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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剑昌，这个经常在地方电视节目里“指点江山”，痛斥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被称为“布衣青天”的人，是深圳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一大标志性人物，也是许许多多百姓言谈中常挂在嘴边的一个对象。
作为消委会干部和人大代表，他先后成功处理保护消费者权益案件3180多起，惠及消费者20余万人，并为他们挽回经济损失12亿元，因移交案件给政府有关部门罚款入库2.83亿元，也曾因此收到数千封百姓的表扬信、数十面锦旗和十多块牌匾。
然而，在受到百姓高度赞誉和媒体关注的同时，仗义执言的他也有着些许的叹息，其一贯的过分率直和从不妥协风格，常让某些领导“不好办”甚或难堪，因此，他的人生也充满着“争议”。
行走在维权路上
1958年12月，杨剑昌出生于广东五华县（原广东龙川县）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受到了父亲杨德忠的良好熏陶。杨德忠多年在农村当基层干部和人大代表，一心一意坚持为群众办好事。
杨德忠病逝时，当地几百名群众自发前来悼念。父亲的言行给杨剑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立下志愿，要以父亲为榜样，做一个刚正无私、为人民谋利益的人。
1981年春，他和许多青年同乡一样，受到深圳创办特区的吸引，独自踏上到深圳发展的道路。
他起先在一家私营医院做牙医。刚工作不久，他就发现医院的一些角落里经常放着一麻袋一麻袋的鹅毛、鸭毛，但他不明白这是干什么用的。
后来，他就骑着自行车翻山越岭跟踪了解。用了半年多时间，他发现这是一些走私分子在装鹅毛、鸭毛的麻袋中夹带文物、黄金走私。他深感这是对特区建设的破坏。
受良心的驱使，嫉恶如仇的他生平第一次写下并提交了《深圳不法分子用鹅毛鸭毛掩护走私国家文物和黄金》的2000余字举报材料。结局是犯罪分子受到应有惩处，杨剑昌也因此丢掉了饭碗。
义无反顾举报东家违法犯罪的正义精神，让初入“江湖”的他尝尽了苦头。历经颠沛，他终于在一家装饰公司稳定下来，但在目睹所在公司存在偷税漏税的行为后，他仍是按捺不住，选择了实名举报，结果公司的违法行为得到查处，而他又不得不再次走人。
也因为这一次举报，杨剑昌出了名。1993年，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批示，要求市工商局给杨剑昌安排工作，不久他被分到罗湖工商分局消委会。对于杨剑昌来说，这是最适合不过的一个岗位。从那时开始，杨剑昌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20年。
天价索赔案
罗湖区是深圳最早发展起来的商业老区，香港人和深圳人、外地人，国货和进口货在这里大规模交集，然而，繁荣的市场也让这里产生了更多消费纠纷。杨剑昌为消费者维权之认真，体现在不拘案情大小一视同仁上。他曾为一位女士6元钱所购的发夹质量投诉7跑商场，直至感动经理，问题获超值解决；他也曾不厌其烦地为争议双方做工作，经常忍辱负重，不惜面对他人的埋怨甚至呵责……
而让杨剑昌在民间成就了打假“英雄”称号的，是被他一举揭开的“泰明案”。在这个轰动一时的案件中，杨剑昌曾被索赔1700多万元。
1997年8月中旬的一天早晨，上百名群情激愤的消费者潮水般涌进了深圳市工商局罗湖分局，人们高喊着：“还我血汗钱！消委会要为我们讨回公道！”声讨“深圳泰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明公司”）的欺诈行径。
有关部门决定由杨剑昌调查处理此案，他当即表示：“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要把‘泰明’查个水落石出！”
该案涉及诈骗金额20多亿元，情况十分严重，被骗的消费者及投资者成千上万。经过多日的了解，杨剑昌终于查到了彭氏兄弟行骗的证据。“泰明公司”在国贸大厦实有物业只有600多平方米，而且已抵押给了银行，但他们却在广告、合同上吹嘘有18000平方米，实际上一个租户还分不到1平方米。
于是，杨剑昌连夜将调查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决心彻底揭露这一骗局。但是，材料上报有关部门后，却久久没有消息。
原来，彭氏头上顶着政协委员、警察基金会名誉副会长、检察官教育基金会理事、工商联常务理事等一串串闪亮头衔。他们利用自己的关系，欲将此事“摆平”；并且还通过熟人带话，只要老杨不管此事，可以给他500万元。但杨剑昌对此的答复是：“我绝不为钱低头弯腰，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与他们斗下去！”
对方弃软施硬。一天，杨剑昌接到一个恶毒的电话，对方凶狠地说：“‘泰明’准备花2000万元买你的人头！”但他听了之后十分镇定地回答：“我杨剑昌一个头值2000万元？好啊，有本事你们就来取吧！”此后不久，就有人蓄意制造车祸企图置他于死地，所幸躲过。
由于杨剑昌软硬不吃，不久，泰明公司以侵犯公司名誉权为由将老杨告上法庭，索赔1700多万元。这成了当时轰动全国的大案。杨剑昌一方面冷静应对法庭诉讼，一方面继续抓紧对骗局的揭露。
“泰明案”经历了一审驳回诉讼请求、省高院发回重审、市中院再次驳回起诉的曲折过程，回忆起来，杨剑昌至今感慨。
经过一路的艰辛，案件终获正义力量的支持。2000年1月28日，按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的要求，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宣判：泰明败诉，杨剑昌胜诉。这桩涉嫌诈骗20多亿元、震动中外的惊天大案，历时3年，终于以杨剑昌的胜利而告终。
赢“敢言代表”美名
仗义执言、铁面无私的工作作风，让杨剑昌引起了社会的关注。2000年4月、杨剑昌当选第三届深圳市人大代表。为了更好地为老百姓办实事，2005年8月3日，杨剑昌以个人名义，设立了深圳市第一个人大代表接访室。这个领风气之先的举动，成为专门倾听市民呼声的重要渠道。
接访第一天上午，杨剑昌原本预计会有20多位来访者，却意外“爆棚”。一些市民早晨5点就起床，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当日的接访号排到了88号，预定的接访时间也被迫提前20分钟。
熟知法律的杨剑昌，邀请来了3名公益律师现场助阵。他说，主要是想请他们在法律上把把关，确实也是一个人做不来，需要多几个参谋。不仅仅是律师，他还会请相关部门的领导来接访室旁听。老杨说，这样一来，他们就没有办法推脱说不了解情况了。
深圳市规划局、公安局、国土局、城管队、爱卫会等单位领导，都曾参加过杨剑昌的接访日。杨剑昌对他们有个要求：如果能解决，就提出具体措施和时间表；如果不能解决，也要有个方案。
最开始，杨剑昌每月接访两次，但工作量实在太大，从2008年年底起，他只在每月最后一周的周三接访。他每次接访都堪称盛况空前，其中既有须发皆白、面容憔悴的“老上访”，也有拄着拐杖踽踽而行的残疾人，而他每次都能认真听取反映，并在志愿者帮助下将情况和意见记录在自费印制的接访纸上，然后将材料归类整理后送市、区两级人大转有关部门处理。
截至2010年6月全国人大叫停代表个人接访，五年里杨剑昌一共接访了近3000宗案子，涉及人群达2万之众。
接访室开设以来，为杨剑昌赢得了“敢言代表”的名声。原深圳市工商局局长申庆三曾评价杨剑昌说，“我们工商系统有2000多名员工，只有杨剑昌一个人大代表，他的许多工作是从工商的职责出发，尽一个人大代表的职责，这两种职责是统一的。”
“作为人大代表，应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人民服务，把社会存在的难点、热点解决好。否则，人大代表有什么用？群众都找不到人大代表，人大代表不就变成虚设了吗？”杨剑昌如是说。
百姓的“青天”不好当
作为人大代表的“布衣青天”杨剑昌不为私利，敢于为民请命，因此赢得更多人的尊重；但在维护了一部分人的利益的同时，他也遭受了一些质疑。
如今，再走出深圳罗湖区消委会八楼电梯，已看不到“人大代表杨剑昌接访室”的牌子了，也听不到杨剑昌那高亢的说话声了。空荡荡的走廊，在提示着来访者：杨代表的接访室关门了。
杨剑昌也早已萌生退意，“压力太大，方方面面的都有。”唏嘘的同时，掏出一根烟嘴，点上一支烟，已成了他的惯性动作。
这样的照片曾被媒体刊登出来。有人批评说，一个人大代表在办公室里吞云吐雾的，成何体统！50多岁的杨剑昌并不介意。多年以来，每天面对太多的纠纷，吸烟成为他重要的解压方式。
让杨剑昌感到无奈的是，接访的工作量虽大，然而接访室的效果并不令人欣喜。“60%有相关部门的回复，但其中15%是在踢皮球，只有形式上的回复；只有40%左右的案子最终得到了解决。”
义务参与杨剑昌接访室工作的律师袁宝平认为，即便是40%这样一个数字，老杨可能也过于乐观了，“他的接访工作真正解决问题的并不多，甚至可以说结果很不理想。”袁宝平注意到，很多人一次又一次地前来，“这说明他们的问题根本没有得到解决。”
杨剑昌自己也无法回避这样的现实：接访室刚刚开张的时候，他转交给相关部门的材料中，80%都能得到相关部门的回复，问题得到解决的比例也有60%，很多问题相关部门都会第一时间直接电话跟他沟通。但5年下来，他递交上去的材料，有回音的越来越少，不少部门的回复中，充满了“交某某部门处理”的公式化语言。杨剑昌说，“是敷衍了事。更多的事情，甚至连回复都不再有。”
一些没有解决问题的市民，直接冲进杨剑昌办公室，“砰”的一声，将厚厚一沓材料拍到他办公桌上，质问杨剑昌为什么别人的事情解决了，自己的事情却一直没人管，“问我怎么当的人大代表。”有时候遇到情绪激动的人，连杨剑昌也感到心寒。
这个什么事情都要较真、坚持一跟到底的杨剑昌，越发感到疲惫与无力。“市民来找你是帮他们解决问题的，如果我没办法帮他们解决问题，接访室再开着，也没什么意义了。”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开始不止一次地说：“我太累了。压力太大，得罪了太多人。”
在深圳人大代表当中，很多人对杨剑昌的做法并非认可。有代表委婉地说，人大代表不应该把群众反映的所有问题都转交到各个部门，应该认真判断、甄别、筛选，自己不懂的要请教，不能随便监督，否则会给相关部门带来负担。“放炮可以，但是不能乱放。”一名老资格的人大代表如此评价。
“我杨剑昌是人不是神，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国家和人民。”对于这些不认可，杨剑昌并非无动于衷。
维权的路上，充满了辛酸，有孤独，有无奈。作为一个为深圳市民维权鼓与呼的捍卫者，“杨代表”的路坎坷艰辛，而又正义凛然。
（本刊记者汪文娟综合整理）
作为消委会干部和人大代表，他先后成功处理保护消费者权益案件3180多起，惠及消费者20余万人，并为他们挽回经济损失12亿元，因移交案件给政府有关部门罚款入库2.83亿元，也曾因此收到数千封百姓的表扬信、数十面锦旗和十多块牌匾。
然而，在受到百姓高度赞誉和媒体关注的同时，仗义执言的他也有着些许的叹息，其一贯的过分率直和从不妥协风格，常让某些领导“不好办”甚或难堪，因此，他的人生也充满着“争议”。
行走在维权路上
1958年12月，杨剑昌出生于广东五华县（原广东龙川县）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受到了父亲杨德忠的良好熏陶。杨德忠多年在农村当基层干部和人大代表，一心一意坚持为群众办好事。
杨德忠病逝时，当地几百名群众自发前来悼念。父亲的言行给杨剑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立下志愿，要以父亲为榜样，做一个刚正无私、为人民谋利益的人。
1981年春，他和许多青年同乡一样，受到深圳创办特区的吸引，独自踏上到深圳发展的道路。
他起先在一家私营医院做牙医。刚工作不久，他就发现医院的一些角落里经常放着一麻袋一麻袋的鹅毛、鸭毛，但他不明白这是干什么用的。
后来，他就骑着自行车翻山越岭跟踪了解。用了半年多时间，他发现这是一些走私分子在装鹅毛、鸭毛的麻袋中夹带文物、黄金走私。他深感这是对特区建设的破坏。
受良心的驱使，嫉恶如仇的他生平第一次写下并提交了《深圳不法分子用鹅毛鸭毛掩护走私国家文物和黄金》的2000余字举报材料。结局是犯罪分子受到应有惩处，杨剑昌也因此丢掉了饭碗。
义无反顾举报东家违法犯罪的正义精神，让初入“江湖”的他尝尽了苦头。历经颠沛，他终于在一家装饰公司稳定下来，但在目睹所在公司存在偷税漏税的行为后，他仍是按捺不住，选择了实名举报，结果公司的违法行为得到查处，而他又不得不再次走人。
也因为这一次举报，杨剑昌出了名。1993年，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批示，要求市工商局给杨剑昌安排工作，不久他被分到罗湖工商分局消委会。对于杨剑昌来说，这是最适合不过的一个岗位。从那时开始，杨剑昌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20年。
天价索赔案
罗湖区是深圳最早发展起来的商业老区，香港人和深圳人、外地人，国货和进口货在这里大规模交集，然而，繁荣的市场也让这里产生了更多消费纠纷。杨剑昌为消费者维权之认真，体现在不拘案情大小一视同仁上。他曾为一位女士6元钱所购的发夹质量投诉7跑商场，直至感动经理，问题获超值解决；他也曾不厌其烦地为争议双方做工作，经常忍辱负重，不惜面对他人的埋怨甚至呵责……
而让杨剑昌在民间成就了打假“英雄”称号的，是被他一举揭开的“泰明案”。在这个轰动一时的案件中，杨剑昌曾被索赔1700多万元。
1997年8月中旬的一天早晨，上百名群情激愤的消费者潮水般涌进了深圳市工商局罗湖分局，人们高喊着：“还我血汗钱！消委会要为我们讨回公道！”声讨“深圳泰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明公司”）的欺诈行径。
有关部门决定由杨剑昌调查处理此案，他当即表示：“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要把‘泰明’查个水落石出！”
该案涉及诈骗金额20多亿元，情况十分严重，被骗的消费者及投资者成千上万。经过多日的了解，杨剑昌终于查到了彭氏兄弟行骗的证据。“泰明公司”在国贸大厦实有物业只有600多平方米，而且已抵押给了银行，但他们却在广告、合同上吹嘘有18000平方米，实际上一个租户还分不到1平方米。
于是，杨剑昌连夜将调查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决心彻底揭露这一骗局。但是，材料上报有关部门后，却久久没有消息。
原来，彭氏头上顶着政协委员、警察基金会名誉副会长、检察官教育基金会理事、工商联常务理事等一串串闪亮头衔。他们利用自己的关系，欲将此事“摆平”；并且还通过熟人带话，只要老杨不管此事，可以给他500万元。但杨剑昌对此的答复是：“我绝不为钱低头弯腰，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与他们斗下去！”
对方弃软施硬。一天，杨剑昌接到一个恶毒的电话，对方凶狠地说：“‘泰明’准备花2000万元买你的人头！”但他听了之后十分镇定地回答：“我杨剑昌一个头值2000万元？好啊，有本事你们就来取吧！”此后不久，就有人蓄意制造车祸企图置他于死地，所幸躲过。
由于杨剑昌软硬不吃，不久，泰明公司以侵犯公司名誉权为由将老杨告上法庭，索赔1700多万元。这成了当时轰动全国的大案。杨剑昌一方面冷静应对法庭诉讼，一方面继续抓紧对骗局的揭露。
“泰明案”经历了一审驳回诉讼请求、省高院发回重审、市中院再次驳回起诉的曲折过程，回忆起来，杨剑昌至今感慨。
经过一路的艰辛，案件终获正义力量的支持。2000年1月28日，按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的要求，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宣判：泰明败诉，杨剑昌胜诉。这桩涉嫌诈骗20多亿元、震动中外的惊天大案，历时3年，终于以杨剑昌的胜利而告终。
赢“敢言代表”美名
仗义执言、铁面无私的工作作风，让杨剑昌引起了社会的关注。2000年4月、杨剑昌当选第三届深圳市人大代表。为了更好地为老百姓办实事，2005年8月3日，杨剑昌以个人名义，设立了深圳市第一个人大代表接访室。这个领风气之先的举动，成为专门倾听市民呼声的重要渠道。
接访第一天上午，杨剑昌原本预计会有20多位来访者，却意外“爆棚”。一些市民早晨5点就起床，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当日的接访号排到了88号，预定的接访时间也被迫提前20分钟。
熟知法律的杨剑昌，邀请来了3名公益律师现场助阵。他说，主要是想请他们在法律上把把关，确实也是一个人做不来，需要多几个参谋。不仅仅是律师，他还会请相关部门的领导来接访室旁听。老杨说，这样一来，他们就没有办法推脱说不了解情况了。
深圳市规划局、公安局、国土局、城管队、爱卫会等单位领导，都曾参加过杨剑昌的接访日。杨剑昌对他们有个要求：如果能解决，就提出具体措施和时间表；如果不能解决，也要有个方案。
最开始，杨剑昌每月接访两次，但工作量实在太大，从2008年年底起，他只在每月最后一周的周三接访。他每次接访都堪称盛况空前，其中既有须发皆白、面容憔悴的“老上访”，也有拄着拐杖踽踽而行的残疾人，而他每次都能认真听取反映，并在志愿者帮助下将情况和意见记录在自费印制的接访纸上，然后将材料归类整理后送市、区两级人大转有关部门处理。
截至2010年6月全国人大叫停代表个人接访，五年里杨剑昌一共接访了近3000宗案子，涉及人群达2万之众。
接访室开设以来，为杨剑昌赢得了“敢言代表”的名声。原深圳市工商局局长申庆三曾评价杨剑昌说，“我们工商系统有2000多名员工，只有杨剑昌一个人大代表，他的许多工作是从工商的职责出发，尽一个人大代表的职责，这两种职责是统一的。”
“作为人大代表，应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人民服务，把社会存在的难点、热点解决好。否则，人大代表有什么用？群众都找不到人大代表，人大代表不就变成虚设了吗？”杨剑昌如是说。
百姓的“青天”不好当
作为人大代表的“布衣青天”杨剑昌不为私利，敢于为民请命，因此赢得更多人的尊重；但在维护了一部分人的利益的同时，他也遭受了一些质疑。
如今，再走出深圳罗湖区消委会八楼电梯，已看不到“人大代表杨剑昌接访室”的牌子了，也听不到杨剑昌那高亢的说话声了。空荡荡的走廊，在提示着来访者：杨代表的接访室关门了。
杨剑昌也早已萌生退意，“压力太大，方方面面的都有。”唏嘘的同时，掏出一根烟嘴，点上一支烟，已成了他的惯性动作。
这样的照片曾被媒体刊登出来。有人批评说，一个人大代表在办公室里吞云吐雾的，成何体统！50多岁的杨剑昌并不介意。多年以来，每天面对太多的纠纷，吸烟成为他重要的解压方式。
让杨剑昌感到无奈的是，接访的工作量虽大，然而接访室的效果并不令人欣喜。“60%有相关部门的回复，但其中15%是在踢皮球，只有形式上的回复；只有40%左右的案子最终得到了解决。”
义务参与杨剑昌接访室工作的律师袁宝平认为，即便是40%这样一个数字，老杨可能也过于乐观了，“他的接访工作真正解决问题的并不多，甚至可以说结果很不理想。”袁宝平注意到，很多人一次又一次地前来，“这说明他们的问题根本没有得到解决。”
杨剑昌自己也无法回避这样的现实：接访室刚刚开张的时候，他转交给相关部门的材料中，80%都能得到相关部门的回复，问题得到解决的比例也有60%，很多问题相关部门都会第一时间直接电话跟他沟通。但5年下来，他递交上去的材料，有回音的越来越少，不少部门的回复中，充满了“交某某部门处理”的公式化语言。杨剑昌说，“是敷衍了事。更多的事情，甚至连回复都不再有。”
一些没有解决问题的市民，直接冲进杨剑昌办公室，“砰”的一声，将厚厚一沓材料拍到他办公桌上，质问杨剑昌为什么别人的事情解决了，自己的事情却一直没人管，“问我怎么当的人大代表。”有时候遇到情绪激动的人，连杨剑昌也感到心寒。
这个什么事情都要较真、坚持一跟到底的杨剑昌，越发感到疲惫与无力。“市民来找你是帮他们解决问题的，如果我没办法帮他们解决问题，接访室再开着，也没什么意义了。”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开始不止一次地说：“我太累了。压力太大，得罪了太多人。”
在深圳人大代表当中，很多人对杨剑昌的做法并非认可。有代表委婉地说，人大代表不应该把群众反映的所有问题都转交到各个部门，应该认真判断、甄别、筛选，自己不懂的要请教，不能随便监督，否则会给相关部门带来负担。“放炮可以，但是不能乱放。”一名老资格的人大代表如此评价。
“我杨剑昌是人不是神，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国家和人民。”对于这些不认可，杨剑昌并非无动于衷。
维权的路上，充满了辛酸，有孤独，有无奈。作为一个为深圳市民维权鼓与呼的捍卫者，“杨代表”的路坎坷艰辛，而又正义凛然。
（本刊记者汪文娟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