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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神奇预测国家4万亿投资的投行经济学家,北大核物理专业出身,从不畏惧挑战,“不重复”一词甚至贯穿了他从学生时代到职场生涯的每次转换。
这位投行里的经济学家解释他的观点为何常能比市场超前半步。
“我不会像很多分析师一样模棱两可”
在金融街英蓝大厦摩根大通北京办公室20层的会议室中,龚方雄一身齐全的西装、衬衣、领带,齐整的偏分短发,架一副细框眼镜,态度谦和,保持微笑。
在刚刚揭晓的《机构投资者》杂志2009年全亚洲研究团队评选中,他领导的摩根大通中国研究团队被评为“最佳中国研究团队”。这个市场普遍公认的金融界奥斯卡奖,似乎为眼前这位2008年的话题人物所受到的一切非议做了盖棺定论。采访过半,龚方雄主动提及了去年那场风波:“我的观点经常会超前市场,但只会超前一段时间,不多。去年讲经济刺激计划,我是7、8月份开始讲的,国家10月份开始做的;2005年讲外汇体制会改革,我是从2、3月份开始讲的,国家7月份做的。”他看不惯有的分析师讲一种观点,比如对市场看空、或者看多,讲了十年都不变,“当然总有一年是对的,但这种观点对市场有什么价值?”
2008年8月19日,龚方雄抛出一份只有一页纸的标题型报告,最后一条:“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一直在考虑一项总金额至少为人民币2000亿～4000亿元(或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1%～1.5%)的经济刺激方案”对市场起了疯狂的刺激作用:20日,上证指数飙升178.71点,升幅7.63%,深成指上升567点,升幅7.21%。
事后,他表示,资本市场的反应出其意料。如果如其所言,那么股市大涨,则恰恰反映了市场的呼声:“救市,期待救市!”不幸的是,像打了强心针的股市只坚挺了一天,便又急转直下,一周内暴跌400多点,回落到19日的点位。据媒体报道,这期间,蜂拥而入的小散户被套、机构资金借机出逃约40.78亿元,业内外的声讨与日俱增。
但更戏剧性的是,11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果然出台刺激方案,计划到2010年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2008年第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资1000亿元,加上2009年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达4000亿元。
“我们早就跟我们的机构投资者讲过这个观点,有很多数据图表做支持,而发给媒体的报告只是单独把结论提了出来。”龚方雄解释,在给机构投资者的完整报告里,该预测依据的逻辑推理概括起来是:研究团队从2008年1、2月份就开始做报告,跟踪金融风暴的进展,分析政府的应对措施。同时,根据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的经验,当时中国的财政赤字从1997年的1%左右提高到1998年的2.5%左右,上升了1.5个百分点。推测政府应对本次金融危机所定的财政赤字绝对不会亚于亚洲金融风暴。因此得出结论,赤字至少占GDP的1.5%左右,即2000亿～4000亿这个区间。
“我不会像市场上很多分析师一样,观点模糊,模棱两可,你听了以后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向来是观点很鲜明。”
龚方雄从2008年底就提出宏观经济在四季度已经见底,在2009年4月10日的北京媒体见面会上更坚定地表示:市场已经完成了从熊到牛的转换。香港H股的目标原来是9000点,现在提高到10000点,市场应该还有15%左右的涨幅;A股市场没有见顶,去年的1600、1700点绝对是大底,未来几个月将上涨到2800～3000点。背后的逻辑推理是:经济在好转—经济学家上调增长预期—分析师上调未来企业盈利预期—股市继续上涨。他呼吁全球投资者重仓中国股票,“熊市当中有反弹要卖货,牛市当中有下跌要买货。”
不过,龚方雄还有另外一句话:“作为市场的参与者和投资人,要对自己的行为和决策负责,不要轻信任何人,包括像我这样的人。我不可能永远正确,做不到的。去年在某些时段,某些节点我对大势的判断可能也有错误。”
学核物理的经济学家
从一个物理专业的大学生,到转读经济学研究生,再到一次次从事崭新的工作,“不重复”贯穿了龚方雄从学生时代到职场生涯的每次转换。
1982年龚方雄考入北大时,还不知道将来想干什么,当时以为上大学能学到学问的惟一就是数理化,索性就选择了其中最尖端的核物理专业。在北大期间,他热衷于去听各种各样的讲座,对于自己专业的物理课倒不怎么去上。他那时就隐约感觉到,自己大概不是一个学物理的人。当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厉以宁是第一个在北大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教授,龚方雄去听了很多他的讲座,对西方经济学越来越有兴趣,特别是“效益最大化”理论。
“它追求人生的效益最大化(今天花明天的钱,年轻的时候就要享受未来可能的成果),这个效益就是幸福指数。西方经济学最简单的道理就是‘怎么分配你的人生’。”龚方雄说,“当时我觉得听上去很有道理。”
看着本系里的老教授们,龚方雄想象着,学物理的人就是一间小屋、一张凳子、一个桌子、一把椅子、一张纸和一只笔,就能心安理得、心满意足地过一辈子,非常理智和理想化,跟这个现实世界脱节。“这样的人才能搞物理。搞出来的东西是真是假都不知道,可能要100年以后才能得到验证。”“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太虚无缥缈了。我个人的性格是喜欢做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喜欢接触现实。”所以在大学第三年,他就立志,转学经济。
幸运的是,1985年北大研究生招生改革,有一定比例的本科成绩好的学生可以免试读研,且允许任选专业,龚方雄就是其中之一。因为经常去听厉以宁的讲座,二人已经相熟。于是他就找到厉,说:“我想上你的研究生,你愿意不愿意接受我?”厉回答:“那当然可以了,我正好要找理科的学生呢。”于是他进了北大的管理科学中心(光华管理学院的前身),攻读运筹学和经济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他取得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奖学金,在那里攻读金融经济学博士。
“一般拿了博士都是去教书当教授的,而到华尔街、从事实际的工作,一般读个MBA就够了,不需要读PhD。我当时的选择就是,如果直接进了华尔街,学博士有点儿浪费;我又不愿意进学院去当教授,因为教授的生活太简单,我最不喜欢讲重复的东西。”当时恰好龚有一篇博士论文《房地产抵押债券的定价模式》被美联储看重,他们认为文中使用物理学原理设计的“房地产抵押债券模型”可以应用到美国的债券市场。就这样,龚方雄加入了格林斯潘的团队,研究美国的债券市场,每两星期向其汇报一次。
初到美联储,龚方雄还被同事们开了个善意的玩笑:那是他第一次给格林斯潘做报告,上去开讲还没两分钟,就看到格老闭上了眼睛。他以为对方是不感兴趣,于是很快地把演示文稿过了一遍,然后接受提问。没成想,格老一睁眼,就从头开始问,细致到连一个非常小的数据都能拎出来让其重新解释。从此他便对格老非凡的记忆力印象深刻,但也不忘对其小小调侃一下:“这个人很谨慎,讲话面面俱到,他就是那种讲的时候,听的人感觉很吸引,听完了以后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
美联储难进,但龚方雄最终的目标还是华尔街。一两年后,美国银行邀其去做汇率市场策略,索罗门兄弟公司提供了债券市场研究的职位,依照“不重复”的个性,显然研究汇率更有吸引力。加入美国银行几个月以后,亚洲金融风暴爆发,龚方雄如其所愿地到了香港。“做这一行就是要到暴风眼去,金融市场一潭死水有什么好做的。”本来签的只是2～3年的合约,可后来就一去不复返了。他喜欢上那里,说香港对中国人来讲是做金融最好的地方。以至于后来美国银行要他调回纽约或伦敦做全球资本市场战略主管时,他毅然放弃。之后的摩根大通给龚方雄提供了他想要的平台,但也要求其在三年之内做到《机构投资者》中国区最佳研究团队的前三名。据龚方雄讲,摩根大通当时在亚太区的基础非常扎实,但中国是一个弱点,在《机构投资者》投票中,从没进过前三名。结果,他到的第一年就拿了第一,此后又连续拿了四年,打破了此前瑞银张化桥保持的三连冠。
从北大-沃顿-美联储-华尔街-香港,龚方雄一路走来,看似顺其自然,实际都有精心的权衡与抉择。这样一个对自己的人生规划理性得让人望而生畏的人,竟很感性地说:“我一生中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学会一项乐器,比如钢琴。有时候很累的时候,你想象一下,如果能弹弹钢琴,对音乐很投入的话,那就很放松。”(中国财经信息网2009年5月20日 编辑:何乐)
这位投行里的经济学家解释他的观点为何常能比市场超前半步。
“我不会像很多分析师一样模棱两可”
在金融街英蓝大厦摩根大通北京办公室20层的会议室中,龚方雄一身齐全的西装、衬衣、领带,齐整的偏分短发,架一副细框眼镜,态度谦和,保持微笑。
在刚刚揭晓的《机构投资者》杂志2009年全亚洲研究团队评选中,他领导的摩根大通中国研究团队被评为“最佳中国研究团队”。这个市场普遍公认的金融界奥斯卡奖,似乎为眼前这位2008年的话题人物所受到的一切非议做了盖棺定论。采访过半,龚方雄主动提及了去年那场风波:“我的观点经常会超前市场,但只会超前一段时间,不多。去年讲经济刺激计划,我是7、8月份开始讲的,国家10月份开始做的;2005年讲外汇体制会改革,我是从2、3月份开始讲的,国家7月份做的。”他看不惯有的分析师讲一种观点,比如对市场看空、或者看多,讲了十年都不变,“当然总有一年是对的,但这种观点对市场有什么价值?”
2008年8月19日,龚方雄抛出一份只有一页纸的标题型报告,最后一条:“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一直在考虑一项总金额至少为人民币2000亿～4000亿元(或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1%～1.5%)的经济刺激方案”对市场起了疯狂的刺激作用:20日,上证指数飙升178.71点,升幅7.63%,深成指上升567点,升幅7.21%。
事后,他表示,资本市场的反应出其意料。如果如其所言,那么股市大涨,则恰恰反映了市场的呼声:“救市,期待救市!”不幸的是,像打了强心针的股市只坚挺了一天,便又急转直下,一周内暴跌400多点,回落到19日的点位。据媒体报道,这期间,蜂拥而入的小散户被套、机构资金借机出逃约40.78亿元,业内外的声讨与日俱增。
但更戏剧性的是,11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果然出台刺激方案,计划到2010年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2008年第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资1000亿元,加上2009年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达4000亿元。
“我们早就跟我们的机构投资者讲过这个观点,有很多数据图表做支持,而发给媒体的报告只是单独把结论提了出来。”龚方雄解释,在给机构投资者的完整报告里,该预测依据的逻辑推理概括起来是:研究团队从2008年1、2月份就开始做报告,跟踪金融风暴的进展,分析政府的应对措施。同时,根据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的经验,当时中国的财政赤字从1997年的1%左右提高到1998年的2.5%左右,上升了1.5个百分点。推测政府应对本次金融危机所定的财政赤字绝对不会亚于亚洲金融风暴。因此得出结论,赤字至少占GDP的1.5%左右,即2000亿～4000亿这个区间。
“我不会像市场上很多分析师一样,观点模糊,模棱两可,你听了以后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向来是观点很鲜明。”
龚方雄从2008年底就提出宏观经济在四季度已经见底,在2009年4月10日的北京媒体见面会上更坚定地表示:市场已经完成了从熊到牛的转换。香港H股的目标原来是9000点,现在提高到10000点,市场应该还有15%左右的涨幅;A股市场没有见顶,去年的1600、1700点绝对是大底,未来几个月将上涨到2800～3000点。背后的逻辑推理是:经济在好转—经济学家上调增长预期—分析师上调未来企业盈利预期—股市继续上涨。他呼吁全球投资者重仓中国股票,“熊市当中有反弹要卖货,牛市当中有下跌要买货。”
不过,龚方雄还有另外一句话:“作为市场的参与者和投资人,要对自己的行为和决策负责,不要轻信任何人,包括像我这样的人。我不可能永远正确,做不到的。去年在某些时段,某些节点我对大势的判断可能也有错误。”
学核物理的经济学家
从一个物理专业的大学生,到转读经济学研究生,再到一次次从事崭新的工作,“不重复”贯穿了龚方雄从学生时代到职场生涯的每次转换。
1982年龚方雄考入北大时,还不知道将来想干什么,当时以为上大学能学到学问的惟一就是数理化,索性就选择了其中最尖端的核物理专业。在北大期间,他热衷于去听各种各样的讲座,对于自己专业的物理课倒不怎么去上。他那时就隐约感觉到,自己大概不是一个学物理的人。当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厉以宁是第一个在北大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教授,龚方雄去听了很多他的讲座,对西方经济学越来越有兴趣,特别是“效益最大化”理论。
“它追求人生的效益最大化(今天花明天的钱,年轻的时候就要享受未来可能的成果),这个效益就是幸福指数。西方经济学最简单的道理就是‘怎么分配你的人生’。”龚方雄说,“当时我觉得听上去很有道理。”
看着本系里的老教授们,龚方雄想象着,学物理的人就是一间小屋、一张凳子、一个桌子、一把椅子、一张纸和一只笔,就能心安理得、心满意足地过一辈子,非常理智和理想化,跟这个现实世界脱节。“这样的人才能搞物理。搞出来的东西是真是假都不知道,可能要100年以后才能得到验证。”“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太虚无缥缈了。我个人的性格是喜欢做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喜欢接触现实。”所以在大学第三年,他就立志,转学经济。
幸运的是,1985年北大研究生招生改革,有一定比例的本科成绩好的学生可以免试读研,且允许任选专业,龚方雄就是其中之一。因为经常去听厉以宁的讲座,二人已经相熟。于是他就找到厉,说:“我想上你的研究生,你愿意不愿意接受我?”厉回答:“那当然可以了,我正好要找理科的学生呢。”于是他进了北大的管理科学中心(光华管理学院的前身),攻读运筹学和经济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他取得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奖学金,在那里攻读金融经济学博士。
“一般拿了博士都是去教书当教授的,而到华尔街、从事实际的工作,一般读个MBA就够了,不需要读PhD。我当时的选择就是,如果直接进了华尔街,学博士有点儿浪费;我又不愿意进学院去当教授,因为教授的生活太简单,我最不喜欢讲重复的东西。”当时恰好龚有一篇博士论文《房地产抵押债券的定价模式》被美联储看重,他们认为文中使用物理学原理设计的“房地产抵押债券模型”可以应用到美国的债券市场。就这样,龚方雄加入了格林斯潘的团队,研究美国的债券市场,每两星期向其汇报一次。
初到美联储,龚方雄还被同事们开了个善意的玩笑:那是他第一次给格林斯潘做报告,上去开讲还没两分钟,就看到格老闭上了眼睛。他以为对方是不感兴趣,于是很快地把演示文稿过了一遍,然后接受提问。没成想,格老一睁眼,就从头开始问,细致到连一个非常小的数据都能拎出来让其重新解释。从此他便对格老非凡的记忆力印象深刻,但也不忘对其小小调侃一下:“这个人很谨慎,讲话面面俱到,他就是那种讲的时候,听的人感觉很吸引,听完了以后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
美联储难进,但龚方雄最终的目标还是华尔街。一两年后,美国银行邀其去做汇率市场策略,索罗门兄弟公司提供了债券市场研究的职位,依照“不重复”的个性,显然研究汇率更有吸引力。加入美国银行几个月以后,亚洲金融风暴爆发,龚方雄如其所愿地到了香港。“做这一行就是要到暴风眼去,金融市场一潭死水有什么好做的。”本来签的只是2～3年的合约,可后来就一去不复返了。他喜欢上那里,说香港对中国人来讲是做金融最好的地方。以至于后来美国银行要他调回纽约或伦敦做全球资本市场战略主管时,他毅然放弃。之后的摩根大通给龚方雄提供了他想要的平台,但也要求其在三年之内做到《机构投资者》中国区最佳研究团队的前三名。据龚方雄讲,摩根大通当时在亚太区的基础非常扎实,但中国是一个弱点,在《机构投资者》投票中,从没进过前三名。结果,他到的第一年就拿了第一,此后又连续拿了四年,打破了此前瑞银张化桥保持的三连冠。
从北大-沃顿-美联储-华尔街-香港,龚方雄一路走来,看似顺其自然,实际都有精心的权衡与抉择。这样一个对自己的人生规划理性得让人望而生畏的人,竟很感性地说:“我一生中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学会一项乐器,比如钢琴。有时候很累的时候,你想象一下,如果能弹弹钢琴,对音乐很投入的话,那就很放松。”(中国财经信息网2009年5月20日 编辑:何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