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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与摄影家管一明先生在闸北区平型关路上的海上文化中心见面，那里正在举办他的《世界艺术家在上海》摄影展。展厅里呈现的四十余幅作品，遴选自他六年前就问世的同名摄影集中的200余幅作品，而这200余幅作品又是从管一明近十年来在从事上海文化活动的采访拍摄工作中积累起来的上万幅照片中精选所得。
《世界艺术家在上海》
花十年功夫，拍了上万张照片，出了一本书，时隔六年，再办影展。这个节奏，常人很难理解。按理说应当趁热打铁地在六年前出书的当口就热热闹闹地办个影展，领导剪彩，嘉宾站台，作者签售，这才是惯常的商业逻辑。然而，管一明偏偏是个不喜欢按常理出牌的人，因为他对摄影的“牌理”有着异于常人、更准确地说是超于常人的理解和判断。
管一明的本职工作是《每周广播电视》报的摄影记者，拜职业所赐，他比其他摄影师有更多接近大明星、拍摄艺术家的机会。诚然，他的摄影集中的200余幅作品，大多来自职务行为、报社任务。然而，在各类媒体铺天盖地的今天，任何一个有明星现身的发布会、首映式，乃至演出现场，都不难见到成群结队手提肩扛长枪短炮的摄影记者的身影，他们中的许多人与管一明一样，拥有接近大腕拍摄明星的“职务之便”。但近水楼台并不必然得月，把职业做成事业，出版影集、举办影展的只能是那些有心人、有志者。
管一明显然属于摄影记者中的有心人。按他的说法，这批照片都是他“不声不响”拍下来的。“不声不响”很符合管一明为人处事低调的特征，他在无数镁光灯齐闪的台前认真按响快门之余，还会“不声不响”地绕到后台走进化妆间，也会“不声不响”地出现在排练场的观众席。很多记者拍了十分钟就回单位交差了，可他会“不声不响”地守到最后，从“目标”出场到退场，始终等待和捕捉那个未知的精彩瞬间。
管一明对每个世界顶级艺术家来上海时他可能抓到的四次拍摄机会如数家珍：接机、排练、演出、宴会，仿佛一个老辣的猎人在盘点猎物出没的习性。
“全天候”的“牌子”做出来后，他经常会接到兄弟媒体的求助电话——“听说后面还有更精彩的画面”，于是他的照片便经常迫于情面被“发表”在其他媒体。
管一明镜中的艺术家之所以生动得“有故事”，与他的这种深入与坚守的工作方法有关。但做任何一件事能坚持十年不懈怠，必有其内心的动力和信念的支撑。是什么让管一明付出数倍于其他记者的时间和精力去狂热“追星”？管一明的回答是，我想要拍的是这些外国艺术家在演出之外与上海的关系，这是我给自己设定的一个拍摄课题。
有了这样一个对上海这座文化之都充满责任意识的拍摄课题，管一明顿时从一张报纸的摄影记者，升格为一座城市的国际文化交流图景的记录者。于是，他的“十年磨一剑”便有了高层次的精神动力和一张目标清晰的作战框架图。
于是世界著名歌唱家、流行巨星、演唱组合、爵士歌手、指挥家、演奏家、电影艺术家纷纷走进管一明的影集与影展。在海上文化中心精致的展厅里，管一明指着墙上的作品向笔者阐述他的创作理念——
这张是多明戈在大剧院排练，与他交叠的是他的“御用”指挥，多年的合作使他们两人非常默契。画面中，他们一个面对乐队，一个面对观众，一上一下，一左一右，各自独立又仿佛融为一体。
帕瓦罗蒂为魏松拿话筒这张摄于新天地的意大利会馆，当时魏松作为嘉宾出席帕瓦罗蒂的记者会，魏松带了他的《我的太阳》乐谱请帕瓦罗蒂签名。签完名，帕瓦罗蒂请魏松现场演唱一段《我的太阳》。为了缓解“班门弄斧”可能带来的紧张，帕瓦罗蒂主动递上话筒，为魏松鼓劲。管一明说，这样的照片是他最想抓拍、最想留下来的照片，因为它不仅紧扣国际艺术交流的主题，还生动地反映出世界级大艺术家的善解人意和非凡气度。
再如马友友这张，他在教学生，拉好一个曲子必须具备丰富的情感体验，他正在为学生演示忧伤的表情。
……
说起《世界艺术家在上海》一书的出版，管一明颇为感慨。他曾经找过另一家在出版画册、影集方面更专业的出版社，他们说这本东西好是好，但无疑亏本。后来上海文化出版社社长陈鸣华看到这批照片后一见钟情，他一算，也说要亏本，但接下来的一句话是，就算亏也要做。就为了这句话，管一明不仅放弃这本书的全部稿费和版税，在出版过程中还倒贴了不少制作费用。
在做报社记者之前，管一明曾在《上海文化年鉴》编辑部呆了近十年。这一经历给对他在《世界艺术家在上海》这本书的谋篇布局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他这本影集的“附录”居然是一个数据翔实、体例工整的“国际艺术交流在上海”大事记，“年鉴”思维和多年的“编年史”训练，使这本影集平添史料价值，顿显厚重。
管一明说，我出这本书，其实是在为上海做事。
摄影集于2009年出版，这批照片被管一明深囥六年后拿出来办展，其实也是机缘巧合。去年年底，法国国家艺术家协会主办了面向全世界征稿的全艺术年展，管一明凭借《城市印记》荣获此次大展的评审委员会摄影金奖。
得到获奖信息后，管一明写下微信：“获奖了，这是真的，获金奖了，也是真的。而且是在巴黎，在卢浮宫的卡鲁塞尔厅，我唯一的感受是中国的艺术家应该主动到世界展示自己的艺术，别犹豫，相信自己，障碍不在路上，而在心里。”
上海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李为民提议拿管一明获奖作品开个影展，结果管一明拿出这本六年前的影集，指着这些照片说，是时候晒它们了。李为民眼睛一亮，两人很快达成共识。在摄影展开幕前夕，管一明听说，上海市文联副主席迟志刚也会光临现场，这让他立刻想到了另一件“宝物”——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拍的《上海文化名人影像》。
《上海文化名人影像》
当迟志刚副主席前来观赏他的影展时，管一明兴奋地将深囥了20年的一批照片从箱底里翻出来给他看，看得迟志刚热血沸腾，赞叹不已：那是文联职责范畴内的“活”啊！
那是管一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拍的《上海文化名人影像》，拍摄对象是当时已年逾七旬的上海文化前辈，包括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书法、报业、出版、教育等系统的文艺泰斗和文化名人。共约80余人，都是通过信件和电话预约，拍摄地点有的在家中，有的在医院。 由于这些文化名人大多属于文联系统，现在看来管一明好像早在二十年前就在“不声不响”地为文联实施了一项伟大的工程。他知道，他拍的这些照片一定有价值，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有价值，但并没想清楚，在什么时间、找什么人、以什么方式去实现它们的价值。直至他获悉文联副主席迟志刚要来看展，他突然觉得，是时候了！虽然他尚未对这些照片进行系统整理，但他仿佛觉得找到了对的人。果然，迟志刚在赞叹不已的同时，觉得这些照片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包括办影展、出书等。
说到《上海文化名人影像》，要追溯到 1991年，管一明在《上海文化年鉴》编辑部上班，办公地点在高安路宣传部大院内。他当时听到一个名为“抢救文化遗产”的项目，第一反应是，我可以做什么？我是拍照片的，应该赶快把那些老人的形象拍下来！
于是，管一明根据文联下面各个协会提供的名单，自己列了一个拍摄计划，花了两年多时间才完成。他拍文化名人最大的特点在于，别人拍的大多是文化名人在公众场合参加公开活动时的照片，但管一明却大多是深入寓所、一对一、面对面地拍摄。
不仅拍人，拍肖像，拍名人在家里的日常起居生活，管一明还特别重视拍摄每位文化名人的写字台。在当时看来，写字台上放了些什么，或许不值一提，但当时间过去二十年后，他们用的是什么笔，放着两本什么书、什么报纸、什么茶杯，都具有非常大的信息量。
管一明还注意拍墙壁。在客厅、书房的主要墙壁上，挂些什么？比如画家谢稚柳、刘旦宅这些大师，他们家的墙壁上到底挂谁的画？或谁的字？还拍他们的书架。书架上有些什么书？五斗橱上放些什么？这些东西一定能反映主人精神世界的各种信息。
“我知道这些东西价值很高，是金子。拍下来就是金子，是一坛香浓好酒，但必须要‘囥得牢’，越陈越香。这次迟书记来，我很想拿出来给他看一看。果然，迟书记看了也很兴奋，认为这是一批分量很重的照片。今天你是第一个看到这批照片的记者。”管一明对笔者说。
管一明翻开泛黄的相册，指着照片向笔者描述当年拍摄的情景：“拍巴老的时候，他的女儿李小林全程陪同。李小林只给我五分钟时间。拍好后，我对巴金说：巴老，照片拍好了，我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您一生的座右铭是什么？李小林立即‘挡驾’道：‘箇事体勿谈好伐？’但出人意料的是，巴老让李小林去拿笔。李小林对我说，我爸爸已经交关辰光没拿笔了。”巴老最终还是亲笔为管一明写了一段话，让他感动万分。
贺绿汀在家里弹《义勇军进行曲》，白杨在楼道信箱拿报纸，张瑞芳夫妇一同画画、下厨，陈佩秋夫妇在宝钢写生，刘旦宅在书房地上做仰卧起坐，乔奇种花……还有俞振飞、黄绍芬、汤晓丹、苏渊雷、顾廷龙、唐振常、朱屺瞻、陈佩秋、胡问遂、唐云、徐昌酩、周小燕、徐中玉、施蛰存、张骏祥、赵冷月、赵超构……一个个振聋发聩的名字，念一遍都觉得沉重。可想而知，承载着他们音容笑貌的那本相册，该有多少分量。一旦有朝一日结集面世，不正是一张“上海文化名片”吗？
在海上文化中心与管一明道别时，我跟他开玩笑：侬还有啥好东西囥了箱子里伐？
《世界艺术家在上海》
花十年功夫，拍了上万张照片，出了一本书，时隔六年，再办影展。这个节奏，常人很难理解。按理说应当趁热打铁地在六年前出书的当口就热热闹闹地办个影展，领导剪彩，嘉宾站台，作者签售，这才是惯常的商业逻辑。然而，管一明偏偏是个不喜欢按常理出牌的人，因为他对摄影的“牌理”有着异于常人、更准确地说是超于常人的理解和判断。
管一明的本职工作是《每周广播电视》报的摄影记者，拜职业所赐，他比其他摄影师有更多接近大明星、拍摄艺术家的机会。诚然，他的摄影集中的200余幅作品，大多来自职务行为、报社任务。然而，在各类媒体铺天盖地的今天，任何一个有明星现身的发布会、首映式，乃至演出现场，都不难见到成群结队手提肩扛长枪短炮的摄影记者的身影，他们中的许多人与管一明一样，拥有接近大腕拍摄明星的“职务之便”。但近水楼台并不必然得月，把职业做成事业，出版影集、举办影展的只能是那些有心人、有志者。
管一明显然属于摄影记者中的有心人。按他的说法，这批照片都是他“不声不响”拍下来的。“不声不响”很符合管一明为人处事低调的特征，他在无数镁光灯齐闪的台前认真按响快门之余，还会“不声不响”地绕到后台走进化妆间，也会“不声不响”地出现在排练场的观众席。很多记者拍了十分钟就回单位交差了，可他会“不声不响”地守到最后，从“目标”出场到退场，始终等待和捕捉那个未知的精彩瞬间。
管一明对每个世界顶级艺术家来上海时他可能抓到的四次拍摄机会如数家珍：接机、排练、演出、宴会，仿佛一个老辣的猎人在盘点猎物出没的习性。
“全天候”的“牌子”做出来后，他经常会接到兄弟媒体的求助电话——“听说后面还有更精彩的画面”，于是他的照片便经常迫于情面被“发表”在其他媒体。
管一明镜中的艺术家之所以生动得“有故事”，与他的这种深入与坚守的工作方法有关。但做任何一件事能坚持十年不懈怠，必有其内心的动力和信念的支撑。是什么让管一明付出数倍于其他记者的时间和精力去狂热“追星”？管一明的回答是，我想要拍的是这些外国艺术家在演出之外与上海的关系，这是我给自己设定的一个拍摄课题。
有了这样一个对上海这座文化之都充满责任意识的拍摄课题，管一明顿时从一张报纸的摄影记者，升格为一座城市的国际文化交流图景的记录者。于是，他的“十年磨一剑”便有了高层次的精神动力和一张目标清晰的作战框架图。
于是世界著名歌唱家、流行巨星、演唱组合、爵士歌手、指挥家、演奏家、电影艺术家纷纷走进管一明的影集与影展。在海上文化中心精致的展厅里，管一明指着墙上的作品向笔者阐述他的创作理念——
这张是多明戈在大剧院排练，与他交叠的是他的“御用”指挥，多年的合作使他们两人非常默契。画面中，他们一个面对乐队，一个面对观众，一上一下，一左一右，各自独立又仿佛融为一体。
帕瓦罗蒂为魏松拿话筒这张摄于新天地的意大利会馆，当时魏松作为嘉宾出席帕瓦罗蒂的记者会，魏松带了他的《我的太阳》乐谱请帕瓦罗蒂签名。签完名，帕瓦罗蒂请魏松现场演唱一段《我的太阳》。为了缓解“班门弄斧”可能带来的紧张，帕瓦罗蒂主动递上话筒，为魏松鼓劲。管一明说，这样的照片是他最想抓拍、最想留下来的照片，因为它不仅紧扣国际艺术交流的主题，还生动地反映出世界级大艺术家的善解人意和非凡气度。
再如马友友这张，他在教学生，拉好一个曲子必须具备丰富的情感体验，他正在为学生演示忧伤的表情。
……
说起《世界艺术家在上海》一书的出版，管一明颇为感慨。他曾经找过另一家在出版画册、影集方面更专业的出版社，他们说这本东西好是好，但无疑亏本。后来上海文化出版社社长陈鸣华看到这批照片后一见钟情，他一算，也说要亏本，但接下来的一句话是，就算亏也要做。就为了这句话，管一明不仅放弃这本书的全部稿费和版税，在出版过程中还倒贴了不少制作费用。
在做报社记者之前，管一明曾在《上海文化年鉴》编辑部呆了近十年。这一经历给对他在《世界艺术家在上海》这本书的谋篇布局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他这本影集的“附录”居然是一个数据翔实、体例工整的“国际艺术交流在上海”大事记，“年鉴”思维和多年的“编年史”训练，使这本影集平添史料价值，顿显厚重。
管一明说，我出这本书，其实是在为上海做事。
摄影集于2009年出版，这批照片被管一明深囥六年后拿出来办展，其实也是机缘巧合。去年年底，法国国家艺术家协会主办了面向全世界征稿的全艺术年展，管一明凭借《城市印记》荣获此次大展的评审委员会摄影金奖。
得到获奖信息后，管一明写下微信：“获奖了，这是真的，获金奖了，也是真的。而且是在巴黎，在卢浮宫的卡鲁塞尔厅，我唯一的感受是中国的艺术家应该主动到世界展示自己的艺术，别犹豫，相信自己，障碍不在路上，而在心里。”
上海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李为民提议拿管一明获奖作品开个影展，结果管一明拿出这本六年前的影集，指着这些照片说，是时候晒它们了。李为民眼睛一亮，两人很快达成共识。在摄影展开幕前夕，管一明听说，上海市文联副主席迟志刚也会光临现场，这让他立刻想到了另一件“宝物”——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拍的《上海文化名人影像》。
《上海文化名人影像》
当迟志刚副主席前来观赏他的影展时，管一明兴奋地将深囥了20年的一批照片从箱底里翻出来给他看，看得迟志刚热血沸腾，赞叹不已：那是文联职责范畴内的“活”啊！
那是管一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拍的《上海文化名人影像》，拍摄对象是当时已年逾七旬的上海文化前辈，包括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书法、报业、出版、教育等系统的文艺泰斗和文化名人。共约80余人，都是通过信件和电话预约，拍摄地点有的在家中，有的在医院。 由于这些文化名人大多属于文联系统，现在看来管一明好像早在二十年前就在“不声不响”地为文联实施了一项伟大的工程。他知道，他拍的这些照片一定有价值，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有价值，但并没想清楚，在什么时间、找什么人、以什么方式去实现它们的价值。直至他获悉文联副主席迟志刚要来看展，他突然觉得，是时候了！虽然他尚未对这些照片进行系统整理，但他仿佛觉得找到了对的人。果然，迟志刚在赞叹不已的同时，觉得这些照片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包括办影展、出书等。
说到《上海文化名人影像》，要追溯到 1991年，管一明在《上海文化年鉴》编辑部上班，办公地点在高安路宣传部大院内。他当时听到一个名为“抢救文化遗产”的项目，第一反应是，我可以做什么？我是拍照片的，应该赶快把那些老人的形象拍下来！
于是，管一明根据文联下面各个协会提供的名单，自己列了一个拍摄计划，花了两年多时间才完成。他拍文化名人最大的特点在于，别人拍的大多是文化名人在公众场合参加公开活动时的照片，但管一明却大多是深入寓所、一对一、面对面地拍摄。
不仅拍人，拍肖像，拍名人在家里的日常起居生活，管一明还特别重视拍摄每位文化名人的写字台。在当时看来，写字台上放了些什么，或许不值一提，但当时间过去二十年后，他们用的是什么笔，放着两本什么书、什么报纸、什么茶杯，都具有非常大的信息量。
管一明还注意拍墙壁。在客厅、书房的主要墙壁上，挂些什么？比如画家谢稚柳、刘旦宅这些大师，他们家的墙壁上到底挂谁的画？或谁的字？还拍他们的书架。书架上有些什么书？五斗橱上放些什么？这些东西一定能反映主人精神世界的各种信息。
“我知道这些东西价值很高，是金子。拍下来就是金子，是一坛香浓好酒，但必须要‘囥得牢’，越陈越香。这次迟书记来，我很想拿出来给他看一看。果然，迟书记看了也很兴奋，认为这是一批分量很重的照片。今天你是第一个看到这批照片的记者。”管一明对笔者说。
管一明翻开泛黄的相册，指着照片向笔者描述当年拍摄的情景：“拍巴老的时候，他的女儿李小林全程陪同。李小林只给我五分钟时间。拍好后，我对巴金说：巴老，照片拍好了，我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您一生的座右铭是什么？李小林立即‘挡驾’道：‘箇事体勿谈好伐？’但出人意料的是，巴老让李小林去拿笔。李小林对我说，我爸爸已经交关辰光没拿笔了。”巴老最终还是亲笔为管一明写了一段话，让他感动万分。
贺绿汀在家里弹《义勇军进行曲》，白杨在楼道信箱拿报纸，张瑞芳夫妇一同画画、下厨，陈佩秋夫妇在宝钢写生，刘旦宅在书房地上做仰卧起坐，乔奇种花……还有俞振飞、黄绍芬、汤晓丹、苏渊雷、顾廷龙、唐振常、朱屺瞻、陈佩秋、胡问遂、唐云、徐昌酩、周小燕、徐中玉、施蛰存、张骏祥、赵冷月、赵超构……一个个振聋发聩的名字，念一遍都觉得沉重。可想而知，承载着他们音容笑貌的那本相册，该有多少分量。一旦有朝一日结集面世，不正是一张“上海文化名片”吗？
在海上文化中心与管一明道别时，我跟他开玩笑：侬还有啥好东西囥了箱子里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