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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完美地演绎一个角色，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真正成为那个角色。”
我第一次听到别人说这句话，是五年前的夏天。当时我和老孔在城东鸭林冲那片城中村踩点已经两个月，西瓜的价格从两块跌到两毛。我和老孔一组，蔡屹和杨舒明一组，再加上胡大和一个从内勤借调过来的女警，三组人马轮流蹲守在鸭林冲，不分昼夜地摸排，看见形迹可疑、身高在170厘米左右的男性，便从西瓜摊前走开，从卖瓜人的角色进入刑警的角色中——老孔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吃了一惊，足足有几秒钟怀疑那是否和你有关。有可能是九年前他也从你的口中听到过这句话，也有可能他像我一样翻阅过你家书架上那本《社会工程学》，并在其中发现你在书中这句话下面画了两条波浪线。黑色水笔。那本书夹杂在一些成功学书籍、语文教辅书、畅销小说之间，不算显眼。正是确定不会有别的人对那本书感兴趣，我才从书架上取了下来。那本书现在仍然在我的书架上，我猜是这样。老孔说完这句话，递了块手帕过来：“烈。”我才意识到自己流了鼻血，然后第N次看到那女孩踩着高跟鞋从我们面前走过。那天她又换了身连衣裙，我记得和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穿的是同一件。她有五六条不同的裙子，周而复始地轮换，鞋子却总是那一双。大家都揣度过她是做什么工作的，后来才搞清楚那姑娘在医院做护士，总上夜班，名字叫吴晶晶。
正是老孔的这句话，促使我跟报社递交了辞职信，花了半年的时间准备公务员考试——《行测》《申论》《公安基础知识》都不难，唯独体能测试差了一点，面试官之一正是老孔。出考场后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我还以为你流鼻血是为了配合我们，原来真的身体差。这样干现场不照啊。”后来我就进了技侦，主要坐办公室，配合侦查需要提供技术支持，监视、窃听、跟踪啥的。没人对我放弃原先报社的工作改进体制内感到奇怪，因为之后报社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迅速垮成了一条皮囊，拴着二十多年前建立它的那些富有冒险和开拓精神的人，彼此见证着对方的死亡。不久前我去参加副主编的葬礼，他得的是胰腺癌，走得很快。我见识过这种癌症的力量，我父亲也死于这种癌，死反而是一种解脱。葬礼上见到以前的老同事和老领导，他们说幸亏我走得早，不然现在也是等死。我不知道他们说这话是在哪种意义上，这几年我参加了好几场报社领导的葬礼，以前跑新闻跑得最猛的几位记者都老了，轮番在每一场葬礼后写文章，回忆1998年创刊之后的黄金十年，写来写去也就是那几件事。我原先的编辑最得意的事情是，现在已经升任常委的原某副省长，曾寄来一篇看不清署名的散文，他只好擅自为对方安了个形似的笔名发表，后来才知道那文章的作者是谁，还得到了作者对笔名的佳赞，对方又寄来数篇以该笔名投稿的文章，以示对该笔名的肯定。这事我在报社实习时就听他说过，离开数年后又看到他写，恍如隔世。
这些其实都与你无关。
现在是四月，你知道四月的合肥天气什么样——总是阴天，经常下雨。蹲在局里的厕所抽烟的时候，风就从厕所窗户缝隙里止不住地吹进来，像是在拉低音提琴。我在九楼，二楼是刑警大队，有时去二楼开会，在二楼厕所蹲坑的时候，我发现风声略有不同。但九楼的光线要好些，因此二楼的同事总说要搬到九楼来，九楼的同事也总嫌技侦的工作无聊要下一线，彼此都知道这些话只是随便说说。再过五个月，我进局里就满五年了。刚来的时候我蹲在厕所听到这样的风声，就总想起你家里的那把低音提琴。当时我还不知道那是低音提琴，错认成大提琴，你妻子李老师纠正了我，我才知道那把琴是她的。李老师教了我们班两年英语，我们谁也不知道原来她还会拉提琴，懂音乐，是一个文雅的人，也不知道她还有另一个禀赋：坚强。抓到你的时候，是我和蔡屹去通知她的，她等在当时分局所在的那栋楼下面，穿着一条花裙子，头发整齐地梳成一个发髻盘在后面，竟还打着一把遮阳伞。“人抓到了。”我说。她也只是平静地点了点头，一言不发地听我给她简要地描述抓捕的经过。“现在你打算怎么办？”我问。“当然是砸锅卖铁也要救他。”她说完这话两行眼泪才掉了下来，接着说打算请全市最有名的律师王某某。我和蔡屹对视了一眼，我知道他当时想说什么，你和她都不清楚，王某某只是徒有其名。蔡屹那年刚进分局，年纪比我还小一点，难免同情心泛滥，是我出声打断了他开口的念头。他也奇怪，我一个跑新闻的实习生怎么对什么事都這么了解。我说，万老师这个案子受害人有两点你得注意，一是受害人患有甲亢，二是他有呼吸障碍，每晚睡觉都得戴个呼吸机。可能是我错判了你妻子当时的平静，也可能是我其实知道加上这两点对判决也起不到什么关键作用。一审时我去听了，律师果然没有用上这两点信息，最终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不过请律师花了二十来万，我知道她确实是倾家荡产了。后来我跟蔡屹说，你当时如果提醒她是涉嫌越权妨碍司法公正，等他回过神来，我才又补充说，李老师曾经教过我两年英语，我了解她的性格，说什么也没用的。他没意识到，一个班有五十多个学生，一个老师通常要带两三个班，除了了解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区别，我能了解什么啊。
现在我连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区别也都忘了，就记得你妻子念英语的口音不正，带桐城口音，总惹得全班学生哄堂大笑。她也不生气，继续那么念着，浑不在意似的。
过了四年再碰到蔡屹，他成熟了不少，也学会对新来的小年轻发脾气了。干一线的人脾气都不好，再过几年就又好了，因为最破的破事儿都挨个儿碰完了，都学会跟老孔一样的口头禅：“好大事。”当时蔡屹跑到五楼冲着搞勘查的那个新来的刑警发脾气，老孔就是这么劝的。这事我没亲眼看见，是老孔跟我搭档踩点时说的。发脾气也应该，五年前那个案子，一开始谁都没想到会是那么大一个案子，连老孔都没重视。失踪者的儿子来报案的时候，我们只找到了失踪者失踪那天在银行和路控的两段录像，当时街上布控的摄像头还没那么多，质量也不好，路控的录像显示失踪者被一个踩自行车的男人从鸭林冲附近的公交站接走。搞勘查的小年轻信誓旦旦地保证那男的身高在170厘米左右，大家也就信了他，在鸭林冲蹲点两个月，都按170厘米这个信息摸人。嫌犯没抓到，倒是抓了几个偷窃内衣内裤的、偷窃花瓶的、撬人车锁的小贼，还有卖淫的、嫖娼的、打架的，甚至处理了几起家庭纠纷。那时候老孔话比较多，不像现在，只会讲三个字：“照”，“烈”，“搞”。胡大则不管开口讲什么都是以“哄妈×”和“愣你妈”开头。杨舒明是最有技术经验的刑警，在一线干了很多年，人长得帅，棱角分明，说话前总要沉思良久，吐几轮烟，等到烟雾退散干净，再来一句“这个点位恐怕我们找得不对”。后来他升了副局长，开专案会议的时候，也是这个派头，整个会场数他最像警察，跟电影中的差不多。干了刑警你就会发现，乍看上去，根本分不清谁是警察谁是嫌犯，有的时候，嫌犯看着甚至比警察还要干净点。最近我跟的案子嫌犯就是这样，审讯的时候蔡屹连珠炮似的吼了半天，主犯才说：“我是一个斯文人，你能否不跟我这样讲话？”主犯叫沈见云，名字倒是挺斯文，干的买卖是套路贷，好听点叫小额贷款，其实就是以各种恐吓手段把贷款人的抵押房产滚雪球般弄到手，专挑老弱病残下手。心黑得很，不过倒也谈不上涉黑。他挺倒霉，正巧撞上中央督导组下沉到我们市。“你手下都已经交代了，知不知道犯这个事儿至少得判二十年？”蔡屹这么问，他才稍微放下了点斯文人的架子，说：“我知道。” 还是说说跟你有关的事情吧。
抓捕你的那次行动我没跟着，一是要跨省，也不知道去了得跟多久;二是我当时还太嫩，不过是个实习记者;三是你的案子动静太大，公安对媒体不放心，封锁一切消息。全市跑社会新闻口的记者都在守这个案子，就像一群秃鹫守着一具奄奄一息的身体。我的编辑给我介绍了老孔对接，他当然没搭理我。当时他和胡大是负责这起案子的主要探员，争分夺秒地忙着四处找线索，找和你有关的人，侦查、研判、开会，发布悬赏通告。发布悬赏通告通常是最后一步，万般无奈。十年前想要找一个人出来，不比二十年前简单多少。现在想找一个人，就简单多了。连我们技侦都用不上。最近不是因为这场浩大的行动，本来也用不着把我从技侦抽调到一线，人手实在不够。主要人马在搞另一个案子，残疾人团伙开的流动赌场，那案子比我和蔡屹跟的套路贷要大不少，真正意义上接近涉黑。嫌犯倒不难抓，悬赏通告一发，嫌犯纷纷自首，难的是找受害人。去赌场赌钱的，要么怕打击报复，要么自己身上也背着案子，干脆一躲了事。用蔡屹的话说，“都是一帮烂人”。那案子的主犯叫刘杰，五十来岁，腿脚不大方便，最早是蹬三轮的，后来结识了一帮蹬三轮的残疾人兄弟，一合计就开起了赌场。抓过，出来继续开。汲取失败教训，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经验越来越足，场子越开越大，哪里都有他的兄弟，后来不光是残疾人，身体健全的也参与进来，招商引资，明面儿上是开洗浴中心、娱乐会所的，赌场和实业分开，流动性质，随赌随开，场子随赌随定。赌场管理模式极其复杂，大股东、小股东、内场团队、外场团队、经营团队、赌客团队，还有望风的、护场的、管交通的。每个赌场四个大股东，大股东下设四五个小股东，抽水获利，其他人工资日结，两百到六百不等。每晚开布控会议我和蔡屹也得参与，整个分局的人都调动起来了，还有从下面派出所抽调过来的人，也根本抓不过来，整个组织架构一页投影都显示不完。“他们赌场分团队，我们也分团队。”杨舒明说——现在得叫他杨局，“两个大组，一个内勤组，再加一个机动部队。”我和蔡屹属于机动部队。刘杰其实早就被我们抓了，在看守所蹲了一个月，零口供。自首的都是小股东和工资日结的人。“现在你们第一个任务是抓大股东，第二个任务是对衍生犯罪进行查证，一经查证，马上立案。”杨局说。小型抓捕行动已经断断续续持续了两个月，现在不比20世纪90年代，一个警察出警能抓十个人，喊一声“不许动”，人就真的一动不敢动。现在出去十个人，才能抓到一个人，还得偷偷摸摸的，一旦暴露，人全跑了。杨局部署完，就问上一次抓捕行动结果怎样，会场没人回话，过半天一个人答：“结果怎样我不知道，反正受伤的是我。”全场哈哈大笑。胡大给那人抛了根烟，骂道：“愣你妈这些人对警察可还有一点敬畏心？”杨局沉默半晌，吐了口烟，一拍桌子，说：“那点位不就来了吗？谁打的你？几个人动的手？开完会立刻做材料，先给他定个袭警，妨碍公务罪，关到看守所再说。”
我和蔡屹白天去看守所审沈见云，晚上睡局里宿舍，随时待命。沈见云也不好审，见完律师，更斯文了。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一口上海口音的普通话，人是肥西农村的。总之就是全程绕场。我们只好一天天地审，每天问的都是一样的话，直到把他搞崩溃为止。审讯主要由蔡屹来，我只是个陪衬。因为按规定审讯必须有两人在场，还得全程录音录像。唯一的好处是看守所的伙食比局里食堂好些，所以大家都把去提审视为改善伙食，算是不错的差事。看守所的审讯时间是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半，下午一点半到四点半，超过时间狱警就满场赶人，犯人四点半吃饭，五点才轮到其他人。中午时候我们就在看守所食堂里面的沙发上躺一会儿，蔡屹也不睡觉，总是拿着个手机打“吃鸡”游戏。
审了几天，蔡屹问我：“现在你知道干现场多累了吧？”
“我知道。”
“还是你们九楼舒服。”
“也不舒服。”
“怎么不舒服了？”
“心里不舒服。”
“跟这些烂人打交道心里就舒服了？”
“至少感觉真实一点。”我又说，“还能跟人说说话，不像我们，什么事都得憋着。”
“也是。”蔡屹又说，“还是以前好，哪来这么多规矩，审个人费这么大劲，干什么都要做材料，留档案，文山会海。对了，你以前不是记者吗？写材料你应该拿手吧？”
“两码事。”
“也是。”蔡屹埋头继续打游戏，突然又抬起头，“你可记得孙建才那个案子？”
“记得。”
“你知道当时他怎么招供的吗？”
“不是逮着就招了吗？”
“不是，我说他后来那个案子。”
“哦。怎么招的？”
蔡屹嘿嘿一笑，说：“老孔没跟你说吧。毕竟当时你还不是自己人，这种事不好跟你讲。”
“怎么招的？”
“当时他不肯招，老孔审完拿了身衣服给他换上，准备押看守所了嘛，结果他不清楚状况，毕竟牢坐久了，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就问老孔这是要干吗。老孔灵机一动，骗他说准备送去枪毙。他以为还跟20世纪70年代一样呢，随便抓个人，头儿定个罪，就直接送去枪毙，一下了，就全都招了。”
“哦。还有这事？”
“所以说还是以前好。不招就直接一板脚。哪里像现在。上次开会市局来了个领导，说你们开枪的时候别往致命部位打。这不是搞笑吗？别往致命部位打，你让射击冠军来打打看可有那个枪法？”说完又猛地怪叫一声“好险”。他在说游戏。
我没接话。
“愣妈，卡了。”
“啊？”
“我其实知道他在说什么，”他说，“这破手机。”
“局里不是要發新的了？华为mata20吧？”
“我这就是。”
“你自己买的啊？”
“之前发的坏了。硬是启动不了。反正这批名单也没我，还得等一年。”
“正好，发了给你女朋友。” “分了。”他说，手指又开始飞快地操作。
“分了？”
“分半年了。”
“为啥分？”
“你觉得哪个人愿意跟警察处对象？老孔到现在不还单着，他都四十多了吧。张旭、大翔都在闹离婚。生了孩子的更惨，想离都离不了。”他扑哧笑了。
蔡屹说的张旭就是之前办鸭林冲那案子时刚来的搞勘察的，谈了个女朋友是学医的，第一次接触命案，后来去挖掘现场，女朋友非要跟着，因为好几天见不到他人，领导也准了，到了现场女朋友没啥反应，他自己先吐了。后来说好长一段时间都不能吃肉，有次闻到楼上邻居在炖排骨汤也吐得稀里哗啦。
“再跟你说一件好笑的事，现在缉毒大队那个小马你知道吧，前几年刚进来的时候，有次出警听说对方可能有枪，他还穿了防弹衣，搞得跟真三似的，到了一看，就他一人穿防弹衣，几十斤重，跑都跑不起来，后来你知道他怎么把对方制伏的？”
“怎么制伏的？”
“他上前就把对方抱住压倒，他一个一百六十多斤的人，再加上几十斤防弹衣，对方活活给压得动弹不得。”说完他自己先笑了起来，见我没啥反应，适时地停止了笑，又叫，“这帮逼！”说的还是游戏。我靠在他对面的沙发上，只能看到几个小人在里面乱走，眼花缭乱的。
打了一会儿，他又说：“唉，跟你说这些也没意思，以前的事你也不晓得。”
“我比你还大一岁呢。”
“我也纳闷，游戏你也不打，说话你也不乐。想跟你开黑吃个鸡都吃不了。我看你还是跟老孔搭档比较合拍。他也是个闷豆子。”又说，“不对，他话少，但不闷。”
我盯着手机屏幕看了会儿视频，说：“游戏我也打过。”
“什么游戏？”
“《仙剑奇侠传》。”
“几啊？”
“几？”
“《仙剑》几？”
“我就打过一个，好多年以前了，我还在上初中。”
“你上初中，那是什么时候？哪年？”又想了一会儿，我说，“那是《仙剑2》了。”
“主角是李逍遥。”
“不是，2讲的是李逍遥后人李忆如的故事。那你打的就是1。好老了，1995年出的。”
“那我打的就是1，讲李逍遥赵灵儿的。”
“你那会儿才打？”
“我初二家里才有电脑。”
“你家里条件也算不错了。我到上大学才有的电脑，还是自己打工赚钱攒的台机。”
“那年我爸去世了，给我留了笔钱，我用那钱买的电脑。”
蔡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飞快地转回去，眼睛盯在手机屏幕上，手指还在动着，但心思好像已经游离到了其他地方，没多久屏幕上就出现了游戏结束的画面。
“不过都好多年前的事了。”
“哦。”又问，“你是哪个初中的？”
“四十四中。”
“高中呢？”
“六中。”
“好学校。”
“你呢？”
“我不是合肥的，我宣城的，你忘啦？”
“哦，对。可能是你合肥话讲得太地道了，我老以为你是合肥的。”
“毕竟也待了十来年。”又说，“你好像不大讲合肥话。”
“我讲的不是合肥话？”
“有口音，但不够土。”
“哦，可能是因为我们学校都讲普通话吧。上学的时候讲合肥话要给人笑。”
“你父母不讲合肥话？”
“我妈不是合肥的，我爸很早就死了。”
“哦对。”像是懊悔再次听到这件事。
蔡屹退出游戏，看了眼时间，说：“还有一刻钟。”
我还靠着沙发，说：“我就打过那一个游戏。游戏盘是我初中同桌给我的，说特别感人，非要我打。说她打完哭死了。”
“是挺虐的。不過也就那样吧。”
“嗯，也就那样。”
蔡屹坐了起来，提上包，说：“走吧。”
我也坐起来，看了眼手机屏幕，还没播完，于是没锁屏，拿在手里，让视频继续无声播放。
我们从食堂走出去，向看守所的方向走。他突然开口，说：“我刚想了一下，认识你也快十年了吧？”
“九年。”
“对，九年。”顿了顿又说，“但我感觉好像完全不认识你似的。”
“怎么才算认识？”
“我就说，我感觉不太了解你。”
“两个男的之间有什么好了解的。”
“怎讲呢，我总觉得你不太像警察。”
“那像什么？”
蔡屹停下来，故意严肃地看着我，说：“更像一个卧底。”说完自己又笑了。
我没停，走了两步，来到看守所大门，掏出警官证跟门口守卫的武警比画：“提审。”
武警看了眼证件，给我们开了门，我拉开门走进去，蔡屹跟在后面。我走到大厅，填好申请，从窗口递进去，蔡屹站在旁边，掏出烟盒，递给我，我没接。狱警说：“7号。”
我们往审讯室的方向走，得先路过长长一排律师接见室，让蔡屹有工夫抽完一支烟。路过厕所的时候他让我等一下，进去撒了泡尿，出来的时候，烟还没抽完。我说：“你这话我也听别人说过。”
“什么话？”
“卧底那个。”
“哦，还有谁？”
“杨局。”
“哈，他怎么说的？”
“还是孙建才那个案子的时候，我还在做记者。那阵子我早晚都跟着你们，人手不够还叫我去跟着出把力。”
“这话说得，那是看在你跟咱们熟的份儿上让你体验一下现场。”
“对。体验现场。当时我家住得远，经开区那边，就杨局跟我一个方向，有时回去我就搭他车。杨局你知道的，我也不知道跟他讲什么。有次在车上，他突然问了我半天写东西的事，说你们握笔杆子的是不都得经常体验生活，我说算是吧。他说哦，那你来我们这儿就是来卧底的。” 蔡屹乐了，笑了半天，说：“像他说的，你怎么回的？”
“我没说话。”
“要我就说是。他肯定就没话了。”
7号审讯室门开着，沈见云已经坐在里面了。蔡屹在门口抽最后一口烟，我等着他。
我没说杨局后来还说了一句话。杨局说：“你们写东西的，一定很擅长撒谎。”我没看他，他也没看我。我说：“你说的是作家。我不是作家，是记者。”我从脚旁边的包里摸出一盒烟，杨局看了眼，说：“什么烟？”
“我也不知道，瞎买的。”
杨局匀出一只手，把烟盒拿过去，眯着眼瞅了瞅，说：“中国红，金圣，江西的。”然后还给我。
我抖出一根递给他，在包里找了半天没找到火。杨局说我这儿有，从手刹旁边找了个火机，上面写着某某会所。我给他点上，自己也抖了根点上。他把两边车窗放下了点，风猛地吹进来，我呛了几口。杨局瞟了我一眼，说：“会抽啊？”
“会，就是风有点大。”我把火机放回手刹旁。
“你拿着吧，我不缺火。”杨局说。
那盒烟被我陆续散给了老孔、胡大和蔡屹。那女警也抽烟，但为了不引起注意，就没抽。胡大看到烟盒，第一句话就是：“你这烟腐败啊。”胡大那时老抽南京，中档的，五十块左右。老孔什么都抽，荷花、黄鹤楼、普皖，偶尔掏盒1916，胡大就笑问又有谁给他上供了。蔡屹一直抽普皖或金皖，没见他换过别的，除非断烟了的时候。烟对警察来说跟命似的，管后勤的只要听说谁彻夜干活，就会抽空送几包烟过去，给干活的兄弟续命。现在大家都不抽中高档烟了，就算有也不会在局里抽，以免被人盯上。只有胡大还在抽中档南京，开会时则换成秘密花园，云烟下面的一种细烟。他就那性格，说话口无遮拦，做事也大大咧咧，不记仇。胡大说完那句话，我就把烟换成了普皖。当时我抽不出区别，现在才知道那烟是真的好抽，卖一百不是没道理。
在鸭林冲踩了近两个月，大家都疲了。报案人也不急了，他也知道他妈是干吗的，五十多岁了，总跟男的鬼混，出什么事都有可能。来报案时就跟我们说，可能不是失踪，就是自己躲起来了，或者跟哪个姘头跑了。本来光是一个失踪案，也不会引起分局的重视，是当时不久前正好发生了一起强奸杀人抛尸案，在距离鸭林冲不远的一块荒地上，什么线索都没有，分局觉得这起失踪案可能和那案子有关系，就锁定在了鸭林冲。这地方平时就乱，经常出事，踩了两个月都没动静，胡大这组和杨局这组都准备撤了，因为还有别的事要忙，觉得不值得在这个失踪案上花太久时间。鸭林冲的人对我们也都熟了，查不出更多的东西。在那里摆摊卖瓜的统共有十来个，一开始我们在附近转悠的时候他们还把我们当成买瓜的，见到就吆喝，看我们隔三岔五老来，知道不是买瓜的，套了几回近乎，不确定我们是干吗的，但心里多半有数。后来熟了，经常叫我们帮忙看个摊子，自己去附近撒尿，或是去附近找朋友，幾个人支一个小桌掼蛋。最后就剩我和老孔还驻守在那儿。天很热了，老孔还穿着双黑布鞋，坐在瓜摊后面，有人来买瓜，就招呼老板过来，不敢擅自替他买卖。最常让我们帮看摊子的老板是长丰的，和几个长丰老乡隔壁村，自己不种瓜，收购了村里瓜农的瓜以后再一卡车拖到市里来卖。老乡有开五金店的、有开小卖铺的、有做水电工的，干什么的都有。其他卖瓜的大多是肥西的，自成一伙，他跟他们玩不到一起，所以一跑就跑老远，经常找半天。有次来了个买瓜的，老孔去找老板，半天没回来，我就自作主张卖了。回来老板也没说啥，默认了我们之间的信任关系，还切了一个瓜让我们解解渴。老孔没拒绝，我也就跟着吃了。老孔问老板一车多少个瓜。老板说我哪儿知道，按斤收的。老孔问那多卖了少卖了你不是也不知道？老板说不会的，我瞅他机灵。老孔说你就不怕他中间砍一刀给你抽个水？老板笑了笑，说我知道你们是干吗的。老孔问你说干吗的？老板说来找人的吧。老孔笑了笑没说话。
他们讲话时我又流鼻血了，这回我自己意识到了，从裤兜掏出一团纸擦了擦，撕下一块，揉成一小团把一只鼻孔塞住。老孔看了看街上的人，说没见那姑娘啊，你怎么又流了？我说热的。老孔说好好的办公室不坐空调不吹，来受这罪干吗？我说记者哪有坐办公室的。老孔说估计没两天咱们也撤了。
我看了一眼老板，他离我们两步远，嗑着瓜子，眼睛瞟着大街，也不知是不是在听我们说话。我问是不是局里来指示了。老孔说哪有什么指示，总不能一直蹲着吧。我说那案子就不管了？老孔说破不了就搁着呗，也不能硬破。
我又问：“万老师那个案子你们当时怎么破的？”
老孔看了我一眼，反问：“是哪个万老师？”我说：“就是教师新村那个案子。”老孔说：“哦，你说那个案子呀，你当时不也跟着吗？”
“我当时在外围，没跟你们去现场，抓捕整个过程我也没跟。当时你不让我跟嘛。”老孔说：“那案子是比较大，不合适让你跟。我记得当时新闻稿是你写的吧，后来全省媒体都用你的稿子，叫什么‘独家新闻’。”
我说：“哦，是。我还拿了个新闻奖。毕业就直接进了报社，免试录用。”
老孔说：“烈。我当时就觉得你小子照。”
“当时你们谁都不让跟，万老师跑了之后，是我提供了一条线索，你们才让我跟的。不过也就是跟个外围。”
“哦？还有这事？你说了啥来着？”
“我说万老师很有可能去了南方，深圳或者东莞。”
“哦，就这啊。我想起来了，好像是的。”
老孔没再说话，好像这件事的重要性已经完全被记忆稀释了，不值一提。那个时候他的反应不是这样，编辑给我介绍他对接之后，我去了几次分局，都没人搭理。直到我有次终于在分局门口撞见老孔，那时分局还在市里，一栋二层楼，现在那里变成了分局的执法办案中心，嫌犯抓到后先送到那里扣押，进行四十八小时审讯。我拦下老孔，重新介绍了一次我是谁，说想采你的案子，他说正忙，抬脚就准备走，我说关于这案子我还有一些线索想提供。他这才停下来，问什么线索。我说你的妻子李老师是我高中两年的英语老师，我还去你们家上过英语辅导课，对你有一定的了解。说到这儿，他开始往回走，请我进去坐坐。他办公室在二楼最里面一间，隶属重案组。我坐下来，他给我倒了杯水，拿起桌上一盒烟，想递给我，我说不抽。他这才反应过来，抽回手，说看你样子还是学生吧？我说大四，正在报社实习。他说具体情况你展开说说。我说我其实知道得也不太多，就知道你在育英中学教语文，高二升高三的暑假，也就是2006年夏天的时候，我和另外几个同学一起在你家上过暑期英语辅导课，因为高一高二就把三年课程学完了，高三整个一年都得用来备考，我们学校的学生通常都会在这个暑假提前上辅导课，巩固重点知识。他说哦，说重点就行。我说我就是那时见到的你，瘦高个，眼皮耷拉着，好像睁不开似的。他插话说你就是长这样子。我说你家住在教师新村某单元某号，六楼，是顶层，两居室，一间卧室，一间书房。我们本来在客厅上课，因为宽敞，可客厅没空调，只有一架老式吊顶风扇，一开呼啦呼啦响，大家热得汗流浃背，李老师就把卧室里的立式风扇搬了出来，还是热。我们就搬到了书房，因为只有书房有空调。我就是在那时看到你家书房里有个低音提琴，我说李老师您还会拉大提琴啊，她说那是低音提琴。老孔已经有些不耐烦了，说这些我们都知道，现场都去看过不知道多少回了，就说万老师就行。我说一开始我们在客厅上课的时候，你一般都待在书房不出来，偶尔出来上个厕所，也不跟我们说话。后来我们挪进了书房，你就搬到了客厅，一般都在看电视，有时能听到你看电视时发出的笑声。老孔说你要提供的线索就是这些吗？我说我觉得万老师不像一个会杀人的人。老孔说你妻子也这么觉得的。我说我听到有传闻说万老师妻子和被害人有不正当关系是真的吗？老孔说不好意思这个我们也不知道，知道也不会说。说到这儿他站了起来，说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我说有。我说我在李老师家补课的时候听到他们俩吵过架，好像是为钱的事，我说我听到万老师曾经去深圳东莞一带打过工，对那一带熟悉，如果他要跑，很可能会跑到那里去。老孔沉默了一会儿，说知道了。 老孔又问，万老师妻子的事情你从哪儿听来的？我说哪个事情？他说不正当关系那个。我说我前两天想去采一下李老师，没见到她，就和他们小区门卫聊了聊，门卫说的。他说这都是谣言，网上传什么的都有。我说我也上网看了，还看到有万老师的学生发帖让他快回来自首。他没说话。我说我看到有学生说万老师借钱给他缴电话费，都是好话。他说这些都不足以说明什么。我说嗯，是不足以说明什么。老孔又一次站起来，准备送我出去，送到门口时，他说你要是想跟这个案子就跟吧，只不过在人抓到以前不能乱写。我说不会的，我是记者，写的只能是事实。
后来我就成了唯一还能跟你的案子摸点边的记者。当时你已经逃了二十来天，网上的传闻铺天盖地，有说你妻子跟受害人有一腿，是情杀;有说你和受害人有积怨，是仇杀;有说你贪图嫉妒受害人的家产，是谋财害命。育英中学的贴吧里还有不少你的学生发帖，有呼吁你赶紧回来自首的，有说你是一个好人经常接济学生的，也有惊讶你会犯这种罪的。多数帖子都是匿名，只有IP地址。其中有一个IP地址是我的。因为接触不到核心线索，我只能从老孔介绍我对接案情的蔡屹那里得到些许他们的侦查动静，每天都泡在育英中学贴吧里关注一切和你有关的信息。
你作案后逃得很快，老孔他们只查到你连夜去了南京，然后去了重庆，之后就再无线索。他们本来觉得你可能会往川藏一带跑，那里是个躲藏的好地方，后来又觉得这可能是你故布迷阵，在我给老孔提供了那个线索后没多久，他们就赶往东莞，和当地公安取得联系，在整个东莞及其周边地区布控。局里一下子空了，只剩下我和蔡屹。蔡屹說这案子影响太大，上面领导下了死命令，三个月内必须把人抓到。这中间我去找过一次你妻子，是在学校里找到的。那时她在带两个高三班，临近高考了，学校觉得这对她和学生都不好，就暂时停了她的职，让别的老师代班，薪水照发，让她做一些教务工作。我找她那天是一个黄昏，她没在教职楼，同一个办公室的老师说她包还在，应该还没走。我就在学校里找。学校不大，一栋教学楼，一栋教职楼，还有一栋实验楼，剩下一个篮球场、一个体育馆和一个足球场。十分钟能转一圈儿。我从教职楼出来往里面走，没多远就看到足球场里有人在一圈圈地走。我快走了几步，走近足球场，叫道，李老师！她停了下来，转过身看我。我跑了几步到她面前，又叫，李老师。她看了我几眼，没认出来，问我是谁。我说我是她教过的学生，5班的，04届。她漫不经心地说哦，也不知道有没有想起来。我说我还上你家补过课，你家书架上有不少书，有两排都是英文书，我还借过几本。她说嗯，找我有什么事吗？我说我现在报社做记者，想问一下有关万老师的案子的事。她说对不起，我不接受采访。又说，曾经是我的学生也不行。我说那我不问了。她转过身去继续走。我又追了两步上去，跟她并肩一起走。她也不阻拦，只是自己闷着头走，好像对其他任何事都不在意似的。我并肩走了几步，又觉得不合适，就故意落了两步，跟在她后头。操场一圈是四百米，上学的时候我经常在晚自习后来这里跑步。走了半圈，她突然停下了，说我每天在这个操场走，我走过的时候，所有人都在我背后指指点点，你知道我是什么感觉吗？我说我知道。她说你知道个屁，又接着走。我继续跟在她后面，走了半圈，她又停下了，说我希望他们赶快抓住他，又希望他们永远别抓住他，他跑得越远越好。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李老师多保重，我先走了。她没说话，继续向前走。我离开足球场，朝学校大门走去，路过门口附近的校展示窗，看到上面贴着一些通知和海报，一张海报上写着“合肥六中2009年度文学之星”，下面是一名学生的照片和名字。我想起来我的名字也曾经在这张海报上。
直到鸭林冲那案子时，我都还以为是我提供的线索给了老孔他们找你的方向，等我自己干了刑警，才明白我能提供的信息，警察一定早就知道了。那时我还天真。老孔他们去了十几天，终于决定张贴悬赏通告，合肥、你老家金寨、李老师老家桐城、东莞、深圳等几个地方同时发布。之后举报线索不断，老孔他们只能分出几个行动队出来，一部分核查线索，一部分在东莞贴地摸排，一部分在几个你可能会出现的地方蹲守。我在你家上辅导课的时候，曾看到书架上有一本厚厚的英文书，名叫《Moby Dick》。一开始大家都很老实，休息时也不敢随意走动，后来去得多了，课间时大家就站起来在书房四处研究，有的去到客厅和你一起看会儿电视，我通常会站在你家书架前浏览，不过很少抽出来翻看。那次李老师见我盯着书架浏览，就抽出了那本《Moby Dick》，说我如果有兴趣可以借给我回家读。我问这是什么书，她说是一本小说，中文名叫《白鲸》，是一个美国作家写的，讲的是捕鲸的故事，不过单词量很大，可能读不明白。又说虽然读不明白，读一读也挺好。我问能不能多借几本，她说没问题，我就从书架上抽出了那本《社会工程学》和另外几本书。她看了看，说《社会工程学》这本是万老师的书，不过想看也没关系，她随后跟你打个招呼。我不知道她后来有没有跟你打招呼，估计打了你也没有太在意。我们在你家上辅导课通常是每周两次，每次三个小时，一小时五十块。我一共上了八次，就没有再去了。最后一次去的时候我把那几本书带上，还给了李老师，并告诉她我家经济条件有限，还要同时上数学和文综的辅导，剩下的课就不继续上了。她说没关系，你自己安排就好，还给了我接下来的课的讲义复印件。后来高三，你妻子回老家待产，我们换了一个英语老师，讲一口标准普通话和一口标准英式英语。那几本从你家借来的书我都没怎么看，《Moby Dick》只翻了一个开头，看懂了第一句话，就没再继续读下去了。上大学的时候，我在图书馆又看到这本书，翻译版，重新借来看，也没看完，实在太厚了，就知道故事讲的是一条船的船长要找一只叫莫比·迪克的白鲸。不知道最后找到了没有。
举报你的线索太多，大多都是无用的信息。这就是发布悬赏通告的缺点，有时候来举报的线索写得跟小说似的，残疾人赌场刘杰那案子就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我跟着蔡屹弄沈见云那个案子快半个月，沈见云还是不交代，局里就安排我去跟赌场这案子，刘杰虽然已经抓住了，但还有两个重点人物没抓到，一是他弟弟刘虎，二是他一个情妇，叫小如。抓捕行动开展了几次，都没抓着人。因为对方把我们局里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不仅知道刑侦大队有多少人、人都长什么样，连我们有多少辆车、车牌号是多少都一清二楚。刘虎躲在蚌埠附近一个村里，每次车还没进村就有人通风报信。小如倒是不难抓，人虽跑了，但刚生了孩子，孩子在父母家，派人蹲着就行。一个女人不可能不回去看孩子，更何况是刚出生的。杨局开会分析为什么每次我们抓人对方都能提前知道，还把我们的情况摸得这么清楚，一定出了内鬼。有内鬼大家其实都明白，刘杰的赌场开了不是一年两年了，这么多年稳稳当当地开着，还做这么大，不可能没有人。一个辅警已被我们抓了，但肯定还有更大的人物。这话大家不敢随便说。这场扫黑除恶行动表面上是扫黑，其实质目的是打伞，保护伞。也就是清查内部人员。中央督导组来了后，气氛立刻紧张起来。大家都知道举报到中央督导组的线索不光有涉黑的，还有我们自己人的。只是不知道谁，纪委什么时候行动，但既然来了，总归是要带几个人走的。普通探员还好，科级以上干部人人自危，活了这么多年，谁在外面没点儿兄弟朋友？杨局在会上讲出“内鬼”这两个字的时候，大家集体心跳了一下。只有胡大还是那么满不在乎，每晚开会前逮着我们跟他在宿舍掼蛋。为了抓刘虎，杨局把我从沈见云的案子抽调过来，从机动部队到了一队，主要任务就是抓刘虎，因为我常年在技侦，不怎么抛头露面，对方应该不清楚我是谁，又调了辆私家车来给我们用。最后一次去审沈见云的时候，蔡屹出去抽烟，留我和沈见云在审讯室里。我跟沈见云一句话没有说过，他也早习惯当我不存在。蔡屹不在的这段时间里，我跟沈见云说了三句话。我从那本厚厚的卷宗里抽出了一份嫌犯的资料，问他和吴晶晶是什么关系。他愣了一下，仿佛突然听到一个哑巴开口说话，他没回答，于是我说了第二句话：你知道吴晶晶是同性恋吗？他瞪着我，说怎么可能？我没有继续说——我猜蔡屹那根烟应该快抽完了，我说了最后一句话：你这名字怪好听的，是谁给你取的？他又愣了一下，然后说，我妈。 我和蔡屹从看守所出来，蔡屹把我带到分局，我在分局门口叫了辆滴滴回家。司机从上车起就跟我聊扫黑除恶，说你们最近在打黑吧？我说是。他又问是不是在搞赌场的案子。我说是。他继续说，昨天抓了不少人吧。我说师傅，你知道的也太多了吧。他说我看新闻看到的。我没搭茬，他又说，听说最近中央督导组到合肥了。我说，乖乖，师傅你真不简单啊，什么都知道。他说我哪有什么不简单的，我就是一开滴滴的。我说这可不好说，开滴滴的我们也抓过不少。他一下子不敢说话了。车上广播在放刘欢的一首老歌，《从头再来》。我当然没真怀疑司机有什么不对，每次我在分局门口叫车，上了车之后司机都爱跟我聊两句，觉得警察这工作很神秘，新鲜。我通常都是照例抱怨一下警民关系，说现在警察不好干啊，每天累死累活还挨老百姓骂，其实你想想，一个普通百姓一辈子可能和警察都打不了什么交道，最可能打上交道的是交警，贴条儿啦，酒驾啦，然后就把对交警的恨发散到警察整个群体上了。现在还“有警必出”，全国两百万警察，三百万辅警，人人有困难都要找警察，我们能不累吗？我正准备跟司机按照这套路聊下去，司机开口了，说他是退伍转业军人，退伍的时候有两条路给他选，一条是进工厂当工人，一条是進公安当警察。他选了工人，结果工厂没两年就倒闭了，他当兵的战友有不少进了公安，所以他对公安的情况有一些了解。我没说话，听了一会儿歌，然后问师傅知不知道这首歌的背景。他说当然知道，90年代下岗潮嘛，他就是那时下的岗。我说你和我父亲一样，我父亲原先也在工厂当工人，合钢厂，后来国企改革，他被买断工龄下了岗。他说那是哪一年？我说1998年，那年我就记得两件事，一件事是洪水，第二件事就是我爸下岗。
那时工厂改股份制，需要每个工人拿出三万块的股份钱，拿不出来就走人。我父亲当时工资才三百多，我妈在医院工作，不是正式编制，在药房上班，工资也才两三百。家里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我爸就拿了三万多的买断费出来了。我家住在我爷爷留下来的工人宿舍里，四十几平米，一直住到我上大学。1998年夏天，全国抗洪抢险，家里电视新闻上播放着温总理在抗洪一线慰问解放军和武警官兵的画面，我家门口的洼地积了一摊水，我把平时家里的大澡盆拖出来，坐在澡盆里划船，开心极了，仿佛这样就能划到大海去，心里想着洪水再大点，永无止境就好了。我爸去找厂长闹事无果，回来看到我在家门口划船，把我整个人从澡盆里拎出来，狠揍了一顿。我不恨他。从那以后他的精神就不太稳定了，一开始他最恨厂长，后来恨的是国家，9.11那天我从学校回来，他拉着我欣喜若狂地说，美国人被炸了，炸得好。电视新闻里反复播放飞机撞上双子塔的画面，我不知道美国人被炸和我们有什么关系。那时候他已经是胰腺癌晚期，只是我们谁都还不知道。等知道的时候，一切都晚了。正因为他走得太快，没花家里什么钱。我爸离开工厂拿到的那笔钱到他走几乎没花多少。我妈给我单独存了一个存折，说留着给我上大学用。初二的时候我曾经动过念头想用那笔钱买一台电脑。当时我的同桌是个学习不太好，长得挺漂亮的女孩。短发，总穿T恤和牛仔裤，假小子似的。她家挺富裕，家里从小学时就有台386，后来又换成了486。每次电脑更新换代她都会换台新的。老师上课的时候她从来不听，总是找我说小话，很喜欢打游戏，每天跟我聊的都是游戏。我接不上话茬，只能听她讲。这个游戏是讲什么的，那个游戏是讲什么的。一开始打的都是单机游戏，后来沉迷网游，就经常翘课去网吧，回来找我要课堂笔记。那张《仙剑奇侠传》的游戏盘就是她塞给我的，非要我打，我只好说我家没有电脑，她想了想说，那你来我家打吧。我没答应。后来她就和我们班其他几个喜欢打游戏的男生混到一块去了，一起结伴去网吧包夜，打一个叫《泡泡堂》的游戏。这个游戏没有什么剧情，她跟我自然也就没什么好说的。她爸来过一次学校，因为找不到她人，就找到了我，我说我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但某某可能知道。第二天她红着眼睛来上课，一天没跟我讲话，说是我出卖了她。自此以后，我成了她爸监视她的一件利器，她有没有和那几个男生厮混、每天上课表现怎么样、有没有挨老师批评，都成了隔三岔五她爸打我家电话时我汇报的内容。我通常都是有一说一。她恨了我一个学期，她的名字叫吴晶晶。
在鸭林冲踩点我又一次看到了她，和上学时比变化挺大，长发，穿裙子，还学会化妆了，但仔细看还是能看出几分稚嫩。踩着一双跟不高的凉鞋，妆化得其实不太好，脸看上去像是被摧残过似的。我变化应该也挺大，又或者每天穿得破破烂烂，脸晒成了黑炭，蹲在瓜摊后面，看上去就像农民的儿子。所以她从我眼前走过好几回，都没认出我。我自然不会主动上前和她打招呼。每次她来鸭林冲都是一个人走的，只有一次走到半路上，迎来一个小老头，个子不高，略和她平齐，贼眉鼠眼的。她看到他，似乎斥责了几句，对方也不生气，讨好似的要挽着她的胳膊一块走，被她拒绝了，两人便一前一后地沿着小路走进去。当时老孔不在，我忘了是去找瓜摊老板还是撒尿去了。他回来时我也没跟他提这事。只是暗自琢磨着她和那老头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老往这儿跑。
写你案子的那篇新闻能得奖，倒不是我写得有多好，纯粹是因为我占有了第一手材料。在东莞那边摸排了一个多月，大队也都疲了，开始陆续往回撤，就老孔和胡大几个人还留在那边。我从回来的人那里得不到太多信息，因为他们本身也没找到什么线索。大家都觉得你不好抓，胆大心细，行动也叫人摸不透。你作案后的第一反应竟然不是逃跑，而是先去医院挂水治伤，又去银行汇了一笔款，完了才又回到死者家中分尸藏尸。社区警察接到被害人妻子的报警电话，已经上门去查看情况了，他们撬开大门，在客厅里没看到什么不对，当时你就躲在卧室，用被害人的手机给他妻子发信息，假装被害人还活着，说自己在老家父母那里，他们竟也被你骗了，从客厅退出去。你才赶紧回到家里，收拾几件衣服跑了，还穿着被害人的皮鞋。死者的妻子后来再次报警，警察上门看到洗衣机附近的血迹，打开洗衣机看到被肢解的尸体，才意识到出事了，连夜立案。他们开始没怀疑你，首先怀疑的是和死者有经济利益冲突的某同事，直到你妻子发现你彻夜未归，报警说你失踪了，警察才把你和这案子联系在一起，从你家牛奶瓶上提取了你的唾液，比对从被害人身上提取到的血迹，确认了你是这起碎尸案的凶手。 全城轰动。
老孔抓到你回来后，没说细节，只说最后是一个举报线索立了功。当时你已身无分文，在一个工厂用假身份做仓库管理员，一名工人看到了悬赏通告，打了举报电话。老孔带人赶往工厂，直接找了厂长，要来厂里所有人员资料，翻到快完了，终于看到你的照片，化名李军。
那天在鸭林冲瓜摊边上，我问老孔还记不记得当时怎么抓到你的。老孔说：“我们让厂长带我们往仓库走，一开始没抱太大希望，觉得人可能不在。结果就那么巧，我们快走到的时候，看到他正从仓库里面走出来，我就喊‘万老师’，他一回头，看到我们，立刻就瘫软了。”
“哦，这样。”我又说，“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明白，和案子无关的。”
“什么？”
“就是万老师和他妻子为什么会结婚。”
“这有什么奇怪的吗？”
“我记得万老师出身不太好，是农村的，家里很穷，他妈是被人抢亲抢过去的，自己还有些残疾。李老师是城里人，名牌大学毕业，长得也不错，这俩人走到一块难道不奇怪吗？”
“这事我就不知道了，也没问过。”老孔想了想，又说，“你对这案子怎么这么有兴趣？好几年了还记着。”
“毕竟是我跟的第一个案子。” 我一愣，说，“那你觉得万老师的作案动机是什么？”
“意外杀人，当时就结案了。跟邻居因为楼道里的一袋垃圾发生了争执。”老孔说，“其实他当时要是不分尸，不跑，马上自首，再请个好点的律师，这案子估计都能判成过失杀人。”
“审他的时候立刻就招了？”
“是的。”
老孔说这话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老头从我们面前那条小路走出来，手里提着一个黑色塑料袋，我冲老孔使了个眼色，说：“我觉得这人有疑点，要不上去问问？”
老孔看了那老头一眼，说：“走。”
我俩一左一右从瓜摊后面出来，朝老头走去。老头看到我们朝他走过去，脸上表情明显不对了，有点想跑的意思。老孔经验丰富，连忙抢上两步把他拦住，掏出警官证。老头也不说话。老孔说：“袋子里什么东西？”老头说：“没什么，养着玩的。”老孔说：“打开看看。”老头就把袋子打开，系的是个死结，套了几层，拆了老半天，打开一瞧，里面全是蝎子。
老孔问他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老头说叫孙建才，没有职业。老孔把他名字和身份证号发过去给蔡屹，让他查一下。蔡屹很快回电说这人有案底。我们立刻把人抓起来了。
审的时候我没跟，老孔审的，同时派蔡屹去他家调查。很快一切都查出来了。老头五几年生人，七几年时因杀害妻子入狱，判的是死缓。他怀疑妻子和岳父有不正当关系，当时吵了起来，算有个说法，激情杀人。杀妻子是用锤头敲死的。坐牢期间有减刑，死缓改成了无期，无期又改了有期，2008年刑满释放，出来后没地方去，就住在他侄子在鸭林冲空着的一座二层小楼里，领最低保障金过活，爱好是养蝎子。我跟着蔡屹去他家侦查，是一栋非常简陋的水泥砌的楼，外面围一圈儿围墙，楼后有一大院子，还有一个半敞开的大棚。我们翻进去，撬开大门，一楼有个灶台，灶台旁边放着几把刀，有些简单的生活用品，二楼是睡觉的地方，有一张单板床，一个大衣柜，衣柜上沾着斑斑血迹。蔡屹立刻叫人来封锁现场。回到局里，他先冲到五楼张旭那里，把人骂了一顿，就因为他的一个“170厘米”，害我们瞎忙活了两个月。那边老孔也很快审出来了，孙建才和失踪者一年前经由婚姻介绍所认识，当天孙建才就花了五十塊把失踪者带回家，后来又找她睡，对方提出了一个五千块的包年价，孙建才同意了。过了半年，对方又提出要再加三千块，孙建才也答应了，先给了她，后来又后悔，找她把钱要回来，对方没同意，当晚趁对方睡熟期间就用榔头把人敲死了。敲死后用菜刀分尸，放钢精锅里煮，煮到肉骨分离，把骨头扔到后院焚烧，焚烧时还撒了盐。老孔问他为什么要撒盐，他说这是他坐牢期间跟人学的，说这样骨头烧得快。
这案子孙建才交代得很彻底，很快走流程，辨认现场、找相关人员做笔录、做材料、做证据链。吴晶晶是孙建才被抓时正在跟他交往的对象，和死者差不多同时，两人认识是孙建才有次被车撞了，住院期间吴晶晶是他的看护护士，没人来照顾孙建才，吴晶晶就多照顾了他些，孙建才觉得护士对他挺好，开始追她，送电脑、买首饰、给钱。吴晶晶就答应跟他睡了。老孔在她那里找到了受害人的手机，当时发现吴晶晶另有一个女朋友，才知道她是同性恋。手机是孙建才给她的，她对孙建才干了什么事一点也不知道。我没有和她正面接触过，事后看卷宗，她的口供和孙建才不太一样，她说她不想要孙建才给的东西，是孙建才死追着她不放，隔三岔五打电话给她，对她非常关心，她才答应跟对方交往。卷宗写得非常详细，孙建才分别和死者发生了几次关系，每次都是什么样，吴晶晶和孙建才怎么开始交往的，怎么睡的，用老孔的话讲“孙建才这老头变态啊，那卷宗看着跟黄色小说似的”。后来我又跟着去了几次现场，看到孙建才屋子里的笔记本上写着一些日记：“某月某日，晶晶答应跟我交往了”;“孙建才和吴晶晶正在谈恋爱”;“吴晶晶是孙建才的女朋友”。还有俩人一起去影楼拍的照片，孙建才穿着一身垮塌的廉价西装，背着吴晶晶，俩人都在笑，情侣似的。晚上跟着老孔蔡屹去喝酒，我吐了。老孔看着我乐，说怎么跟张旭似的，你看到的才是人骨头而已，还没见过尸体呢。
案子到这里才开始。老孔去勘查现场的时候，注意到孙建才家里墙壁上贴着很多招贴画和报纸，孙建才仍然保留着90代的习惯，什么事情都喜欢写下来。其中有张报纸上，孙建才写了一行字，“2014年2月13日胜利万岁”。这个日期正是他交代的杀害死者的日子。这行字的旁边还有两行字，一行是“2009年1月3日胜利万岁”，一行是“2010年3月21日胜利万岁”。这三行字出现在不止一处地方，还有他屋里的废旧杂志和笔记本上——在同一个笔记本上，他记录着与吴晶晶恋爱的喜悦。老孔觉得不对，回去调孙建才的手机电话记录——幸好这么多年他没换过手机号，先调出2009年所有的通话记录，按照通话频率降序排序，然后把那些号码逐一放在全国常住人口库和全国失踪人口库中比对，发现其中一个号码正好就在失踪人口库中。老孔核查了一下失踪者的信息，确认该失踪者从那之后就下落不明。这个案子到此才惊动了上级领导，孙建才出狱后极有可能杀了不止一个人。 我能进分局和深度参与此案的破获不无关系。老孔一直不明白我是怎么看出孙建才身上有疑点的，事后他说在鸭林冲蹲守近两个月，他也数次留意过这个老头，但从来就没把他和案子联系到一起。我说可能是一种直觉吧。老孔说你小子照，不搞刑侦可惜了。我说要不我进来试试？老孔还以为我是说笑。社招考试的时候，体能测试我故意考差了几分，为的是不干一线，避免和杨局打交道。自他在车上跟我说过那两句话后，我就再也没坐过他的车，但见了面照常递烟。他有收集烟盒的习惯。进了分局之后，我平均每三四个月找机会在他面前掏出一盒罕见的烟种，盒里往往只剩最后四五支，递一支给他，一支给我，然后把剩下的连盒子一起给他，说也不剩几支了。老孔因为破获这个大案从普通警员晋升为副大队长，我知道考试时他会罩着我。
进了分局之后我尽量保持低调，尝试改变自己说话的口音，学习熟练地抽烟。抽烟这事是我突然间领悟的，那天在食堂碰到老孔，我俩面对面坐着吃饭，他突然问我可记得孙建才案子里那个小护士。我说有印象，就是当时跟他谈恋爱的那个。老孔说对。我问怎么了，老孔说前两天接到一起盗窃案，一男的报案说他车子里的几千块钱被偷了，我们很快把盗窃者抓住了，竟然是那个小护士。我说是吗，也太巧了。老孔说她开始还不肯交代孙建才的案子，当时我们没告诉她具体的情况。这次我就跟她说当时要不是我们把孙建才抓了，下一个就是你，你以为他真的在和你谈恋爱啊？我问然后呢。老孔说她一下子吓傻了，哭得跟什么似的，然后就都交代了，钱也还给了人家。我说真是什么事儿都有。
吃完饭我和老孔走出食堂，在食堂门口抽烟，老孔递给我一根荷花，我猛地抽了一口，感到一阵眩晕，像要飘起来。那阵眩晕很快过去了，我开始找到抽烟的乐趣，为的就是这几秒钟的眩晕。
初二升初三的暑假，吴晶晶有小半个学期没怎么搭理我。他爸偶尔来学校接她，看到我的时候，都会找个没人的地方快速塞给我几张钞票。有五块的，也有十块的，让我拿去买书看。我没有拿去买书，而是都存了起来。我算了算，假设她爸每次见到我平均给我二十五块，每半个月能来学校接一次吴晶晶，一个学期五个月，到初中结束，我就能攒下至少五百块钱。我不确定我和吴晶晶会不会上同一所高中，她虽然考不上什么好学校，但可以通过缴借读费的方式去任何一所学校，我们可能还会成为同学，但我不确定。初二最后那个学期结束，去学校领暑期作业的时候，我突然鬼使神差般地问能不能去她家打游戏。我本以为她会拒绝，或者给我一个嘲讽的笑容。没想到她答应了，好像一点儿也不介意我做了半学期的克格勃。头一次去她家，她爸看到我有些惊讶，她很自然地说打算趁初三前补补课，请我指导她的功课。她爸想也没想就信了。我想不是出于对她的信任，是出于对我的。她家是两室一厅，她自己一个房间，父母一个房间，家里每个房间都有空调，电脑放在客厅，想来是父母为了不让她偷偷打游戏的缘故。平时她爸出门上班，朝九晚五，她妈是老师，在外地学校很少回来。我每周去她家两次，趁她爸不在的时候打那盘《仙剑奇侠传》。每次在她爸下班回家前一个小时停止游戏，关闭电脑和空调，让电脑散热，屋子里的冷气释放干净。起先她花了一会儿工夫教我操作电脑和游戏的基本程序，之后就不再管我，自己待在房间里，我以为她说补课只是口头说说，没想到她是真的在做功课，偶尔从房间里出来，看我打一会儿，有时会忍不住出声提醒我哪里玩错了，但不会告诉我正确的选择和接下来的剧情发展。我其实可以在每次打完游戏后都会磨蹭一会儿，等到她爸下班。这段时间我就在她房间里跟她一起写作业。她爸下班回家后，通常也就到了吃晚饭时间，这时我從吴晶晶房间里走出来，已经收拾好了书包。她爸从没留过我吃饭，但会从门厅鞋柜上面的零钱罐里掏出一把硬币给我，让我打车回家。我当然没有打过车，而是坐公交车回家。不去她家的时候，通常我跟着我妈一起去她医院的药房待着写作业或看书，因为医院有冷气吹。家里虽然也有一台壁挂式空调，但我妈为了省电很少开。《仙剑奇侠传》打了一大半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医院见到了吴晶晶她爸。她爸来药房窗口取药，我妈看到他，脸色瞬间变了，说不好意思，麻烦你去旁边窗口取药。她爸顿时火了，问凭什么。我妈没说话，只是把窗口用挡板挡住。她爸站在窗口前，开始骂骂咧咧。我妈干脆从窗口前站起来去上厕所了。她爸更加火了，喊着让我妈滚出来。我从没见她爸发过脾气，不知道她爸发起脾气原来这么可怕。后面排队的人开始抱怨，旁边窗口的药剂师喊着请到这边排队。她爸仍然站在窗口前不肯离开。我从一旁走过去，把挡板从窗口前撤下来，问他要什么药。他看到我呆了，一时不明白我为什么出现在这里。我再次问他要取什么药，她爸终于把处方递进来，我看到处方上写着甲巯咪唑和丙硫氧嘧啶，问了我妈同事药的位置，替他把药取了。我妈回来后我仍然坐在一旁写作业，她问我刚才那人去哪儿了，我说走了。她问药取了没有，我说取了。她问谁给他取的，我说是王阿姨，也就是她同事。我妈没再说话。
我照例每周去两次吴晶晶家，直到把那盘游戏打完。她爸下班回来见到我时，只会讲一声慢走，不再给我钱了。从那之后再也没给过，也没有再打电话到我家盘问吴晶晶的情况。有一天，我正在客厅打游戏，吴晶晶从房间里走出来，神秘地跟我说，她家楼上搬来了一户邻居，男的长得特别吓人，每次见到他都只张着一半眼睛，活像一个坏人，他老婆居然长得挺清秀。她说她想不通这俩人为什么会是夫妻。我说那可不好说，什么可能都有，也许是因为男方家庭条件不错，或者是男方对女方挺好。她说这怎么可能，要是我，才不会因为对方有钱或者对我好就嫁给他。最后一次去吴晶晶家里，我终于把那盘《仙剑奇侠传》打完了。快打到结尾的时候，拜月教主跳入水中解除封印与水魔兽合二为一，吴晶晶出来看了一眼，一句话没说，又进去了。我打败了拜月教主与水魔兽的合体，看着赵灵儿和拜月教主同归于尽，最后的画面是大雪纷飞中，林月如抱着李忆如在树下微笑。过了好一会儿，吴晶晶才又出来，见我已经把电脑关了，游戏盘退出来完好地放在盒子里。她问我打完了没有，我说打完了。她说你怎么没哭？没等我说话又说，还是你已经偷偷哭过了？我说没有，我本来就很少哭。她说我不相信，你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我想了想，说是好几年前了。她问因为什么，我说因为我爸把我从澡盆里揪出来打了一顿。她咯咯笑了两声，说没想到你也会挨揍，又说你觉得这游戏感人吗？我说也还好吧。她有些失望，说哦，好吧。我看了看时间，她爸快下班了。我说要不我先走了。她说等一下，我有一道题不会写，你能教我一下吗？我想了想，说，好。 初三的时候，我和吴晶晶被老师调开了座位，整个初三我们都没说几句话。初中毕业的时候，很多同学都买了毕业纪念簿，请其他同学在上面留下自己的姓名、生日、星座、血型，还有对纪念簿主人的留言。我是少数没买的人之一，也没有给任何同学留言。吴晶晶拿着纪念簿找我写的时候，我也拒绝了。她问为什么，我说因为我不想让别人记得我。她只说了句好吧。后来我去了六中，入学一个月之后都没见到她，我以为她去了一中或者八中。听别的同学说，才知道她去了育英中学。高一下学期，我突然收到吴晶晶写来的一封信，说她妈调回了合肥，在育英中学教书，她爸想了想，觉得还是有人看着她比较放心，就让她去了。她抱怨说每天都被看得死死的，在学校被她妈管，在家被她爸管，不仅打不了游戏，电话都不能随便打。初中升高中后，同学之间都很流行写信。我知道吴晶晶不仅给我写了，也给其他同学写了。因为传达室的人把信給我的时候，我看到下面一封信署名地址也是她的，不过是写给我们学校另一个女生的。我抽时间给她回了信，长度和她写给我的差不多，一页纸多点，简述了我在高中的情况。过了一个多月又收到她的信，说她之前跟我提过的她家楼上的邻居，原来也在育英中学当老师，教的是语文，来给他们班代过一次课，教得特别好。说她终于想通了他老婆为什么会嫁给他，因为他是一个好人。我回信问她怎么知道他是一个好人。她回信说，他班上的学生都这么说，说有一回有学生没钱缴电话费，他立刻掏出了一百块借给对方，这还不够好吗？这之后我们学校出了一件事情，某个班的学生得了脑瘤，退学回家了，学校发起了一次捐款，大部分同学捐的是十块二十块，少数捐了五十，也有捐一百块的。我回家数了数储蓄罐里的钱，一共有三百多，我留下了硬币，把纸钞装在一个信封里，悉数放进了传达室的捐款箱内，没有留下姓名。这件事之后，我回信给吴晶晶，说这也不能证明他就是一个好人，也许他只是想让别人认为他是一个好人。过了很久她都没有再回信。直到高二上学期，她又写了一封信来，说的还是邻居的事，说从她妈那里听说，那个老师出身很可怜，母亲是被抢亲抢过去的，他出生之后一直被关在小黑屋里，所以眼睛没有长好，又说她之前想错了，他和他老婆可恩爱了，从来没见两人吵过架。我回信说，你说的这些都不能说明什么，你看到的也许只是表面。自那之后，她再也没有给我写过信。
考上大学之后，我妈轮上了单位最后一次集资建房，我家便从原来的地方搬了出来。这些信我原本还保留着，放在原先的平房里，你的案子发生之后，我抽空去了一趟老房子，把它们找出来都烧了。
一周之前，杨局秘密召开了一次专案会议，准备再次出动抓捕刘虎。抓捕行动由老孔远程主控，我带一个内勤的女警去蚌埠抓人。本来应该第二天出发，但出发前的早会上，胡大突然被纪委的人带走了。这件事发生得悄无声息，因为开早会的人就我、老孔和另外两个同事。胡大接到一个电话，正开口嚷着“我在开会”，接着就不说话了，站起来往外走。外面有人立刻走进来，把他留在桌上的笔记本和笔都拿走了。我和老孔走出去，门口站着好几个人，都不是局里的。很快胡大的办公室就被贴上了封条。这事让我们的抓捕行动推迟了一天，因为紧接着就接到市政法委书记次日上午要来局里召开会议的通知，要求全体参加。虽然没有明说是什么会，但大家都知道市政法委书记是来稳定军心的。下午我在局里碰到从看守所回来的蔡屹，他找我小声嘀咕，问上午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说不知道。他说他早就预感到胡大要出事。我问为什么。他说你看胡大那个性格，跟谁都称兄道弟的，外面那么多朋友，讲话又不注意，不出事才怪。我沉默了一会儿，又问他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审完了。他说沈见云招了，又问我什么时候去抓刘虎。我说还在待命。
写你那篇新闻稿之前，我再次去找老孔，以正式采访的名义。我问他：“万老师的作案动机是什么？”老孔字正腔圆地答。“那天他下楼的时候，不小心踢到了楼道里的一袋垃圾，随口说了一句谁这么缺德，楼下邻居正好出门上班，两人就争吵起来，紧接着变成厮打。厮打过程中，万鹤的手指不慎戳入被害人的喉咙，导致其窒息死亡。事后他先去医院包扎伤口，又去银行汇款，后回到受害者家中将其肢解，藏尸，然后逃跑。第七十五天的时候在东莞被警方缉拿归案。”我说：“这个过程我知道，我问的是他的动机。”老孔立刻又变回合肥话，说：“我不讲了吗？因为一袋垃圾吵了起来。你跟了这么久还不知道？”我说：“一个人会因为一袋垃圾就杀害另一个人吗？就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了？”老孔笑了，说：“你们记者才关心动机，我们警察只关心证据。”
如果按照老孔的回答，这篇新闻稿就只有两千字。他给出的信息，其他媒体也都知道。那将是一篇标准的新闻通稿，第一段叙述的是你的审判结果。而我写的那篇报道，有一万多字，两个整版。第一段写的是你杀人的那天早上发生的事情。
那天早上，你和你妻子发生了一些摩擦，当时你准备去银行给一个长期资助的贫困学生汇款。这个学生是你从四年前开始资助的，通过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发起的春蕾计划。你选择她是因为她来自你出生的那个国家级贫困县金寨，地处皖西边陲、大别山腹地。你父亲是金寨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四十八岁才终于花三千块抢到了你母亲，成婚后你母亲数次想跑都没跑成，你出生后，父亲一家更怕她带着你跑。于是把你母亲和你锁在边屋，等到你满百日时才将你们娘儿俩放出来。新生儿出生时必须接受光刺激，眼部肌肉才能得以健全发育，你出生百日后才见到光，导致上眼皮肌肉形成永久性萎缩。但你父亲对你还可以，人也不笨，还通过自学进县城做了水电工，省吃俭用让你念到高中。你小时候因为眼部残疾备受欺凌，因此发愤图强，立誓考出大别山。你考了三次大学都没考上，后来选择了专升本，去了武汉大学，成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在大学遇到你后来的妻子，虽然不是来自一个地方，好歹算是安徽老乡。你苦追了三年，在她父母的极力反对下，还是娶到了她。原因她说了，就是你对她特别好。你们双双来到合肥定居。你妻子进入合肥六中做英语老师，你则进了二十五中做行政工作，因为你的学历做不了老师。婚后你和妻子的矛盾开始显现。2002年你妻子的学校福利分房，分到了教师新村的一栋二居室，七十多平米，当时合肥的房屋均价是每平米两千出头，虽有福利政策，仍然要一半价格，加上装修费，一共十万出头。你妻子工资三千多，你工资低一点，两千多。本来你和妻子商量好，拿出两人全部的积蓄，再让两家各自出一半剩下的钱，但你岳父提出异议，要求由你和你家独自负担全部房费，理由是房子是你妻子分到的，你已经占了便宜。你妻子原本同意你的计划，但她父亲提出意见后，左右不定。争论无果，你答应了岳父的提议，但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便打了欠条，由你妻子和岳父垫付房款。搬入新房后不久，你向学校提出辞呈，南下深圳东莞一带做生意，一年后由于没赚到什么钱再次回到合肥。这时你修改了身份证上的年龄，改小了三岁，又伪造了学历，去掉了专升本的经历，报名参加了普通话训练班矫正口音，买了各类演讲光盘调整自己的仪态举止，买来各种高中教辅材料勤学苦练，然后顺利通过面试进入了育英中学做语文老师。育英中学是一所民办高中，工资较高，你每月可以拿到四千多块，还有奖金。虽然学校很一般，但你很受学生欢迎。每月工资除了自己的开销，全部交给你妻子偿还她家垫付的房费。即便如此，你岳父仍嫌还款的速度太慢，常因此事发生龃龉。为了应付你岳父，你妻子想帮你一起偷偷偿还，开始在家中开设辅导小班，趁假期赚点外快。尽管你在学校是个自信、善良、乐于助人、受人尊重的老师，回到家中却依然是那个内向、沉默、习惯独处、永远矮妻子一头的丈夫。2006年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去你们学校推广春蕾计划，你第一个报名参加，一次就拿出了三千块钱，这可以为一个贫困女童提供高小三年和初中三年的生活费。你妻子发现银行账户上少了三千块，便问你是怎么回事。当你说你用这钱资助了一个贫困女童后，你妻子扬手给了你一个耳光。那天你家空调坏了，屋里热得不行，只能把书房房门开着，空调换热器里的水漏出来，地板湿成一片，在你家书房里上辅导课的学生不知如何是好，既不敢走出去询问，也不敢擅自处理，更不好意思回头去看客厅里发生了什么。大家都听到了那一声清脆的耳光。事发当晚，你离家出走，去了东莞，但三天后就回来了，因为你妻子打电话跟你说她怀孕了。之后你妻子回老家待产、生产，有一年没有工作。孩子出生后不到一年，你母亲又罹患癌症，那笔房费也就一直没有还上。然后就到了那天早上。 那天你思虑整晚，还是决定给那名资助了四年的女孩寄一笔钱。因为她写信来说学校开了音乐班，有长笛、单簧管、电子琴、小提琴、大提琴，都是她没见过的东西，她说她想学一门乐器，犹豫再三，选择了长笛，她需要五十块钱买一个长笛。你知道她是在撒谎，因为五十块钱根本买不了一个长笛，起码也要两百块，但你没有戳穿她，而是回信说非常支持她的想法，但建议她学习大提琴。你说你曾经听过低音提琴的声音，一开始还以为是大提琴，所以想以后能听听大提琴的声音拉起来是什么样的，和低音提琴有什么区别。你没有给那女孩寄五十块钱，而是从家里拿了三千块现金。这件事你妻子并不知道，你也没打算让她知道。这不是你们争吵的原因。你们争吵的原因是你妻子出门上班前又提了一句你岳父来问钱的事，說他们两个老人家年纪也大了，不方便照顾小孩，想请个保姆一起照顾。你突然火了，说欠你们家的钱我马上就能还清了，还清之后我就永远消失。你妻子觉得你不可理喻，甩门出去上班。你有一笔私房钱，就藏在你自己那些放在书房书架上的书里。这笔钱是你省吃俭用、积少成多慢慢攒的，本来也没多少，你母亲去世后，你爸给了你三万块，说是你母亲留给你的，厚厚的一沓，都是五块、十块、二十块的碎钱。你把它们和你藏在那些书里的钱一起拿去银行换成了整钞，放在了书房那个积了灰的低音提琴里。
这些事有些是在你作案之前我就知道的，有些是你作案后我知道的。你逃亡之后你妻子报了警，警方来你家调查，锁定了你是犯罪嫌疑人之后封锁了你家。你妻子在刑警大队接受调查时，我跟着警方来到你家，就是在那里第一次见到老孔。老孔当时忙着研判现场，根本没工夫理我，也不准我踏进你家，我只好在门口等着。我看到他们打开你家鞋柜，从里面找出了你作案时穿着的鞋，上面沾着血迹。鞋柜里只有这一双男鞋，其余的都是女鞋。你一共只有两双鞋，另一双正好洗了，还没晾干，所以你才穿了被害人的鞋逃跑。过了一会儿，他们又搜出几件衣服，也是你杀人时穿的，还有一沓厚厚的现金，是从低音提琴里搜出来的。他们当时怀疑这是你从被害人家拿走的，后来才从你妻子那里确认是你的私房钱。你妻子其实一直都知道你有私房钱，我想可能是从我还给她的那本《社会工程学》里发现的。但她从没说破过。自从你把钱挪了位置，她也没再碰过那把琴。
第一次去你家的时候，我吃惊极了，没想到世界上会有这么巧的事。等到后来工作，才发现一个城市不过就那么点大。有时去看守所提审，常能遇到以前抓过又进来的犯人，还会跟我们打招呼，老熟人似的。吴晶晶停止给我写信之后，我还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遇到她了。路过你家楼下那户熟悉的门口，我差点停下脚步上前敲门，给她一个惊喜。我当然没这么做，而是快速走了上去。起先我没打算上你妻子的辅导课，她说了，第一节课只是试听，免费，觉得不错再决定要不要上。上完第一节课回家我问我妈，能不能让我上辅导课，她问了课的价格，说要考虑几天。几天后，她和我商量，说能不能上一半，剩下的向上课的同学借笔记。我同意了。之后每次去你家上课，我都有些紧张，不知道路过你家楼下的时候，万一门突然打开了，我该说些什么。幸好那扇门从来没在我经过的时候打开过。后来我才知道即便门打开了，见到的人也不会是吴晶晶。高三的时候另一个班的女生突然来找我，说吴晶晶持续不断地给她写骚扰信，问我怎么办。这个女生和我是一个初中的，就是吴晶晶给我写信期间也给她写的那位。我才知道吴晶晶之前给她写了封表白信，她看到后吓坏了，告诉了父母，她父母又去找了吴晶晶的父母。吴晶晶她爸便决定让她从学校休学，直接送她去外地上了一所职业卫生学校，以便赶紧毕业嫁人。估计她爸也知道她考不上什么大学。我在你家上课的那个暑假，她已经不在那栋楼里了。我跟那个女生说不用理就行了，她会慢慢消停的。那个女生后来没再找过我，我也没问过吴晶晶后来有没有再给她写信。
在你家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跟你打了个招呼，说万老师好。你只是点了点头，也没问我是怎么知道你姓万的，可能以为你妻子已经介绍过了。这之后，我就没再跟你说过话。你不知道我其实已经知道了你的一些事，但真正对你产生兴趣，是我读完那本《社会工程学》之后。那本书讲的是从事特殊职业的人如何获取他人的信任从而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譬如间谍、黑客，等等。你为什么要读这本书？你从这本书中获得了什么？书上做了密密麻麻的笔记，从这些笔记中我似乎看到了一个人隐藏着的人格——他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扮演另外一个人，一个受欢迎的、自信的、善良的人，而非一个阴郁的、窝囊的、怀揣恨意的自己。书里面还夹了一些钱，分散在不同页码。我原封不动地还了回去。正是在还书的那天——也就是我在你家上的最后一课，你妻子扬手给了你一个耳光。也许你妻子觉得是这件事才让我决定后面的课不上了，缴不起费用只是一个借口，因此给我复印了后面课的讲义。她很快忘了我，也许也是因为这件事，人总是有抹去糟糕的记忆而留下美好记忆的选择性倾向。
大学我学的是心理学，很快发现学这个毫无用处。当时的朝阳行业还是媒体，大四时我通读了几本传播学和新闻写作的书籍，给报社投了实习申请。和我一起进入报社的实习生有好几个，当时只能留下一个。其他实习生大多不是中文系就是新闻系的，还有一个本身就是报社领导的孩子。实习期五个月，我需要在五个月内证明我才是那个可以留下的人。简单来讲，我需要一篇大稿。分配给我的编辑是个五十出头的人，再有几年就退休了。那几个月我每天守在新闻热线接线室，一有线索就出去跑，但大部分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有一次，我接到的线索是两户邻居发生了争执，因为一袋放在两户之间楼道上的垃圾，两户的主人吵了起来，还动了手，最后派出所调解了一天才算完。其中一户主人患有甲亢，容易情绪激动。正是这个细节让我想起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住在你家楼下。曾经是合钢的厂长，后来工厂改制，他把工厂转手倒卖给了别人，通过压低工人的赔偿金，收了一大笔回扣，用这笔钱进入了房地产，几经波折，没赚到多少钱，但也没亏，最后老老实实跟着一个房地产老板做事，成了那个地产公司的财务主管。因为早些年也是从工厂摸爬滚打上去的，他也得了一身病，甲亢是常年就有，后来还患上了呼吸道障碍，每晚睡觉都得戴呼吸机。他有一个女儿在外地，虽然已经毕业，但不愿回到老家。他妻子是一所中学的老师，因不堪忍受他的脾气和每夜的呼噜声，经常申请出差。他们家有两辆车，一辆奔驰，一辆宝马。他妻子有时开车出门时遇到你妻子推着自行车去菜市买菜，总会问你妻子要不要顺路捎带一段，你妻子总是礼貌拒绝。这些事有些是我想起这个人之后，去你家小区转悠打听来的。打听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做另外一些工作。你家小区的门卫一直就没换过，记性不太好，我说我曾经总来这个小区，找住在某栋某单元的吴晶晶玩，他其实压根就没想起来我是谁。想不起来也对，毕竟那么多年了。我问他听吴晶晶说他爸跟他邻居有奸情，这事是不是真的？他说这我哪儿知道啊，我就认个脸熟，你说的人是谁我都不知道。我说就是那家有两辆高级汽车的，一辆宝马一辆奔驰。他说哦，那我知道了，那人脾气你不晓得多差。我说见没见他开车带过别的女的？他说不知道，我又看不到车里。隔了几个月，他对警察的说辞完全不同，说他亲眼看到好几次，受害人开车带着凶手的妻子出入小区，这就是那人要杀他的原因。 我需要一件大案。最好犯人有能力逃跑，无法立即侦破。他的身世奇异，令人同情，他作案的动机叵测，谣言四起。他具有足够的人性深度，值得挖掘。而我是一个记者，我只能陈述事实。
我已经了解被害人的情况，接下来，就得看你是不是一个合适的凶手了。我花了两个月时间走访了你的老家、你妻子的老家、你的学校、你工作过的地方、你的学生、你妻子的学生，我小心翼翼地避开了那些会记住我的人，用明察暗访的方式搜集我需要的信息——我从那本《社会工程学》里也学到了很多。很快，我大致拼凑出了你到作案之前为止的生平。很抱歉，你非常符合我需要的那块拼图的形状，甚至超出我的想象。一开始我只是突发奇想，但随着对你的研究逐渐深入，我对你的兴趣超出了我需要的案件本身，我想验证我的推测是否是对的。对我来说，这逐渐变成了一场实验。从动机的角度来看，我才是那个凶手。但从凶手的角度来看，你比我更合适填充这个位置。
这件大案的最后一块拼图是我。准确地说，是一袋垃圾——一袋会引发你和那位患有甲亢的被害人激烈争吵的垃圾，一袋会激发潜藏在你内心压抑已久的怒火的垃圾，一袋名之为恶的垃圾。我不确定一袋垃圾是否会激发你心中的恶意和紧张，也不确定哪天能引爆这颗炸弹。于是，我提高了它会发生的概率。我知道你和你妻子每天上下班的时间，也知道你邻居每天上下班的时间。每天早晚，在我去报社上班前和下班后，我都会把一袋垃圾放在你和你邻居之间的楼层过道上。这个小区太老，只有门口的大路上装有摄像头。我会从小路绕进你家小区。每天都换不同的衣服。有时戴一副平光镜，有时不戴。有时戴口罩，有时不戴。有时背书包，有时不背。有时打车直接进小区，打车地点均不相同。没有人会记得我。
直到这件事真正成为事实之前，我都不确定它会不会发生。我已经大致拼凑出了你的生平，但仍然无法确定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究竟是一个坏人还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受压迫的好人还是一个伪善的坏人。我只能确定，大部分人并不具备判断善恶的能力，他们对一个人的评价往往会因为一件小事发生极大的扭转。而你的复杂性超过我的预期。这件事直到你作案后，都还在不断发生。当你在法庭被宣判死刑时，你资助的那个女孩也在现场。她恳求她的父亲带着她从你出生的地方汽车换火车，火车换公交，赶到这里，就是为了告诉法官，你是一个好人，可不可以对你从轻宣判。当我以记者的身份询问她，她泪水涟涟地交出了你写给她的回信，以及作案后给她汇款的银行证明，我才开始怀疑你在那本《社会工程学》里面画下两条波浪线的句子——“要想完美地演绎一个角色，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真正成为那个角色。”后面是否还有一句：“当你真正成为那个角色之后，你就真成了那个人。”你的两个学生也来到了法庭现场，请求对你从轻发落。你的妻子两次提出上诉，请求修改一审判决，最终最高人民法院维持了死刑立即执行的原判。你和你妻子同意将你们名下房产过户给被害人家属以求原谅。你签署了死后器官无偿捐献的同意书。
但这一切都与我无关了。
没有人会把我同这件案子联系在一起，垃圾袋上没有我的指纹，摄像头没有捕捉到我的身影，即便有人能从残存的记忆里提取出我这张脸的印记，或是从我写的那篇新闻稿里意识到有些信息是我在你作案前就知道的，或是发觉了我和这个案子中的所有人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在这个案子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我只是提供了一袋垃圾而已，即便这件事被发现了，也不能证明我触犯了任何法律。即便这个案件超乎想象的完美地符合了我的计算，在我设想的轨道上顺利运行，也不能说明我犯下了罪行。甚至它的发生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只是或早或晚而已。就算没有这袋垃圾，也会有别的可能性存在。每天世界上都在发生无数的罪行，大部分看似偶然的罪行，实则都有必然的起因。而你，只是那条恰好落入我视线内的白鲸。
你被判死刑，我以为这件事就此落幕，我不会再和任何与此案有关的人发生什么关系了。我最后一次去了你家，安慰了你的妻子，并提出是否能够要一样你的东西留作纪念。也许是我在此案发生后不遗余力地跟踪调查，也许是我在新闻稿中力挽狂澜将你塑造成一个值得同情的对象，也许是我过低地预计了你妻子对你的情感——她像是没了魂儿，空洞地点了点头，于是我第二次从你家书房的书架上抽出了那本《社会工程学》，带回了家。
但是。
但是这件事没有结束。有两件事超出了我的预期。
四年后，再次遇到吴晶晶，我以为这只是巧合。她父亲遇害后，她连夜回到了合肥。之后就再没离开过。她去医院做了护士，遇到了孙建才，又在鸭林冲遇到了我——当然，她没看到我。然后我进分局做了警察，一年后再次从老孔那里听到她的消息——因为那件盗窃案，她坐了三个月的牢。又过了四年，我在沈见云的案子里看到了她的嫌犯资料。我不知道她在沈见云的案子里充当了什么角色，但我知道沈见云不肯招供必然跟她有关。我们从来没有正面接触过，但她一次又一次出现在我的生活里。我开始怀疑，难道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吗？
五天前，参加完政法委书记召开的会议后，杨局让我带着内勤的女警立刻出发，前往蚌埠抓刘虎。中午我们到达了蚌埠市区，在市内简单地吃了一个午饭，便继续开车到刘虎藏匿的村镇附近，我们把车停在了县城，换了辆当地牌照的车，下到刘虎所在的村镇。这个村子就是刘杰刘虎兄弟二人出生的地方，宗族势力极强，村主任是刘氏兄弟的堂叔，不出意外的话，刘虎就躲在他的家里。我和同事换了身打扮，扮作一对农村夫妻，趁天黑进了村子。我知道杨局安排了后备支援，等我们抓到刘虎，会在半小时内赶到。
我们顺利地进了村，那女警之前来这里踩过点，对地形熟悉，我跟着她绕过了一排独栋楼院，走到一户亮着灯敞着院门的二层小楼前，铝合金的大门半开著一条缝，里面隐约有碗筷的声音。
我和女警毫不迟疑地走进去，打开大门。客厅中央摆着一张木制的圆桌，桌上有几个菜，一个女的正坐在桌前吃饭。
我看到她，惊讶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但还是从衣服内侧口袋里掏出警官证，说：“警察。”
我第一次听到别人说这句话，是五年前的夏天。当时我和老孔在城东鸭林冲那片城中村踩点已经两个月，西瓜的价格从两块跌到两毛。我和老孔一组，蔡屹和杨舒明一组，再加上胡大和一个从内勤借调过来的女警，三组人马轮流蹲守在鸭林冲，不分昼夜地摸排，看见形迹可疑、身高在170厘米左右的男性，便从西瓜摊前走开，从卖瓜人的角色进入刑警的角色中——老孔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吃了一惊，足足有几秒钟怀疑那是否和你有关。有可能是九年前他也从你的口中听到过这句话，也有可能他像我一样翻阅过你家书架上那本《社会工程学》，并在其中发现你在书中这句话下面画了两条波浪线。黑色水笔。那本书夹杂在一些成功学书籍、语文教辅书、畅销小说之间，不算显眼。正是确定不会有别的人对那本书感兴趣，我才从书架上取了下来。那本书现在仍然在我的书架上，我猜是这样。老孔说完这句话，递了块手帕过来：“烈。”我才意识到自己流了鼻血，然后第N次看到那女孩踩着高跟鞋从我们面前走过。那天她又换了身连衣裙，我记得和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穿的是同一件。她有五六条不同的裙子，周而复始地轮换，鞋子却总是那一双。大家都揣度过她是做什么工作的，后来才搞清楚那姑娘在医院做护士，总上夜班，名字叫吴晶晶。
正是老孔的这句话，促使我跟报社递交了辞职信，花了半年的时间准备公务员考试——《行测》《申论》《公安基础知识》都不难，唯独体能测试差了一点，面试官之一正是老孔。出考场后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我还以为你流鼻血是为了配合我们，原来真的身体差。这样干现场不照啊。”后来我就进了技侦，主要坐办公室，配合侦查需要提供技术支持，监视、窃听、跟踪啥的。没人对我放弃原先报社的工作改进体制内感到奇怪，因为之后报社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迅速垮成了一条皮囊，拴着二十多年前建立它的那些富有冒险和开拓精神的人，彼此见证着对方的死亡。不久前我去参加副主编的葬礼，他得的是胰腺癌，走得很快。我见识过这种癌症的力量，我父亲也死于这种癌，死反而是一种解脱。葬礼上见到以前的老同事和老领导，他们说幸亏我走得早，不然现在也是等死。我不知道他们说这话是在哪种意义上，这几年我参加了好几场报社领导的葬礼，以前跑新闻跑得最猛的几位记者都老了，轮番在每一场葬礼后写文章，回忆1998年创刊之后的黄金十年，写来写去也就是那几件事。我原先的编辑最得意的事情是，现在已经升任常委的原某副省长，曾寄来一篇看不清署名的散文，他只好擅自为对方安了个形似的笔名发表，后来才知道那文章的作者是谁，还得到了作者对笔名的佳赞，对方又寄来数篇以该笔名投稿的文章，以示对该笔名的肯定。这事我在报社实习时就听他说过，离开数年后又看到他写，恍如隔世。
这些其实都与你无关。
现在是四月，你知道四月的合肥天气什么样——总是阴天，经常下雨。蹲在局里的厕所抽烟的时候，风就从厕所窗户缝隙里止不住地吹进来，像是在拉低音提琴。我在九楼，二楼是刑警大队，有时去二楼开会，在二楼厕所蹲坑的时候，我发现风声略有不同。但九楼的光线要好些，因此二楼的同事总说要搬到九楼来，九楼的同事也总嫌技侦的工作无聊要下一线，彼此都知道这些话只是随便说说。再过五个月，我进局里就满五年了。刚来的时候我蹲在厕所听到这样的风声，就总想起你家里的那把低音提琴。当时我还不知道那是低音提琴，错认成大提琴，你妻子李老师纠正了我，我才知道那把琴是她的。李老师教了我们班两年英语，我们谁也不知道原来她还会拉提琴，懂音乐，是一个文雅的人，也不知道她还有另一个禀赋：坚强。抓到你的时候，是我和蔡屹去通知她的，她等在当时分局所在的那栋楼下面，穿着一条花裙子，头发整齐地梳成一个发髻盘在后面，竟还打着一把遮阳伞。“人抓到了。”我说。她也只是平静地点了点头，一言不发地听我给她简要地描述抓捕的经过。“现在你打算怎么办？”我问。“当然是砸锅卖铁也要救他。”她说完这话两行眼泪才掉了下来，接着说打算请全市最有名的律师王某某。我和蔡屹对视了一眼，我知道他当时想说什么，你和她都不清楚，王某某只是徒有其名。蔡屹那年刚进分局，年纪比我还小一点，难免同情心泛滥，是我出声打断了他开口的念头。他也奇怪，我一个跑新闻的实习生怎么对什么事都這么了解。我说，万老师这个案子受害人有两点你得注意，一是受害人患有甲亢，二是他有呼吸障碍，每晚睡觉都得戴个呼吸机。可能是我错判了你妻子当时的平静，也可能是我其实知道加上这两点对判决也起不到什么关键作用。一审时我去听了，律师果然没有用上这两点信息，最终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不过请律师花了二十来万，我知道她确实是倾家荡产了。后来我跟蔡屹说，你当时如果提醒她是涉嫌越权妨碍司法公正，等他回过神来，我才又补充说，李老师曾经教过我两年英语，我了解她的性格，说什么也没用的。他没意识到，一个班有五十多个学生，一个老师通常要带两三个班，除了了解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区别，我能了解什么啊。
现在我连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区别也都忘了，就记得你妻子念英语的口音不正，带桐城口音，总惹得全班学生哄堂大笑。她也不生气，继续那么念着，浑不在意似的。
过了四年再碰到蔡屹，他成熟了不少，也学会对新来的小年轻发脾气了。干一线的人脾气都不好，再过几年就又好了，因为最破的破事儿都挨个儿碰完了，都学会跟老孔一样的口头禅：“好大事。”当时蔡屹跑到五楼冲着搞勘查的那个新来的刑警发脾气，老孔就是这么劝的。这事我没亲眼看见，是老孔跟我搭档踩点时说的。发脾气也应该，五年前那个案子，一开始谁都没想到会是那么大一个案子，连老孔都没重视。失踪者的儿子来报案的时候，我们只找到了失踪者失踪那天在银行和路控的两段录像，当时街上布控的摄像头还没那么多，质量也不好，路控的录像显示失踪者被一个踩自行车的男人从鸭林冲附近的公交站接走。搞勘查的小年轻信誓旦旦地保证那男的身高在170厘米左右，大家也就信了他，在鸭林冲蹲点两个月，都按170厘米这个信息摸人。嫌犯没抓到，倒是抓了几个偷窃内衣内裤的、偷窃花瓶的、撬人车锁的小贼，还有卖淫的、嫖娼的、打架的，甚至处理了几起家庭纠纷。那时候老孔话比较多，不像现在，只会讲三个字：“照”，“烈”，“搞”。胡大则不管开口讲什么都是以“哄妈×”和“愣你妈”开头。杨舒明是最有技术经验的刑警，在一线干了很多年，人长得帅，棱角分明，说话前总要沉思良久，吐几轮烟，等到烟雾退散干净，再来一句“这个点位恐怕我们找得不对”。后来他升了副局长，开专案会议的时候，也是这个派头，整个会场数他最像警察，跟电影中的差不多。干了刑警你就会发现，乍看上去，根本分不清谁是警察谁是嫌犯，有的时候，嫌犯看着甚至比警察还要干净点。最近我跟的案子嫌犯就是这样，审讯的时候蔡屹连珠炮似的吼了半天，主犯才说：“我是一个斯文人，你能否不跟我这样讲话？”主犯叫沈见云，名字倒是挺斯文，干的买卖是套路贷，好听点叫小额贷款，其实就是以各种恐吓手段把贷款人的抵押房产滚雪球般弄到手，专挑老弱病残下手。心黑得很，不过倒也谈不上涉黑。他挺倒霉，正巧撞上中央督导组下沉到我们市。“你手下都已经交代了，知不知道犯这个事儿至少得判二十年？”蔡屹这么问，他才稍微放下了点斯文人的架子，说：“我知道。” 还是说说跟你有关的事情吧。
抓捕你的那次行动我没跟着，一是要跨省，也不知道去了得跟多久;二是我当时还太嫩，不过是个实习记者;三是你的案子动静太大，公安对媒体不放心，封锁一切消息。全市跑社会新闻口的记者都在守这个案子，就像一群秃鹫守着一具奄奄一息的身体。我的编辑给我介绍了老孔对接，他当然没搭理我。当时他和胡大是负责这起案子的主要探员，争分夺秒地忙着四处找线索，找和你有关的人，侦查、研判、开会，发布悬赏通告。发布悬赏通告通常是最后一步，万般无奈。十年前想要找一个人出来，不比二十年前简单多少。现在想找一个人，就简单多了。连我们技侦都用不上。最近不是因为这场浩大的行动，本来也用不着把我从技侦抽调到一线，人手实在不够。主要人马在搞另一个案子，残疾人团伙开的流动赌场，那案子比我和蔡屹跟的套路贷要大不少，真正意义上接近涉黑。嫌犯倒不难抓，悬赏通告一发，嫌犯纷纷自首，难的是找受害人。去赌场赌钱的，要么怕打击报复，要么自己身上也背着案子，干脆一躲了事。用蔡屹的话说，“都是一帮烂人”。那案子的主犯叫刘杰，五十来岁，腿脚不大方便，最早是蹬三轮的，后来结识了一帮蹬三轮的残疾人兄弟，一合计就开起了赌场。抓过，出来继续开。汲取失败教训，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经验越来越足，场子越开越大，哪里都有他的兄弟，后来不光是残疾人，身体健全的也参与进来，招商引资，明面儿上是开洗浴中心、娱乐会所的，赌场和实业分开，流动性质，随赌随开，场子随赌随定。赌场管理模式极其复杂，大股东、小股东、内场团队、外场团队、经营团队、赌客团队，还有望风的、护场的、管交通的。每个赌场四个大股东，大股东下设四五个小股东，抽水获利，其他人工资日结，两百到六百不等。每晚开布控会议我和蔡屹也得参与，整个分局的人都调动起来了，还有从下面派出所抽调过来的人，也根本抓不过来，整个组织架构一页投影都显示不完。“他们赌场分团队，我们也分团队。”杨舒明说——现在得叫他杨局，“两个大组，一个内勤组，再加一个机动部队。”我和蔡屹属于机动部队。刘杰其实早就被我们抓了，在看守所蹲了一个月，零口供。自首的都是小股东和工资日结的人。“现在你们第一个任务是抓大股东，第二个任务是对衍生犯罪进行查证，一经查证，马上立案。”杨局说。小型抓捕行动已经断断续续持续了两个月，现在不比20世纪90年代，一个警察出警能抓十个人，喊一声“不许动”，人就真的一动不敢动。现在出去十个人，才能抓到一个人，还得偷偷摸摸的，一旦暴露，人全跑了。杨局部署完，就问上一次抓捕行动结果怎样，会场没人回话，过半天一个人答：“结果怎样我不知道，反正受伤的是我。”全场哈哈大笑。胡大给那人抛了根烟，骂道：“愣你妈这些人对警察可还有一点敬畏心？”杨局沉默半晌，吐了口烟，一拍桌子，说：“那点位不就来了吗？谁打的你？几个人动的手？开完会立刻做材料，先给他定个袭警，妨碍公务罪，关到看守所再说。”
我和蔡屹白天去看守所审沈见云，晚上睡局里宿舍，随时待命。沈见云也不好审，见完律师，更斯文了。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一口上海口音的普通话，人是肥西农村的。总之就是全程绕场。我们只好一天天地审，每天问的都是一样的话，直到把他搞崩溃为止。审讯主要由蔡屹来，我只是个陪衬。因为按规定审讯必须有两人在场，还得全程录音录像。唯一的好处是看守所的伙食比局里食堂好些，所以大家都把去提审视为改善伙食，算是不错的差事。看守所的审讯时间是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半，下午一点半到四点半，超过时间狱警就满场赶人，犯人四点半吃饭，五点才轮到其他人。中午时候我们就在看守所食堂里面的沙发上躺一会儿，蔡屹也不睡觉，总是拿着个手机打“吃鸡”游戏。
审了几天，蔡屹问我：“现在你知道干现场多累了吧？”
“我知道。”
“还是你们九楼舒服。”
“也不舒服。”
“怎么不舒服了？”
“心里不舒服。”
“跟这些烂人打交道心里就舒服了？”
“至少感觉真实一点。”我又说，“还能跟人说说话，不像我们，什么事都得憋着。”
“也是。”蔡屹又说，“还是以前好，哪来这么多规矩，审个人费这么大劲，干什么都要做材料，留档案，文山会海。对了，你以前不是记者吗？写材料你应该拿手吧？”
“两码事。”
“也是。”蔡屹埋头继续打游戏，突然又抬起头，“你可记得孙建才那个案子？”
“记得。”
“你知道当时他怎么招供的吗？”
“不是逮着就招了吗？”
“不是，我说他后来那个案子。”
“哦。怎么招的？”
蔡屹嘿嘿一笑，说：“老孔没跟你说吧。毕竟当时你还不是自己人，这种事不好跟你讲。”
“怎么招的？”
“当时他不肯招，老孔审完拿了身衣服给他换上，准备押看守所了嘛，结果他不清楚状况，毕竟牢坐久了，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就问老孔这是要干吗。老孔灵机一动，骗他说准备送去枪毙。他以为还跟20世纪70年代一样呢，随便抓个人，头儿定个罪，就直接送去枪毙，一下了，就全都招了。”
“哦。还有这事？”
“所以说还是以前好。不招就直接一板脚。哪里像现在。上次开会市局来了个领导，说你们开枪的时候别往致命部位打。这不是搞笑吗？别往致命部位打，你让射击冠军来打打看可有那个枪法？”说完又猛地怪叫一声“好险”。他在说游戏。
我没接话。
“愣妈，卡了。”
“啊？”
“我其实知道他在说什么，”他说，“这破手机。”
“局里不是要發新的了？华为mata20吧？”
“我这就是。”
“你自己买的啊？”
“之前发的坏了。硬是启动不了。反正这批名单也没我，还得等一年。”
“正好，发了给你女朋友。” “分了。”他说，手指又开始飞快地操作。
“分了？”
“分半年了。”
“为啥分？”
“你觉得哪个人愿意跟警察处对象？老孔到现在不还单着，他都四十多了吧。张旭、大翔都在闹离婚。生了孩子的更惨，想离都离不了。”他扑哧笑了。
蔡屹说的张旭就是之前办鸭林冲那案子时刚来的搞勘察的，谈了个女朋友是学医的，第一次接触命案，后来去挖掘现场，女朋友非要跟着，因为好几天见不到他人，领导也准了，到了现场女朋友没啥反应，他自己先吐了。后来说好长一段时间都不能吃肉，有次闻到楼上邻居在炖排骨汤也吐得稀里哗啦。
“再跟你说一件好笑的事，现在缉毒大队那个小马你知道吧，前几年刚进来的时候，有次出警听说对方可能有枪，他还穿了防弹衣，搞得跟真三似的，到了一看，就他一人穿防弹衣，几十斤重，跑都跑不起来，后来你知道他怎么把对方制伏的？”
“怎么制伏的？”
“他上前就把对方抱住压倒，他一个一百六十多斤的人，再加上几十斤防弹衣，对方活活给压得动弹不得。”说完他自己先笑了起来，见我没啥反应，适时地停止了笑，又叫，“这帮逼！”说的还是游戏。我靠在他对面的沙发上，只能看到几个小人在里面乱走，眼花缭乱的。
打了一会儿，他又说：“唉，跟你说这些也没意思，以前的事你也不晓得。”
“我比你还大一岁呢。”
“我也纳闷，游戏你也不打，说话你也不乐。想跟你开黑吃个鸡都吃不了。我看你还是跟老孔搭档比较合拍。他也是个闷豆子。”又说，“不对，他话少，但不闷。”
我盯着手机屏幕看了会儿视频，说：“游戏我也打过。”
“什么游戏？”
“《仙剑奇侠传》。”
“几啊？”
“几？”
“《仙剑》几？”
“我就打过一个，好多年以前了，我还在上初中。”
“你上初中，那是什么时候？哪年？”又想了一会儿，我说，“那是《仙剑2》了。”
“主角是李逍遥。”
“不是，2讲的是李逍遥后人李忆如的故事。那你打的就是1。好老了，1995年出的。”
“那我打的就是1，讲李逍遥赵灵儿的。”
“你那会儿才打？”
“我初二家里才有电脑。”
“你家里条件也算不错了。我到上大学才有的电脑，还是自己打工赚钱攒的台机。”
“那年我爸去世了，给我留了笔钱，我用那钱买的电脑。”
蔡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飞快地转回去，眼睛盯在手机屏幕上，手指还在动着，但心思好像已经游离到了其他地方，没多久屏幕上就出现了游戏结束的画面。
“不过都好多年前的事了。”
“哦。”又问，“你是哪个初中的？”
“四十四中。”
“高中呢？”
“六中。”
“好学校。”
“你呢？”
“我不是合肥的，我宣城的，你忘啦？”
“哦，对。可能是你合肥话讲得太地道了，我老以为你是合肥的。”
“毕竟也待了十来年。”又说，“你好像不大讲合肥话。”
“我讲的不是合肥话？”
“有口音，但不够土。”
“哦，可能是因为我们学校都讲普通话吧。上学的时候讲合肥话要给人笑。”
“你父母不讲合肥话？”
“我妈不是合肥的，我爸很早就死了。”
“哦对。”像是懊悔再次听到这件事。
蔡屹退出游戏，看了眼时间，说：“还有一刻钟。”
我还靠着沙发，说：“我就打过那一个游戏。游戏盘是我初中同桌给我的，说特别感人，非要我打。说她打完哭死了。”
“是挺虐的。不過也就那样吧。”
“嗯，也就那样。”
蔡屹坐了起来，提上包，说：“走吧。”
我也坐起来，看了眼手机屏幕，还没播完，于是没锁屏，拿在手里，让视频继续无声播放。
我们从食堂走出去，向看守所的方向走。他突然开口，说：“我刚想了一下，认识你也快十年了吧？”
“九年。”
“对，九年。”顿了顿又说，“但我感觉好像完全不认识你似的。”
“怎么才算认识？”
“我就说，我感觉不太了解你。”
“两个男的之间有什么好了解的。”
“怎讲呢，我总觉得你不太像警察。”
“那像什么？”
蔡屹停下来，故意严肃地看着我，说：“更像一个卧底。”说完自己又笑了。
我没停，走了两步，来到看守所大门，掏出警官证跟门口守卫的武警比画：“提审。”
武警看了眼证件，给我们开了门，我拉开门走进去，蔡屹跟在后面。我走到大厅，填好申请，从窗口递进去，蔡屹站在旁边，掏出烟盒，递给我，我没接。狱警说：“7号。”
我们往审讯室的方向走，得先路过长长一排律师接见室，让蔡屹有工夫抽完一支烟。路过厕所的时候他让我等一下，进去撒了泡尿，出来的时候，烟还没抽完。我说：“你这话我也听别人说过。”
“什么话？”
“卧底那个。”
“哦，还有谁？”
“杨局。”
“哈，他怎么说的？”
“还是孙建才那个案子的时候，我还在做记者。那阵子我早晚都跟着你们，人手不够还叫我去跟着出把力。”
“这话说得，那是看在你跟咱们熟的份儿上让你体验一下现场。”
“对。体验现场。当时我家住得远，经开区那边，就杨局跟我一个方向，有时回去我就搭他车。杨局你知道的，我也不知道跟他讲什么。有次在车上，他突然问了我半天写东西的事，说你们握笔杆子的是不都得经常体验生活，我说算是吧。他说哦，那你来我们这儿就是来卧底的。” 蔡屹乐了，笑了半天，说：“像他说的，你怎么回的？”
“我没说话。”
“要我就说是。他肯定就没话了。”
7号审讯室门开着，沈见云已经坐在里面了。蔡屹在门口抽最后一口烟，我等着他。
我没说杨局后来还说了一句话。杨局说：“你们写东西的，一定很擅长撒谎。”我没看他，他也没看我。我说：“你说的是作家。我不是作家，是记者。”我从脚旁边的包里摸出一盒烟，杨局看了眼，说：“什么烟？”
“我也不知道，瞎买的。”
杨局匀出一只手，把烟盒拿过去，眯着眼瞅了瞅，说：“中国红，金圣，江西的。”然后还给我。
我抖出一根递给他，在包里找了半天没找到火。杨局说我这儿有，从手刹旁边找了个火机，上面写着某某会所。我给他点上，自己也抖了根点上。他把两边车窗放下了点，风猛地吹进来，我呛了几口。杨局瞟了我一眼，说：“会抽啊？”
“会，就是风有点大。”我把火机放回手刹旁。
“你拿着吧，我不缺火。”杨局说。
那盒烟被我陆续散给了老孔、胡大和蔡屹。那女警也抽烟，但为了不引起注意，就没抽。胡大看到烟盒，第一句话就是：“你这烟腐败啊。”胡大那时老抽南京，中档的，五十块左右。老孔什么都抽，荷花、黄鹤楼、普皖，偶尔掏盒1916，胡大就笑问又有谁给他上供了。蔡屹一直抽普皖或金皖，没见他换过别的，除非断烟了的时候。烟对警察来说跟命似的，管后勤的只要听说谁彻夜干活，就会抽空送几包烟过去，给干活的兄弟续命。现在大家都不抽中高档烟了，就算有也不会在局里抽，以免被人盯上。只有胡大还在抽中档南京，开会时则换成秘密花园，云烟下面的一种细烟。他就那性格，说话口无遮拦，做事也大大咧咧，不记仇。胡大说完那句话，我就把烟换成了普皖。当时我抽不出区别，现在才知道那烟是真的好抽，卖一百不是没道理。
在鸭林冲踩了近两个月，大家都疲了。报案人也不急了，他也知道他妈是干吗的，五十多岁了，总跟男的鬼混，出什么事都有可能。来报案时就跟我们说，可能不是失踪，就是自己躲起来了，或者跟哪个姘头跑了。本来光是一个失踪案，也不会引起分局的重视，是当时不久前正好发生了一起强奸杀人抛尸案，在距离鸭林冲不远的一块荒地上，什么线索都没有，分局觉得这起失踪案可能和那案子有关系，就锁定在了鸭林冲。这地方平时就乱，经常出事，踩了两个月都没动静，胡大这组和杨局这组都准备撤了，因为还有别的事要忙，觉得不值得在这个失踪案上花太久时间。鸭林冲的人对我们也都熟了，查不出更多的东西。在那里摆摊卖瓜的统共有十来个，一开始我们在附近转悠的时候他们还把我们当成买瓜的，见到就吆喝，看我们隔三岔五老来，知道不是买瓜的，套了几回近乎，不确定我们是干吗的，但心里多半有数。后来熟了，经常叫我们帮忙看个摊子，自己去附近撒尿，或是去附近找朋友，幾个人支一个小桌掼蛋。最后就剩我和老孔还驻守在那儿。天很热了，老孔还穿着双黑布鞋，坐在瓜摊后面，有人来买瓜，就招呼老板过来，不敢擅自替他买卖。最常让我们帮看摊子的老板是长丰的，和几个长丰老乡隔壁村，自己不种瓜，收购了村里瓜农的瓜以后再一卡车拖到市里来卖。老乡有开五金店的、有开小卖铺的、有做水电工的，干什么的都有。其他卖瓜的大多是肥西的，自成一伙，他跟他们玩不到一起，所以一跑就跑老远，经常找半天。有次来了个买瓜的，老孔去找老板，半天没回来，我就自作主张卖了。回来老板也没说啥，默认了我们之间的信任关系，还切了一个瓜让我们解解渴。老孔没拒绝，我也就跟着吃了。老孔问老板一车多少个瓜。老板说我哪儿知道，按斤收的。老孔问那多卖了少卖了你不是也不知道？老板说不会的，我瞅他机灵。老孔说你就不怕他中间砍一刀给你抽个水？老板笑了笑，说我知道你们是干吗的。老孔问你说干吗的？老板说来找人的吧。老孔笑了笑没说话。
他们讲话时我又流鼻血了，这回我自己意识到了，从裤兜掏出一团纸擦了擦，撕下一块，揉成一小团把一只鼻孔塞住。老孔看了看街上的人，说没见那姑娘啊，你怎么又流了？我说热的。老孔说好好的办公室不坐空调不吹，来受这罪干吗？我说记者哪有坐办公室的。老孔说估计没两天咱们也撤了。
我看了一眼老板，他离我们两步远，嗑着瓜子，眼睛瞟着大街，也不知是不是在听我们说话。我问是不是局里来指示了。老孔说哪有什么指示，总不能一直蹲着吧。我说那案子就不管了？老孔说破不了就搁着呗，也不能硬破。
我又问：“万老师那个案子你们当时怎么破的？”
老孔看了我一眼，反问：“是哪个万老师？”我说：“就是教师新村那个案子。”老孔说：“哦，你说那个案子呀，你当时不也跟着吗？”
“我当时在外围，没跟你们去现场，抓捕整个过程我也没跟。当时你不让我跟嘛。”老孔说：“那案子是比较大，不合适让你跟。我记得当时新闻稿是你写的吧，后来全省媒体都用你的稿子，叫什么‘独家新闻’。”
我说：“哦，是。我还拿了个新闻奖。毕业就直接进了报社，免试录用。”
老孔说：“烈。我当时就觉得你小子照。”
“当时你们谁都不让跟，万老师跑了之后，是我提供了一条线索，你们才让我跟的。不过也就是跟个外围。”
“哦？还有这事？你说了啥来着？”
“我说万老师很有可能去了南方，深圳或者东莞。”
“哦，就这啊。我想起来了，好像是的。”
老孔没再说话，好像这件事的重要性已经完全被记忆稀释了，不值一提。那个时候他的反应不是这样，编辑给我介绍他对接之后，我去了几次分局，都没人搭理。直到我有次终于在分局门口撞见老孔，那时分局还在市里，一栋二层楼，现在那里变成了分局的执法办案中心，嫌犯抓到后先送到那里扣押，进行四十八小时审讯。我拦下老孔，重新介绍了一次我是谁，说想采你的案子，他说正忙，抬脚就准备走，我说关于这案子我还有一些线索想提供。他这才停下来，问什么线索。我说你的妻子李老师是我高中两年的英语老师，我还去你们家上过英语辅导课，对你有一定的了解。说到这儿，他开始往回走，请我进去坐坐。他办公室在二楼最里面一间，隶属重案组。我坐下来，他给我倒了杯水，拿起桌上一盒烟，想递给我，我说不抽。他这才反应过来，抽回手，说看你样子还是学生吧？我说大四，正在报社实习。他说具体情况你展开说说。我说我其实知道得也不太多，就知道你在育英中学教语文，高二升高三的暑假，也就是2006年夏天的时候，我和另外几个同学一起在你家上过暑期英语辅导课，因为高一高二就把三年课程学完了，高三整个一年都得用来备考，我们学校的学生通常都会在这个暑假提前上辅导课，巩固重点知识。他说哦，说重点就行。我说我就是那时见到的你，瘦高个，眼皮耷拉着，好像睁不开似的。他插话说你就是长这样子。我说你家住在教师新村某单元某号，六楼，是顶层，两居室，一间卧室，一间书房。我们本来在客厅上课，因为宽敞，可客厅没空调，只有一架老式吊顶风扇，一开呼啦呼啦响，大家热得汗流浃背，李老师就把卧室里的立式风扇搬了出来，还是热。我们就搬到了书房，因为只有书房有空调。我就是在那时看到你家书房里有个低音提琴，我说李老师您还会拉大提琴啊，她说那是低音提琴。老孔已经有些不耐烦了，说这些我们都知道，现场都去看过不知道多少回了，就说万老师就行。我说一开始我们在客厅上课的时候，你一般都待在书房不出来，偶尔出来上个厕所，也不跟我们说话。后来我们挪进了书房，你就搬到了客厅，一般都在看电视，有时能听到你看电视时发出的笑声。老孔说你要提供的线索就是这些吗？我说我觉得万老师不像一个会杀人的人。老孔说你妻子也这么觉得的。我说我听到有传闻说万老师妻子和被害人有不正当关系是真的吗？老孔说不好意思这个我们也不知道，知道也不会说。说到这儿他站了起来，说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我说有。我说我在李老师家补课的时候听到他们俩吵过架，好像是为钱的事，我说我听到万老师曾经去深圳东莞一带打过工，对那一带熟悉，如果他要跑，很可能会跑到那里去。老孔沉默了一会儿，说知道了。 老孔又问，万老师妻子的事情你从哪儿听来的？我说哪个事情？他说不正当关系那个。我说我前两天想去采一下李老师，没见到她，就和他们小区门卫聊了聊，门卫说的。他说这都是谣言，网上传什么的都有。我说我也上网看了，还看到有万老师的学生发帖让他快回来自首。他没说话。我说我看到有学生说万老师借钱给他缴电话费，都是好话。他说这些都不足以说明什么。我说嗯，是不足以说明什么。老孔又一次站起来，准备送我出去，送到门口时，他说你要是想跟这个案子就跟吧，只不过在人抓到以前不能乱写。我说不会的，我是记者，写的只能是事实。
后来我就成了唯一还能跟你的案子摸点边的记者。当时你已经逃了二十来天，网上的传闻铺天盖地，有说你妻子跟受害人有一腿，是情杀;有说你和受害人有积怨，是仇杀;有说你贪图嫉妒受害人的家产，是谋财害命。育英中学的贴吧里还有不少你的学生发帖，有呼吁你赶紧回来自首的，有说你是一个好人经常接济学生的，也有惊讶你会犯这种罪的。多数帖子都是匿名，只有IP地址。其中有一个IP地址是我的。因为接触不到核心线索，我只能从老孔介绍我对接案情的蔡屹那里得到些许他们的侦查动静，每天都泡在育英中学贴吧里关注一切和你有关的信息。
你作案后逃得很快，老孔他们只查到你连夜去了南京，然后去了重庆，之后就再无线索。他们本来觉得你可能会往川藏一带跑，那里是个躲藏的好地方，后来又觉得这可能是你故布迷阵，在我给老孔提供了那个线索后没多久，他们就赶往东莞，和当地公安取得联系，在整个东莞及其周边地区布控。局里一下子空了，只剩下我和蔡屹。蔡屹說这案子影响太大，上面领导下了死命令，三个月内必须把人抓到。这中间我去找过一次你妻子，是在学校里找到的。那时她在带两个高三班，临近高考了，学校觉得这对她和学生都不好，就暂时停了她的职，让别的老师代班，薪水照发，让她做一些教务工作。我找她那天是一个黄昏，她没在教职楼，同一个办公室的老师说她包还在，应该还没走。我就在学校里找。学校不大，一栋教学楼，一栋教职楼，还有一栋实验楼，剩下一个篮球场、一个体育馆和一个足球场。十分钟能转一圈儿。我从教职楼出来往里面走，没多远就看到足球场里有人在一圈圈地走。我快走了几步，走近足球场，叫道，李老师！她停了下来，转过身看我。我跑了几步到她面前，又叫，李老师。她看了我几眼，没认出来，问我是谁。我说我是她教过的学生，5班的，04届。她漫不经心地说哦，也不知道有没有想起来。我说我还上你家补过课，你家书架上有不少书，有两排都是英文书，我还借过几本。她说嗯，找我有什么事吗？我说我现在报社做记者，想问一下有关万老师的案子的事。她说对不起，我不接受采访。又说，曾经是我的学生也不行。我说那我不问了。她转过身去继续走。我又追了两步上去，跟她并肩一起走。她也不阻拦，只是自己闷着头走，好像对其他任何事都不在意似的。我并肩走了几步，又觉得不合适，就故意落了两步，跟在她后头。操场一圈是四百米，上学的时候我经常在晚自习后来这里跑步。走了半圈，她突然停下了，说我每天在这个操场走，我走过的时候，所有人都在我背后指指点点，你知道我是什么感觉吗？我说我知道。她说你知道个屁，又接着走。我继续跟在她后面，走了半圈，她又停下了，说我希望他们赶快抓住他，又希望他们永远别抓住他，他跑得越远越好。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李老师多保重，我先走了。她没说话，继续向前走。我离开足球场，朝学校大门走去，路过门口附近的校展示窗，看到上面贴着一些通知和海报，一张海报上写着“合肥六中2009年度文学之星”，下面是一名学生的照片和名字。我想起来我的名字也曾经在这张海报上。
直到鸭林冲那案子时，我都还以为是我提供的线索给了老孔他们找你的方向，等我自己干了刑警，才明白我能提供的信息，警察一定早就知道了。那时我还天真。老孔他们去了十几天，终于决定张贴悬赏通告，合肥、你老家金寨、李老师老家桐城、东莞、深圳等几个地方同时发布。之后举报线索不断，老孔他们只能分出几个行动队出来，一部分核查线索，一部分在东莞贴地摸排，一部分在几个你可能会出现的地方蹲守。我在你家上辅导课的时候，曾看到书架上有一本厚厚的英文书，名叫《Moby Dick》。一开始大家都很老实，休息时也不敢随意走动，后来去得多了，课间时大家就站起来在书房四处研究，有的去到客厅和你一起看会儿电视，我通常会站在你家书架前浏览，不过很少抽出来翻看。那次李老师见我盯着书架浏览，就抽出了那本《Moby Dick》，说我如果有兴趣可以借给我回家读。我问这是什么书，她说是一本小说，中文名叫《白鲸》，是一个美国作家写的，讲的是捕鲸的故事，不过单词量很大，可能读不明白。又说虽然读不明白，读一读也挺好。我问能不能多借几本，她说没问题，我就从书架上抽出了那本《社会工程学》和另外几本书。她看了看，说《社会工程学》这本是万老师的书，不过想看也没关系，她随后跟你打个招呼。我不知道她后来有没有跟你打招呼，估计打了你也没有太在意。我们在你家上辅导课通常是每周两次，每次三个小时，一小时五十块。我一共上了八次，就没有再去了。最后一次去的时候我把那几本书带上，还给了李老师，并告诉她我家经济条件有限，还要同时上数学和文综的辅导，剩下的课就不继续上了。她说没关系，你自己安排就好，还给了我接下来的课的讲义复印件。后来高三，你妻子回老家待产，我们换了一个英语老师，讲一口标准普通话和一口标准英式英语。那几本从你家借来的书我都没怎么看，《Moby Dick》只翻了一个开头，看懂了第一句话，就没再继续读下去了。上大学的时候，我在图书馆又看到这本书，翻译版，重新借来看，也没看完，实在太厚了，就知道故事讲的是一条船的船长要找一只叫莫比·迪克的白鲸。不知道最后找到了没有。
举报你的线索太多，大多都是无用的信息。这就是发布悬赏通告的缺点，有时候来举报的线索写得跟小说似的，残疾人赌场刘杰那案子就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我跟着蔡屹弄沈见云那个案子快半个月，沈见云还是不交代，局里就安排我去跟赌场这案子，刘杰虽然已经抓住了，但还有两个重点人物没抓到，一是他弟弟刘虎，二是他一个情妇，叫小如。抓捕行动开展了几次，都没抓着人。因为对方把我们局里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不仅知道刑侦大队有多少人、人都长什么样，连我们有多少辆车、车牌号是多少都一清二楚。刘虎躲在蚌埠附近一个村里，每次车还没进村就有人通风报信。小如倒是不难抓，人虽跑了，但刚生了孩子，孩子在父母家，派人蹲着就行。一个女人不可能不回去看孩子，更何况是刚出生的。杨局开会分析为什么每次我们抓人对方都能提前知道，还把我们的情况摸得这么清楚，一定出了内鬼。有内鬼大家其实都明白，刘杰的赌场开了不是一年两年了，这么多年稳稳当当地开着，还做这么大，不可能没有人。一个辅警已被我们抓了，但肯定还有更大的人物。这话大家不敢随便说。这场扫黑除恶行动表面上是扫黑，其实质目的是打伞，保护伞。也就是清查内部人员。中央督导组来了后，气氛立刻紧张起来。大家都知道举报到中央督导组的线索不光有涉黑的，还有我们自己人的。只是不知道谁，纪委什么时候行动，但既然来了，总归是要带几个人走的。普通探员还好，科级以上干部人人自危，活了这么多年，谁在外面没点儿兄弟朋友？杨局在会上讲出“内鬼”这两个字的时候，大家集体心跳了一下。只有胡大还是那么满不在乎，每晚开会前逮着我们跟他在宿舍掼蛋。为了抓刘虎，杨局把我从沈见云的案子抽调过来，从机动部队到了一队，主要任务就是抓刘虎，因为我常年在技侦，不怎么抛头露面，对方应该不清楚我是谁，又调了辆私家车来给我们用。最后一次去审沈见云的时候，蔡屹出去抽烟，留我和沈见云在审讯室里。我跟沈见云一句话没有说过，他也早习惯当我不存在。蔡屹不在的这段时间里，我跟沈见云说了三句话。我从那本厚厚的卷宗里抽出了一份嫌犯的资料，问他和吴晶晶是什么关系。他愣了一下，仿佛突然听到一个哑巴开口说话，他没回答，于是我说了第二句话：你知道吴晶晶是同性恋吗？他瞪着我，说怎么可能？我没有继续说——我猜蔡屹那根烟应该快抽完了，我说了最后一句话：你这名字怪好听的，是谁给你取的？他又愣了一下，然后说，我妈。 我和蔡屹从看守所出来，蔡屹把我带到分局，我在分局门口叫了辆滴滴回家。司机从上车起就跟我聊扫黑除恶，说你们最近在打黑吧？我说是。他又问是不是在搞赌场的案子。我说是。他继续说，昨天抓了不少人吧。我说师傅，你知道的也太多了吧。他说我看新闻看到的。我没搭茬，他又说，听说最近中央督导组到合肥了。我说，乖乖，师傅你真不简单啊，什么都知道。他说我哪有什么不简单的，我就是一开滴滴的。我说这可不好说，开滴滴的我们也抓过不少。他一下子不敢说话了。车上广播在放刘欢的一首老歌，《从头再来》。我当然没真怀疑司机有什么不对，每次我在分局门口叫车，上了车之后司机都爱跟我聊两句，觉得警察这工作很神秘，新鲜。我通常都是照例抱怨一下警民关系，说现在警察不好干啊，每天累死累活还挨老百姓骂，其实你想想，一个普通百姓一辈子可能和警察都打不了什么交道，最可能打上交道的是交警，贴条儿啦，酒驾啦，然后就把对交警的恨发散到警察整个群体上了。现在还“有警必出”，全国两百万警察，三百万辅警，人人有困难都要找警察，我们能不累吗？我正准备跟司机按照这套路聊下去，司机开口了，说他是退伍转业军人，退伍的时候有两条路给他选，一条是进工厂当工人，一条是進公安当警察。他选了工人，结果工厂没两年就倒闭了，他当兵的战友有不少进了公安，所以他对公安的情况有一些了解。我没说话，听了一会儿歌，然后问师傅知不知道这首歌的背景。他说当然知道，90年代下岗潮嘛，他就是那时下的岗。我说你和我父亲一样，我父亲原先也在工厂当工人，合钢厂，后来国企改革，他被买断工龄下了岗。他说那是哪一年？我说1998年，那年我就记得两件事，一件事是洪水，第二件事就是我爸下岗。
那时工厂改股份制，需要每个工人拿出三万块的股份钱，拿不出来就走人。我父亲当时工资才三百多，我妈在医院工作，不是正式编制，在药房上班，工资也才两三百。家里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我爸就拿了三万多的买断费出来了。我家住在我爷爷留下来的工人宿舍里，四十几平米，一直住到我上大学。1998年夏天，全国抗洪抢险，家里电视新闻上播放着温总理在抗洪一线慰问解放军和武警官兵的画面，我家门口的洼地积了一摊水，我把平时家里的大澡盆拖出来，坐在澡盆里划船，开心极了，仿佛这样就能划到大海去，心里想着洪水再大点，永无止境就好了。我爸去找厂长闹事无果，回来看到我在家门口划船，把我整个人从澡盆里拎出来，狠揍了一顿。我不恨他。从那以后他的精神就不太稳定了，一开始他最恨厂长，后来恨的是国家，9.11那天我从学校回来，他拉着我欣喜若狂地说，美国人被炸了，炸得好。电视新闻里反复播放飞机撞上双子塔的画面，我不知道美国人被炸和我们有什么关系。那时候他已经是胰腺癌晚期，只是我们谁都还不知道。等知道的时候，一切都晚了。正因为他走得太快，没花家里什么钱。我爸离开工厂拿到的那笔钱到他走几乎没花多少。我妈给我单独存了一个存折，说留着给我上大学用。初二的时候我曾经动过念头想用那笔钱买一台电脑。当时我的同桌是个学习不太好，长得挺漂亮的女孩。短发，总穿T恤和牛仔裤，假小子似的。她家挺富裕，家里从小学时就有台386，后来又换成了486。每次电脑更新换代她都会换台新的。老师上课的时候她从来不听，总是找我说小话，很喜欢打游戏，每天跟我聊的都是游戏。我接不上话茬，只能听她讲。这个游戏是讲什么的，那个游戏是讲什么的。一开始打的都是单机游戏，后来沉迷网游，就经常翘课去网吧，回来找我要课堂笔记。那张《仙剑奇侠传》的游戏盘就是她塞给我的，非要我打，我只好说我家没有电脑，她想了想说，那你来我家打吧。我没答应。后来她就和我们班其他几个喜欢打游戏的男生混到一块去了，一起结伴去网吧包夜，打一个叫《泡泡堂》的游戏。这个游戏没有什么剧情，她跟我自然也就没什么好说的。她爸来过一次学校，因为找不到她人，就找到了我，我说我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但某某可能知道。第二天她红着眼睛来上课，一天没跟我讲话，说是我出卖了她。自此以后，我成了她爸监视她的一件利器，她有没有和那几个男生厮混、每天上课表现怎么样、有没有挨老师批评，都成了隔三岔五她爸打我家电话时我汇报的内容。我通常都是有一说一。她恨了我一个学期，她的名字叫吴晶晶。
在鸭林冲踩点我又一次看到了她，和上学时比变化挺大，长发，穿裙子，还学会化妆了，但仔细看还是能看出几分稚嫩。踩着一双跟不高的凉鞋，妆化得其实不太好，脸看上去像是被摧残过似的。我变化应该也挺大，又或者每天穿得破破烂烂，脸晒成了黑炭，蹲在瓜摊后面，看上去就像农民的儿子。所以她从我眼前走过好几回，都没认出我。我自然不会主动上前和她打招呼。每次她来鸭林冲都是一个人走的，只有一次走到半路上，迎来一个小老头，个子不高，略和她平齐，贼眉鼠眼的。她看到他，似乎斥责了几句，对方也不生气，讨好似的要挽着她的胳膊一块走，被她拒绝了，两人便一前一后地沿着小路走进去。当时老孔不在，我忘了是去找瓜摊老板还是撒尿去了。他回来时我也没跟他提这事。只是暗自琢磨着她和那老头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老往这儿跑。
写你案子的那篇新闻能得奖，倒不是我写得有多好，纯粹是因为我占有了第一手材料。在东莞那边摸排了一个多月，大队也都疲了，开始陆续往回撤，就老孔和胡大几个人还留在那边。我从回来的人那里得不到太多信息，因为他们本身也没找到什么线索。大家都觉得你不好抓，胆大心细，行动也叫人摸不透。你作案后的第一反应竟然不是逃跑，而是先去医院挂水治伤，又去银行汇了一笔款，完了才又回到死者家中分尸藏尸。社区警察接到被害人妻子的报警电话，已经上门去查看情况了，他们撬开大门，在客厅里没看到什么不对，当时你就躲在卧室，用被害人的手机给他妻子发信息，假装被害人还活着，说自己在老家父母那里，他们竟也被你骗了，从客厅退出去。你才赶紧回到家里，收拾几件衣服跑了，还穿着被害人的皮鞋。死者的妻子后来再次报警，警察上门看到洗衣机附近的血迹，打开洗衣机看到被肢解的尸体，才意识到出事了，连夜立案。他们开始没怀疑你，首先怀疑的是和死者有经济利益冲突的某同事，直到你妻子发现你彻夜未归，报警说你失踪了，警察才把你和这案子联系在一起，从你家牛奶瓶上提取了你的唾液，比对从被害人身上提取到的血迹，确认了你是这起碎尸案的凶手。 全城轰动。
老孔抓到你回来后，没说细节，只说最后是一个举报线索立了功。当时你已身无分文，在一个工厂用假身份做仓库管理员，一名工人看到了悬赏通告，打了举报电话。老孔带人赶往工厂，直接找了厂长，要来厂里所有人员资料，翻到快完了，终于看到你的照片，化名李军。
那天在鸭林冲瓜摊边上，我问老孔还记不记得当时怎么抓到你的。老孔说：“我们让厂长带我们往仓库走，一开始没抱太大希望，觉得人可能不在。结果就那么巧，我们快走到的时候，看到他正从仓库里面走出来，我就喊‘万老师’，他一回头，看到我们，立刻就瘫软了。”
“哦，这样。”我又说，“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明白，和案子无关的。”
“什么？”
“就是万老师和他妻子为什么会结婚。”
“这有什么奇怪的吗？”
“我记得万老师出身不太好，是农村的，家里很穷，他妈是被人抢亲抢过去的，自己还有些残疾。李老师是城里人，名牌大学毕业，长得也不错，这俩人走到一块难道不奇怪吗？”
“这事我就不知道了，也没问过。”老孔想了想，又说，“你对这案子怎么这么有兴趣？好几年了还记着。”
“毕竟是我跟的第一个案子。” 我一愣，说，“那你觉得万老师的作案动机是什么？”
“意外杀人，当时就结案了。跟邻居因为楼道里的一袋垃圾发生了争执。”老孔说，“其实他当时要是不分尸，不跑，马上自首，再请个好点的律师，这案子估计都能判成过失杀人。”
“审他的时候立刻就招了？”
“是的。”
老孔说这话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老头从我们面前那条小路走出来，手里提着一个黑色塑料袋，我冲老孔使了个眼色，说：“我觉得这人有疑点，要不上去问问？”
老孔看了那老头一眼，说：“走。”
我俩一左一右从瓜摊后面出来，朝老头走去。老头看到我们朝他走过去，脸上表情明显不对了，有点想跑的意思。老孔经验丰富，连忙抢上两步把他拦住，掏出警官证。老头也不说话。老孔说：“袋子里什么东西？”老头说：“没什么，养着玩的。”老孔说：“打开看看。”老头就把袋子打开，系的是个死结，套了几层，拆了老半天，打开一瞧，里面全是蝎子。
老孔问他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老头说叫孙建才，没有职业。老孔把他名字和身份证号发过去给蔡屹，让他查一下。蔡屹很快回电说这人有案底。我们立刻把人抓起来了。
审的时候我没跟，老孔审的，同时派蔡屹去他家调查。很快一切都查出来了。老头五几年生人，七几年时因杀害妻子入狱，判的是死缓。他怀疑妻子和岳父有不正当关系，当时吵了起来，算有个说法，激情杀人。杀妻子是用锤头敲死的。坐牢期间有减刑，死缓改成了无期，无期又改了有期，2008年刑满释放，出来后没地方去，就住在他侄子在鸭林冲空着的一座二层小楼里，领最低保障金过活，爱好是养蝎子。我跟着蔡屹去他家侦查，是一栋非常简陋的水泥砌的楼，外面围一圈儿围墙，楼后有一大院子，还有一个半敞开的大棚。我们翻进去，撬开大门，一楼有个灶台，灶台旁边放着几把刀，有些简单的生活用品，二楼是睡觉的地方，有一张单板床，一个大衣柜，衣柜上沾着斑斑血迹。蔡屹立刻叫人来封锁现场。回到局里，他先冲到五楼张旭那里，把人骂了一顿，就因为他的一个“170厘米”，害我们瞎忙活了两个月。那边老孔也很快审出来了，孙建才和失踪者一年前经由婚姻介绍所认识，当天孙建才就花了五十塊把失踪者带回家，后来又找她睡，对方提出了一个五千块的包年价，孙建才同意了。过了半年，对方又提出要再加三千块，孙建才也答应了，先给了她，后来又后悔，找她把钱要回来，对方没同意，当晚趁对方睡熟期间就用榔头把人敲死了。敲死后用菜刀分尸，放钢精锅里煮，煮到肉骨分离，把骨头扔到后院焚烧，焚烧时还撒了盐。老孔问他为什么要撒盐，他说这是他坐牢期间跟人学的，说这样骨头烧得快。
这案子孙建才交代得很彻底，很快走流程，辨认现场、找相关人员做笔录、做材料、做证据链。吴晶晶是孙建才被抓时正在跟他交往的对象，和死者差不多同时，两人认识是孙建才有次被车撞了，住院期间吴晶晶是他的看护护士，没人来照顾孙建才，吴晶晶就多照顾了他些，孙建才觉得护士对他挺好，开始追她，送电脑、买首饰、给钱。吴晶晶就答应跟他睡了。老孔在她那里找到了受害人的手机，当时发现吴晶晶另有一个女朋友，才知道她是同性恋。手机是孙建才给她的，她对孙建才干了什么事一点也不知道。我没有和她正面接触过，事后看卷宗，她的口供和孙建才不太一样，她说她不想要孙建才给的东西，是孙建才死追着她不放，隔三岔五打电话给她，对她非常关心，她才答应跟对方交往。卷宗写得非常详细，孙建才分别和死者发生了几次关系，每次都是什么样，吴晶晶和孙建才怎么开始交往的，怎么睡的，用老孔的话讲“孙建才这老头变态啊，那卷宗看着跟黄色小说似的”。后来我又跟着去了几次现场，看到孙建才屋子里的笔记本上写着一些日记：“某月某日，晶晶答应跟我交往了”;“孙建才和吴晶晶正在谈恋爱”;“吴晶晶是孙建才的女朋友”。还有俩人一起去影楼拍的照片，孙建才穿着一身垮塌的廉价西装，背着吴晶晶，俩人都在笑，情侣似的。晚上跟着老孔蔡屹去喝酒，我吐了。老孔看着我乐，说怎么跟张旭似的，你看到的才是人骨头而已，还没见过尸体呢。
案子到这里才开始。老孔去勘查现场的时候，注意到孙建才家里墙壁上贴着很多招贴画和报纸，孙建才仍然保留着90代的习惯，什么事情都喜欢写下来。其中有张报纸上，孙建才写了一行字，“2014年2月13日胜利万岁”。这个日期正是他交代的杀害死者的日子。这行字的旁边还有两行字，一行是“2009年1月3日胜利万岁”，一行是“2010年3月21日胜利万岁”。这三行字出现在不止一处地方，还有他屋里的废旧杂志和笔记本上——在同一个笔记本上，他记录着与吴晶晶恋爱的喜悦。老孔觉得不对，回去调孙建才的手机电话记录——幸好这么多年他没换过手机号，先调出2009年所有的通话记录，按照通话频率降序排序，然后把那些号码逐一放在全国常住人口库和全国失踪人口库中比对，发现其中一个号码正好就在失踪人口库中。老孔核查了一下失踪者的信息，确认该失踪者从那之后就下落不明。这个案子到此才惊动了上级领导，孙建才出狱后极有可能杀了不止一个人。 我能进分局和深度参与此案的破获不无关系。老孔一直不明白我是怎么看出孙建才身上有疑点的，事后他说在鸭林冲蹲守近两个月，他也数次留意过这个老头，但从来就没把他和案子联系到一起。我说可能是一种直觉吧。老孔说你小子照，不搞刑侦可惜了。我说要不我进来试试？老孔还以为我是说笑。社招考试的时候，体能测试我故意考差了几分，为的是不干一线，避免和杨局打交道。自他在车上跟我说过那两句话后，我就再也没坐过他的车，但见了面照常递烟。他有收集烟盒的习惯。进了分局之后，我平均每三四个月找机会在他面前掏出一盒罕见的烟种，盒里往往只剩最后四五支，递一支给他，一支给我，然后把剩下的连盒子一起给他，说也不剩几支了。老孔因为破获这个大案从普通警员晋升为副大队长，我知道考试时他会罩着我。
进了分局之后我尽量保持低调，尝试改变自己说话的口音，学习熟练地抽烟。抽烟这事是我突然间领悟的，那天在食堂碰到老孔，我俩面对面坐着吃饭，他突然问我可记得孙建才案子里那个小护士。我说有印象，就是当时跟他谈恋爱的那个。老孔说对。我问怎么了，老孔说前两天接到一起盗窃案，一男的报案说他车子里的几千块钱被偷了，我们很快把盗窃者抓住了，竟然是那个小护士。我说是吗，也太巧了。老孔说她开始还不肯交代孙建才的案子，当时我们没告诉她具体的情况。这次我就跟她说当时要不是我们把孙建才抓了，下一个就是你，你以为他真的在和你谈恋爱啊？我问然后呢。老孔说她一下子吓傻了，哭得跟什么似的，然后就都交代了，钱也还给了人家。我说真是什么事儿都有。
吃完饭我和老孔走出食堂，在食堂门口抽烟，老孔递给我一根荷花，我猛地抽了一口，感到一阵眩晕，像要飘起来。那阵眩晕很快过去了，我开始找到抽烟的乐趣，为的就是这几秒钟的眩晕。
初二升初三的暑假，吴晶晶有小半个学期没怎么搭理我。他爸偶尔来学校接她，看到我的时候，都会找个没人的地方快速塞给我几张钞票。有五块的，也有十块的，让我拿去买书看。我没有拿去买书，而是都存了起来。我算了算，假设她爸每次见到我平均给我二十五块，每半个月能来学校接一次吴晶晶，一个学期五个月，到初中结束，我就能攒下至少五百块钱。我不确定我和吴晶晶会不会上同一所高中，她虽然考不上什么好学校，但可以通过缴借读费的方式去任何一所学校，我们可能还会成为同学，但我不确定。初二最后那个学期结束，去学校领暑期作业的时候，我突然鬼使神差般地问能不能去她家打游戏。我本以为她会拒绝，或者给我一个嘲讽的笑容。没想到她答应了，好像一点儿也不介意我做了半学期的克格勃。头一次去她家，她爸看到我有些惊讶，她很自然地说打算趁初三前补补课，请我指导她的功课。她爸想也没想就信了。我想不是出于对她的信任，是出于对我的。她家是两室一厅，她自己一个房间，父母一个房间，家里每个房间都有空调，电脑放在客厅，想来是父母为了不让她偷偷打游戏的缘故。平时她爸出门上班，朝九晚五，她妈是老师，在外地学校很少回来。我每周去她家两次，趁她爸不在的时候打那盘《仙剑奇侠传》。每次在她爸下班回家前一个小时停止游戏，关闭电脑和空调，让电脑散热，屋子里的冷气释放干净。起先她花了一会儿工夫教我操作电脑和游戏的基本程序，之后就不再管我，自己待在房间里，我以为她说补课只是口头说说，没想到她是真的在做功课，偶尔从房间里出来，看我打一会儿，有时会忍不住出声提醒我哪里玩错了，但不会告诉我正确的选择和接下来的剧情发展。我其实可以在每次打完游戏后都会磨蹭一会儿，等到她爸下班。这段时间我就在她房间里跟她一起写作业。她爸下班回家后，通常也就到了吃晚饭时间，这时我從吴晶晶房间里走出来，已经收拾好了书包。她爸从没留过我吃饭，但会从门厅鞋柜上面的零钱罐里掏出一把硬币给我，让我打车回家。我当然没有打过车，而是坐公交车回家。不去她家的时候，通常我跟着我妈一起去她医院的药房待着写作业或看书，因为医院有冷气吹。家里虽然也有一台壁挂式空调，但我妈为了省电很少开。《仙剑奇侠传》打了一大半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医院见到了吴晶晶她爸。她爸来药房窗口取药，我妈看到他，脸色瞬间变了，说不好意思，麻烦你去旁边窗口取药。她爸顿时火了，问凭什么。我妈没说话，只是把窗口用挡板挡住。她爸站在窗口前，开始骂骂咧咧。我妈干脆从窗口前站起来去上厕所了。她爸更加火了，喊着让我妈滚出来。我从没见她爸发过脾气，不知道她爸发起脾气原来这么可怕。后面排队的人开始抱怨，旁边窗口的药剂师喊着请到这边排队。她爸仍然站在窗口前不肯离开。我从一旁走过去，把挡板从窗口前撤下来，问他要什么药。他看到我呆了，一时不明白我为什么出现在这里。我再次问他要取什么药，她爸终于把处方递进来，我看到处方上写着甲巯咪唑和丙硫氧嘧啶，问了我妈同事药的位置，替他把药取了。我妈回来后我仍然坐在一旁写作业，她问我刚才那人去哪儿了，我说走了。她问药取了没有，我说取了。她问谁给他取的，我说是王阿姨，也就是她同事。我妈没再说话。
我照例每周去两次吴晶晶家，直到把那盘游戏打完。她爸下班回来见到我时，只会讲一声慢走，不再给我钱了。从那之后再也没给过，也没有再打电话到我家盘问吴晶晶的情况。有一天，我正在客厅打游戏，吴晶晶从房间里走出来，神秘地跟我说，她家楼上搬来了一户邻居，男的长得特别吓人，每次见到他都只张着一半眼睛，活像一个坏人，他老婆居然长得挺清秀。她说她想不通这俩人为什么会是夫妻。我说那可不好说，什么可能都有，也许是因为男方家庭条件不错，或者是男方对女方挺好。她说这怎么可能，要是我，才不会因为对方有钱或者对我好就嫁给他。最后一次去吴晶晶家里，我终于把那盘《仙剑奇侠传》打完了。快打到结尾的时候，拜月教主跳入水中解除封印与水魔兽合二为一，吴晶晶出来看了一眼，一句话没说，又进去了。我打败了拜月教主与水魔兽的合体，看着赵灵儿和拜月教主同归于尽，最后的画面是大雪纷飞中，林月如抱着李忆如在树下微笑。过了好一会儿，吴晶晶才又出来，见我已经把电脑关了，游戏盘退出来完好地放在盒子里。她问我打完了没有，我说打完了。她说你怎么没哭？没等我说话又说，还是你已经偷偷哭过了？我说没有，我本来就很少哭。她说我不相信，你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我想了想，说是好几年前了。她问因为什么，我说因为我爸把我从澡盆里揪出来打了一顿。她咯咯笑了两声，说没想到你也会挨揍，又说你觉得这游戏感人吗？我说也还好吧。她有些失望，说哦，好吧。我看了看时间，她爸快下班了。我说要不我先走了。她说等一下，我有一道题不会写，你能教我一下吗？我想了想，说，好。 初三的时候，我和吴晶晶被老师调开了座位，整个初三我们都没说几句话。初中毕业的时候，很多同学都买了毕业纪念簿，请其他同学在上面留下自己的姓名、生日、星座、血型，还有对纪念簿主人的留言。我是少数没买的人之一，也没有给任何同学留言。吴晶晶拿着纪念簿找我写的时候，我也拒绝了。她问为什么，我说因为我不想让别人记得我。她只说了句好吧。后来我去了六中，入学一个月之后都没见到她，我以为她去了一中或者八中。听别的同学说，才知道她去了育英中学。高一下学期，我突然收到吴晶晶写来的一封信，说她妈调回了合肥，在育英中学教书，她爸想了想，觉得还是有人看着她比较放心，就让她去了。她抱怨说每天都被看得死死的，在学校被她妈管，在家被她爸管，不仅打不了游戏，电话都不能随便打。初中升高中后，同学之间都很流行写信。我知道吴晶晶不仅给我写了，也给其他同学写了。因为传达室的人把信給我的时候，我看到下面一封信署名地址也是她的，不过是写给我们学校另一个女生的。我抽时间给她回了信，长度和她写给我的差不多，一页纸多点，简述了我在高中的情况。过了一个多月又收到她的信，说她之前跟我提过的她家楼上的邻居，原来也在育英中学当老师，教的是语文，来给他们班代过一次课，教得特别好。说她终于想通了他老婆为什么会嫁给他，因为他是一个好人。我回信问她怎么知道他是一个好人。她回信说，他班上的学生都这么说，说有一回有学生没钱缴电话费，他立刻掏出了一百块借给对方，这还不够好吗？这之后我们学校出了一件事情，某个班的学生得了脑瘤，退学回家了，学校发起了一次捐款，大部分同学捐的是十块二十块，少数捐了五十，也有捐一百块的。我回家数了数储蓄罐里的钱，一共有三百多，我留下了硬币，把纸钞装在一个信封里，悉数放进了传达室的捐款箱内，没有留下姓名。这件事之后，我回信给吴晶晶，说这也不能证明他就是一个好人，也许他只是想让别人认为他是一个好人。过了很久她都没有再回信。直到高二上学期，她又写了一封信来，说的还是邻居的事，说从她妈那里听说，那个老师出身很可怜，母亲是被抢亲抢过去的，他出生之后一直被关在小黑屋里，所以眼睛没有长好，又说她之前想错了，他和他老婆可恩爱了，从来没见两人吵过架。我回信说，你说的这些都不能说明什么，你看到的也许只是表面。自那之后，她再也没有给我写过信。
考上大学之后，我妈轮上了单位最后一次集资建房，我家便从原来的地方搬了出来。这些信我原本还保留着，放在原先的平房里，你的案子发生之后，我抽空去了一趟老房子，把它们找出来都烧了。
一周之前，杨局秘密召开了一次专案会议，准备再次出动抓捕刘虎。抓捕行动由老孔远程主控，我带一个内勤的女警去蚌埠抓人。本来应该第二天出发，但出发前的早会上，胡大突然被纪委的人带走了。这件事发生得悄无声息，因为开早会的人就我、老孔和另外两个同事。胡大接到一个电话，正开口嚷着“我在开会”，接着就不说话了，站起来往外走。外面有人立刻走进来，把他留在桌上的笔记本和笔都拿走了。我和老孔走出去，门口站着好几个人，都不是局里的。很快胡大的办公室就被贴上了封条。这事让我们的抓捕行动推迟了一天，因为紧接着就接到市政法委书记次日上午要来局里召开会议的通知，要求全体参加。虽然没有明说是什么会，但大家都知道市政法委书记是来稳定军心的。下午我在局里碰到从看守所回来的蔡屹，他找我小声嘀咕，问上午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说不知道。他说他早就预感到胡大要出事。我问为什么。他说你看胡大那个性格，跟谁都称兄道弟的，外面那么多朋友，讲话又不注意，不出事才怪。我沉默了一会儿，又问他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审完了。他说沈见云招了，又问我什么时候去抓刘虎。我说还在待命。
写你那篇新闻稿之前，我再次去找老孔，以正式采访的名义。我问他：“万老师的作案动机是什么？”老孔字正腔圆地答。“那天他下楼的时候，不小心踢到了楼道里的一袋垃圾，随口说了一句谁这么缺德，楼下邻居正好出门上班，两人就争吵起来，紧接着变成厮打。厮打过程中，万鹤的手指不慎戳入被害人的喉咙，导致其窒息死亡。事后他先去医院包扎伤口，又去银行汇款，后回到受害者家中将其肢解，藏尸，然后逃跑。第七十五天的时候在东莞被警方缉拿归案。”我说：“这个过程我知道，我问的是他的动机。”老孔立刻又变回合肥话，说：“我不讲了吗？因为一袋垃圾吵了起来。你跟了这么久还不知道？”我说：“一个人会因为一袋垃圾就杀害另一个人吗？就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了？”老孔笑了，说：“你们记者才关心动机，我们警察只关心证据。”
如果按照老孔的回答，这篇新闻稿就只有两千字。他给出的信息，其他媒体也都知道。那将是一篇标准的新闻通稿，第一段叙述的是你的审判结果。而我写的那篇报道，有一万多字，两个整版。第一段写的是你杀人的那天早上发生的事情。
那天早上，你和你妻子发生了一些摩擦，当时你准备去银行给一个长期资助的贫困学生汇款。这个学生是你从四年前开始资助的，通过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发起的春蕾计划。你选择她是因为她来自你出生的那个国家级贫困县金寨，地处皖西边陲、大别山腹地。你父亲是金寨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四十八岁才终于花三千块抢到了你母亲，成婚后你母亲数次想跑都没跑成，你出生后，父亲一家更怕她带着你跑。于是把你母亲和你锁在边屋，等到你满百日时才将你们娘儿俩放出来。新生儿出生时必须接受光刺激，眼部肌肉才能得以健全发育，你出生百日后才见到光，导致上眼皮肌肉形成永久性萎缩。但你父亲对你还可以，人也不笨，还通过自学进县城做了水电工，省吃俭用让你念到高中。你小时候因为眼部残疾备受欺凌，因此发愤图强，立誓考出大别山。你考了三次大学都没考上，后来选择了专升本，去了武汉大学，成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在大学遇到你后来的妻子，虽然不是来自一个地方，好歹算是安徽老乡。你苦追了三年，在她父母的极力反对下，还是娶到了她。原因她说了，就是你对她特别好。你们双双来到合肥定居。你妻子进入合肥六中做英语老师，你则进了二十五中做行政工作，因为你的学历做不了老师。婚后你和妻子的矛盾开始显现。2002年你妻子的学校福利分房，分到了教师新村的一栋二居室，七十多平米，当时合肥的房屋均价是每平米两千出头，虽有福利政策，仍然要一半价格，加上装修费，一共十万出头。你妻子工资三千多，你工资低一点，两千多。本来你和妻子商量好，拿出两人全部的积蓄，再让两家各自出一半剩下的钱，但你岳父提出异议，要求由你和你家独自负担全部房费，理由是房子是你妻子分到的，你已经占了便宜。你妻子原本同意你的计划，但她父亲提出意见后，左右不定。争论无果，你答应了岳父的提议，但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便打了欠条，由你妻子和岳父垫付房款。搬入新房后不久，你向学校提出辞呈，南下深圳东莞一带做生意，一年后由于没赚到什么钱再次回到合肥。这时你修改了身份证上的年龄，改小了三岁，又伪造了学历，去掉了专升本的经历，报名参加了普通话训练班矫正口音，买了各类演讲光盘调整自己的仪态举止，买来各种高中教辅材料勤学苦练，然后顺利通过面试进入了育英中学做语文老师。育英中学是一所民办高中，工资较高，你每月可以拿到四千多块，还有奖金。虽然学校很一般，但你很受学生欢迎。每月工资除了自己的开销，全部交给你妻子偿还她家垫付的房费。即便如此，你岳父仍嫌还款的速度太慢，常因此事发生龃龉。为了应付你岳父，你妻子想帮你一起偷偷偿还，开始在家中开设辅导小班，趁假期赚点外快。尽管你在学校是个自信、善良、乐于助人、受人尊重的老师，回到家中却依然是那个内向、沉默、习惯独处、永远矮妻子一头的丈夫。2006年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去你们学校推广春蕾计划，你第一个报名参加，一次就拿出了三千块钱，这可以为一个贫困女童提供高小三年和初中三年的生活费。你妻子发现银行账户上少了三千块，便问你是怎么回事。当你说你用这钱资助了一个贫困女童后，你妻子扬手给了你一个耳光。那天你家空调坏了，屋里热得不行，只能把书房房门开着，空调换热器里的水漏出来，地板湿成一片，在你家书房里上辅导课的学生不知如何是好，既不敢走出去询问，也不敢擅自处理，更不好意思回头去看客厅里发生了什么。大家都听到了那一声清脆的耳光。事发当晚，你离家出走，去了东莞，但三天后就回来了，因为你妻子打电话跟你说她怀孕了。之后你妻子回老家待产、生产，有一年没有工作。孩子出生后不到一年，你母亲又罹患癌症，那笔房费也就一直没有还上。然后就到了那天早上。 那天你思虑整晚，还是决定给那名资助了四年的女孩寄一笔钱。因为她写信来说学校开了音乐班，有长笛、单簧管、电子琴、小提琴、大提琴，都是她没见过的东西，她说她想学一门乐器，犹豫再三，选择了长笛，她需要五十块钱买一个长笛。你知道她是在撒谎，因为五十块钱根本买不了一个长笛，起码也要两百块，但你没有戳穿她，而是回信说非常支持她的想法，但建议她学习大提琴。你说你曾经听过低音提琴的声音，一开始还以为是大提琴，所以想以后能听听大提琴的声音拉起来是什么样的，和低音提琴有什么区别。你没有给那女孩寄五十块钱，而是从家里拿了三千块现金。这件事你妻子并不知道，你也没打算让她知道。这不是你们争吵的原因。你们争吵的原因是你妻子出门上班前又提了一句你岳父来问钱的事，說他们两个老人家年纪也大了，不方便照顾小孩，想请个保姆一起照顾。你突然火了，说欠你们家的钱我马上就能还清了，还清之后我就永远消失。你妻子觉得你不可理喻，甩门出去上班。你有一笔私房钱，就藏在你自己那些放在书房书架上的书里。这笔钱是你省吃俭用、积少成多慢慢攒的，本来也没多少，你母亲去世后，你爸给了你三万块，说是你母亲留给你的，厚厚的一沓，都是五块、十块、二十块的碎钱。你把它们和你藏在那些书里的钱一起拿去银行换成了整钞，放在了书房那个积了灰的低音提琴里。
这些事有些是在你作案之前我就知道的，有些是你作案后我知道的。你逃亡之后你妻子报了警，警方来你家调查，锁定了你是犯罪嫌疑人之后封锁了你家。你妻子在刑警大队接受调查时，我跟着警方来到你家，就是在那里第一次见到老孔。老孔当时忙着研判现场，根本没工夫理我，也不准我踏进你家，我只好在门口等着。我看到他们打开你家鞋柜，从里面找出了你作案时穿着的鞋，上面沾着血迹。鞋柜里只有这一双男鞋，其余的都是女鞋。你一共只有两双鞋，另一双正好洗了，还没晾干，所以你才穿了被害人的鞋逃跑。过了一会儿，他们又搜出几件衣服，也是你杀人时穿的，还有一沓厚厚的现金，是从低音提琴里搜出来的。他们当时怀疑这是你从被害人家拿走的，后来才从你妻子那里确认是你的私房钱。你妻子其实一直都知道你有私房钱，我想可能是从我还给她的那本《社会工程学》里发现的。但她从没说破过。自从你把钱挪了位置，她也没再碰过那把琴。
第一次去你家的时候，我吃惊极了，没想到世界上会有这么巧的事。等到后来工作，才发现一个城市不过就那么点大。有时去看守所提审，常能遇到以前抓过又进来的犯人，还会跟我们打招呼，老熟人似的。吴晶晶停止给我写信之后，我还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遇到她了。路过你家楼下那户熟悉的门口，我差点停下脚步上前敲门，给她一个惊喜。我当然没这么做，而是快速走了上去。起先我没打算上你妻子的辅导课，她说了，第一节课只是试听，免费，觉得不错再决定要不要上。上完第一节课回家我问我妈，能不能让我上辅导课，她问了课的价格，说要考虑几天。几天后，她和我商量，说能不能上一半，剩下的向上课的同学借笔记。我同意了。之后每次去你家上课，我都有些紧张，不知道路过你家楼下的时候，万一门突然打开了，我该说些什么。幸好那扇门从来没在我经过的时候打开过。后来我才知道即便门打开了，见到的人也不会是吴晶晶。高三的时候另一个班的女生突然来找我，说吴晶晶持续不断地给她写骚扰信，问我怎么办。这个女生和我是一个初中的，就是吴晶晶给我写信期间也给她写的那位。我才知道吴晶晶之前给她写了封表白信，她看到后吓坏了，告诉了父母，她父母又去找了吴晶晶的父母。吴晶晶她爸便决定让她从学校休学，直接送她去外地上了一所职业卫生学校，以便赶紧毕业嫁人。估计她爸也知道她考不上什么大学。我在你家上课的那个暑假，她已经不在那栋楼里了。我跟那个女生说不用理就行了，她会慢慢消停的。那个女生后来没再找过我，我也没问过吴晶晶后来有没有再给她写信。
在你家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跟你打了个招呼，说万老师好。你只是点了点头，也没问我是怎么知道你姓万的，可能以为你妻子已经介绍过了。这之后，我就没再跟你说过话。你不知道我其实已经知道了你的一些事，但真正对你产生兴趣，是我读完那本《社会工程学》之后。那本书讲的是从事特殊职业的人如何获取他人的信任从而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譬如间谍、黑客，等等。你为什么要读这本书？你从这本书中获得了什么？书上做了密密麻麻的笔记，从这些笔记中我似乎看到了一个人隐藏着的人格——他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扮演另外一个人，一个受欢迎的、自信的、善良的人，而非一个阴郁的、窝囊的、怀揣恨意的自己。书里面还夹了一些钱，分散在不同页码。我原封不动地还了回去。正是在还书的那天——也就是我在你家上的最后一课，你妻子扬手给了你一个耳光。也许你妻子觉得是这件事才让我决定后面的课不上了，缴不起费用只是一个借口，因此给我复印了后面课的讲义。她很快忘了我，也许也是因为这件事，人总是有抹去糟糕的记忆而留下美好记忆的选择性倾向。
大学我学的是心理学，很快发现学这个毫无用处。当时的朝阳行业还是媒体，大四时我通读了几本传播学和新闻写作的书籍，给报社投了实习申请。和我一起进入报社的实习生有好几个，当时只能留下一个。其他实习生大多不是中文系就是新闻系的，还有一个本身就是报社领导的孩子。实习期五个月，我需要在五个月内证明我才是那个可以留下的人。简单来讲，我需要一篇大稿。分配给我的编辑是个五十出头的人，再有几年就退休了。那几个月我每天守在新闻热线接线室，一有线索就出去跑，但大部分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有一次，我接到的线索是两户邻居发生了争执，因为一袋放在两户之间楼道上的垃圾，两户的主人吵了起来，还动了手，最后派出所调解了一天才算完。其中一户主人患有甲亢，容易情绪激动。正是这个细节让我想起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住在你家楼下。曾经是合钢的厂长，后来工厂改制，他把工厂转手倒卖给了别人，通过压低工人的赔偿金，收了一大笔回扣，用这笔钱进入了房地产，几经波折，没赚到多少钱，但也没亏，最后老老实实跟着一个房地产老板做事，成了那个地产公司的财务主管。因为早些年也是从工厂摸爬滚打上去的，他也得了一身病，甲亢是常年就有，后来还患上了呼吸道障碍，每晚睡觉都得戴呼吸机。他有一个女儿在外地，虽然已经毕业，但不愿回到老家。他妻子是一所中学的老师，因不堪忍受他的脾气和每夜的呼噜声，经常申请出差。他们家有两辆车，一辆奔驰，一辆宝马。他妻子有时开车出门时遇到你妻子推着自行车去菜市买菜，总会问你妻子要不要顺路捎带一段，你妻子总是礼貌拒绝。这些事有些是我想起这个人之后，去你家小区转悠打听来的。打听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做另外一些工作。你家小区的门卫一直就没换过，记性不太好，我说我曾经总来这个小区，找住在某栋某单元的吴晶晶玩，他其实压根就没想起来我是谁。想不起来也对，毕竟那么多年了。我问他听吴晶晶说他爸跟他邻居有奸情，这事是不是真的？他说这我哪儿知道啊，我就认个脸熟，你说的人是谁我都不知道。我说就是那家有两辆高级汽车的，一辆宝马一辆奔驰。他说哦，那我知道了，那人脾气你不晓得多差。我说见没见他开车带过别的女的？他说不知道，我又看不到车里。隔了几个月，他对警察的说辞完全不同，说他亲眼看到好几次，受害人开车带着凶手的妻子出入小区，这就是那人要杀他的原因。 我需要一件大案。最好犯人有能力逃跑，无法立即侦破。他的身世奇异，令人同情，他作案的动机叵测，谣言四起。他具有足够的人性深度，值得挖掘。而我是一个记者，我只能陈述事实。
我已经了解被害人的情况，接下来，就得看你是不是一个合适的凶手了。我花了两个月时间走访了你的老家、你妻子的老家、你的学校、你工作过的地方、你的学生、你妻子的学生，我小心翼翼地避开了那些会记住我的人，用明察暗访的方式搜集我需要的信息——我从那本《社会工程学》里也学到了很多。很快，我大致拼凑出了你到作案之前为止的生平。很抱歉，你非常符合我需要的那块拼图的形状，甚至超出我的想象。一开始我只是突发奇想，但随着对你的研究逐渐深入，我对你的兴趣超出了我需要的案件本身，我想验证我的推测是否是对的。对我来说，这逐渐变成了一场实验。从动机的角度来看，我才是那个凶手。但从凶手的角度来看，你比我更合适填充这个位置。
这件大案的最后一块拼图是我。准确地说，是一袋垃圾——一袋会引发你和那位患有甲亢的被害人激烈争吵的垃圾，一袋会激发潜藏在你内心压抑已久的怒火的垃圾，一袋名之为恶的垃圾。我不确定一袋垃圾是否会激发你心中的恶意和紧张，也不确定哪天能引爆这颗炸弹。于是，我提高了它会发生的概率。我知道你和你妻子每天上下班的时间，也知道你邻居每天上下班的时间。每天早晚，在我去报社上班前和下班后，我都会把一袋垃圾放在你和你邻居之间的楼层过道上。这个小区太老，只有门口的大路上装有摄像头。我会从小路绕进你家小区。每天都换不同的衣服。有时戴一副平光镜，有时不戴。有时戴口罩，有时不戴。有时背书包，有时不背。有时打车直接进小区，打车地点均不相同。没有人会记得我。
直到这件事真正成为事实之前，我都不确定它会不会发生。我已经大致拼凑出了你的生平，但仍然无法确定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究竟是一个坏人还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受压迫的好人还是一个伪善的坏人。我只能确定，大部分人并不具备判断善恶的能力，他们对一个人的评价往往会因为一件小事发生极大的扭转。而你的复杂性超过我的预期。这件事直到你作案后，都还在不断发生。当你在法庭被宣判死刑时，你资助的那个女孩也在现场。她恳求她的父亲带着她从你出生的地方汽车换火车，火车换公交，赶到这里，就是为了告诉法官，你是一个好人，可不可以对你从轻宣判。当我以记者的身份询问她，她泪水涟涟地交出了你写给她的回信，以及作案后给她汇款的银行证明，我才开始怀疑你在那本《社会工程学》里面画下两条波浪线的句子——“要想完美地演绎一个角色，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真正成为那个角色。”后面是否还有一句：“当你真正成为那个角色之后，你就真成了那个人。”你的两个学生也来到了法庭现场，请求对你从轻发落。你的妻子两次提出上诉，请求修改一审判决，最终最高人民法院维持了死刑立即执行的原判。你和你妻子同意将你们名下房产过户给被害人家属以求原谅。你签署了死后器官无偿捐献的同意书。
但这一切都与我无关了。
没有人会把我同这件案子联系在一起，垃圾袋上没有我的指纹，摄像头没有捕捉到我的身影，即便有人能从残存的记忆里提取出我这张脸的印记，或是从我写的那篇新闻稿里意识到有些信息是我在你作案前就知道的，或是发觉了我和这个案子中的所有人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在这个案子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我只是提供了一袋垃圾而已，即便这件事被发现了，也不能证明我触犯了任何法律。即便这个案件超乎想象的完美地符合了我的计算，在我设想的轨道上顺利运行，也不能说明我犯下了罪行。甚至它的发生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只是或早或晚而已。就算没有这袋垃圾，也会有别的可能性存在。每天世界上都在发生无数的罪行，大部分看似偶然的罪行，实则都有必然的起因。而你，只是那条恰好落入我视线内的白鲸。
你被判死刑，我以为这件事就此落幕，我不会再和任何与此案有关的人发生什么关系了。我最后一次去了你家，安慰了你的妻子，并提出是否能够要一样你的东西留作纪念。也许是我在此案发生后不遗余力地跟踪调查，也许是我在新闻稿中力挽狂澜将你塑造成一个值得同情的对象，也许是我过低地预计了你妻子对你的情感——她像是没了魂儿，空洞地点了点头，于是我第二次从你家书房的书架上抽出了那本《社会工程学》，带回了家。
但是。
但是这件事没有结束。有两件事超出了我的预期。
四年后，再次遇到吴晶晶，我以为这只是巧合。她父亲遇害后，她连夜回到了合肥。之后就再没离开过。她去医院做了护士，遇到了孙建才，又在鸭林冲遇到了我——当然，她没看到我。然后我进分局做了警察，一年后再次从老孔那里听到她的消息——因为那件盗窃案，她坐了三个月的牢。又过了四年，我在沈见云的案子里看到了她的嫌犯资料。我不知道她在沈见云的案子里充当了什么角色，但我知道沈见云不肯招供必然跟她有关。我们从来没有正面接触过，但她一次又一次出现在我的生活里。我开始怀疑，难道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吗？
五天前，参加完政法委书记召开的会议后，杨局让我带着内勤的女警立刻出发，前往蚌埠抓刘虎。中午我们到达了蚌埠市区，在市内简单地吃了一个午饭，便继续开车到刘虎藏匿的村镇附近，我们把车停在了县城，换了辆当地牌照的车，下到刘虎所在的村镇。这个村子就是刘杰刘虎兄弟二人出生的地方，宗族势力极强，村主任是刘氏兄弟的堂叔，不出意外的话，刘虎就躲在他的家里。我和同事换了身打扮，扮作一对农村夫妻，趁天黑进了村子。我知道杨局安排了后备支援，等我们抓到刘虎，会在半小时内赶到。
我们顺利地进了村，那女警之前来这里踩过点，对地形熟悉，我跟着她绕过了一排独栋楼院，走到一户亮着灯敞着院门的二层小楼前，铝合金的大门半开著一条缝，里面隐约有碗筷的声音。
我和女警毫不迟疑地走进去，打开大门。客厅中央摆着一张木制的圆桌，桌上有几个菜，一个女的正坐在桌前吃饭。
我看到她，惊讶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但还是从衣服内侧口袋里掏出警官证，说：“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