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进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亲眼目睹"神舟"四号升空，我是全国惟一的地方媒体记者；而新民晚报也是参与此盛事报道的惟一地方媒体。这中间的过程，颇多曲折。如今回味起来，这次采访，也是我不长的记者经历中颇为幸运的一次。
被"总装"拒绝，暗下决心"硬"闯
最初我得到的消息是，"神舟"四号将在今年１月底之前升空，可具体时间却一直被视为"最高机密"，甚至有些被采访对象和我提到飞船的时候，也会有意识地用上"隐语"，免得让别人听到，以为他们在"泄露国家机密"。１１月份，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中国航天报的采访部主任告诉我，他们报社派出的记者，已经进入卫星发射中心。当时我的直觉就是，发射的时间近了。
"神舟"四号是最后一艘无人试验飞船。如果成功的话，五号就能把宇航员送上天。做记者的碰到这么重大的新闻，自然萌生了亲身参与的愿望。可当时连和什么部门联系采访也是一个谜。我先拜托了驻京记者杨丽琼老师，请她询问国务院新闻办是否管这件事。杨老师很热心，很快就给我答复--不是，恐怕要通过军队的宣传部门。这该怎么办？据我所知，总装备部是有权批准记者进入发射中心采访的。可"总装"的电话是保密的，想找也无从找起。
后面的一个月时间里，我到处联系可以突破的"口子"。正当我觉得山穷水尽的时候，一个内部工作人员经不起我苦苦哀求，说了个北京的电话号码，让我往那里试试看。这位工作人员还再三告诫："千万不要说出去是我告诉你这个号码的。"想想也是，当时正是飞船发射前夕，对这些内部工作人员来说，任何一个举动，都有可能会引起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我按照那个电话打过去，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后，总装宣传处的领导要我报个采访提纲。我心里一喜，以为去发射中心有希望了。可没想到，提纲传过去两天还是杳无音信。再去催问，对方说，去发射中心的名额早就安排了，只请中央媒体和军队媒体，人数也很少，不可能临时增加。口气非常强硬。
我完全傻眼了。向部门领导汇报，潘新华老师坚持说，一定要去，哪怕是外围采访，去了也会有发现。汪一新老师则帮我准备了一条后路：和中国航天报联系，万一我去了还是一无所获，可以和航天报合作，利用他们的文章。虽说有了领导的支持，可怎么操作，我还是一片茫然。
没多久，来自内部的信息显示，飞船的发射就在元旦前。１２月２５日，我登上了去兰州的飞机。
在发射中心工作人员的"接应"下，"偷偷摸摸"混进去
到了兰州，我打电话联系几个"线人"：上海航天局的通讯员、中国航天报的记者（他们也都正好在发射中心）。可不知为什么，他们的手机总是关机。后来，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打电话给发射中心一位工作人员--之前我和她曾有过联系，希望她能提供一些最新的资料。可没想到，这个电话改变了我的所有计划。
当时她听说我已经到了兰州，非常惊讶："这么冷，你真的来了？既然你都到这里了，那我想办法让你进发射中心吧。"她还叮嘱我，必须立刻赶过来，因为临近发射，马上就要戒严、封锁道路了。后来见了面她才告诉我："你一个女孩子千里迢迢地赶过来，我也不忍心不帮你这个忙。"
到酒泉已是第二天早上。令我惊讶的是，酒泉市和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居然相隔２５０公里。原先我曾想过，在酒泉市可以做些外围采访，而现在看来，这个设想也有点不切实际。我倍加庆幸对方提供"混"进去的机会。
按照那位工作人员的"指示"，我先到了发射中心驻酒泉的办事处。我到的时候，正好有一辆班车出发。我上前称自己是"某某"的亲戚。可随车的士兵一脸严肃，要我出示中心的通行证。我迫不得已只好"撤"了下来。
再采用另一个方法。我先到离发射中心比较近的鼎新机场，那位工作人员再派车来接我。我乘坐的军车进入发射中心的大门时，正好旁边也有一辆军车在接受检查。当时我心里一阵害怕，担心会被发现，被赶回兰州。或许是运气好，或许是其他什么原因，我乘坐的车居然顺利地开了进去。我这才真的成为惟一的地方媒体记者，进入了位于戈壁深处的发射中心。
在路上，那位工作人员为我定了两条"原则"："第一，不要乱说乱动，发射场、技术车间等地方都有士兵守候，要是引起他们的怀疑，我也帮不了你；第二，不要说你不是'总装'请来的记者，当然最好不要说你是记者。"她说临近发射，这里就进入了"备战状态"。
虽然进了基地，可因为"来路不正"，我的采访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我对发射中心的认识跳出了单纯的"任务"范围，而是更深刻地理解到在茫茫戈壁建设一个高科技航天发射场的难度。我一直记得一个小细节：一次在小摊上吃饭，对面坐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兵，每次她举起勺子，就会有一个小小的、廉价的塑料手镯露出来。在远离城市的戈壁深处，女孩子要买件装饰品是多么的困难。而正是这些战士，忍受着一些物质和精神消费的匮乏，为我国的航天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因为有了这些感受，我的报道才多了点"人文"气息。
类似"神舟"四号这样重大工程的报道，因为涉及"国家机密"，几乎所有的信息都通过新华社来披露。我们作为地方媒体，如何寻找角度写出有自己特色的报道？我想，关注人文情感，多写点记者的感受，或许也是一条解决之道。
记者外出采访，被人拒绝的时候居多。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泄了气。而这次酒泉之行，如果没有部门领导的支持和坚持，恐怕也不会有最后的好运气。对我来说，这也是以后采访最宝贵的经验。
被"总装"拒绝，暗下决心"硬"闯
最初我得到的消息是，"神舟"四号将在今年１月底之前升空，可具体时间却一直被视为"最高机密"，甚至有些被采访对象和我提到飞船的时候，也会有意识地用上"隐语"，免得让别人听到，以为他们在"泄露国家机密"。１１月份，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中国航天报的采访部主任告诉我，他们报社派出的记者，已经进入卫星发射中心。当时我的直觉就是，发射的时间近了。
"神舟"四号是最后一艘无人试验飞船。如果成功的话，五号就能把宇航员送上天。做记者的碰到这么重大的新闻，自然萌生了亲身参与的愿望。可当时连和什么部门联系采访也是一个谜。我先拜托了驻京记者杨丽琼老师，请她询问国务院新闻办是否管这件事。杨老师很热心，很快就给我答复--不是，恐怕要通过军队的宣传部门。这该怎么办？据我所知，总装备部是有权批准记者进入发射中心采访的。可"总装"的电话是保密的，想找也无从找起。
后面的一个月时间里，我到处联系可以突破的"口子"。正当我觉得山穷水尽的时候，一个内部工作人员经不起我苦苦哀求，说了个北京的电话号码，让我往那里试试看。这位工作人员还再三告诫："千万不要说出去是我告诉你这个号码的。"想想也是，当时正是飞船发射前夕，对这些内部工作人员来说，任何一个举动，都有可能会引起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我按照那个电话打过去，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后，总装宣传处的领导要我报个采访提纲。我心里一喜，以为去发射中心有希望了。可没想到，提纲传过去两天还是杳无音信。再去催问，对方说，去发射中心的名额早就安排了，只请中央媒体和军队媒体，人数也很少，不可能临时增加。口气非常强硬。
我完全傻眼了。向部门领导汇报，潘新华老师坚持说，一定要去，哪怕是外围采访，去了也会有发现。汪一新老师则帮我准备了一条后路：和中国航天报联系，万一我去了还是一无所获，可以和航天报合作，利用他们的文章。虽说有了领导的支持，可怎么操作，我还是一片茫然。
没多久，来自内部的信息显示，飞船的发射就在元旦前。１２月２５日，我登上了去兰州的飞机。
在发射中心工作人员的"接应"下，"偷偷摸摸"混进去
到了兰州，我打电话联系几个"线人"：上海航天局的通讯员、中国航天报的记者（他们也都正好在发射中心）。可不知为什么，他们的手机总是关机。后来，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打电话给发射中心一位工作人员--之前我和她曾有过联系，希望她能提供一些最新的资料。可没想到，这个电话改变了我的所有计划。
当时她听说我已经到了兰州，非常惊讶："这么冷，你真的来了？既然你都到这里了，那我想办法让你进发射中心吧。"她还叮嘱我，必须立刻赶过来，因为临近发射，马上就要戒严、封锁道路了。后来见了面她才告诉我："你一个女孩子千里迢迢地赶过来，我也不忍心不帮你这个忙。"
到酒泉已是第二天早上。令我惊讶的是，酒泉市和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居然相隔２５０公里。原先我曾想过，在酒泉市可以做些外围采访，而现在看来，这个设想也有点不切实际。我倍加庆幸对方提供"混"进去的机会。
按照那位工作人员的"指示"，我先到了发射中心驻酒泉的办事处。我到的时候，正好有一辆班车出发。我上前称自己是"某某"的亲戚。可随车的士兵一脸严肃，要我出示中心的通行证。我迫不得已只好"撤"了下来。
再采用另一个方法。我先到离发射中心比较近的鼎新机场，那位工作人员再派车来接我。我乘坐的军车进入发射中心的大门时，正好旁边也有一辆军车在接受检查。当时我心里一阵害怕，担心会被发现，被赶回兰州。或许是运气好，或许是其他什么原因，我乘坐的车居然顺利地开了进去。我这才真的成为惟一的地方媒体记者，进入了位于戈壁深处的发射中心。
在路上，那位工作人员为我定了两条"原则"："第一，不要乱说乱动，发射场、技术车间等地方都有士兵守候，要是引起他们的怀疑，我也帮不了你；第二，不要说你不是'总装'请来的记者，当然最好不要说你是记者。"她说临近发射，这里就进入了"备战状态"。
虽然进了基地，可因为"来路不正"，我的采访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我对发射中心的认识跳出了单纯的"任务"范围，而是更深刻地理解到在茫茫戈壁建设一个高科技航天发射场的难度。我一直记得一个小细节：一次在小摊上吃饭，对面坐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兵，每次她举起勺子，就会有一个小小的、廉价的塑料手镯露出来。在远离城市的戈壁深处，女孩子要买件装饰品是多么的困难。而正是这些战士，忍受着一些物质和精神消费的匮乏，为我国的航天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因为有了这些感受，我的报道才多了点"人文"气息。
类似"神舟"四号这样重大工程的报道，因为涉及"国家机密"，几乎所有的信息都通过新华社来披露。我们作为地方媒体，如何寻找角度写出有自己特色的报道？我想，关注人文情感，多写点记者的感受，或许也是一条解决之道。
记者外出采访，被人拒绝的时候居多。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泄了气。而这次酒泉之行，如果没有部门领导的支持和坚持，恐怕也不会有最后的好运气。对我来说，这也是以后采访最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