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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段何等阳光灿烂的日子,所有的记忆都是美的。
有一天,住在37号大院的黑龙江省委办公厅副主任马骏伯伯问院里的一帮孩子:“你们知道粮食是从哪儿来的吗?”我们都伸直脖子高喊:“麻袋里倒出来的!”因为每周我们都亲眼看见,一车车粮食袋子被炊事员抬进食堂,又从袋子里倒出米面煮饭、蒸馒头。征得省委秘书长的同意,马伯伯在省委干部子女中开展校外教育活动。
20世纪60年代初,党政机关直接对本部门的干部子女开展课外教育活动,在全国尚属首例。教育基地设在阿什河街37号省委家属院和吉林街22号院俱乐部。孩子们十分积极,到一起如小鸟歌唱似的欢快。马伯伯与我爸爸私交甚密,加之省委委托当年的副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的我爸爸支持一下办公厅的这项活动,于是他们常在我家里“密谋”。
战争年代过来的父辈们,操心国家大事的同时也不忘教育子女。因为他们有一种政治责任:不能让“帝国主义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中共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阴谋得逞。
最震撼心灵的是,听大院革命妈妈李敏讲她亲历的东北抗日联军与日本侵略者艰苦卓绝的斗争故事。大院的爸爸妈妈们都有他们的红色故事,这让我们对革命长辈更加尊重和钦佩,更加深刻懂得新中国来之不易。
参观的工厂都是大型国有企业。黑龙江省是国家重工业基地,它为承担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项目而骄傲,在这个计划中应运而生的哈尔滨电机厂、锅炉厂、汽轮机厂成为全国工业的辉煌,三大动力厂房高耸,机器轰鸣。一部电机几层楼高!
组织我们自己讲革命故事,自己选故事,大家讲,大家听。
活动中形成歌咏小组、舞蹈小组、木偶剧小组。我是木偶组的,小猫、小狗都演过。我们的活报剧参加了哈市工人文化的联欢演出;省委书记王鹤寿的小女儿王言的独唱“池塘里有个小青蛙”,参加了市少年宫的汇演。
爸爸和马伯伯策划出了一张时事测验试卷,在家里能经常看到报纸杂志、在大院经常看纪录片和电影的我们,答时事题不很为难。那位监考老师是妹妹媛媛的班主任,她把试卷拿到自己的班里测试,竟然有的学生把填空“巴基斯坦”写成“吧唧吃饭”;把世界五大洲胡诌成“大米粥、小米粥、高粱米粥、大碴粥”……老师大大地表扬了媛媛、铁军和忠源三位答卷最好的。这三位长大后竟然有两位成为外交官,儿时话下的什么“洲”,日后都留下他们风尘仆仆的脚步!
每逢暑假都组织我们去香坊农场参加除草劳动,每回农场都奖励我们煮熟又染得红红的鸡蛋,有的孩子捧在手里舍不吃。最难忘一次马伯伯曾亲自带着近百名孩子来到位于小兴安岭脚下的柳河省委农场。我们下火车只能换马车,路太泥泞,马车陷进了沟里……第一次住土炕,被蚊子、跳蚤轮番袭击,身上到处是包,奇痒。我们都咬牙忍着。徒步爬山数十里,找到抗联战士的窝棚遗址时,童稚的心里烙下一个认识: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先辈们用艰苦卓绝的斗争换来的。“我们要继承革命遗志,做共产主义接班人。”
省委的校外教育活动搞出了名堂,也惊动了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1962年12月省委常委接见了我们。尽管领导是爸爸们,但是接见的场合带有政治性,孩子们还是拘束一些,合影照片的小脸蛋抿住笑,但怎么也掩盖不住总是灿烂的目光和荡漾在春水里的心情。
有一天,住在37号大院的黑龙江省委办公厅副主任马骏伯伯问院里的一帮孩子:“你们知道粮食是从哪儿来的吗?”我们都伸直脖子高喊:“麻袋里倒出来的!”因为每周我们都亲眼看见,一车车粮食袋子被炊事员抬进食堂,又从袋子里倒出米面煮饭、蒸馒头。征得省委秘书长的同意,马伯伯在省委干部子女中开展校外教育活动。
20世纪60年代初,党政机关直接对本部门的干部子女开展课外教育活动,在全国尚属首例。教育基地设在阿什河街37号省委家属院和吉林街22号院俱乐部。孩子们十分积极,到一起如小鸟歌唱似的欢快。马伯伯与我爸爸私交甚密,加之省委委托当年的副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的我爸爸支持一下办公厅的这项活动,于是他们常在我家里“密谋”。
战争年代过来的父辈们,操心国家大事的同时也不忘教育子女。因为他们有一种政治责任:不能让“帝国主义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中共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阴谋得逞。
最震撼心灵的是,听大院革命妈妈李敏讲她亲历的东北抗日联军与日本侵略者艰苦卓绝的斗争故事。大院的爸爸妈妈们都有他们的红色故事,这让我们对革命长辈更加尊重和钦佩,更加深刻懂得新中国来之不易。
参观的工厂都是大型国有企业。黑龙江省是国家重工业基地,它为承担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项目而骄傲,在这个计划中应运而生的哈尔滨电机厂、锅炉厂、汽轮机厂成为全国工业的辉煌,三大动力厂房高耸,机器轰鸣。一部电机几层楼高!
组织我们自己讲革命故事,自己选故事,大家讲,大家听。
活动中形成歌咏小组、舞蹈小组、木偶剧小组。我是木偶组的,小猫、小狗都演过。我们的活报剧参加了哈市工人文化的联欢演出;省委书记王鹤寿的小女儿王言的独唱“池塘里有个小青蛙”,参加了市少年宫的汇演。
爸爸和马伯伯策划出了一张时事测验试卷,在家里能经常看到报纸杂志、在大院经常看纪录片和电影的我们,答时事题不很为难。那位监考老师是妹妹媛媛的班主任,她把试卷拿到自己的班里测试,竟然有的学生把填空“巴基斯坦”写成“吧唧吃饭”;把世界五大洲胡诌成“大米粥、小米粥、高粱米粥、大碴粥”……老师大大地表扬了媛媛、铁军和忠源三位答卷最好的。这三位长大后竟然有两位成为外交官,儿时话下的什么“洲”,日后都留下他们风尘仆仆的脚步!
每逢暑假都组织我们去香坊农场参加除草劳动,每回农场都奖励我们煮熟又染得红红的鸡蛋,有的孩子捧在手里舍不吃。最难忘一次马伯伯曾亲自带着近百名孩子来到位于小兴安岭脚下的柳河省委农场。我们下火车只能换马车,路太泥泞,马车陷进了沟里……第一次住土炕,被蚊子、跳蚤轮番袭击,身上到处是包,奇痒。我们都咬牙忍着。徒步爬山数十里,找到抗联战士的窝棚遗址时,童稚的心里烙下一个认识: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先辈们用艰苦卓绝的斗争换来的。“我们要继承革命遗志,做共产主义接班人。”
省委的校外教育活动搞出了名堂,也惊动了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1962年12月省委常委接见了我们。尽管领导是爸爸们,但是接见的场合带有政治性,孩子们还是拘束一些,合影照片的小脸蛋抿住笑,但怎么也掩盖不住总是灿烂的目光和荡漾在春水里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