示，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精神、思想的结晶，具有个体性的、多元性因素，其价值和形态难以正面用语言涵盖和界定，也难以找到确定的、不变的标准，更不能脱离具体时代语境而简单机械的枉谈对错高低。但有一点可供借鉴，我们应该时常提醒、审视自己，我们是否真诚地以本心对待这个世界、对待我们写下的文字，而我们与我们的文字是否会限制他人的真诚与应该享有的平等。这是每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思考坚守的底线。
注：本文系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当代文化视野下的李健吾文学批评研究》成果论文，项目编号：2014031436。
参考文献：
[1] 李健吾：《爱情三部曲》，《李健吾文学评论选》，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 文学武：《从人性审美到政治审美》，《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3] 李健吾：《叶紫的小说》，《李健吾文学评论选》，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赵蕾，华北科技学院副教授;郝江波，保定学院副研究员）
关键词：李健吾 文学批评 风格
李健吾，著名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其以刘西渭之笔名所作《咀华集》、《咀华二集》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风行一时而成绝响，21世纪以来，对李健吾咀华批评的研究一直保持着一个持续、稳定的势头，众多研究者将研究焦点集中在这两部集子上，从“印象主义”、传统文化特征等角度对李健吾的咀华批评风格进行深入研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李健吾的批评家之名鹊起于“咀华集”，其批评生涯却不止于“咀华集”，他在“咀华”之后还创作了大量批评作品，尤以戏剧评论为著。这些批评作品在主旨意趣、着眼角度与“咀华集”有很大不同，而研究者对之的关注度与评价则较“咀华集”低得多。李健吾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状态与特点，体现的不仅是其个人批评风格的变化，在更深层次上，鲜明集中体现了文学、批评的价值与定位与社会环境的微妙关系。李健吾先生一生涉猎甚广，在文学批评、小说戏剧、外国文学研究等方面均建树卓著，因此，从健吾先生批评风格之变思考文学与批评的价值定位便更加具有典型意义。
《咀华集》1936年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结集出版，收录了李健吾以刘西渭笔名在20世纪30年代所作的10余篇批评文章，这些文章优美灵动、洒脱自由，以怀吟感悟、印象点染的批评方式为主，批评对象包括沈从文、李广田、废名、林徽因、卞之琳、卢焚、鲁迅等人。这部集子风行一时，乃成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绝响，综观其卓著特色，笔者以为有三点：一是对文学批评独立地位的体认与践行，李健吾在其中将文学批评视为享有独立地位与尊严的创作文体，批评家既不是高高在上的指摘者，更不受他人的要挟与收买，批评不是作家作品、更不是政治斗争的附庸。他将文学批评视作一种独立而有尊严的艺术与事业，这是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文体的重要创见。他所遵循的是基于现实人生基础上的人性观：“批评之所以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不在自己具有术语水准一类的零碎，而在具有一个富丽的人性的存在。”这种自由主义立场使得《咀华集》不同于当时大行其道的政治批判的左翼批评家与疏离社会的其他京派批评家。第二是李健吾在《咀华集》中以独特视角敏锐发现、推荐了一大批现代文学大家，以沈从文、废名、卞之琳、鲁迅等为代表，其间展现出的批评家的敏锐与视角是基于其上述第一特征的结果，独立的批评价值观使李健吾能够真心、静心地深入作品，不受政治语境与文化风向的左右，以自己独特的人性视角发掘出这些作品的价值，如他称《边城》是“证明人性皆善的杰作”，从人性的标准去感悟朱大丹的诗作，人性探究的角度发掘鲁迅作品的价值，事实上李健吾咀华批评成功的根本即是从个体人的角度进入作家、作品的灵魂深处，能够发掘出这些作家作品超越一时、一事的价值所在。第三点是李健吾在《咀华集》中赋予批评在评论、理解作家作品的任务之外更高要求或标准，即批评本身也应成为艺术创作，要具有自己独立的灵魂与华丽的外表，我们在咀华集中看不到晦涩的语言、死板的理论与索然的枯燥，中国传统批评的直觉感悟、西方印象主义的印象诗性与小品文的灵动优美融在了一起，这从文体角度促成《咀华集》的独树一帜，谓为绝响。
有研究者称这时期的《咀华集》“是李健吾一生中最精彩、最成熟的文字”，精彩不可置疑，但“成熟”则要看如何理解。就李健吾先生个人而言，这时期的他恰恰是处在还不成熟的青春期。抛去社会境况、教育背景影响等因素，《咀华集》时期李健吾的才华横溢离不开他青春热血、我行我素、激情浪漫等个人情志因素。此时李健吾的艺术观呈现出鲜明的自由主义特征，与左翼思潮、社会学批评方法相疏离，在对文学、批评价值的定位上，远离政治风潮影响，这成就了他独树一帜的批评风格。事实上，古今中外有难以尽数的文人墨客的千古绝唱得益于青春性的情志动力，激情热血、少不更事让作家们有最大的勇气与自由去追随内心最真实也最宝贵的创作灵感，而当成熟到来时，技巧与阅历日渐丰富，世事看得越来越透彻，但文学创作的羁绊也随之而来，那澎湃的灵感已悄然远去，不能不说，这是常常被大家忽略掉的以体悟、感性见长的《咀华集》乃成绝响的原因之一，唐湜等众多追随者包括李健吾本人很难再现或超越这青春的绚丽。
相隔时间不久，《咀华二集》于1942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结集初版（现常见为1947年的再版本），李健吾的批评在关注内容与批评方法上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对鲁迅、茅盾、叶紫、萧军、夏衍等左翼作家作品的批评文章大幅增加，而对诸如废名、沈从文那样自由主义个性作家的关注度急剧降低;在批评话语与批评方法上明显偏向社会学批评，以逻辑归纳和价值评判为特征政治审美清晰出现在李健吾的笔下;在文体语言上，虽然依然具有自然跳跃、随意而谈的散文特征，但因其负载着逻辑归纳与综合判断，终少了《咀华集》初有的神韵与华美，有点类似“旧瓶装新酒”的感觉。如他这样评价左翼文学作家的贡献：“从《春蚕》问世，或者不如说，自从农业崩溃，如火如荼，我们的文学开了一阵绚烂的野花，结了一阵奇异的山果。在这些花果之中，不算戏剧在内，鲜妍有萧红女士的《生死场》，工力有吴组缃先生的《一千八百单》，稍早便有《丰收》的作者叶紫。”之所以产生如此的变化，重要原因在于当时中国时政的剧烈变动，民族危亡与政治斗争日益激烈化，成为影响国人生存的首要社会问题，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反映社会、民族的主要矛盾，为人（人民）的生存寻求福祉，成为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时代责任，左翼文学也因此成为文坛的主导力量。同时加之个人于社会的经历感味日渐愈甚，李健吾在在印象感悟的批评中增加社会、政治的因素也就不足为奇。况且，李健吾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躲在象牙塔中远离现实的“性灵作家”，他关注的人性是现实人生基础上的人性，他只是以自己独特的理解方式去摆脱现实的束缚，去建立自己艺术的高度。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评价和理解这个时期李健吾批评的价值和成就呢？是不是可以简单的用艺术水准降低来定位《咀华二集》呢？理解、评价任何问题都应该结合具体的历史情境。就李健吾《咀华二集》时期的批评风格变化而言，笔者以为不是批评家的水平退步，而是其在当时社会环境之下成熟与发展的结果与表现。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处在在政治动荡、民族危亡的社会变革期作家文人，都躲不开艺术自由与社会责任之间两难的抉择，既不乏将二者处理得相得益彰作家与群体（典型如左翼作家），印证了“史家不幸诗家幸”的厘定;而相当一部分作家在这种境况下，放弃或改变了自己的个体创作所长，转向到社会担当、历史责任的行列中，让自己耀耀夺目的艺术才华埋藏于历史尘烟中，假若他们不遭遇那样的时代，我们可以对他们的艺术成就有更多的假想与期待。李健吾是否就属于后者呢，笔者也不敢断言，毕竟他只能属于自己的那个时代。但他无疑经历了这样的抉择，主动担起了作家的社会责任。正因如此，李健吾在所难免的牺牲掉自己所长所熟的个性与灵动，引政治尺度和社会学批评标准到《咀华二集》中，而这远不是李健吾所长，因此《咀华二集》在相关作家作品的批评深度和影响上不及胡风、冯雪峰等。这样的结果或许令人扼腕叹息，但却不是认定李健吾的批评水准倒退的证明，倒应该是批评家在当时社会状况下成长发展的体现，在一定层面而言，这也一个时代的作家批评家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交集的必然结果。
虽然《咀华二集》中社会学批评的骨架已经鲜明呈现，但李健吾也明确认识到并提醒自己和作家们处理好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警惕政治对文学艺术的压制：“我们现代前进的作家，直接间接，几乎人人在为这个理想工作。一种政治的要求和解释开始压到艺术的内涵。”这是李健吾作为优秀批评家所具有的本性的自觉。新中国成立后，他的这种自觉又何以自处呢？“整个中国的政治文化形态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文学以及文学批评理所当然地被纳入到执政党和国家意识之中。”“艺术的自足性和审美性因素不仅被淡化，甚至可能被视为资产阶级文学观念而遭到批评和整肃。”在这种政治文化环境下，李健吾基本放弃了之前所珍爱的文学批评创作：一是将工作重心转到外国文学研究，在“学术”圈子里躲避文化界的政治运动，少有当代作家作品的批评创作;二是对自己以前注重文学作品审美感悟的批评特征进行彻底的“反思”与“否定”，代之以政治立场上的阶级分析与价值判断，批评家刘西渭不复在焉。在《读〈茶馆〉》（1958年）、《于彾的剧作并及〈七月流火〉》（1962年）、《独幕剧———〈时代的尖兵〉》（1963年）、《风景这边独好——谈话剧〈英雄工兵〉》（1963年）等文章中，李健吾完全采用当时流行的“阶级、工具、社会现实”等政治标语式语言，其原以见长的审美风格已不见踪影，成为文艺为政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精神的范文模本。类似这种创作上的变化，李健吾不是个案，而是这一时期的普遍现象，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成为广大文艺创作者鲜明、集中的模板指南，如有偏违，将遭受足以致毁灭的批判。在这种政治语境下，作家与批评家已经丧失了个体话语权，而沦为官方话语的传声筒。这是知识分子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漩涡与损失。事实上的李健吾文学批评创作，在这里成为断点。常常设想，假如（当然这没有意义）李健吾先生能够从上世纪四十年代穿越到新世纪，续写他的咀华批评，又将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韩石山先生感慨遗憾李健吾热没有到来，而笔者则深深感慨遗憾时代给才华横溢的李健吾先生的创作生命太过短暂。
通过对李健吾先生文学批评生涯的简短一瞥，我们窥得的不仅是一位批评家批评风格的变化，更深深为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命运流转而唏嘘不已。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价值与作用何在？文学艺术的有没有终极标准呢？这些令人遐想的题目至今还没有标准答案。笔者从李健吾先生文学批评生涯的变迁中得到些许的启示，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精神、思想的结晶，具有个体性的、多元性因素，其价值和形态难以正面用语言涵盖和界定，也难以找到确定的、不变的标准，更不能脱离具体时代语境而简单机械的枉谈对错高低。但有一点可供借鉴，我们应该时常提醒、审视自己，我们是否真诚地以本心对待这个世界、对待我们写下的文字，而我们与我们的文字是否会限制他人的真诚与应该享有的平等。这是每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思考坚守的底线。
注：本文系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当代文化视野下的李健吾文学批评研究》成果论文，项目编号：2014031436。
参考文献：
[1] 李健吾：《爱情三部曲》，《李健吾文学评论选》，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 文学武：《从人性审美到政治审美》，《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3] 李健吾：《叶紫的小说》，《李健吾文学评论选》，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赵蕾，华北科技学院副教授;郝江波，保定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