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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总统选中智库出身的约翰·帕得斯塔(John Podesta,美国进步中心的创始人和主席)担任其过渡团队联席主席,并非偶然之举。智库作为世界点子工厂,每天生产出大量危机应对方案,涵盖从全球气候变暖到被反恐战争拖累的华尔街经济等所有问题。
在华盛顿,智库被称作“候任政府”,并非浪得虚名。历任总统寻求智库的帮助,因为它们是学术精英。学者们的工作远不止写文章那么简单,他们要为当今最复杂、最棘手的问题思考对策、寻求解决方案。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都需要智库学者们为其提供独立分析,帮助确定政策议程,构筑知识与行动间的桥梁。
但是,并非所有的智库都“生而平等”。全球共有约5500家智库,分布在170多个不同的国家。有些智库擅长安全领域研究,有些擅长环境问题研究。有些是政党代言人,有些是独立于各方的“中间人”。有些拥有数千万美元的经费,有些只是个人在经营和奋斗。有些已经在运用知识改变世界,有些还在继续努力。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关于快速发展的全球智库行业的系统介绍。《外交政策》杂志整理的“全球智库索引”是第一个以全世界数百位专家、学者的研究为基础而形成的全面、系统介绍全球智库排序的指南。可以被看做是研究智库行业的内部资料。
智库分类
随着智库数量的增长和影响的扩大,出现了很多不同的领域和门类。大致可归为如下五类:
一是政策制定型智库。此类智库在政府签约、指定的研究项目和课题上占有绝对优势,他们拥有政府官员和部长大臣们看重的知识和公关技能。例如:美国兰德公司、美国城市研究所、美国海外发展学会、巴西的热图利奥•瓦加斯总统基金会、加拿大公共政策研究学会。
二是政党代言型智库。此类智库以意识形态为导向,持有保守或激进的政治观点,善于发展自身政治技能,是在野的政党领导人们的活动大本营。例如:美国传统基金会、美国进步中心、英国亚当•史密斯研究所、英国市民社会研究所(Civitas)。
三是影子型智库。它们只有“智库”之名,却无其实,真正的身份是政府的左膀右臂。威权主义者最喜欢建立此类智库,以将他们的统治伪装成欣欣向荣的市民社会。例如:中国深圳的综合开发研究院、俄罗斯的民主与合作研究所(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政治研究所。
四是学者型智库。它们是智库界的骄子,所提出的建议或意见经常被采纳,做为政策制定和动议起草的基础。例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美国)、英国查塔姆社、国际问题研究所(丹麦)
五是社会活动家型智库。改良主义者不仅以行动表达其政治诉求,还在各自的问题领域进行经营,建设顶级政策研究中心。美国的人权观察、南非冲突研究中心、英国大赦国际。
全球智库现状
全球共有5465个智库,其中1872个在北美(占34.25%),1208个在西欧(占22.10%),653个在亚洲(占11.95%),514个在东欧(占9.41%),538个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占9.84%),424个在非洲(占7.76%),218个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占3.99%)。
美国共有1777个智库,其中90.5%是1951年后成立的。1970年以来成立的智库数目大于之前50年建立的智库总数。有58%的智库是在过去25年间成立的。1980年以来,智库数目翻了一番。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政见一致被打破、福利国家政策受到挑战,从1981年到1990年间,出现了约550家智库。20世纪70年代以来成立的智库大多是从事某一领域的专业研究。大约有350家 (1/5)智库位于华盛顿特区。900多家(1/2)智库附属于某一高校。在过去的7年间,智库数量有所下降。
亚洲的智库着重于研究本地区的经济、战略和安全问题。由于他们与政府的关系更为密切,所以与其欧洲同行们相比,受到的限制也更多。东南亚国家的智库致力于构建经济和安全问题研究领域智库的地区网络。公共政策研究组织发展迅速,已经在各国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此类研究机构很多出身于官方或半官方实体,后来逐渐脱离政府的轨道,成为市民社会中的独立行为体。
发展趋势以及政策建议
全球智库处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他们必须做出有影响力的调研,寻找新的途径向政策制定者和公众传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制定能够影响政策议程的公关战略。智库不能退化成象牙塔,也不能被用作挡箭牌,他们必须做好准备,发挥应有的作用。与商业利润比拼不同,智库的竞争在于他们如何通过调研报告和政策建议表达观点,影响公共政策制定,从而改善人民的生活。要做到这些,就必须掌握三个“R”:缜密(rigor)、实用(relevance)、可靠(reliabilty)。评价智库的标准是看他们如何用自己的研究来帮助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应对“四个更多”:更多问题、更多行为体、更多竞争、更多冲突。报告中提到的智库,是已经做到“三个R”和“四个更多”的优秀智库。(摘自: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09年第1期 编译:何乐 制表:侯飞)
在华盛顿,智库被称作“候任政府”,并非浪得虚名。历任总统寻求智库的帮助,因为它们是学术精英。学者们的工作远不止写文章那么简单,他们要为当今最复杂、最棘手的问题思考对策、寻求解决方案。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都需要智库学者们为其提供独立分析,帮助确定政策议程,构筑知识与行动间的桥梁。
但是,并非所有的智库都“生而平等”。全球共有约5500家智库,分布在170多个不同的国家。有些智库擅长安全领域研究,有些擅长环境问题研究。有些是政党代言人,有些是独立于各方的“中间人”。有些拥有数千万美元的经费,有些只是个人在经营和奋斗。有些已经在运用知识改变世界,有些还在继续努力。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关于快速发展的全球智库行业的系统介绍。《外交政策》杂志整理的“全球智库索引”是第一个以全世界数百位专家、学者的研究为基础而形成的全面、系统介绍全球智库排序的指南。可以被看做是研究智库行业的内部资料。
智库分类
随着智库数量的增长和影响的扩大,出现了很多不同的领域和门类。大致可归为如下五类:
一是政策制定型智库。此类智库在政府签约、指定的研究项目和课题上占有绝对优势,他们拥有政府官员和部长大臣们看重的知识和公关技能。例如:美国兰德公司、美国城市研究所、美国海外发展学会、巴西的热图利奥•瓦加斯总统基金会、加拿大公共政策研究学会。
二是政党代言型智库。此类智库以意识形态为导向,持有保守或激进的政治观点,善于发展自身政治技能,是在野的政党领导人们的活动大本营。例如:美国传统基金会、美国进步中心、英国亚当•史密斯研究所、英国市民社会研究所(Civitas)。
三是影子型智库。它们只有“智库”之名,却无其实,真正的身份是政府的左膀右臂。威权主义者最喜欢建立此类智库,以将他们的统治伪装成欣欣向荣的市民社会。例如:中国深圳的综合开发研究院、俄罗斯的民主与合作研究所(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政治研究所。
四是学者型智库。它们是智库界的骄子,所提出的建议或意见经常被采纳,做为政策制定和动议起草的基础。例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美国)、英国查塔姆社、国际问题研究所(丹麦)
五是社会活动家型智库。改良主义者不仅以行动表达其政治诉求,还在各自的问题领域进行经营,建设顶级政策研究中心。美国的人权观察、南非冲突研究中心、英国大赦国际。
全球智库现状
全球共有5465个智库,其中1872个在北美(占34.25%),1208个在西欧(占22.10%),653个在亚洲(占11.95%),514个在东欧(占9.41%),538个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占9.84%),424个在非洲(占7.76%),218个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占3.99%)。
美国共有1777个智库,其中90.5%是1951年后成立的。1970年以来成立的智库数目大于之前50年建立的智库总数。有58%的智库是在过去25年间成立的。1980年以来,智库数目翻了一番。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政见一致被打破、福利国家政策受到挑战,从1981年到1990年间,出现了约550家智库。20世纪70年代以来成立的智库大多是从事某一领域的专业研究。大约有350家 (1/5)智库位于华盛顿特区。900多家(1/2)智库附属于某一高校。在过去的7年间,智库数量有所下降。
亚洲的智库着重于研究本地区的经济、战略和安全问题。由于他们与政府的关系更为密切,所以与其欧洲同行们相比,受到的限制也更多。东南亚国家的智库致力于构建经济和安全问题研究领域智库的地区网络。公共政策研究组织发展迅速,已经在各国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此类研究机构很多出身于官方或半官方实体,后来逐渐脱离政府的轨道,成为市民社会中的独立行为体。
发展趋势以及政策建议
全球智库处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他们必须做出有影响力的调研,寻找新的途径向政策制定者和公众传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制定能够影响政策议程的公关战略。智库不能退化成象牙塔,也不能被用作挡箭牌,他们必须做好准备,发挥应有的作用。与商业利润比拼不同,智库的竞争在于他们如何通过调研报告和政策建议表达观点,影响公共政策制定,从而改善人民的生活。要做到这些,就必须掌握三个“R”:缜密(rigor)、实用(relevance)、可靠(reliabilty)。评价智库的标准是看他们如何用自己的研究来帮助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应对“四个更多”:更多问题、更多行为体、更多竞争、更多冲突。报告中提到的智库,是已经做到“三个R”和“四个更多”的优秀智库。(摘自: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09年第1期 编译:何乐 制表:侯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