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儒家因经学而兴，经学始则并非专属儒家。“博士”最晚于战国已出现，逐渐演变为官职后，经历了秦代与汉初的“诸子传记博士”阶段，经汉文帝设立博士官诸子并进，武帝时期，在普遍确立“经学博士”的过程中，“经学”本身的概念也发生了改变。博士官的任用范围也从诸子百家缩小到六艺经学范畴内。如今，不应因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误认为汉代博士官自始至终均出自儒家。
【关键词】博士官；西汉；诸子；经学；儒家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史记》载“博士”一词战國时已有，但仅为“稷下先生”别称，非正式官职。直至历经秦诸子传记博士、汉代与举荐贤良文学制度结合后，才逐渐成为政治制度中的官职。汉承秦制，仍设立博士官。但也因此，经文景时期黄老之学休养生息，武帝时兴盛后的极力“去秦化”也影响到博士官的设立。此于整个博士官发展史上是极为重要的转折点。
当今学者承认西汉初年存在诸家与儒家博士官并立现象，也主张博士官的发展是儒学走上独尊神坛地位的垫脚石；以栗洪武先生、郭向宁先生、王洪军先生等为代表，张汉东先生更是明确指出“儒家专书博士与专经博士的增设，使博士职向儒家垄断化过渡”。与以上略微不同的是，王葆玹先生认识到了汉代博士官由诸子兼收到儒家化的原因，是为了去除秦代刑名法术之学与汉初黄老之学的影响，进一步指出以反秦为先，也认同五经博士即为儒学官方化的体现。但笔者认为，五经并非儒家专有，儒生反因注解五经而被重视。
一、秦代博士官设立对汉初的影响
秦博士官类似明清大学士，供咨询用，兼有议事职能。如《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载：建议秦始皇修改称号，“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出行时回答始皇对于神祇的疑问，“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此外，在李斯进言焚书时也可见当时博士官的职责，秦代博士官负责《诗》《书》及百家语，即诸子百家言论的收藏与管理，显然是诸子并进的任用博士官的政策。
因此，“文、景二帝已经意识到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性，并采取了诸如立《诗》《书》博士、下诏举士等振兴文化教育的措施”。汉文帝时仍沿用秦制诸子并立。“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刘歆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亦如是说。从武帝即位后丞相卫绾提议革新学术的建言中也可知，“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可见在武帝之前刑名、法术、纵横家等诸子的学说也被举荐为贤良，立于学官，这也正是向来重视刑名法术之学的秦代对于汉初的影响。
二、汉武帝时期对西汉初年博士官的改造
汉初除承秦制，将刑名法术之学立于博士学官外，也因循民不聊生的实际情况以黄老之学作为治国理念。“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教，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於是喟然叹兴於学……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可见，在秦代尚武之风及黄老之学的影响下，汉初的儒学之士虽然被列入学官，立为博士，但仅以备咨询，并无权力参议朝政，未受重用。到汉兴之时，儒学博士官叔孙通才重新大修礼仪，受到皇帝重用。
武帝时由于学官公孙弘的上疏，武帝才真正下决心立五经博士，一改此前仅以“通古知今”作为博士官的设立标准，决定以“专经”作为设立博士官的必要条件，专隆儒术。
公孙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曰：“丞相御史言：制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婚姻者，居屋之大伦也。今礼废乐崩，朕甚愍焉。故详延天下方正博闻之士，咸登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议，与博士弟子，崇乡里之化，以广贤材焉’。谨与太常臧、博士平等议曰：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若不足，乃择掌故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请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
公孙弘从社会实际情况与百姓需求等各诸阐述了设立五经博士的必要性，并以通经作为选拔与俸禄评判标准。对于公孙弘此次提议，汉武帝予以批准。其因如钱穆先生所言：“若政治已上轨道，全国共遵法度，则申韩之学，亦复无所施。其时物力既盈，纲纪亦立，渐达太平盛世之境。而黄老申韩，其学皆起战国晚世。其议卑近，主于应衰乱。惟经术儒生高谈唐虞三代，礼乐教化，独为盛世所憧憬”。据《百官公卿表》载，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后，至东汉规模逐渐扩大，“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宣帝黄龙元年稍增员十二人。元，帝永光元年分诸陵邑属三辅。王莽改太常曰秩宗。”班固对此高度评价，“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由此可见，汉武帝对于博士官的改造可谓影响深远。
三、经学儒家化的现象
汉武帝“罢黜百家”的举措为大众认知所接受。然就汉武帝改造博士官是否以“儒家化”为核心理念而言，王葆玹先生认为，“汉武帝的创举不是‘罢黜百家’，而是罢黜秦代官方奉行的刑名法术之学，并将主张因袭秦制的黄老之学由经学的地位贬到子学的地位”，王先生在此注意到了“经学”定义的变化对于诸子地位的影响。其实“经学”与“诸子”的变化是相互影响的。西汉初立黄老博士，黄老之学则被列入“经”的范畴；至汉武帝时期，仅确定《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其余均被划入诸子学。因此，唯有传解《五经》的儒家看似幸免于难，其余诸家均被降为九流十学，仅为与官学对应的私学。钱穆先生进一步解释道，“且称《诗》《书》，道尧舜，法先王，此战国初期学派儒、墨皆然。不专于儒也。文帝时有《孟子》博士。至武帝时亦废。若谓尊儒，何以复废《孟子》？其后刘向夫子编造《七略》，《六艺》与儒家分流。儒为诸子第一，不得上侪于《六艺》。然则武帝立《五经》博士，若就当时语说之，谓其尊《六艺》则然，谓其尊儒则未尽然也。即仲舒对策，亦谓：‘百家殊方，指意不同。臣愚以谓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则仲舒之尊孔子，亦为其传《六艺》，不为其开儒术。故《汉志》于《六艺》一略，末附《论语》《孝经》、小学三目，此亦以孔子附《六艺》，不以孔子冠儒家也。此在当时，判划秩然，特《六艺》多传于儒生，故后人遂混而勿辨耳。”根据汉武帝废除《孟子》博士可见，儒家在当时也被划入子学范畴，正如《汉书·艺文志》以王官《六艺》之学与九流十家分列，因此，不能断言汉武帝尊儒。至于儒学受到重视，是因为传《六艺》者多儒生，儒生因此借助经学而显贵。战国时期，经学并非为儒家专有，墨家也讲《诗》《书》。至于后世经学为何被儒家所垄断，一方面在于儒家自身发展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源于其他诸子学说的内部问题与历代误解者的推动。 至于儒家自身发展的内部因素，当从儒家起源考证。孔子被认为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汉书·艺文志》有言：“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孔子作《春秋》亦为行史官之事。此外，《汉书·艺文志》在介绍完《六艺》之后，第二部分言诸子情况时记载道：“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阳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儒家产生于司徒之官，而司徒则历来掌管祭祀、教化等事务，舜也曾做过尧的司徒。在此职责与师法传统下，孔子即此后的儒家则多言上古唐虞三代之德，对于《五经》自然推崇备至。再加上历来重教化的传统，武帝时期借助《六艺》得到重视自然也合情合理。武帝时期最为推崇的仍为《六艺》，后因《乐》经失传，遂立《五经》博士。自武帝始，汉代由于推崇《五经》，而其阐释与推广离不开儒生，因此，连同为《五经》作传的儒者也一并推崇。至于客观原因，其他诸子为何被剥夺了传《五经》的权力，皮锡瑞先生有言：“墨子之引《书传》，每异孔门；吕氏之著《春秋》，本殊周制。其时九流竞胜，诸子争鸣；虽有古籍遗留，并非尼山手订”。为何统治者钟情于孔子整理的《五经》，因为其他諸家与之相比，逸文阙文甚多，实难使人信服。
因此，西汉初年到汉武帝时期博士官的变化，并不能归结为“儒家化”，而以“经学化”言之更为确切。博士官一职也在与经学的相互推动下，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张汉东.秦汉博士官的设置及其演变[J].史学集刊，1984（1）：8.
[2]王葆玹.中国学术从百家争鸣时期向独尊儒术时期的转变[J].哲学研究，1990（1）：108-110.
[3]栗洪武.郭向宁.“五经博士”的设置与儒学尊崇地位的形成[J].教育研究，2006（10）：.
[4]王洪军.汉代五经地位的提升与学官变化[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8（1）.
[5]皮锡瑞.经学历史.周予同注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4：35.
[6]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00.
[7]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218.
[8]（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0：236，248，255，3117-3120.
[9]（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156，726，1715，1723，1728，1969，3620-2621.
作者简介：安子钰（1998-），女，汉族，山东淄博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历史与国学研究学习。
【关键词】博士官；西汉；诸子；经学；儒家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史记》载“博士”一词战國时已有，但仅为“稷下先生”别称，非正式官职。直至历经秦诸子传记博士、汉代与举荐贤良文学制度结合后，才逐渐成为政治制度中的官职。汉承秦制，仍设立博士官。但也因此，经文景时期黄老之学休养生息，武帝时兴盛后的极力“去秦化”也影响到博士官的设立。此于整个博士官发展史上是极为重要的转折点。
当今学者承认西汉初年存在诸家与儒家博士官并立现象，也主张博士官的发展是儒学走上独尊神坛地位的垫脚石；以栗洪武先生、郭向宁先生、王洪军先生等为代表，张汉东先生更是明确指出“儒家专书博士与专经博士的增设，使博士职向儒家垄断化过渡”。与以上略微不同的是，王葆玹先生认识到了汉代博士官由诸子兼收到儒家化的原因，是为了去除秦代刑名法术之学与汉初黄老之学的影响，进一步指出以反秦为先，也认同五经博士即为儒学官方化的体现。但笔者认为，五经并非儒家专有，儒生反因注解五经而被重视。
一、秦代博士官设立对汉初的影响
秦博士官类似明清大学士，供咨询用，兼有议事职能。如《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载：建议秦始皇修改称号，“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出行时回答始皇对于神祇的疑问，“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此外，在李斯进言焚书时也可见当时博士官的职责，秦代博士官负责《诗》《书》及百家语，即诸子百家言论的收藏与管理，显然是诸子并进的任用博士官的政策。
因此，“文、景二帝已经意识到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性，并采取了诸如立《诗》《书》博士、下诏举士等振兴文化教育的措施”。汉文帝时仍沿用秦制诸子并立。“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刘歆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亦如是说。从武帝即位后丞相卫绾提议革新学术的建言中也可知，“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可见在武帝之前刑名、法术、纵横家等诸子的学说也被举荐为贤良，立于学官，这也正是向来重视刑名法术之学的秦代对于汉初的影响。
二、汉武帝时期对西汉初年博士官的改造
汉初除承秦制，将刑名法术之学立于博士学官外，也因循民不聊生的实际情况以黄老之学作为治国理念。“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教，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於是喟然叹兴於学……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可见，在秦代尚武之风及黄老之学的影响下，汉初的儒学之士虽然被列入学官，立为博士，但仅以备咨询，并无权力参议朝政，未受重用。到汉兴之时，儒学博士官叔孙通才重新大修礼仪，受到皇帝重用。
武帝时由于学官公孙弘的上疏，武帝才真正下决心立五经博士，一改此前仅以“通古知今”作为博士官的设立标准，决定以“专经”作为设立博士官的必要条件，专隆儒术。
公孙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曰：“丞相御史言：制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婚姻者，居屋之大伦也。今礼废乐崩，朕甚愍焉。故详延天下方正博闻之士，咸登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议，与博士弟子，崇乡里之化，以广贤材焉’。谨与太常臧、博士平等议曰：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若不足，乃择掌故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请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
公孙弘从社会实际情况与百姓需求等各诸阐述了设立五经博士的必要性，并以通经作为选拔与俸禄评判标准。对于公孙弘此次提议，汉武帝予以批准。其因如钱穆先生所言：“若政治已上轨道，全国共遵法度，则申韩之学，亦复无所施。其时物力既盈，纲纪亦立，渐达太平盛世之境。而黄老申韩，其学皆起战国晚世。其议卑近，主于应衰乱。惟经术儒生高谈唐虞三代，礼乐教化，独为盛世所憧憬”。据《百官公卿表》载，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后，至东汉规模逐渐扩大，“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宣帝黄龙元年稍增员十二人。元，帝永光元年分诸陵邑属三辅。王莽改太常曰秩宗。”班固对此高度评价，“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由此可见，汉武帝对于博士官的改造可谓影响深远。
三、经学儒家化的现象
汉武帝“罢黜百家”的举措为大众认知所接受。然就汉武帝改造博士官是否以“儒家化”为核心理念而言，王葆玹先生认为，“汉武帝的创举不是‘罢黜百家’，而是罢黜秦代官方奉行的刑名法术之学，并将主张因袭秦制的黄老之学由经学的地位贬到子学的地位”，王先生在此注意到了“经学”定义的变化对于诸子地位的影响。其实“经学”与“诸子”的变化是相互影响的。西汉初立黄老博士，黄老之学则被列入“经”的范畴；至汉武帝时期，仅确定《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其余均被划入诸子学。因此，唯有传解《五经》的儒家看似幸免于难，其余诸家均被降为九流十学，仅为与官学对应的私学。钱穆先生进一步解释道，“且称《诗》《书》，道尧舜，法先王，此战国初期学派儒、墨皆然。不专于儒也。文帝时有《孟子》博士。至武帝时亦废。若谓尊儒，何以复废《孟子》？其后刘向夫子编造《七略》，《六艺》与儒家分流。儒为诸子第一，不得上侪于《六艺》。然则武帝立《五经》博士，若就当时语说之，谓其尊《六艺》则然，谓其尊儒则未尽然也。即仲舒对策，亦谓：‘百家殊方，指意不同。臣愚以谓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则仲舒之尊孔子，亦为其传《六艺》，不为其开儒术。故《汉志》于《六艺》一略，末附《论语》《孝经》、小学三目，此亦以孔子附《六艺》，不以孔子冠儒家也。此在当时，判划秩然，特《六艺》多传于儒生，故后人遂混而勿辨耳。”根据汉武帝废除《孟子》博士可见，儒家在当时也被划入子学范畴，正如《汉书·艺文志》以王官《六艺》之学与九流十家分列，因此，不能断言汉武帝尊儒。至于儒学受到重视，是因为传《六艺》者多儒生，儒生因此借助经学而显贵。战国时期，经学并非为儒家专有，墨家也讲《诗》《书》。至于后世经学为何被儒家所垄断，一方面在于儒家自身发展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源于其他诸子学说的内部问题与历代误解者的推动。 至于儒家自身发展的内部因素，当从儒家起源考证。孔子被认为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汉书·艺文志》有言：“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孔子作《春秋》亦为行史官之事。此外，《汉书·艺文志》在介绍完《六艺》之后，第二部分言诸子情况时记载道：“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阳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儒家产生于司徒之官，而司徒则历来掌管祭祀、教化等事务，舜也曾做过尧的司徒。在此职责与师法传统下，孔子即此后的儒家则多言上古唐虞三代之德，对于《五经》自然推崇备至。再加上历来重教化的传统，武帝时期借助《六艺》得到重视自然也合情合理。武帝时期最为推崇的仍为《六艺》，后因《乐》经失传，遂立《五经》博士。自武帝始，汉代由于推崇《五经》，而其阐释与推广离不开儒生，因此，连同为《五经》作传的儒者也一并推崇。至于客观原因，其他诸子为何被剥夺了传《五经》的权力，皮锡瑞先生有言：“墨子之引《书传》，每异孔门；吕氏之著《春秋》，本殊周制。其时九流竞胜，诸子争鸣；虽有古籍遗留，并非尼山手订”。为何统治者钟情于孔子整理的《五经》，因为其他諸家与之相比，逸文阙文甚多，实难使人信服。
因此，西汉初年到汉武帝时期博士官的变化，并不能归结为“儒家化”，而以“经学化”言之更为确切。博士官一职也在与经学的相互推动下，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张汉东.秦汉博士官的设置及其演变[J].史学集刊，1984（1）：8.
[2]王葆玹.中国学术从百家争鸣时期向独尊儒术时期的转变[J].哲学研究，1990（1）：108-110.
[3]栗洪武.郭向宁.“五经博士”的设置与儒学尊崇地位的形成[J].教育研究，2006（10）：.
[4]王洪军.汉代五经地位的提升与学官变化[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8（1）.
[5]皮锡瑞.经学历史.周予同注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4：35.
[6]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00.
[7]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218.
[8]（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0：236，248，255，3117-3120.
[9]（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156，726，1715，1723，1728，1969，3620-2621.
作者简介：安子钰（1998-），女，汉族，山东淄博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历史与国学研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