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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益表达是利益主体向各级公共权力机构或其人员提出利益诉求,希求得到维护和保证的过程。当前我国利益格局复杂化，利益主体多元化，中产阶级作为最庞大的队伍正在崛起，而现有的利益表达制度在整合他们的利益表达行为时出现了一些问题，影响了决策的公正科学和政治的稳定。我们要完善利益表达制度的引导、规范、约束和激励功能，建立完善畅通的中产阶级的利益表达通道。
关键词 政治稳定 中产阶级 利益表达
作者简介：宋凌洁，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11-041-02
一、利益表达和中产阶级的内涵界定
所谓利益表达,美国政治学者阿尔蒙德曾这样描述“当某个集团或个人提出一项政治要求时,政治过程就开始了。这种提出政治要求的过程称为利益表达。”通俗地说,利益表达就是利益主体向各级公共权力机构或其人员提出利益诉求,希求得到维护和保证的过程。在政治生活和决策过程中，充分全面有效的利益表达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有利于提高政府政治过程和政策制定的效能,有利于增强政治决策的合法性、维护社会稳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深入推进，原有的国家、单位、个人利益高度一致的现象已经结束，市场经济中不同群体的利益越来越分化，在公共领域的决策中也出现了不同的利益要求，新的利益格局逐渐形成。处于利益格局中不同地位的人们，由于主观意愿和表达能力的不同，在利益表达上表现出不同特征。
随着利益表达问题研究的深入，王春福谈到“对处于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的人群,可以用中势群体的概念来界定。中势群体就是通常所说的中产阶层。它们不如强势群体富有,也不像弱势群体贫困。在我国,中势群体有一定的数量优势,其作用不容忽视。”“中势群体的构成比较复杂,彼此之间缺少联系的纽带。由于中势群体的职业覆盖范围广,不同职业的社会功能差别甚远,以至影响到他们的沟通和交往。以个人身份进行利益表达成为中势群体的主要表达方式。中势群体应有的作用因此无法发挥。”
正如王春福提到的，中势群体就是通常所说的中产阶层。谈到中产阶级的界定，在学界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甚至中国有没有一定数量的中产阶级都有很多不同观点，这里的中产阶级指的是广泛意义上的一类利益和政治参与主体，他们区别于通常所说的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他们既不是社会的极少数精英阶层，也不是失地农民和城市流浪人员，他们在当下，具有表达意愿强，而表达能力受到一定限制的特点。就像亨廷顿曾经谈到中产阶级时说的，“中产阶级的发展是不稳定的，首先是…知识分子，接踵而来的是逐步增多的公务员、军官、教师、工程师、技术人员、企业家和管理人员”
在晚发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及其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的制度化与否，在国家的政治稳定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行为为纳入到制度化的轨道时，会发挥出强大的稳定器的作用，而一旦中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意义受损，他们又会将天然的革命性激发出来。“城市是国内反对派的中心，中产阶级是城市反对派的集中点。”
我国中产阶级初现雏形，并有发展壮大的趋势。全球三大战略咨询公司之一的美国波士顿公司最近发表报告称，中国半数家庭到2020年将迈入中产阶级，该公司对中产阶级的定义是扣除税收和通货膨胀因素后，家庭年收入在6-10万元人民币。
二、中产阶级利益表达问题的制度分析
（一）利益表达制度设计不完善
我们已经建立起一整套利益表达机制。它以党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包括有政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人民信访制度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协会议制度的设计，尽量在涵盖最大范围的利益主体，吸纳新崛起的精英阶层；同时注意政策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足，通过信访制度来反馈，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都是为了是决策能够科学公正。但是这些制度的联系对象都不是以中产阶级为目标主体的，这样或多或少的限制了中产阶级的常态的政治参与和制度化的利益表达。
在利益理论中，人作为自己利益表达的主体，对自身利益的感知能力是最大的，这也是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的理论基础。精英代表范围的扩大固然可以提高决策的精准性，但是现实的利益运行是我们决策的来源和目的，离开了最广大的利益主体的真实的声音，媒体和专家以及决策者的意见很容易发生偏颇。近年来让政府和普通民众都十分劳神的的房价和医疗问题就是例子。
（二）利益表达制度运行失衡
我国当前的利益表达制度中，除了上述谈到的人大和政协、信访等制度，还有人民团体，包括妇联、工会以及其他利益团体。利益集团是西方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利益的分化,利益集团的形成以及通过不同利益群体实现利益诉求都是不可避免的事,孙立平教授指出,中国已进入利益博弈时代。
而我国现有的这些利益团体本该发挥着联系中产阶级的主要作用，是中产阶级利益表达、进行利益博弈的主要渠道。但是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这些团体都被整合进正式制度的范围内，我们的社会团体基本属于政府组织或半政府组织。
在实际运行中，这些团体的作用多半发挥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而在利益表达的过程中，这些团体的声音要么像工会太弱，不足以引起政府重视，及影响决策结果，保障普通工人的利益；要么就是过分为强势群体和个别精英阶层表达，脱离了社会运行的客观规律和广大的中产阶级的切身利益，使整个利益格局失衡，都失去了本该有的作用。
（三）利益表达制度整体效果不畅
由于利益表达制度中的缺失，以及利益制度运行中的失衡，使得决策中往往缺乏最普通的中产阶级的代表，在制度化整合中产阶级的效果上不那么明显，这在决策中会损害中产阶级的正当利益，延缓了中国中产阶级的壮大和稳定，阻碍了中国的快速和谐均衡的发展。这抑制的是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中本该最具有活力的一大部分人，对中国的经济创新和活力，政治的民主化法制化和文化上的繁荣和谐都是巨大的损失。
另外，由于中产阶级天然的革命性和人数上的重大，以及在知识和社会行动上优于弱势群体的特点，使得他们不甘于被忽略，而不断在寻求体制外的表达通道。这为政治的稳定和秩序的实现，明显增加了风险和成本。不满的情绪累积到一定程度，往往由于一件小事也会成为群体性事件的突破口；另一方面，就是中产阶级在迅速的占领网络舆论阵地，网络表达的匿名和随意性，使得群体性意见的形成反而成为可能。这不能不说是社会发展的进步，但是我们现在急需要做的是将无序的网络意见表达纳入到制度化的轨道中。
三、完善和疏通中产阶级的利益表达制度
（一）完善政党、人大等正式制度
党和人大制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设施，是解决制度问题、弱化非制度性参与的根本渠道。只有从根本制度上完善了中产阶级的利益表达问题，才能有彻底高效的解决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问题的前提和基础，才能将中产阶级真正溶入到政治过程中来，增强国家和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降低制度运行的成本，保证政治秩序的和谐有序。这就要在根本制度的设计安排和实际运行中，实行民主权力的下移，实现基层和普通民众的各项政治权利。要增强中产阶级参与的理念，完善各项具体的操作制度和程序，增加党和人大中中产阶级的代表人数和比重，促进基层党员和基层人大代表作用的发挥。
（二）完善中产阶级本身的组织化，发挥利益团体的作用
我们要实现中产阶级的利益表达制度化，首先要实现中产阶级内部的行业和阶层的组织化问题。成熟的市民社会是民主制度的基础，大量的具有共同特征的个体无法实现有效的利益表达和整合，也无法真正形成压力集团之间的博弈。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代表了这个时代价值规范的回归。他的公正原则是在运用博弈理论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所谓的权利博弈和均衡,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讲,本质上就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
因此，我们需要大量独立的、成熟的，具有充分的政治参与的能力、技巧和道德的利益团体。这样的组织一方面可以内部消解中产阶级的生存问题和不满情绪，同时将集体的意见，纳入到制度化的决策过程中，真正实现大多数人的参政和利益保护，保证决策的科学性，保证政治的稳定性。这就需要工会制度等的完善。我们应该一方面完善利益团体的组织化科学化建构，加强团体基层成员的权利，保证团体运行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控制极个别干扰社会政治正常运行的团体和个人，保证团体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三）其他相关制度的完善和创新
要解决当前国家出现的新问题，就要不断进行制度的创新。针对各项操作性的制度，在原有的不适合的旧的制度基础上，借鉴其他国家的正确经验，大胆搞突破和创新，并在实践中用正确的价值去引导和规范他们。目前我国在利益表达方面，出现了很多的制度创新，起到了积极的效果，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我们不断去在细节上完善。如听证制度的采用，给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起到了积极地作用，开创了一个新的通道。当然，听证制度在具体操作上出现了各种问题，如听证代表的选取，听证过程的形式化，听证结果的“听涨不听落”等值得我们注意。
四、发挥制度功能，整合中产阶级的利益表达
完善中产阶级的利益表达制度化建设，是为了发挥制度的各项功能，从而整合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的政治行为，建立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
发挥制度的导向功能，使得中产阶级，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框架内，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实现中产阶级及其团体的发展和壮大，充分发挥中产阶级的活力和稳定功能，优化社会阶层结构，早日实现社会政治和谐发展。
发挥制度的规范功能。中产阶级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在中国第一次出现，盲目无序的个体表达行为，需要制度的规范。通过程序化的行为模式，用政治价值和政治文明规范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使得他们的政治行为规范、有效，使得政治参与有序，整个利益格局健康发展。
发挥制度的约束功能。目前有少数强势群体的不合适不合法的行为，干扰了正常的政治过程，引起了社会的反感，对中国的公共政策的公正和政治稳定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因此我们对少数利益主体的违法行为进行控制，对少数强势群体的行为依法进行约束，在当前情况下是必要的。
发挥制度的激励功能。中产阶级是一个发展中的群体，是向上和主流的群体，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现代化发展的未来和方向，是民主政治的重要支撑。在政治过程中，通过制度来激励他们进行政治参与，积极进行利益表达，从物质和文化多层面满足他们的需求，保证他们的利益，将会大大促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参考文献：
[1]阿尔蒙德著．曹沛霖，等译．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2]王春福．构建和谐社会与完善利益表达机制．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6(6)．
[3]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
[4]胡美灵，吴献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创新．经济研究导刊．2007(11)．
关键词 政治稳定 中产阶级 利益表达
作者简介：宋凌洁，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11-041-02
一、利益表达和中产阶级的内涵界定
所谓利益表达,美国政治学者阿尔蒙德曾这样描述“当某个集团或个人提出一项政治要求时,政治过程就开始了。这种提出政治要求的过程称为利益表达。”通俗地说,利益表达就是利益主体向各级公共权力机构或其人员提出利益诉求,希求得到维护和保证的过程。在政治生活和决策过程中，充分全面有效的利益表达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有利于提高政府政治过程和政策制定的效能,有利于增强政治决策的合法性、维护社会稳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深入推进，原有的国家、单位、个人利益高度一致的现象已经结束，市场经济中不同群体的利益越来越分化，在公共领域的决策中也出现了不同的利益要求，新的利益格局逐渐形成。处于利益格局中不同地位的人们，由于主观意愿和表达能力的不同，在利益表达上表现出不同特征。
随着利益表达问题研究的深入，王春福谈到“对处于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的人群,可以用中势群体的概念来界定。中势群体就是通常所说的中产阶层。它们不如强势群体富有,也不像弱势群体贫困。在我国,中势群体有一定的数量优势,其作用不容忽视。”“中势群体的构成比较复杂,彼此之间缺少联系的纽带。由于中势群体的职业覆盖范围广,不同职业的社会功能差别甚远,以至影响到他们的沟通和交往。以个人身份进行利益表达成为中势群体的主要表达方式。中势群体应有的作用因此无法发挥。”
正如王春福提到的，中势群体就是通常所说的中产阶层。谈到中产阶级的界定，在学界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甚至中国有没有一定数量的中产阶级都有很多不同观点，这里的中产阶级指的是广泛意义上的一类利益和政治参与主体，他们区别于通常所说的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他们既不是社会的极少数精英阶层，也不是失地农民和城市流浪人员，他们在当下，具有表达意愿强，而表达能力受到一定限制的特点。就像亨廷顿曾经谈到中产阶级时说的，“中产阶级的发展是不稳定的，首先是…知识分子，接踵而来的是逐步增多的公务员、军官、教师、工程师、技术人员、企业家和管理人员”
在晚发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及其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的制度化与否，在国家的政治稳定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行为为纳入到制度化的轨道时，会发挥出强大的稳定器的作用，而一旦中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意义受损，他们又会将天然的革命性激发出来。“城市是国内反对派的中心，中产阶级是城市反对派的集中点。”
我国中产阶级初现雏形，并有发展壮大的趋势。全球三大战略咨询公司之一的美国波士顿公司最近发表报告称，中国半数家庭到2020年将迈入中产阶级，该公司对中产阶级的定义是扣除税收和通货膨胀因素后，家庭年收入在6-10万元人民币。
二、中产阶级利益表达问题的制度分析
（一）利益表达制度设计不完善
我们已经建立起一整套利益表达机制。它以党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包括有政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人民信访制度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协会议制度的设计，尽量在涵盖最大范围的利益主体，吸纳新崛起的精英阶层；同时注意政策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足，通过信访制度来反馈，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都是为了是决策能够科学公正。但是这些制度的联系对象都不是以中产阶级为目标主体的，这样或多或少的限制了中产阶级的常态的政治参与和制度化的利益表达。
在利益理论中，人作为自己利益表达的主体，对自身利益的感知能力是最大的，这也是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的理论基础。精英代表范围的扩大固然可以提高决策的精准性，但是现实的利益运行是我们决策的来源和目的，离开了最广大的利益主体的真实的声音，媒体和专家以及决策者的意见很容易发生偏颇。近年来让政府和普通民众都十分劳神的的房价和医疗问题就是例子。
（二）利益表达制度运行失衡
我国当前的利益表达制度中，除了上述谈到的人大和政协、信访等制度，还有人民团体，包括妇联、工会以及其他利益团体。利益集团是西方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利益的分化,利益集团的形成以及通过不同利益群体实现利益诉求都是不可避免的事,孙立平教授指出,中国已进入利益博弈时代。
而我国现有的这些利益团体本该发挥着联系中产阶级的主要作用，是中产阶级利益表达、进行利益博弈的主要渠道。但是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这些团体都被整合进正式制度的范围内，我们的社会团体基本属于政府组织或半政府组织。
在实际运行中，这些团体的作用多半发挥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而在利益表达的过程中，这些团体的声音要么像工会太弱，不足以引起政府重视，及影响决策结果，保障普通工人的利益；要么就是过分为强势群体和个别精英阶层表达，脱离了社会运行的客观规律和广大的中产阶级的切身利益，使整个利益格局失衡，都失去了本该有的作用。
（三）利益表达制度整体效果不畅
由于利益表达制度中的缺失，以及利益制度运行中的失衡，使得决策中往往缺乏最普通的中产阶级的代表，在制度化整合中产阶级的效果上不那么明显，这在决策中会损害中产阶级的正当利益，延缓了中国中产阶级的壮大和稳定，阻碍了中国的快速和谐均衡的发展。这抑制的是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中本该最具有活力的一大部分人，对中国的经济创新和活力，政治的民主化法制化和文化上的繁荣和谐都是巨大的损失。
另外，由于中产阶级天然的革命性和人数上的重大，以及在知识和社会行动上优于弱势群体的特点，使得他们不甘于被忽略，而不断在寻求体制外的表达通道。这为政治的稳定和秩序的实现，明显增加了风险和成本。不满的情绪累积到一定程度，往往由于一件小事也会成为群体性事件的突破口；另一方面，就是中产阶级在迅速的占领网络舆论阵地，网络表达的匿名和随意性，使得群体性意见的形成反而成为可能。这不能不说是社会发展的进步，但是我们现在急需要做的是将无序的网络意见表达纳入到制度化的轨道中。
三、完善和疏通中产阶级的利益表达制度
（一）完善政党、人大等正式制度
党和人大制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设施，是解决制度问题、弱化非制度性参与的根本渠道。只有从根本制度上完善了中产阶级的利益表达问题，才能有彻底高效的解决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问题的前提和基础，才能将中产阶级真正溶入到政治过程中来，增强国家和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降低制度运行的成本，保证政治秩序的和谐有序。这就要在根本制度的设计安排和实际运行中，实行民主权力的下移，实现基层和普通民众的各项政治权利。要增强中产阶级参与的理念，完善各项具体的操作制度和程序，增加党和人大中中产阶级的代表人数和比重，促进基层党员和基层人大代表作用的发挥。
（二）完善中产阶级本身的组织化，发挥利益团体的作用
我们要实现中产阶级的利益表达制度化，首先要实现中产阶级内部的行业和阶层的组织化问题。成熟的市民社会是民主制度的基础，大量的具有共同特征的个体无法实现有效的利益表达和整合，也无法真正形成压力集团之间的博弈。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代表了这个时代价值规范的回归。他的公正原则是在运用博弈理论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所谓的权利博弈和均衡,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讲,本质上就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
因此，我们需要大量独立的、成熟的，具有充分的政治参与的能力、技巧和道德的利益团体。这样的组织一方面可以内部消解中产阶级的生存问题和不满情绪，同时将集体的意见，纳入到制度化的决策过程中，真正实现大多数人的参政和利益保护，保证决策的科学性，保证政治的稳定性。这就需要工会制度等的完善。我们应该一方面完善利益团体的组织化科学化建构，加强团体基层成员的权利，保证团体运行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控制极个别干扰社会政治正常运行的团体和个人，保证团体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三）其他相关制度的完善和创新
要解决当前国家出现的新问题，就要不断进行制度的创新。针对各项操作性的制度，在原有的不适合的旧的制度基础上，借鉴其他国家的正确经验，大胆搞突破和创新，并在实践中用正确的价值去引导和规范他们。目前我国在利益表达方面，出现了很多的制度创新，起到了积极的效果，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我们不断去在细节上完善。如听证制度的采用，给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起到了积极地作用，开创了一个新的通道。当然，听证制度在具体操作上出现了各种问题，如听证代表的选取，听证过程的形式化，听证结果的“听涨不听落”等值得我们注意。
四、发挥制度功能，整合中产阶级的利益表达
完善中产阶级的利益表达制度化建设，是为了发挥制度的各项功能，从而整合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的政治行为，建立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
发挥制度的导向功能，使得中产阶级，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框架内，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实现中产阶级及其团体的发展和壮大，充分发挥中产阶级的活力和稳定功能，优化社会阶层结构，早日实现社会政治和谐发展。
发挥制度的规范功能。中产阶级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在中国第一次出现，盲目无序的个体表达行为，需要制度的规范。通过程序化的行为模式，用政治价值和政治文明规范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使得他们的政治行为规范、有效，使得政治参与有序，整个利益格局健康发展。
发挥制度的约束功能。目前有少数强势群体的不合适不合法的行为，干扰了正常的政治过程，引起了社会的反感，对中国的公共政策的公正和政治稳定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因此我们对少数利益主体的违法行为进行控制，对少数强势群体的行为依法进行约束，在当前情况下是必要的。
发挥制度的激励功能。中产阶级是一个发展中的群体，是向上和主流的群体，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现代化发展的未来和方向，是民主政治的重要支撑。在政治过程中，通过制度来激励他们进行政治参与，积极进行利益表达，从物质和文化多层面满足他们的需求，保证他们的利益，将会大大促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参考文献：
[1]阿尔蒙德著．曹沛霖，等译．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2]王春福．构建和谐社会与完善利益表达机制．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6(6)．
[3]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
[4]胡美灵，吴献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创新．经济研究导刊．200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