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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农学家董时进在《乡居杂记》系列中说：“我素来认为要知道乡村的秘密，和农民的隐情，惟有到乡下去居住，并且最好是到自己的本乡本土去居住。依着表格到乡下去从事调查，只能得到正式的答案，正式的答案，多半不是正确的答案。”
再没有放牛班
法国电影《Les Choristes》，法文应译为“唱诗班的孩子们”，台湾的电影公司引进后，改名为《放牛班的春天》，台湾话里的“放牛班”是指台湾国中为差生们特设的留级班。著名学者熊培云的理解是读不进书的“桐油罐”，“这是当地农民送给读不进书的顽皮生的绰号”。我的表哥从不掩饰他作为放牛班领袖的自豪，小时候，他常给我讲他在学校的时候，如何用铁丝自制手枪，如何在课堂上戏弄老师，他很享受我向他投去的仰慕的目光，不过现在，他们这些捣蛋鬼再也没有这样的乐土了，那所承载着他快乐的童年岁月的小学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即使作为行政村。
表哥所在的村叫疙坨村，是山西省东南部上党盆地的一个小村子，劳务输出不是这个村的支柱产业，所以500多口人让这个村子听起来还颇有些人气。但奇怪的是，这么大的人口基数，村里学校就剩下七八个学生。因为没有老师愿意到这来，但凡有点家底的人都把孩子送进县城里的学校，再有就是去外地打工的村民将孩子一并带去，在当地上学，即使多出点钱也没关系。这样，疙坨村的学校就无法维持了，只得将仅余的几苗学生并入不远的吾乐村（1000多口人），路途远了，学生就吃住在学校，上学的费用增加了，家长们也多了一份担心，这无形中又将一些孩子挡在了学校之外。
在台湾南部的田垄边，常可以看到结伴的农夫，把锄头放进各自的汽车后备箱里，然后绝尘而去，这表明台湾至少在物质消费水平方面，已经基本消灭了城乡差别。所以台湾的农民非常感念连战实施的“富丽农村”战略，专家、学者用心培养了8万现代化农业大军。如今台湾400万农民的孩子都能上大学，毕业后回家乡开牧场、渔场，或者种花等等。一个20万人口的县城有100名博士后，这样的农村怎么能发展不起来？所以来自台湾的博士吕德鸿说，大学生不回乡，农村没希望。
著名学者熊培云认为，所谓的“农民问题”“农民工问题”等等，更多是“政策问题”“城市问题”，农村问题在农村之外。的确如此，多年来中央一号文件总在强调要打造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村人口素质，但如何让农村培育人才、留住人才、引进人才形成良性机制，值得我们期待。
就怕穷惯了
从前，疙坨村种着小麦、玉米、核桃等，甚至还种过水稻，由于产量太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大家全部改种了玉米。从河南一个镇子打工回来的表哥说，他们那里已经在搞试点了，就是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后，将农民土地集中起来规模种植，从播种到收割全部实行机械化，不仅节省成本，省时省力，而且也有了粮食议价权。传统粗放的农业耕作方式到现代机械化农业的转变解放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这些涌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因为家里有粮心里不慌，所以打工的日子里，多了一份从容和淡定。
但对疙坨村来说，如果能有10多亩地是连在一起的，这地的主人就要偷着乐了。村里大部分都是一级接一级的梯田，面积狭小，别说机械化了，耕牛都费劲。更重要的是，村民对种地已经失去了兴趣，因为靠天吃饭，收入不高，所以很多人对庄稼不再用心了，野草与玉米秆比肩，最后“人哄地皮，地皮哄肚皮”。村里的年轻人尤其如此，大部分人不会种，会种的也不种，大家都知道，在外面怎么也要比在家里种地强，于是年轻人纷纷进城打工，毕竟是恋家的山西人，他们多是在周边县市的一些企业和工地做些零工，最远也就是不算很远的河南省了。被问起金融危机殃及的南方大批倒闭企业，有没有影响到村里在外面打工的人时，表哥忍不住笑了：“南方？你去打听下，全村去过南方的有几个？” 村里还有一些年轻人，既不种地也没有去打工，他们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虽然偶尔会对外面的精彩世界表现出一丝羡慕，但转瞬即逝。表姐说，人不怕穷，就怕穷惯了。村里很多人都这样，他们安于贫困，没有改变生活的愿望和动力。国家没有抛弃他们，但他们仿佛先抛弃了自己。
地贫人穷又没有资源的疙坨村2008年年末的村委会选举，仍像往年一样波澜不惊，不过村委主任在这届任期内会比往年更有挑战性，国家4万亿元扶持工程里将有一条高速公路经过疙坨村，这将给村里带来怎样的变化不得而知。
新农合作医疗的问题
“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城乡医疗资源的分布不平衡使得农民看病难的顽症久治不愈，即使在新农村合作医疗新政推出几年后，仍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
距离长治市区大约3公里的地方，是建军长大的村子——暴马，《隋唐演义》中好汉秦琼就是在这的二贤庄忍痛卖掉了自己的黄骠马。新农村合作医疗在建军的眼中就是不折不扣的鸡肋。
年前，建军的爸爸突发脑血栓，紧急送到市里医院救治，住院一周花去1800元，用药又花去近万元，但新农村合作医疗只报销了300元。
新农合作医疗规定在镇医院可以报销70%，县里医院可报销60%，市里医院报销50%。此举意在鼓励农民到基层医疗机构就医，壮大发展基层医院，却忽视了一点，基层医疗机构无论从硬件设备还是医疗水平，都不能与市里的医院相提并论。像建军爸爸那样的急病，大家都知道县、镇医院根本没有救治能力，所以建军认为，真有了大病，新农合作医疗报销的那点只是杯水车薪。
做一辈子村民
老驴大学毕业后，没有像班里其他同学那样把户口落在省城的人才市场，而是毅然决然地迁回了老家长治紫坊村，重新做回村民。现在，老驴虽然人在广东佛山打工，一年中只有过年才在家里待十几天，但年前照样在村委会领取了800元的村民福利，所以他很为自己这个决定自豪。
紫坊村是个城中村，这里不仅有在全市颇具规模的蔬果交易市场，而且从长治长途客运中心到他家的距离不过千米而已。和其他村民一样，近几年他家也盖起了二层楼，院子里大概有10间房，每间房租100元到200元不等，加上父母卖猪肉的收入，一家人倒也丰衣足食。所以2008年年底的村委会选举，原先的村委主任顺利连任，老驴没有赶回来行使他的政治权利，因为较之请假的收入损失和往返的费用，谁来当村委主任，对他来说并不重要，只要该给的福利别少就行。
老驴新年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市政府决议拓宽紫坊村口的四车道马路的工程越快开工越好，路边的店铺一拆，他家距离马路就又近了，到时候把房子的一层改成门面房租出去，收入最少能翻一番。
尝到了甜头，老驴铁了心地要做一辈子村民。在广东佛山的女朋友所在的村是佛山最穷的村，即使这样，年前村里也按人头每人发了4000元钱。据说那个村子的村民都在打听着即将穿过村子的高速公路什么时候开工，盘算着能占用他们多少地，政府能给多少补偿，公路建成后，随便做点什么，都能衣食无忧。
腰里鼓起来，大家才能在牛年牛起来。
再没有放牛班
法国电影《Les Choristes》，法文应译为“唱诗班的孩子们”，台湾的电影公司引进后，改名为《放牛班的春天》，台湾话里的“放牛班”是指台湾国中为差生们特设的留级班。著名学者熊培云的理解是读不进书的“桐油罐”，“这是当地农民送给读不进书的顽皮生的绰号”。我的表哥从不掩饰他作为放牛班领袖的自豪，小时候，他常给我讲他在学校的时候，如何用铁丝自制手枪，如何在课堂上戏弄老师，他很享受我向他投去的仰慕的目光，不过现在，他们这些捣蛋鬼再也没有这样的乐土了，那所承载着他快乐的童年岁月的小学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即使作为行政村。
表哥所在的村叫疙坨村，是山西省东南部上党盆地的一个小村子，劳务输出不是这个村的支柱产业，所以500多口人让这个村子听起来还颇有些人气。但奇怪的是，这么大的人口基数，村里学校就剩下七八个学生。因为没有老师愿意到这来，但凡有点家底的人都把孩子送进县城里的学校，再有就是去外地打工的村民将孩子一并带去，在当地上学，即使多出点钱也没关系。这样，疙坨村的学校就无法维持了，只得将仅余的几苗学生并入不远的吾乐村（1000多口人），路途远了，学生就吃住在学校，上学的费用增加了，家长们也多了一份担心，这无形中又将一些孩子挡在了学校之外。
在台湾南部的田垄边，常可以看到结伴的农夫，把锄头放进各自的汽车后备箱里，然后绝尘而去，这表明台湾至少在物质消费水平方面，已经基本消灭了城乡差别。所以台湾的农民非常感念连战实施的“富丽农村”战略，专家、学者用心培养了8万现代化农业大军。如今台湾400万农民的孩子都能上大学，毕业后回家乡开牧场、渔场，或者种花等等。一个20万人口的县城有100名博士后，这样的农村怎么能发展不起来？所以来自台湾的博士吕德鸿说，大学生不回乡，农村没希望。
著名学者熊培云认为，所谓的“农民问题”“农民工问题”等等，更多是“政策问题”“城市问题”，农村问题在农村之外。的确如此，多年来中央一号文件总在强调要打造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村人口素质，但如何让农村培育人才、留住人才、引进人才形成良性机制，值得我们期待。
就怕穷惯了
从前，疙坨村种着小麦、玉米、核桃等，甚至还种过水稻，由于产量太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大家全部改种了玉米。从河南一个镇子打工回来的表哥说，他们那里已经在搞试点了，就是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后，将农民土地集中起来规模种植，从播种到收割全部实行机械化，不仅节省成本，省时省力，而且也有了粮食议价权。传统粗放的农业耕作方式到现代机械化农业的转变解放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这些涌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因为家里有粮心里不慌，所以打工的日子里，多了一份从容和淡定。
但对疙坨村来说，如果能有10多亩地是连在一起的，这地的主人就要偷着乐了。村里大部分都是一级接一级的梯田，面积狭小，别说机械化了，耕牛都费劲。更重要的是，村民对种地已经失去了兴趣，因为靠天吃饭，收入不高，所以很多人对庄稼不再用心了，野草与玉米秆比肩，最后“人哄地皮，地皮哄肚皮”。村里的年轻人尤其如此，大部分人不会种，会种的也不种，大家都知道，在外面怎么也要比在家里种地强，于是年轻人纷纷进城打工，毕竟是恋家的山西人，他们多是在周边县市的一些企业和工地做些零工，最远也就是不算很远的河南省了。被问起金融危机殃及的南方大批倒闭企业，有没有影响到村里在外面打工的人时，表哥忍不住笑了：“南方？你去打听下，全村去过南方的有几个？” 村里还有一些年轻人，既不种地也没有去打工，他们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虽然偶尔会对外面的精彩世界表现出一丝羡慕，但转瞬即逝。表姐说，人不怕穷，就怕穷惯了。村里很多人都这样，他们安于贫困，没有改变生活的愿望和动力。国家没有抛弃他们，但他们仿佛先抛弃了自己。
地贫人穷又没有资源的疙坨村2008年年末的村委会选举，仍像往年一样波澜不惊，不过村委主任在这届任期内会比往年更有挑战性，国家4万亿元扶持工程里将有一条高速公路经过疙坨村，这将给村里带来怎样的变化不得而知。
新农合作医疗的问题
“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城乡医疗资源的分布不平衡使得农民看病难的顽症久治不愈，即使在新农村合作医疗新政推出几年后，仍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
距离长治市区大约3公里的地方，是建军长大的村子——暴马，《隋唐演义》中好汉秦琼就是在这的二贤庄忍痛卖掉了自己的黄骠马。新农村合作医疗在建军的眼中就是不折不扣的鸡肋。
年前，建军的爸爸突发脑血栓，紧急送到市里医院救治，住院一周花去1800元，用药又花去近万元，但新农村合作医疗只报销了300元。
新农合作医疗规定在镇医院可以报销70%，县里医院可报销60%，市里医院报销50%。此举意在鼓励农民到基层医疗机构就医，壮大发展基层医院，却忽视了一点，基层医疗机构无论从硬件设备还是医疗水平，都不能与市里的医院相提并论。像建军爸爸那样的急病，大家都知道县、镇医院根本没有救治能力，所以建军认为，真有了大病，新农合作医疗报销的那点只是杯水车薪。
做一辈子村民
老驴大学毕业后，没有像班里其他同学那样把户口落在省城的人才市场，而是毅然决然地迁回了老家长治紫坊村，重新做回村民。现在，老驴虽然人在广东佛山打工，一年中只有过年才在家里待十几天，但年前照样在村委会领取了800元的村民福利，所以他很为自己这个决定自豪。
紫坊村是个城中村，这里不仅有在全市颇具规模的蔬果交易市场，而且从长治长途客运中心到他家的距离不过千米而已。和其他村民一样，近几年他家也盖起了二层楼，院子里大概有10间房，每间房租100元到200元不等，加上父母卖猪肉的收入，一家人倒也丰衣足食。所以2008年年底的村委会选举，原先的村委主任顺利连任，老驴没有赶回来行使他的政治权利，因为较之请假的收入损失和往返的费用，谁来当村委主任，对他来说并不重要，只要该给的福利别少就行。
老驴新年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市政府决议拓宽紫坊村口的四车道马路的工程越快开工越好，路边的店铺一拆，他家距离马路就又近了，到时候把房子的一层改成门面房租出去，收入最少能翻一番。
尝到了甜头，老驴铁了心地要做一辈子村民。在广东佛山的女朋友所在的村是佛山最穷的村，即使这样，年前村里也按人头每人发了4000元钱。据说那个村子的村民都在打听着即将穿过村子的高速公路什么时候开工，盘算着能占用他们多少地，政府能给多少补偿，公路建成后，随便做点什么，都能衣食无忧。
腰里鼓起来，大家才能在牛年牛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