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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恒在1958年至1965年担任山西省省长。1967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卫恒一贯以工作作风扎实而著称，也是山西人民至今深切怀念的一位领导人。他的故事流传在三晋大地，他的所作所为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迪。
脚踏实地，深入调查研究
经历过“大跃进”年代，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当时山西面临的困难，用卫恒的话来说，就是“到1960年，我们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吃的、穿的、用的都空前地紧张起来” 。这场困难是建国以来所没有遇到过的。对于山西省委来说，是异常严峻的挑战。如何应对这场挑战呢？卫恒认为，当务之急要首先发展农业，在农业上做大文章。1960年5月27日，山西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山西省十二年农业发展规划》。在本届人代会上，卫恒代表山西省人民委员会作了《为提前实现我省十二年农业发展规划而奋斗》的报告，指出：“粮食生产是我省农业发展规划的中心。”
当时，“大跃进”运动的失误所造成的混乱在全国蔓延，“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对生产的瞎指挥风盛行，困难很严重。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1960年11月3日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提出国民经济建设“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和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提出：“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1年卫恒和山西省委的其他领导带头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他不辞辛劳，穿着一件半新半旧的中山装，迈开双脚，风尘仆仆地走遍了山西的山山岭岭。他到了大同、左云、右玉、清徐、交城、夏县、平顺、陵川。
在右玉，他与陪同一起调研的雁北地委书记王铭三、地委领导成员苗佩芳分头走村入户，与农民席地而谈。卫恒亲自听汇报，记笔记。右玉县有个村叫李家堡，卫恒在以前就曾经来过这个村，对这里很熟悉。在这次调查中，他听到有人汇报全村共有100余户，500多口人，人均土地7亩多，实际耕种土地为人均5亩多，有不少土地闲着未用。社员们建议，将闲着的土地每人多分自留地3分，饲料地2分，这样可以调动生产积极性。卫恒对此很满意，说：“这个办法好，不仅在右玉要推广，在雁北全区也可因地制宜推广，这对解决社员口粮不足、发展生产大有好处。粮多了，林多了，畜牧业发展了，社员也就宽裕了。”他还要求右玉县委书记庞汉杰、雁北地委书记王铭三发动群众大力植树造林，国家要种，集体要种，更主要的是放手让社员家家户户都种，谁种归谁。当有人说“社员房前屋后的自留树是资本主义”时，卫恒说：“这样的资本主义越多越好。”
他还与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大任用4天的时间，在交城和清徐召集社員、生产队干部、公社党委书记和两县的县委书记召开了4次座谈会，专门解决当时粮食高估产带来的高征购问题，倾听了社员的意见和建议，思想上取得了一致认识。并向省委写了报告，指出，在自留地、评工计分、“三包一奖”等政策逐步实施以后，粮食征购问题就成为农村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同时还提出了实行包购的政策和具体办法。通过这次调查，调整了全省的粮食征购政策，纠正了过去征购过多的偏向，受到了社员的拥护。
这一年，在阔别23年后，他终于踏上了家乡的故土。他乡音未改，在陵川县委给机关干部作报告时，他说：“目前我们正处在非常时期。我们要依靠群众，纠正错误，战胜困难。要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精神，奋发图强，克服困难，度过非常时期。”一席话，说得大家信心倍增，会场上呈现出一片迎难而上的热烈气氛。他走到乡亲们中间嘘寒问暖，在县委机关食堂，与大家一起吃小米菜焖饭；在附城镇困难户周石头、张青荣、董世光的家中，对他们说：“要相信党的领导，依靠集体，一定能渡过困难。”
一位老眼昏花的老太太，听说省长看望她来了，拉着卫恒的手，问周围的人：“你们给我说说，咱庄户人出的省长是啥样？”姑娘们回答：“穿的衣裳和咱一样，吃饭还和咱在一个锅里搅稀稠，是家常饭。”一席话，说得老太太落泪了。卫恒走到哪里，都温暖着群众的心。
以身作则，与人民同甘共苦
1961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和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农业六十条》），对人民公社的性质、组织、规模和管理都做了具体规定。《农业六十条》的颁布对纠正人民公社化以来的“左”倾错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农业六十条》颁布后，山西省委及时进行贯彻。卫恒强调指出，执行中央的政策，要先搞好调查研究，详细了解群众的思想状况，摸清在哪些方面还存在违反《农业六十条》的现象，然后再去宣传，才有针对性，才能取得良好效果。在深入调查、广泛宣传的基础上，山西省委紧紧抓住难点、重点，集中解决了农村社员群众最为关心的几个问题。一是纠正了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会助长资本主义势力、引导发展资本主义、瓦解集体经济的错误认识；二是贯彻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三是鼓励社员积极地开展农村集市贸易。1962年，农村集市贸易恢复后，城镇集市贸易也发展很快。此时，又有一些错误认识开始抬头，有人认为城镇集市贸易是资本主义泛滥，建议关闭。卫恒则不以为然，他说，任何事情都不应急急忙忙下结论，要调查，听取各方面的议论。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卫恒认为，城镇贸易对活跃城乡经济、补充供应不足、解决群众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有着积极作用，应该开放城镇集市贸易。实践证明，山西城镇的集市贸易活跃了农村经济，改善了城乡人民的生活。
在贯彻《农业六十条》的同时，《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简称《工业七十条》）、《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简称《科研十四条》）、《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简称《高教六十条》)和《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简称《文艺八条》）等中央有关调整的政策法规也在1961年陆续颁布。卫恒是省长，肩负千斤重担，不仅要考虑全省的农业问题，而且还必须解决工业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的调整，而且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进行文化教育、科学技术领域里的调整。他要把党的政策落实到社会的每一个方面，尽快带领全省人民克服困难，走出低谷。
12月，正是隆冬。中共山西省委召开了有1300多名全省知识界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卫恒代表省委作了《目前形势和贯彻执行知识分子政策的报告》。他在讲话中特意用“革命动力”这个在当时最受人们尊敬的称呼，肯定了建国以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知识分子是仅次于工人、社员的革命动力之一。党对于广大知识分子，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寄予极大的希望。”一席话，讲得人们心中热乎乎的。会场内的温暖和会场外的严寒形成了鲜明对照。
尽管人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但是眼下的经济困难还是极其严重，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加以解决，吃饭问题成了当时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他要求各级干部关心群众生活，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卫恒多次找副省长武光汤和粮食厅厅长栗茂林商量解决应急的办法。他说：“无论如何，要拿出一个渡过目前难关的办法。”经过多次协商，粮食厅提出动用3亿斤库存粮食解决燃眉之急，得到省委的批准。困难总算暂时度过了。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不仅全省人民在挨饿，省委的每一位领导也节衣缩食，与全省人民一道同甘共苦。卫恒自己和家人也是三月不知肉滋味，他用豆饼制成代食品充饥，还美其名曰“人造肉”。他对人说：“‘人造肉’味道满不错，这东西的营养不比豆腐差多少。”他要求家人注意节约，并且把节省的口粮交给有关部门，救济处于饱受饥饿折磨的群众。他自己因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面容黑里泛黄，看着他日益憔悴的神色，身边的工作人员充满了深深的敬意。
1961年6月，国家又下发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决定从1961年下半年起，3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这也是在经济时期不得已而为之的一项无奈之举。这一文件下发后，一夜之间，山西有数十万市民又回到了农村。这项措施虽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却给许多的家庭带来了困难，在后来的生活中，许多家庭长期处于两地分居状态。对于这一群体，人们称之为“六二压”。当年“六二压”回乡时是有怨言的，他们把一腔怨言都发泄在卫恒等省委领导身上。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这次城镇人口压缩的问题上，卫恒是既为国家全局分忧，又为被压缩回乡的城镇人口操心费力。在全省城镇人口压缩会议上，有人提出山西的城镇人口压缩要超过中央规定的数字，卫恒否决了。因为他深知被压缩回乡的城镇人口面临的困难。同时，也很少有人知道，在这次压缩中，省委领导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卫恒夫人的叔父、王大任的母亲也和普通的“六二压”一样，回到原籍。
在中共山西省委的领导下，全省人民团结一心，群策群力，终于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发扬党内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后，陶鲁笳、卫恒等省委领导也进行了自我批评。严重的经济困难渐行渐远了，人们的思索却远远没有停止。根据“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局面和中央发展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人们仍然把关注的目光放在了农业方面。1962年9月，中共中央又召开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议》。
10月，中共山西省委召开一届十五次會议，卫恒代表省委作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实行农业技术改革的任务。卫恒说，山西发展农业的根本办法必须是发展农业生产力，实现农业现代化。他提出：“目前农业方面的中心任务，要从过去主要地实行社会改革，转到主要地实行技术改革，积极地、因地制宜地实现农业现代化，逐步地改造大自然的面貌。”实行农业技术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方面是重视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化学化建设，另一方面是学习和利用农业科学技术、改革耕作制度、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在山区植树造林、培植草坡，改善农业生产环境。对于这个问题，卫恒认为，有进无退，不干则已，要干就要干到底的坚强态度。他表示，如果人民的衣食住行问题得不到很好解决，“省委有无存在的必要，就成问题了”。
卫恒长期坚持深入基层，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这是当年老八路的作风。从太行山到汾河湾，从黄河滩到雁门关，他的足迹踏遍三晋。在西沟，他与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申纪兰探讨农林牧相结合的发展经验；在河曲县的曲峪村，他与造林专家王海元促膝交谈；他没有忘记在运城当地委书记时的老朋友曲耀离等人，他时时与他们保持联系，共同研究植棉技术。此外，养牛专家王传合、治碱专家臧仓、宋树勋、阳曲县社员朱文华等人都成了他随时请教的的知心朋友。申纪兰在《难忘的记忆》中说，60年代初卫恒到西沟时说：“你们一定要因地制宜，进一步把西沟建设成为林茂粮丰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人民再立新功。”当时卫恒还特别关心山西农学院和农科院的建设和发展，调整时期各行各业都在精简、压缩，山西农科所不但没有压缩，反而升格为农业科学院，下辖9个研究所。山西农学院的建设也得到了加强。从事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和教学的专家教授们在卫恒等省委领导的鼓励下，在全省开辟了数十万亩试验田、种子田，并且积极引导社员学技术、学科学，实行科学种田，为山西的农业技术改造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实事求是，提倡学习大寨
在领导山西农业技术改造的过程中，昔阳县大寨村的经验引起了卫恒的关注。大寨是靠治理“七沟八梁一面坡”起家的。1962年当全省大部分村庄因遭受自然灾害而严重减产时，大寨的粮食产量不但没有减产，亩产和总产反而大幅度提高。同时，他们还发扬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帮助其他村庄增产粮食，向国家多卖余粮。大寨不仅风格高尚，而且他们的做法也符合卫恒提出的“农业技术改造”的思想。据王大任后来回忆：“卫恒同志发现、总结了这个典型（指大寨），经省委几位领导商量，做出了全省向大寨学习的决定。后来陶鲁笳同志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肯定了大寨的经验，提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几年中，卫恒曾两次陪同周恩来总理和外宾登上虎头山，介绍了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卫恒还根据省委的决定，亲自起草了文件，号召全省人民学习大寨“藐视困难、敢于革命的英雄气概；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以国为怀、顾全大局的高尚风格”。
但是当年卫恒和山西省委并没有将大寨的经验绝对化。卫恒要求全省各地学大寨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不能搞“一刀切”。1963年冬天，卫恒冒着严寒，来到吕梁山区进行调查。在调查中，卫恒发现，这一贫困地区虽然自然条件差，但依然潜伏着发展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而且各县都有一批后进变先进、低产变高产的典型。他们的基本经验是，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培植草坡、改革农田耕作制度、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及保持水土、防风固沙、实行生物改造与工程改造相结合，总体上实行以林养牧、以牧促农，促进了农、林、牧、副业全面发展。这些做法，与省委提出的“农业技术改造”的思路基本一致。卫恒从中很受启发。所以，在树立了大寨这一先进典型后，省委又在全省各地树立了一批先进典型。这些典型各有特点，弥补了大寨的不足。
定襄县有个神山村，是1964年卫恒在定襄县搞“四清”时曾经蹲点的地方。这一年，他带着抗日战争时期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的行李，在这里一住就是半年。省委有事需要他时，一辆吉普车把他接回太原，办完事又一头扎在基层。他的化名是“王甫田”，职务是省委党校的教师。人们都称他是“王老师”，有些年龄与他相仿的人干脆称他“老王”，谁也不知道他就是情系千家万户、胸怀大政方针的卫省长。直到“四清”的后期，他的职务才逐渐公开。在定襄农村，他一面搞“四清”，针对当时对基层干部的过火行为，提出了“多换思想少换人”的观点，保护了大批基层干部。另一方面，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他睡的是普通农家的土炕，吃的是当地人常吃的高粱面壳壳。当时神山村土地盐碱化十分严重，有人建议请陈永贵前来帮助治碱，卫恒摇头说，陈永贵是治坡的专家，不是治碱的专家。他特地请来了汾阳县贾家庄村的宋树勋，他和宋树勋踏着泥泞的路，在盐碱滩上考察了一个多星期，还邀集当地有经验的老农一起研究治碱方案。在此基础上，他又亲自指导“四清”工作队和村干部制定了治碱改土、实行园田化的规划。在村边的河湾，卫恒还与群众植了一片树林，后来村里人称之为“卫恒树”，表达了对卫恒的深切怀念。
抓主要矛盾，全面贯彻“八字方针”
卫恒从事领导工作多年，他很善于抓事物的主要矛盾。在定襄县蹲点，指导“四清”运动时，他仍然以主要的精力领导全省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1963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决定从1963年起再用3年时间，继续按照“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精神，贯彻“八字方针”，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之间的过渡阶段。这一阶段要按照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和突破尖端技术的次序安排经济计划。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卫恒在1964年山西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在工业方面，全省要继续加强轻工业、加强基础工业，通过开展大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和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加强企业管理，提高质量和劳动生产率，努力降低消耗、降低成本，增加利润总额。同时进一步落实《工业七十条》，对企业提出合理布局、专业协作、技术改造、填平补齐、充实技术后方、定产品方向、定生产规模、加强生产管理及设备更新等一系列新的措施。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这一时期山西的轻工业得到加强，京津沪等地有20多个日用消费品工厂搬迁到山西，太原纺织厂、临汾、介休、新绛、永济等地的纺织厂，高平丝织厂等一批轻纺工业都在这个时期建成投产。
在京津沪等地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山西的国民经济结构比例得到较大的改善。山西的轻工业发展了，但是卫恒还有操不完的心。他经常深入到由外地迁来的企业中，调查了解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工作和学习，尽力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有一次，在运城下乡期间，他专程赶到从上海迁来的一家毛纺织厂看望工人和技术人员。指示当地的负责人，要关心外地来的同志，尽量为他们排忧解难。此外，还批准在他们每月的口粮中增加了大米的供应。厂里的干部群众深为感动，特意派人给卫恒送来了他们厂生产的毛衣和毛线，但是被卫恒谢绝了。
1965年是中国国民经济调整的最后一年。1964年底，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召开。会议提出要在20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标志着长期的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即将结束，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即将开始。1965年6月，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调到北京，卫恒接替陶鲁笳出任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山西省军区第一政委、省政协主席等职。面对即将到来的新的建设高潮，中共山西省委在短短的两个多月的时间内，接连召开了中共山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二届一次会议、二届二次会议。卫恒集全省共产党员和全省人民的实践和智慧，把他和同事们多年来冒着严寒酷暑对全省进行调查研究所得到经验的体会写进了这几次会议的报告和决议。
特别是山西省二届二次会议《关于动员全民，奋战五年，建设两个一千五百万亩稳产高产田的决议》（即1500万亩水浇地；1500万亩旱地高产田），针对制约山西农业发展的旱灾，提出了未来五年内全省农田建设的规划。卫恒对于这个决议的最后形成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当年担任省委常务副书记的王谦回忆说：“这个决议，就是卫恒同志集中了广大群众——也吸收了大寨农田建设的经验和广大干部的实践，由他倡导而形成的。”
从1961年到1965年，卫恒和山西省委坚决贯彻中央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取得了明显成效。全省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协调发展，国民收入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趋向合理，工农业生产都得到较大幅度的增长，市场供应状况明显改善，财政收入稳步增长，扭转了1958年至1961年连续四年的财政赤字。至此，山西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基本完成。
（责编肖黎）
脚踏实地，深入调查研究
经历过“大跃进”年代，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当时山西面临的困难，用卫恒的话来说，就是“到1960年，我们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吃的、穿的、用的都空前地紧张起来” 。这场困难是建国以来所没有遇到过的。对于山西省委来说，是异常严峻的挑战。如何应对这场挑战呢？卫恒认为，当务之急要首先发展农业，在农业上做大文章。1960年5月27日，山西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山西省十二年农业发展规划》。在本届人代会上，卫恒代表山西省人民委员会作了《为提前实现我省十二年农业发展规划而奋斗》的报告，指出：“粮食生产是我省农业发展规划的中心。”
当时，“大跃进”运动的失误所造成的混乱在全国蔓延，“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对生产的瞎指挥风盛行，困难很严重。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1960年11月3日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提出国民经济建设“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和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提出：“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1年卫恒和山西省委的其他领导带头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他不辞辛劳，穿着一件半新半旧的中山装，迈开双脚，风尘仆仆地走遍了山西的山山岭岭。他到了大同、左云、右玉、清徐、交城、夏县、平顺、陵川。
在右玉，他与陪同一起调研的雁北地委书记王铭三、地委领导成员苗佩芳分头走村入户，与农民席地而谈。卫恒亲自听汇报，记笔记。右玉县有个村叫李家堡，卫恒在以前就曾经来过这个村，对这里很熟悉。在这次调查中，他听到有人汇报全村共有100余户，500多口人，人均土地7亩多，实际耕种土地为人均5亩多，有不少土地闲着未用。社员们建议，将闲着的土地每人多分自留地3分，饲料地2分，这样可以调动生产积极性。卫恒对此很满意，说：“这个办法好，不仅在右玉要推广，在雁北全区也可因地制宜推广，这对解决社员口粮不足、发展生产大有好处。粮多了，林多了，畜牧业发展了，社员也就宽裕了。”他还要求右玉县委书记庞汉杰、雁北地委书记王铭三发动群众大力植树造林，国家要种，集体要种，更主要的是放手让社员家家户户都种，谁种归谁。当有人说“社员房前屋后的自留树是资本主义”时，卫恒说：“这样的资本主义越多越好。”
他还与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大任用4天的时间，在交城和清徐召集社員、生产队干部、公社党委书记和两县的县委书记召开了4次座谈会，专门解决当时粮食高估产带来的高征购问题，倾听了社员的意见和建议，思想上取得了一致认识。并向省委写了报告，指出，在自留地、评工计分、“三包一奖”等政策逐步实施以后，粮食征购问题就成为农村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同时还提出了实行包购的政策和具体办法。通过这次调查，调整了全省的粮食征购政策，纠正了过去征购过多的偏向，受到了社员的拥护。
这一年，在阔别23年后，他终于踏上了家乡的故土。他乡音未改，在陵川县委给机关干部作报告时，他说：“目前我们正处在非常时期。我们要依靠群众，纠正错误，战胜困难。要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精神，奋发图强，克服困难，度过非常时期。”一席话，说得大家信心倍增，会场上呈现出一片迎难而上的热烈气氛。他走到乡亲们中间嘘寒问暖，在县委机关食堂，与大家一起吃小米菜焖饭；在附城镇困难户周石头、张青荣、董世光的家中，对他们说：“要相信党的领导，依靠集体，一定能渡过困难。”
一位老眼昏花的老太太，听说省长看望她来了，拉着卫恒的手，问周围的人：“你们给我说说，咱庄户人出的省长是啥样？”姑娘们回答：“穿的衣裳和咱一样，吃饭还和咱在一个锅里搅稀稠，是家常饭。”一席话，说得老太太落泪了。卫恒走到哪里，都温暖着群众的心。
以身作则，与人民同甘共苦
1961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和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农业六十条》），对人民公社的性质、组织、规模和管理都做了具体规定。《农业六十条》的颁布对纠正人民公社化以来的“左”倾错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农业六十条》颁布后，山西省委及时进行贯彻。卫恒强调指出，执行中央的政策，要先搞好调查研究，详细了解群众的思想状况，摸清在哪些方面还存在违反《农业六十条》的现象，然后再去宣传，才有针对性，才能取得良好效果。在深入调查、广泛宣传的基础上，山西省委紧紧抓住难点、重点，集中解决了农村社员群众最为关心的几个问题。一是纠正了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会助长资本主义势力、引导发展资本主义、瓦解集体经济的错误认识；二是贯彻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三是鼓励社员积极地开展农村集市贸易。1962年，农村集市贸易恢复后，城镇集市贸易也发展很快。此时，又有一些错误认识开始抬头，有人认为城镇集市贸易是资本主义泛滥，建议关闭。卫恒则不以为然，他说，任何事情都不应急急忙忙下结论，要调查，听取各方面的议论。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卫恒认为，城镇贸易对活跃城乡经济、补充供应不足、解决群众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有着积极作用，应该开放城镇集市贸易。实践证明，山西城镇的集市贸易活跃了农村经济，改善了城乡人民的生活。
在贯彻《农业六十条》的同时，《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简称《工业七十条》）、《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简称《科研十四条》）、《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简称《高教六十条》)和《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简称《文艺八条》）等中央有关调整的政策法规也在1961年陆续颁布。卫恒是省长，肩负千斤重担，不仅要考虑全省的农业问题，而且还必须解决工业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的调整，而且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进行文化教育、科学技术领域里的调整。他要把党的政策落实到社会的每一个方面，尽快带领全省人民克服困难，走出低谷。
12月，正是隆冬。中共山西省委召开了有1300多名全省知识界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卫恒代表省委作了《目前形势和贯彻执行知识分子政策的报告》。他在讲话中特意用“革命动力”这个在当时最受人们尊敬的称呼，肯定了建国以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知识分子是仅次于工人、社员的革命动力之一。党对于广大知识分子，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寄予极大的希望。”一席话，讲得人们心中热乎乎的。会场内的温暖和会场外的严寒形成了鲜明对照。
尽管人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但是眼下的经济困难还是极其严重，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加以解决，吃饭问题成了当时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他要求各级干部关心群众生活，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卫恒多次找副省长武光汤和粮食厅厅长栗茂林商量解决应急的办法。他说：“无论如何，要拿出一个渡过目前难关的办法。”经过多次协商，粮食厅提出动用3亿斤库存粮食解决燃眉之急，得到省委的批准。困难总算暂时度过了。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不仅全省人民在挨饿，省委的每一位领导也节衣缩食，与全省人民一道同甘共苦。卫恒自己和家人也是三月不知肉滋味，他用豆饼制成代食品充饥，还美其名曰“人造肉”。他对人说：“‘人造肉’味道满不错，这东西的营养不比豆腐差多少。”他要求家人注意节约，并且把节省的口粮交给有关部门，救济处于饱受饥饿折磨的群众。他自己因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面容黑里泛黄，看着他日益憔悴的神色，身边的工作人员充满了深深的敬意。
1961年6月，国家又下发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决定从1961年下半年起，3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这也是在经济时期不得已而为之的一项无奈之举。这一文件下发后，一夜之间，山西有数十万市民又回到了农村。这项措施虽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却给许多的家庭带来了困难，在后来的生活中，许多家庭长期处于两地分居状态。对于这一群体，人们称之为“六二压”。当年“六二压”回乡时是有怨言的，他们把一腔怨言都发泄在卫恒等省委领导身上。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这次城镇人口压缩的问题上，卫恒是既为国家全局分忧，又为被压缩回乡的城镇人口操心费力。在全省城镇人口压缩会议上，有人提出山西的城镇人口压缩要超过中央规定的数字，卫恒否决了。因为他深知被压缩回乡的城镇人口面临的困难。同时，也很少有人知道，在这次压缩中，省委领导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卫恒夫人的叔父、王大任的母亲也和普通的“六二压”一样，回到原籍。
在中共山西省委的领导下，全省人民团结一心，群策群力，终于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发扬党内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后，陶鲁笳、卫恒等省委领导也进行了自我批评。严重的经济困难渐行渐远了，人们的思索却远远没有停止。根据“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局面和中央发展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人们仍然把关注的目光放在了农业方面。1962年9月，中共中央又召开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议》。
10月，中共山西省委召开一届十五次會议，卫恒代表省委作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实行农业技术改革的任务。卫恒说，山西发展农业的根本办法必须是发展农业生产力，实现农业现代化。他提出：“目前农业方面的中心任务，要从过去主要地实行社会改革，转到主要地实行技术改革，积极地、因地制宜地实现农业现代化，逐步地改造大自然的面貌。”实行农业技术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方面是重视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化学化建设，另一方面是学习和利用农业科学技术、改革耕作制度、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在山区植树造林、培植草坡，改善农业生产环境。对于这个问题，卫恒认为，有进无退，不干则已，要干就要干到底的坚强态度。他表示，如果人民的衣食住行问题得不到很好解决，“省委有无存在的必要，就成问题了”。
卫恒长期坚持深入基层，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这是当年老八路的作风。从太行山到汾河湾，从黄河滩到雁门关，他的足迹踏遍三晋。在西沟，他与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申纪兰探讨农林牧相结合的发展经验；在河曲县的曲峪村，他与造林专家王海元促膝交谈；他没有忘记在运城当地委书记时的老朋友曲耀离等人，他时时与他们保持联系，共同研究植棉技术。此外，养牛专家王传合、治碱专家臧仓、宋树勋、阳曲县社员朱文华等人都成了他随时请教的的知心朋友。申纪兰在《难忘的记忆》中说，60年代初卫恒到西沟时说：“你们一定要因地制宜，进一步把西沟建设成为林茂粮丰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人民再立新功。”当时卫恒还特别关心山西农学院和农科院的建设和发展，调整时期各行各业都在精简、压缩，山西农科所不但没有压缩，反而升格为农业科学院，下辖9个研究所。山西农学院的建设也得到了加强。从事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和教学的专家教授们在卫恒等省委领导的鼓励下，在全省开辟了数十万亩试验田、种子田，并且积极引导社员学技术、学科学，实行科学种田，为山西的农业技术改造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实事求是，提倡学习大寨
在领导山西农业技术改造的过程中，昔阳县大寨村的经验引起了卫恒的关注。大寨是靠治理“七沟八梁一面坡”起家的。1962年当全省大部分村庄因遭受自然灾害而严重减产时，大寨的粮食产量不但没有减产，亩产和总产反而大幅度提高。同时，他们还发扬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帮助其他村庄增产粮食，向国家多卖余粮。大寨不仅风格高尚，而且他们的做法也符合卫恒提出的“农业技术改造”的思想。据王大任后来回忆：“卫恒同志发现、总结了这个典型（指大寨），经省委几位领导商量，做出了全省向大寨学习的决定。后来陶鲁笳同志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肯定了大寨的经验，提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几年中，卫恒曾两次陪同周恩来总理和外宾登上虎头山，介绍了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卫恒还根据省委的决定，亲自起草了文件，号召全省人民学习大寨“藐视困难、敢于革命的英雄气概；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以国为怀、顾全大局的高尚风格”。
但是当年卫恒和山西省委并没有将大寨的经验绝对化。卫恒要求全省各地学大寨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不能搞“一刀切”。1963年冬天，卫恒冒着严寒，来到吕梁山区进行调查。在调查中，卫恒发现，这一贫困地区虽然自然条件差，但依然潜伏着发展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而且各县都有一批后进变先进、低产变高产的典型。他们的基本经验是，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培植草坡、改革农田耕作制度、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及保持水土、防风固沙、实行生物改造与工程改造相结合，总体上实行以林养牧、以牧促农，促进了农、林、牧、副业全面发展。这些做法，与省委提出的“农业技术改造”的思路基本一致。卫恒从中很受启发。所以，在树立了大寨这一先进典型后，省委又在全省各地树立了一批先进典型。这些典型各有特点，弥补了大寨的不足。
定襄县有个神山村，是1964年卫恒在定襄县搞“四清”时曾经蹲点的地方。这一年，他带着抗日战争时期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的行李，在这里一住就是半年。省委有事需要他时，一辆吉普车把他接回太原，办完事又一头扎在基层。他的化名是“王甫田”，职务是省委党校的教师。人们都称他是“王老师”，有些年龄与他相仿的人干脆称他“老王”，谁也不知道他就是情系千家万户、胸怀大政方针的卫省长。直到“四清”的后期，他的职务才逐渐公开。在定襄农村，他一面搞“四清”，针对当时对基层干部的过火行为，提出了“多换思想少换人”的观点，保护了大批基层干部。另一方面，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他睡的是普通农家的土炕，吃的是当地人常吃的高粱面壳壳。当时神山村土地盐碱化十分严重，有人建议请陈永贵前来帮助治碱，卫恒摇头说，陈永贵是治坡的专家，不是治碱的专家。他特地请来了汾阳县贾家庄村的宋树勋，他和宋树勋踏着泥泞的路，在盐碱滩上考察了一个多星期，还邀集当地有经验的老农一起研究治碱方案。在此基础上，他又亲自指导“四清”工作队和村干部制定了治碱改土、实行园田化的规划。在村边的河湾，卫恒还与群众植了一片树林，后来村里人称之为“卫恒树”，表达了对卫恒的深切怀念。
抓主要矛盾，全面贯彻“八字方针”
卫恒从事领导工作多年，他很善于抓事物的主要矛盾。在定襄县蹲点，指导“四清”运动时，他仍然以主要的精力领导全省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1963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决定从1963年起再用3年时间，继续按照“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精神，贯彻“八字方针”，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之间的过渡阶段。这一阶段要按照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和突破尖端技术的次序安排经济计划。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卫恒在1964年山西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在工业方面，全省要继续加强轻工业、加强基础工业，通过开展大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和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加强企业管理，提高质量和劳动生产率，努力降低消耗、降低成本，增加利润总额。同时进一步落实《工业七十条》，对企业提出合理布局、专业协作、技术改造、填平补齐、充实技术后方、定产品方向、定生产规模、加强生产管理及设备更新等一系列新的措施。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这一时期山西的轻工业得到加强，京津沪等地有20多个日用消费品工厂搬迁到山西，太原纺织厂、临汾、介休、新绛、永济等地的纺织厂，高平丝织厂等一批轻纺工业都在这个时期建成投产。
在京津沪等地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山西的国民经济结构比例得到较大的改善。山西的轻工业发展了，但是卫恒还有操不完的心。他经常深入到由外地迁来的企业中，调查了解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工作和学习，尽力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有一次，在运城下乡期间，他专程赶到从上海迁来的一家毛纺织厂看望工人和技术人员。指示当地的负责人，要关心外地来的同志，尽量为他们排忧解难。此外，还批准在他们每月的口粮中增加了大米的供应。厂里的干部群众深为感动，特意派人给卫恒送来了他们厂生产的毛衣和毛线，但是被卫恒谢绝了。
1965年是中国国民经济调整的最后一年。1964年底，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召开。会议提出要在20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标志着长期的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即将结束，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即将开始。1965年6月，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调到北京，卫恒接替陶鲁笳出任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山西省军区第一政委、省政协主席等职。面对即将到来的新的建设高潮，中共山西省委在短短的两个多月的时间内，接连召开了中共山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二届一次会议、二届二次会议。卫恒集全省共产党员和全省人民的实践和智慧，把他和同事们多年来冒着严寒酷暑对全省进行调查研究所得到经验的体会写进了这几次会议的报告和决议。
特别是山西省二届二次会议《关于动员全民，奋战五年，建设两个一千五百万亩稳产高产田的决议》（即1500万亩水浇地；1500万亩旱地高产田），针对制约山西农业发展的旱灾，提出了未来五年内全省农田建设的规划。卫恒对于这个决议的最后形成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当年担任省委常务副书记的王谦回忆说：“这个决议，就是卫恒同志集中了广大群众——也吸收了大寨农田建设的经验和广大干部的实践，由他倡导而形成的。”
从1961年到1965年，卫恒和山西省委坚决贯彻中央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取得了明显成效。全省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协调发展，国民收入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趋向合理，工农业生产都得到较大幅度的增长，市场供应状况明显改善，财政收入稳步增长，扭转了1958年至1961年连续四年的财政赤字。至此，山西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基本完成。
（责编肖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