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届威尼斯双年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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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帷幕之后——第54届威尼斯双年展的立陶宛国家馆
  “白色帷幕之后”是Darius Miksys为54届威尼斯双年展的立陶宛国家馆所完成的创作。这里呈现的不仅是一个在象征意义上由现代国家所策划的展览,更是由其转化而来的一场真正的展览和一份国家档案。“白色帷幕之后”仿佛是一面自我构建和自我组织的公众之镜,它是最近二十年来(1992-2000)在立陶宛共和国文化部资助下创作的艺术作品之大成。
  立陶宛共和国通过设立奖金和发放补贴等形式,挑选部分艺术家资助其创作,不啻为策划一场象征意义上的展览,亦可视作一项目标明确的文化生产规划。籍此,国家扮演了策展人的角色,不同的是这个展览没有围墙,且展期往往持续几十年。这样的展览是否能够为我们所见17我们又如何参观它?
  “白色帷幕之后”包括装置和表演两部分,分别展示于帷幕的两端。帷幕后面是所有参展作品的集合,另一端则是根据每位观众的特殊兴趣而交替呈现的展览。
  这本书以画册的形式将此次参与展出的全部作品收录其中,它们均是1992到2010年间在立陶宛政府资助下完成的当代艺术创作。曾有超过300名艺术家获得此类奖励,其中有173人接受邀请参与到此次国家馆的计划中来。
  画册内容按照艺术家的姓名字母排序,亦可按艺术家出生日期的先后顺序、作品题目的字母次序和创作年代的时间顺序等检索。
  每位受邀艺术家都要为这本画册推荐一件他/她接受政府资助创作的作品,为保证艺术家的自主性,他们每人在画册中都会占据同样的两页篇幅。
  籍此,观众得以在其中自由选择合其心意的作品。被选中的作品将从白色帷幕的后面被带到前台,其中一部分构成了画册的封面,并被印在装画册的提袋上。
  策展人KestutIs KuIzIHats和艺术家Dat[1US MIksys就本书结构和其他同该计划有关的问题曾进行过多次讨论。这些讨论的电子邮件原文如下:
  2011年2月15日,6:41,KstutLs Kuizina写道:
  Darius,你好
  在我们新年夜的那次简短而有趣的面谈中,我还有一件事没来得及问清:你是不是在我的阁楼上留下了一块白色的羊毛围巾?一月的第一周,我把它带去了办公室,仔细地折好,铺在蓝色的会客沙发上,说实话它现在还在那儿。我会时不时地瞟上一眼,猜测它的主人究竟是谁。这是一块白色的围巾,有穿戴过的痕迹,却没有留下任何女性香水的气味。也许这是你的围巾?
  巴黎的生活和工作都还顺利吗?就我所知,你一直忙着在和那些接受资助的艺术家联系,劝说他们加入这个计划。到今天为止,我们的名单上已经有了超过150名的参加者,我想这一定是个挺困难的过程(想想这个计划引发的那些争论),因为你需要跟这么多各不相同的艺术家打交道,同时不断地将计划推进。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足以将你最开始的想法全盘推翻的回复或争辩?比如,某些能让你从头思考整个项目的事情?请注意,我说“你最开始的想法”,指的是在CAC的网站上公开的项目陈述,以及我们在维尔纽斯时为准备双年展而展开的那些讨论。
  至于你提到的,有关展览出版物的结构的问题,我基本上都表示赞成。只是我觉得除了项目介绍和主题陈述以外,这本画册还应该加入一些能勾勒出“白色帷幕之后”的作者(也就是你)艺术风貌的文字。其中可以包括一篇访谈或不拘形式的对话,这样以来,无论是参观立陶宛馆的观众还是这本画册的读者,都能够“听到”你的一连串想法,同时明白我们自己对这个计划最重要的几个地方所持的意见。总之,咱们一起聊聊吧。
  从冰天雪地的维尔纽斯送来祝愿(今天早晨,室外温度计显示是零下21摄氏度)
  Kslutis
  2011年2月18日,13:35,DariusMikgys写道:
  Kstutis你好
  谢谢你温暖的来信和这些有意思的想法,还有电影。我打算今晚就看。抱歉回复得有点迟了,因为我得好好地思考一下。但首先一真不幸,那块围巾不是我的。我会去问问Dalia,没准她知道。我和艺术家的交流主要通过Skype,但我马上要去立陶宛使馆那儿试试,也许那里的通话质量更好。到目前为止,我还没遇到过任何可能改变这个计划的事情,但同艺术家们,特别是摄影师们的会面确实让这个计划的基调有了一些不同,而且让我更有动力继续下去。
  关于展览画册,我同意你说的一切。我觉得这本书可以身兼二任:既是展览的记录,又是装置本身的一部分。至于有关我创作实践的文字,可能会过分强调我个人的角色。由于我自己也是参与艺术家之一,我没法回答为什么某个参与者的作品占到更多的篇幅而其他人却不能。就算没人这样质疑,这个做法也有损于这本书的普遍性参考价值。但一个没有题目的计划也不是个好选择。也许我们可以在CAC Interviu上发表你说的那些文章?同时,这期杂志也会作为“元信息”的载体在威尼斯展出,它也可以刊登那些没有收录在画册中的艺术家的访谈。
  巴黎的天气特别冷,早上我本来打算在院子里打会网球,可是实在太冷了,虽然雨已经停了。2月16号我去了一趟立陶宛大使馆,参加独立日纪念活动,在那儿我遇到了Stanikas夫妇。明天晚上我还要和他们见面。我会给他们介绍这个项目并请他们参加。关于事情的进展我会及时告诉你。
  再聊。祝好。
  D
  2011年2月21日,17:00,KestutmKuizina,s写道:
  Darius,你好
  很高兴你愿意一起谈谈。你是个很棒的对话者,知道如何倾听对方,我也明白你为了这次的计划需要进行大量的沟通。看到你无论在一对一还是多方谈话、甚至是长篇独白等场合都能应付自如,我深为惊叹。说到底,每一种交流都需要审慎地思考。在我认识的艺术家当中,很少有人能像你这样胜任如此强度的交流:在这样一个项目中,这是不可避免的挑战。
  关于项目的难度和你的真诚付出,以及在艺术圈中传播其正面影响的种种努力,我不一一赘述。但同时我也在思考这个白色帷幕计划,特别是在其实现的过程中,将伴随著越发浓厚的赎罪意味。不是恶意阴谋或是暗中谋划(某些最激烈的批评这个计划的人就曾经这么说过),而是赎罪。我来解释一下:你的“白色帷幕”隐喻让我想起Laura Garbgtien 2010年的《关于无名艺术家的电影》的主人公所做的选择。影片中,她踏上了一条通往家乡圣地的悲喜交加的朝圣之路,此后,她又辗转阿姆斯特丹和巴黎,试图赎回那些个人的卑鄙之举或无意识的集体罪行。在这个计划中它可以升华成某种集体性的反思:我们是谁?我们如何看待自身?而我们又希望别人如何看待我们?这个计划中同时融入了沉思和忏悔。我对创作中的所谓宗教思想或类似的东西并不热衷,它们离我太远了。但这次,就像是看着自己被钉上十字架(连同我们所坚持的信念),我感觉该是破例的时候了。若要把这异乎寻常的、极端复杂的计划变为现实,而不是仅仅当作某种想象的对象,理 智和审慎是始终必须的。同时,我也希望在下一封邮件中能简单谈谈你特殊的幽默感……
  回到开始的话题——关于这本画册的结构,你说关于你艺术生涯的过分详尽的介绍会有损全书的平衡,这一点我同意,特别是这些文字在编排上还可能辅以你早期创作的个案和文献。但我们究竟该怎么处理作者的创作阐述呢?至少,那些对本书背景一无所知的观众通过阅读,应该能够对你此前作品的性质和特点有所了解:你曾经在多个双年展上启动的“艺术家家长会”,第一个立陶宛板球俱乐部的建立,以及其他令人耳目一新的想法,比如你对其他艺术家观念的创造性挪用(像2010年的《保罗的劝告》),或在哥特兰岛BAC驻留期间的手风琴课。我相信人们在了解到你作品的上下文关系后,会更好地把握你这次参展项目的精髓。我知道我可能有点操之过急,有点像那种在意外事件之后对某个古怪的孩子津津乐道,滔滔不绝地向调查人员打开回忆的话匣子的老师……但不管怎样,我还是得这么做。你知道的,让我最终下决心参与这个项目的,不单单是“白色帷幕之后”这个概念本身,还有作为发起人的你,你的艺术身份。
  考虑到上述种种原因,我建议咱们不妨试着这样解决这个难题:我们可以在本书结尾附上一段关于你的谈话,同时以独立小册子的形式较为详细地介绍你的艺术创作。在双年展期间,这本小册子(包括你的几个关键作品的图片和简介)会随画册附赠,若有需要,也可以独立发行。至于“白色帷幕之后”最终命运如何,还是留给这本书和小册子的读者去决定吧。
  你觉得这个办法怎么样?期待你的回音。坦白地说,我其实很好奇你对我说的“古怪的孩子”是否同意?
  祝好,Kestutls
  2011年3月4日,13:12,DariusYiksys写道:
  Kestutis你好
  谢谢你发来这么有意思的邮件,也很抱歉我回复得太迟了。我觉得和其他选择相比,在书的结尾附上一段谈话还是可以接受的,可以把它理解为关于这本书的某种看法。我已经做好准备,可以随时开始谈话,并且我保证会按时发给你。
  至于你说的“古怪孩子”,我的结论是:要去思考我自己简直太难了,甚至不太可能。我能感到的唯一的“自我”只存在于个性和既有环境的明确关系中,是针对其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境的反应。我同意“赎罪”在“白色帷幕之后”的具体语境中会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观念,或许这意味着我们有一个强大而独立的文化。而上述种种无不强化了反思这一文化的需要。让我欣慰的是,咱们的讨论开始朝着新的方向前进:不再是再现和表现世界,而是再现和表现我们自己。这正是这个计划的核心观念——通过理解,达到自觉,而非一味向某个来自我们不太熟悉的“世界”的抽象观众展示“我们最棒的一面”。
  我先寄出这些简短的回应,回头再去细细构思一篇更全面的文章。期待和你的下次交流。
  祝好
  D
  2011年3月7日,13:33,KestutisKuizinas写道
  我以为我们不用把所有藏品都带到威尼斯就能做到“通过理解,达到自觉,而非一味向某个来自我们不太熟悉的‘世界’的抽象观众展示‘我们最棒的一面”’。这个计划的第一阶段——在维尔纽斯实验性地展示这些作品——就已经够了。但我能肯定的是,这样一来,这个计划引发人们思考或重思“我们是谁”的力量就会大大削弱,而要实现你的预期目标也会更为困难,它也不会引起太多兴趣。讽刺的是,出于深度自我审视的需求,促使我们借用威尼斯双年展的形式和平台,但这一切却只是为了回答那些仅同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国家有关的问题。
  尽管如此,我相信这个项目不光会让我们自己,也会让其他人,比如挤满威尼斯城的国际观众大感兴趣。你觉得这意味着什么?我是说那些来到立陶宛馆的观众们,他们对立陶宛的艺术界一无所知。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了语境,此外另一个让我对这一计划感兴趣的原因就是,这是一次反拨和逆转以国家作为展示单元这一陈规的机会。每个国家馆的展览都以某位艺术家为中心,但对艺术家身后的整个环境背景语焉不详。而“白色帷幕之后”却是‘恰’恰相反:我们关注的不是冰山一角,而是水面以下那庞大而不可见的部分。这一关注点的转向是极不寻常的,就好比放映一部电影被剪去的那些片段而非电影本身。但,如果我错了呢?也许我们的威尼斯电影是截然不同的两部吧?
  祝好,Keslulls
  2011年3月8日,13:01,DariusMiksys写道:
  Kslulls你好
  这样一批作品不可能在威尼斯以外的任何地方展出。毕竟,就算全部作品的集合也只是故事的一半而已,若想读懂它,人们必须处在某种特定的情绪状态之中,而这正是我们要去促成的。否则我们会说:我们已经知道立陶宛艺术是什么样啦,我们已经知道有哪些立陶宛艺术家了。谁需要这批作品?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的知识难道不正像难以捉摸的细胞外质?我们能感到它的存在,看到它怎样作用于环境,却不能同这微妙的物质直接接触,它就像幽灵一样无形无踪。双年展上这些来自全世界的观众就是将立陶宛艺术从无变作有的赋形媒介,他们将立陶宛艺术从白色帷幕后面带出。除了围着不断扩张的虚空跳起萨满之舞,我们无去理解这批作品。只有在降神会上才能从虚空中召唤出存在。因此,我们可以用这些东西作为物理法则的某些修正。
  借用你关于放电影的精到比喻,我能想象到观众们不仅仅是看到了那些被剪去的片段,他们同样参与到剪辑过程当中。同样,我们在威尼斯的立陶宛馆展出的不仅仅是立陶宛艺术,还包括来自全世界的观众。从正统的审美观点来看,我们可以在展览的装置部分发现某种引人入胜的对称:全世界最大规模的一群观众加入到同样是最大规模的策展实验当中——这是由一个国家在过去二十年中所策划的国家艺术展览。
  2011年3月8日,16:06,Kestutis Kuizinas写道:
  细胞外质,媒介和萨满之舞……听起来你对这个触手可及的计划似乎已经全然沉醉其中了。不过,或许不需如此严肃?对你的大部分想法我都一如既往地喜爱,因为它们总能先带给我惊喜,几秒钟后又让我微笑。无论长或短,总能从最初的惊喜和随后的深思之间挤压出这几秒钟的时间。这次威尼斯的项目也亳不例外。它最开始的标题是“全速前进”(Ahead ln Full Speed)。请你告诉我,在这个项目中究竟有哪些东西能让你微笑,如果有的话?
  K
  2011年3月10日,13:04,DariusMiksys:写道:
  在最开始的时候,大概五到六年以前,想象自己能够集合不同的艺术家同时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对我而言是一件充满乐趣的事。我也设想过那些有趣的、不可或缺的骚乱和争执。但我从没想过自己能实现这个想法,至少不是在我们今天所计划的这个水平。其中的原因部分是由于艺术界的反对,但同时还有这个项目本身的复杂性,以及政治意愿的缺乏。我用“全速前进”做题目,希望能在今天这个以作品集合为形式的计划实现以前能先走一步。虽然 这个计划在后来又增添了更多内涵,(尽管最后连题目也改变了)“全速前进”仍然是其中最关键的概念之一。
  出人意料的是,此后我发现政治家倒是相对开明,艺术界的意见也渐趋统一。反而是艺术批评家让我感到震惊和沮丧。尽管如此,听他们预言立陶宛艺术将在威尼斯惨败而归,仍不失为一件乐事。想象某种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一不光是艺术的惨败或匈牙利的惨败,而是彻底的崩盘——其实也蛮好玩。批评家们声称,集体上演的喜剧注定要以惨败收场,这些腼腆有趣而已然过时的想法只不过证明了我们的计划有多重要。而看到立陶宛艺术的实际发展将批评家们的想象和预言远远抛在一边,事情就变得更有意思了。
  2011年3月10日,19:53,KeslutmKuizinas写道:
  惨败是个优美的词儿,它可能来自意大利语。要想让我们的计划像那些批评家们说的那样一败涂地,恐怕还得努力上一阵子。小小的失败无足轻重,没人会注意到它。现在的问题是(尽管这主要是修辞性的):我们能满足批评家们的期待吗?好像在匈牙利民法典里也用到了“合法预期”这个词。
  有些艺术家会把他们的失败概念化。比如你的法国同行Ouentin Armand的作品“假日在”(Holiday in),他在2006年来到维尔纽斯参与驻留计划,只为了体验某种创造性的失败。我记得他和我打招呼,还送我一个他特意带来的瓶子当作礼物。他试着对我解释,大意是他想要找到一瓶能配上西红柿和肉的法国红酒。这个想法是在Quentin收拾行装准备赶赴维尔纽斯的时候冒出来的,他那时看了大量关于匈牙利食物的介绍。这的确是两种文化间一次有趣的并置。咱们这次又要给威尼斯的艺术界送上怎样的一道大餐呢?他们可是从没尝过西红柿配脆猪皮的味道。是给他们带去一大批立陶宛的水彩、油画、摄影?还是一个整体性的、强调整个计划的有机组成而非特定艺术家的单个创作的概念,一个由画册、帷幕、展览陈设、为观众展示作品的行为、以及全部的参展作品所构成的整体?我相信你肯定会选择后者,但还有一件事情让我有点担心:是否所有的观众都能像这样理解“白色帷幕之后”的主题?或者大部分观众可以?又或者这根本不重要?(现在我们好像又回到了“合法预期”的话题)。你的看法呢?我知道你已经或多或少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但把它弄得更清楚些也不是坏事。
  K
  2011年3月22日,18:06,Darius Mikgys:写道:
  我想每个观众都会对“白色帷幕之后”的主题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吧。毕竟这个概念本身也不是要提倡某种固定的视角或决定展品的内容。它只是触及了“白色帷幕之后”的缘起,以及汇集这些作品时所根据的一般标准,和关于最终结果的想象。仅此而已。
  最重要的是参与计划的每位艺术家如何在这一主题所提供的、纯想象性的语境中看待他/她自己。艺术家会发现他们的参与(或不参与,这两种可能性必须被同时加以考虑)最终改变了原来的主题,但这只有在来自外界的影响下才有可能。
  一方面,我们有一个关于这些作品的整体概念,一个统制全局的“理论”,它就像物理学中的M理论一样,将关于同一对象的几种不同观点加以整合(在我们这儿则是三百种不同的视角,而不是五个)。另一方面,我们有大量的“理论”(借用M理论的比喻,参与计划的所有艺术家的观点和预期都是正确的——即使它们彼此矛盾)。
  因此,这一批作品并没有某种终极的形态,但它们的创作者是实实在在的,这些人的自治性在这里被充分强调而不是被抹杀。虽然“国家策划的艺术”并不是某种界定严格的概念,它却是向观众开放的一种可能:打开这本画册,观众们可以看到帷幕后面的景象,并创造自己的展览——这意味着在听到这个概念之后,他们能够诉诸自己的想像力。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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