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清代训诂学兴盛的内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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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清一代,训诂学发展到新的高峰,是中国训诂学史上的黄金时代。清代的训诂学著作数量之富、开掘之深,可以上溯到两汉。一批不朽的经典之作传于后世,影响深远。清代的训诂学者治学理念正确、研究方法科学。他们对训诂学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将音韵学、文字学、语法学等成就融合运用于训诂学,大大突破了前人,将中国传统的“小学”发挥到了极致。
  长期以来,人们探求清代训诂学兴盛的原因,总是认为清儒躲避现实,走向考据,但这并不能科学地解释问题。同样是躲避现实,晋人则崇尚清谈,清儒却钻研经学,这一问题引人思索。我们认为清代训诂学的兴盛有着多方面的因素,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究其外因
  
  (一)清统治者的政治思想政策。
  清王朝统治中国以后,由于采用残酷镇压政策,受到广大汉族人民的反抗。清政府一面继续镇压,一面也有鉴于元王朝专用镇压手段终至覆亡的历史教训,对汉族人民采取一些怀柔政策,尤其是千方百计地拉拢汉族的知识分子。清兵入关的第二年,就提倡程朱理学,按明朝旧制八股取士。康熙时,开博学鸿词科,尊孔读经,开明史馆,罗致名士,为其效劳。与此同时,大兴文字狱,使知识分子不敢再存反抗之心。于是,知识分子只有两条出路:一条是努力学习八股文,准备应试,以取得功名,走上仕途;还有一条是隐逸山林,埋头窗下,钻研经史,以求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名传后世。这两条路,不管走哪一条,都要下苦功学习古代经典,而要学好这些经典,就离不开训诂学的辅助。
  
  (二)清朝的经济因素和社会环境。
  清朝统治者采取了多种措施促进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尤其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这近百年的时间,是清史上的“康乾盛世”,经济的繁荣,社会的安定为文化学术的大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社会环境,促进了“乾嘉学派”的产生和盛行。此时,出现了一大批学有专长、造诣极深的著名学者,江浙一带盛行藏书,书院林立,刻书出版蔚然成风,这些都对训诂学的兴盛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清政府的文化事业发展。
  经济的繁荣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康乾两朝,组织大批2文人,大修巨著,《渊鉴类函》《古今图书集成》《通鉴辑览》《续通志》《续文献通考》《续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清通典》《四库全书》等大型书籍相继编成。学者辈出,相互影响,推波助澜,促进了训诂学的发展。
  
  (四)西方文化传播的间接影响。
  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同时,西方的科学文化也开始传入我国。这些因素给训诂学的发展造成了间接的影响,清代一些著名的训诂学家接触到西方的科学文化,如江永、戴震都学过西欧天文学,因而眼界开阔,考证精密,故能在搜集、整理、分析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确实可信的结论,成绩十分显著。
  
  二、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明代为何没有像清代这样形成训诂繁荣的局面呢?这一答案在于清代学术的内部因素。
  
  (一)清代学者对前代学术思想的批判。
  明代统治者空谈程朱理学,造成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积弱,最终亡国。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有感于此,于是抛弃阳明学派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用之学,他们认为经史才是学问的根本。要研经治史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小学,戴震《六书音韵表·序》说:“训诂明,六经乃可明。”王念孙《说文解字注·序》说:“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对此,刘又辛《训诂学新编》分析:“汉学为宋明理学的对立面,一种思潮由极盛而逐步僵化,则会被另一种思潮所代替,而形成另一种显学。”
  
  (二)对近两千年训诂成果的继承与创新。
  清代训诂学的复兴,是建立在中国近两千年的训诂学深厚积淀之上的。我国语言文字的研究从先秦起就已萌芽,经过两汉以后近两千年的发展,不仅有了大量古代文献的注释,而且发展成了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三个互相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学科,大量的语言研究成果需要整理与总结。清代的学者正是继承了丰富的语言文字学成果,深入研究,开拓创新。尤其随着古音学方面的突破,音义之间的关系引起学者广泛的注意,他们把治音韵学作为治小学的入门阶梯,把声韵学的成果作为治小学的利器,如王引之、刘淇等。虚词的研究,语法观念的形成,使得训诂方法多样化。在这套科学方法的相助下,清代训诂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
  
  (三)注重师承的学术流派和优良的训诂学风。
  清代训诂学的奠基者是顾炎武、阎若璩等人,他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勤奋务实的钻研开创了一代训诂的新风。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出现了像戴震、段玉裁、王念孙、钱大昕等一大批杰出的训诂学大师。他们学识博大精深、著述呕心沥血,为清代的训诂学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传统训诂学著作多以为继顾、阎之风有两大家兴起,一家是以惠栋为首的“吴派”,一切以汉儒为宗,力排宋学;一家以戴震为首,称为“皖派”,重于考据,善于名物制度研究。其实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对此,张舜徽先生有着较全面的认识,他在其《扬州学记· 序言》中说:“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然吴学专守汉师遗说,屏弃其他不足数,其失也固。徽学实事求是,视夫固泥者有问矣,而但致详于名物度数,不及称举大义,其失也偏。扬州诸儒承二派以起,始由专精汇为通学,中正无弊,最为近之。”可见,扬学实际上是应与吴学、皖学鼎足而三的一个重要流派。不管是哪种学派都重视师承,业有专攻,这样有利于把优良的东西继承下来,为学如积薪,后来居上。清代大批优秀经典之作出于一批造诣很深的训诂学家之手,他们用尽毕生心血,刻苦钻研,其孜孜不倦的著书求学精神浇灌了训诂学园地,结出累累硕果,为训诂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总之,清代训诂学是汉唐训诂学实事求是的良好学风和宋明训诂学的创新精神浇灌出的学术奇葩。从清代开始,中国训诂学从文献学里游离出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王力先生在《中国语言学史》中对清代训诂学评价说:“这是训诂学上的革命。”
  
  参考文献:
  [1]王力.中国语言学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2]许威汉.训诂学导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
  [3]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4]路广正.训诂学通论[M].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
  [5]周大璞.训诂学初稿(修订版)[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6]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M].广陵书社,2002.
  
  (陈树,扬州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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