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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是否获批创新型城市建设试点单位为基本条件，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和三重差分法进行“准自然实验”，研究创新型城市建设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及其作用机理。结果发现：创新型城市作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能积极推动辖区内的企业创新活动;并且其主要通过增强企业集聚度、提高金融中介机构服务强度与扩大对外开放引进外商投资等途径对企业创新活动起到激励与保障作用。非试点城市应该借鉴这些先行经验，并结合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推出系列政策以促进企业创新。
关键词： 创新型城市;企业创新;影响机制
中图分类号：F27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9）06-0002-07
一、引 言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经济增长先后经历了由劳动驱动和资本驱动的阶段。然而，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经济去杠杆的推进，这两种模式已经不能满足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需求。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指出，改善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能够持续稳定增长的根本原因，提高生产效率意味着技术进步。鲍克（1994）提出创新政策是政府为了鼓励技术发展及其商业化以提高竞争力的各种社会经济政策的总和，处于经济政策的中心位置，直接鼓励创造与变化[1]。因此，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选择一部分城市开展试点，探索不同地区的城市创新发展路径，推动若干城市率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为实现创新型国家目标奠定基础。
西方学者Hospers（2003）的研究表明，创新型城市是知识驱动经济发展的典型代表，一个富有竞争力的城市必然具备资源集聚性和多样性的能力[2]。政府可以通过R&D与技术服务、教育、信息、财政、税收等多个手段建立创新政策框架，积极推动企业创新，加快产业升级。建设创新型城市将为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提供有利的土壤环境，一方面，提供宏观公用基础设施等硬条件;另一方面，营造良好的创新服务环境，主要包括政府制度、科研院校、中介机构、金融信贷等建设。
从2008年深圳试点开始到2016年年底，全國已经有61个城市成为国家创新型建设试点城市。随着创新型城市建设深入开展，学术界开始关注有关创新型城市建设的研究，近年来有不少文献集中研究了创新型城市的创新绩效[3，4]，但是很少有文章涉及创新型城市建设对城市创新主体——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对该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厘清创新型城市的建设对微观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而且通过探究内在影响机制，最大限度地营造企业创新良好环境，对全国所有其他非创新型试点城市激发本地企业创新潜力具有借鉴意义。
二、创新型城市建设对企业创新影响的机理分析
优良的创新系统是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的必要条件，政府在创新系统中起到重要的作用[5]。与单纯地选择特定企业给予政策支持不同[6，7]，创新型城市建设为城市辖区内的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提供了优良的创新环境，包括创新资源集聚环境、财政政策支持环境、金融服务融资环境、对外开放交流环境等，从而提升区域内企业的创新效率。
创新型城市建设致力于集中资源优势打造生产企业的集群区，比如高新技术开发区或者工业园区等。产业集聚的优势在于传送和接受信息更为便捷和高效，不同行业、不同技术人员可以进行专业知识互补，从而为企业创新提供更好的思路。有研究发现产业集聚的地方，企业更加倾向于创新活动，产业集聚具有正向外部效应[8]。其次，政府除了打造产业集聚区，还积极引导产学研合作，强调当地的高校、企业、金融机构之间的互动。产学研合作三大主体之间由于人才、技术、资金等资源具有差异性和互补性，所以，互相之间形成了互惠共生模式。通过优化人才、技术、资金等资源配置，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效率[9，10]。
除了上述集群与连动效应，企业进行研发活动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为了保证企业研发资金的充足，政府采取加大科技财政支出和财政优惠力度等措施。有研究表明，政府补贴与税收优惠政策的确能够显著增强企业的创新投入[11，12]。同时，从市场获取资金的情况来看，因为创新投入的高风险性而导致的融资成本上升，使得企业无法通过外部融资得到充足的资金进行研发投资 [13，14]。而丰富的金融体系在企业创新过程中起到融通资金的作用，可以有效解决企业创新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筛选优质企业创新项目，提高资金匹配效率，可以起到有效的风险分散和激励约束的作用，促进企业开展创新研发活动[15，16]。此外，为了企业能够从外部获取更先进的技术和知识，政府会进一步扩大地区对外开放水平，鼓励外商直接投资。跨国公司带来的不仅仅是技术、人才、资金等资源，更重要的是推动了当地产业集群的发展，起到“孵化器”的作用[17]。随着地区开放水平的提高，外资企业与外商资本的大量涌入，企业自主研发活动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越明显[18]。
三、数据来源与指标说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与指标说明
本文城市层面的统计数据来源于各地级市的统计年鉴，企业专利申请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企业的财务特征数据来源于WIND金融数据库。由于选择的创新型建设试点城市的获批时间分布在2008-2013年之间，故样本区间确定为2006—2016年，确保最早获批为国家创新型城市前有至少两年的数据。鉴于部分地级市的上市企业数量低于5家，不具有统计性，故从样本城市中剔除，最终确定为57个样本城市，具体见表1。其中实验组包括25个城市样本，对照组32个城市样本，对象为样本城市的所有上市企业。
本文实证模型选取的被解释变量Y代表企业的创新活动，考虑创新型城市的建设重在强调创新成果，借鉴学术界的一般做法，采用企业申请的专利数量的对数（lnpatent）描述企业的创新活动。控制变量X的选取主要参照温军和冯根福（2012）[19]的研究，包括衡量公司规模的资产自然对数（lnsize）、表示公司资本结构的资产负债率（leve）、代表公司盈利能力的总资产报酬率（roa）、代表企业成长能力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oigr）以及代表企业性质的虚拟变量nature（nature=1，表示国有企业;nature=0，为非国有企业）。此外，根据证监会的行业分类标准还设置了行业控制变量，控制行业因素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同时设置了年份控制变量控制不同年份的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具体变量定义见表2。 [2] Hospers G J. Creative cities in Europe[J].Inter economics， 2003， 38（5）：260-269.
[3] 吴素春.创新型城市内部企业R&D模式与创新绩效研究[J].科研管理，2014，35（1）：33-40.
[4] 章文光，李伟.创新型城市创新效率评价与投入冗余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7，34（6）：122-126.
[5] Porter M.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M]. London： Macmillan，1990.
[6] 李卫红.基于区域创新系统的创新政策对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影响研究[D]. 杭州：浙江大学，2009.
[7] Hudson J，Minea A.Innovation，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a unifie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World Development，2013，46：66-78.
[8] Audretsch D B，Feldman M P.R&D spillovers and the geography of innovation and produc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6， 86（3）：630-640.
[9] 贺一堂，谢富纪，陈红军. 产学研合作创新利益分配的激励机制研究[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17， 37（9）：2244-2255.
[10]胡志强，祝文达.技术创新视角下的企业IPO决策机理[J].求索，2018（4）：13.
[11]Oliviero A C. R&D subsidies and private R&D expenditures：evidence from Italian manufacturing data[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Economics，2011，25（4）：419- 439.
[12]Cannone G，Ughetto E.Funding innovation at regional level：an analysis of a public policy intervention in the piedmont region[J].Regional Studies， 2014， 48（2）：270-283.
[13]Hall B H.The financing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J].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2002， 18（1）：35-51.
[14]Filipe S，Carlos C. Do financial constraints threat the innovation process？ evidence from portuguese firms[J].Economics of Innovation & New Technology， 2012， 21（8）：701-736.
[15]Chowdhury R H，Min M.Financial market development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R&D investment：evidence from developed and emerging countries[J].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 Finance， 2012， 26（2）：258-272.
[16]黄玲， 朱璋， 庄雷.金融发展、融资模式与企业创新研究[J].金融发展研究， 2015（11）：3-10.
[17]任胜钢.苏州产业集群与跨国公司互动关系的实证分析[J].中国软科学， 2005（1）：99-106.
[18]洪俊杰， 石丽静. 自主研发、地区制度差异与企业创新绩效——来自371家创新型企业的经验证据[J].科学学研究， 2017， 35（2）：310-320.
[19]温军， 冯根福.异质机构、企业性质与自主创新[J].经济研究， 2012（3）：53-64.
[20]Beck T， Levine R， Levkov A.Big bad banks？ the winners and losers from bank dereg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J].Journal of Finance， 2010， 65（5）：1637-1667.
[21]安同良，周紹东，皮建才.R&D补贴对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激励效应[J].经济研究， 2009（10）：87-98.
（责任编辑：宁晓青）
关键词： 创新型城市;企业创新;影响机制
中图分类号：F27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9）06-0002-07
一、引 言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经济增长先后经历了由劳动驱动和资本驱动的阶段。然而，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经济去杠杆的推进，这两种模式已经不能满足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需求。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指出，改善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能够持续稳定增长的根本原因，提高生产效率意味着技术进步。鲍克（1994）提出创新政策是政府为了鼓励技术发展及其商业化以提高竞争力的各种社会经济政策的总和，处于经济政策的中心位置，直接鼓励创造与变化[1]。因此，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选择一部分城市开展试点，探索不同地区的城市创新发展路径，推动若干城市率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为实现创新型国家目标奠定基础。
西方学者Hospers（2003）的研究表明，创新型城市是知识驱动经济发展的典型代表，一个富有竞争力的城市必然具备资源集聚性和多样性的能力[2]。政府可以通过R&D与技术服务、教育、信息、财政、税收等多个手段建立创新政策框架，积极推动企业创新，加快产业升级。建设创新型城市将为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提供有利的土壤环境，一方面，提供宏观公用基础设施等硬条件;另一方面，营造良好的创新服务环境，主要包括政府制度、科研院校、中介机构、金融信贷等建设。
从2008年深圳试点开始到2016年年底，全國已经有61个城市成为国家创新型建设试点城市。随着创新型城市建设深入开展，学术界开始关注有关创新型城市建设的研究，近年来有不少文献集中研究了创新型城市的创新绩效[3，4]，但是很少有文章涉及创新型城市建设对城市创新主体——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对该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厘清创新型城市的建设对微观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而且通过探究内在影响机制，最大限度地营造企业创新良好环境，对全国所有其他非创新型试点城市激发本地企业创新潜力具有借鉴意义。
二、创新型城市建设对企业创新影响的机理分析
优良的创新系统是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的必要条件，政府在创新系统中起到重要的作用[5]。与单纯地选择特定企业给予政策支持不同[6，7]，创新型城市建设为城市辖区内的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提供了优良的创新环境，包括创新资源集聚环境、财政政策支持环境、金融服务融资环境、对外开放交流环境等，从而提升区域内企业的创新效率。
创新型城市建设致力于集中资源优势打造生产企业的集群区，比如高新技术开发区或者工业园区等。产业集聚的优势在于传送和接受信息更为便捷和高效，不同行业、不同技术人员可以进行专业知识互补，从而为企业创新提供更好的思路。有研究发现产业集聚的地方，企业更加倾向于创新活动，产业集聚具有正向外部效应[8]。其次，政府除了打造产业集聚区，还积极引导产学研合作，强调当地的高校、企业、金融机构之间的互动。产学研合作三大主体之间由于人才、技术、资金等资源具有差异性和互补性，所以，互相之间形成了互惠共生模式。通过优化人才、技术、资金等资源配置，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效率[9，10]。
除了上述集群与连动效应，企业进行研发活动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为了保证企业研发资金的充足，政府采取加大科技财政支出和财政优惠力度等措施。有研究表明，政府补贴与税收优惠政策的确能够显著增强企业的创新投入[11，12]。同时，从市场获取资金的情况来看，因为创新投入的高风险性而导致的融资成本上升，使得企业无法通过外部融资得到充足的资金进行研发投资 [13，14]。而丰富的金融体系在企业创新过程中起到融通资金的作用，可以有效解决企业创新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筛选优质企业创新项目，提高资金匹配效率，可以起到有效的风险分散和激励约束的作用，促进企业开展创新研发活动[15，16]。此外，为了企业能够从外部获取更先进的技术和知识，政府会进一步扩大地区对外开放水平，鼓励外商直接投资。跨国公司带来的不仅仅是技术、人才、资金等资源，更重要的是推动了当地产业集群的发展，起到“孵化器”的作用[17]。随着地区开放水平的提高，外资企业与外商资本的大量涌入，企业自主研发活动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越明显[18]。
三、数据来源与指标说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与指标说明
本文城市层面的统计数据来源于各地级市的统计年鉴，企业专利申请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企业的财务特征数据来源于WIND金融数据库。由于选择的创新型建设试点城市的获批时间分布在2008-2013年之间，故样本区间确定为2006—2016年，确保最早获批为国家创新型城市前有至少两年的数据。鉴于部分地级市的上市企业数量低于5家，不具有统计性，故从样本城市中剔除，最终确定为57个样本城市，具体见表1。其中实验组包括25个城市样本，对照组32个城市样本，对象为样本城市的所有上市企业。
本文实证模型选取的被解释变量Y代表企业的创新活动，考虑创新型城市的建设重在强调创新成果，借鉴学术界的一般做法，采用企业申请的专利数量的对数（lnpatent）描述企业的创新活动。控制变量X的选取主要参照温军和冯根福（2012）[19]的研究，包括衡量公司规模的资产自然对数（lnsize）、表示公司资本结构的资产负债率（leve）、代表公司盈利能力的总资产报酬率（roa）、代表企业成长能力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oigr）以及代表企业性质的虚拟变量nature（nature=1，表示国有企业;nature=0，为非国有企业）。此外，根据证监会的行业分类标准还设置了行业控制变量，控制行业因素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同时设置了年份控制变量控制不同年份的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具体变量定义见表2。 [2] Hospers G J. Creative cities in Europe[J].Inter economics， 2003， 38（5）：260-269.
[3] 吴素春.创新型城市内部企业R&D模式与创新绩效研究[J].科研管理，2014，35（1）：33-40.
[4] 章文光，李伟.创新型城市创新效率评价与投入冗余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7，34（6）：122-126.
[5] Porter M.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M]. London： Macmillan，1990.
[6] 李卫红.基于区域创新系统的创新政策对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影响研究[D]. 杭州：浙江大学，2009.
[7] Hudson J，Minea A.Innovation，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a unifie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World Development，2013，46：66-78.
[8] Audretsch D B，Feldman M P.R&D spillovers and the geography of innovation and produc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6， 86（3）：630-640.
[9] 贺一堂，谢富纪，陈红军. 产学研合作创新利益分配的激励机制研究[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17， 37（9）：2244-2255.
[10]胡志强，祝文达.技术创新视角下的企业IPO决策机理[J].求索，2018（4）：13.
[11]Oliviero A C. R&D subsidies and private R&D expenditures：evidence from Italian manufacturing data[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Economics，2011，25（4）：419- 439.
[12]Cannone G，Ughetto E.Funding innovation at regional level：an analysis of a public policy intervention in the piedmont region[J].Regional Studies， 2014， 48（2）：270-283.
[13]Hall B H.The financing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J].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2002， 18（1）：35-51.
[14]Filipe S，Carlos C. Do financial constraints threat the innovation process？ evidence from portuguese firms[J].Economics of Innovation & New Technology， 2012， 21（8）：701-736.
[15]Chowdhury R H，Min M.Financial market development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R&D investment：evidence from developed and emerging countries[J].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 Finance， 2012， 26（2）：258-272.
[16]黄玲， 朱璋， 庄雷.金融发展、融资模式与企业创新研究[J].金融发展研究， 2015（11）：3-10.
[17]任胜钢.苏州产业集群与跨国公司互动关系的实证分析[J].中国软科学， 2005（1）：99-106.
[18]洪俊杰， 石丽静. 自主研发、地区制度差异与企业创新绩效——来自371家创新型企业的经验证据[J].科学学研究， 2017， 35（2）：310-320.
[19]温军， 冯根福.异质机构、企业性质与自主创新[J].经济研究， 2012（3）：53-64.
[20]Beck T， Levine R， Levkov A.Big bad banks？ the winners and losers from bank dereg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J].Journal of Finance， 2010， 65（5）：1637-1667.
[21]安同良，周紹东，皮建才.R&D补贴对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激励效应[J].经济研究， 2009（10）：87-98.
（责任编辑：宁晓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