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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兄：
兄两次来信，约写有关“国民性”的稿子。我一再与吾兄表明，这个问题我以前写过文章，书上也有，自己不感兴趣了，而且也没有新看法（再写等于炒冷饭）。但吾兄依然坚持，我亦无奈，只好答应以书信方式表示一下我对摩罗学兄大作的看法，这样我可以随意些。
摩罗学兄是未曾见面的朋友，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他的文章产生很大影响，我很敬重。一段时间以来，他似乎有所转型，即以这篇文字论，对新文化运动、对“五四”、对鲁迅，都潜含一种反思。我本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价值倾向上渐趋文化保守，同样对这些问题，甚至对我所认同的新文化时期的胡适，亦持反思。但，即便如此，我对这篇文章还是有不同看法，这里说出，也是向摩罗学兄请教。
摩文《“国民劣根性”学说是怎样兴起的？》，所谈到的这个问题，大概已有十来年的历史。十来年前，中国知识界流行一种叫做“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思潮。在那个语境中，如果我没有记错，海外就有学者撰文，追问“谁的‘国民性’”，意即国民性话语并非形自本土，而是来自西方，是一种西方殖民势力的话语。摩文同样指出了这一点，他的第一部分的小标题就是“中国国民性：一个西来的殖民话语”。这类表述的意思是，国民性这玩意，如果有这么一说，那么，也不是中国人的发现，而是西方人的发现，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人比如鲁迅等，只是跟着西方人发现而已。作为一种事实陈述，我觉得没问题。但我想指出的是，十多年来包括摩文在内的对国民性话语的质疑，其问题本身也非形自自己，而是受了西方“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摩文中关于知识／权力这类词汇，不难看到法国后现代主义者福柯的影子。至于出于殖民需要，西方人在与西方对应的东方语境中确定其国民性方面的知识，这类表述不难让人想到美国后殖民主义的萨义德。这是一个有趣的比勘，当年中国知识人受西方殖民影响而发现了所谓的国民性，今天中国知识人受西方后殖民影响，又发现了当年那个国民性的可疑。我作为旁观，对这一现象颇觉有趣。
如果我可以接受摩文的事实陈述，即国民性话语是西方首发，那么，随之而来的价值陈述，我就难以认同了。在摩文中，“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国民性的言说，丝毫不需要建立在实证基础上，而是为了建构一个唯我独尊的、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体系，以满足西方文明扩张和殖民掠夺之需要”，而且，西方人所形成的有关东方的知识“已经以学术建制的方式沟通了知识与权力，为西方的征服、掠夺、屠杀与扩张提供了正义理由”。这样的表述我觉得有些冒失。“西方学者”是个太大的概念，“丝毫不需要”又是一种绝对的口吻。这种整体化加独断语气的表述，很容易造成自己的被动，它有时禁不起对方的一个例子的拷问。更重要的是，当摩文指出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表述丝毫不需要建立在实证基础上时，我恰恰感到，该表述本身就没有建立在实证基础上，请问证据何在？抽象的表述一定要落实到具体的对象，是哪一个人、哪一本书以其中国国民性的言说为西方的掠夺屠杀提供了理由？言说中国国民性，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性格》，它甚至影响了鲁迅，包括他的小说。可是我读它时，无论如何也无法和摩罗学兄上面的表述挂上钩，甚至觉得那样的表述如果落实到这位传教士头上，至少对他很不公正，他一贯对中国很友好。而且，和摩文的批评相反，这本书在我看来恰恰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明恩溥1872年来中国传教，长期生活在中国北方的天津、河北和山东。1894年，亦即他来中国二十二年之后，才出版了《中国人的性格》，书中所述，大都来自二十年间的耳闻目睹和亲身接触。这本书没有什么高头讲章，书中遍布的都是具体事例，很经验，很实证，当然，有些地方也很偏颇。摩罗学兄既然接触过此书，不知为何还能作出全称性的西方学者“丝毫不需要实证”的判断。
第二部分，在“中国精英认可并坚守殖民话语的背景”中，摩罗学兄用狼与羊的关系来比喻中西关系，并分别模仿羊和狼的口吻：“我在下游喝水，你在上游喝水，我怎么会污染你的水源呢？”狼却“恶狠狠地说”：“总之你们的国民性很肮脏，我得把你们这些劣等种族全给吃了，以便造福于生命界。”这个更适合放在幼儿园讲给孩子听的故事（以便自小培养民族恨——事实上教科书正是这样做的），我看了后，良久无语。英使马嘎尔尼第一次出使中国，他面对的是非要他行三跪九叩之礼不可的乾隆皇帝。即使摩罗学兄愿意把中西关系比作羊狼关系，躺在地下的乾隆爷还不干呢：我天朝帝国，宇内中心，番邦来此，进贡而已，岂能觐见而不行跪拜之礼。然而，马嘎尔尼不是来吃羊的，也不是来跪拜的，他来华是为了自由贸易。这期间有过多少偶然和必然的历史龃龉，势之所至，双方终于开打。对那无知而蛮横的专制皇权，打它一下也不妨。只不过这一打，伤及吾族吾民，于是吾族吾民便自然和皇权成了统一战线，后来变为愈演愈烈而至今未见衰减的民族主义。统治者对外没办法，但挑动民间仇外的民族主义来转移自己的内部危机，却游刃有余。一道谕旨，自己避让出走，却让无数拳民袒胸露臂迎着枪子儿上，还一路高呼“刀枪不入”、“扶清灭洋”（不知这算不算国民性中的“愚昧”，抑或又是出于西方屠戮需要的殖民话语）。以中西关系为主体的中国近代史，从开端到以后，诡谲、复杂、含混，在我看来，是不方便以羊／狼关系来简单化、漫画化和寓言化的。
在中国“这只无辜的羊”落败之后，摩罗学兄认为“在文化上抵制殖民者文化入侵和精神摧残的努力很难长期奏效”。由于没有实指，我不清楚这里的文化入侵和精神摧残到底是什么。如果根据语境，它应当指的是西方殖民的国民性话语，假如再落实到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性格》上，它是文化入侵，还是精神摧残？语词很重，但我未得要领。我所知道的是，明恩溥拳乱以后回国，曾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退还多收的庚款，把它用于有益于中国的事业，尤其用于中国学生的赴美留学。此一建议得到总统认可，又获国会议案通过，于是，就有了梅贻琦、胡适之这样的最早两批的庚款留学生，再后来也就有了众所周知的清华大学。在某些人看来，这也是“文化入侵”。不过，“侵”有两解，《说文》曰：侵，渐进也，这是它的原始义，我个人认同这个意义上的文化入侵。另一解则是延伸义，它含有否定色彩，即“侵略”。其实，就侵略而言，只有攻城略地之类的武化才算得上，文化无所谓侵略不侵略，它只是传播，哪怕它随武化而来。更重要的是，侵略与否，不在文化甲方在乙方，在于乙方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是否开放。如果你是开放的，侵略则无从说起；如果你是闭关锁国的，哪怕来了个麦当劳，你都会惊呼“狼来了”。口口声声“文化侵略”的人，也许恰是缺乏文化自信的人。
摩文第三部分是“民族自决之后，应有文化自觉”。现代性是这一部分中的主要话题：“现代性作为一种价值追求，是否必须跟西方人联系起来才能够成立？我们是否可以将现代性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价值，从西方世界独立出来，然后我们可以尽情崇拜现代性。”现代性是一个十分含混的话语，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把它谈得云里雾里，让人缠扰不清。今天，与其抽象地谈现代性，不如把它落实到一些具体的社会指标上，这样才能避免囫囵。比如摩文就把“自由、人权、平等、民主、宪政”视为“现代性构件”，但，这些构件无以从我们的本土文化中产生，它不与西方联系又如何成立？是西方文明把人类带进了现代，是它为人类提供了人权、宪政之类的现代普世价值，这既然是一桩事实，又为何要把它“从西方世界独立出来”？中国在现代面前是“被现代”，它没有参与现代以来的普世价值的创造，尽管它在古代给这个世界提供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类的普世价值。摩文认为“现代性的普世价值是由遭遇殖民屠杀的非西方世界的居民所创造的”，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另外有一点必要指出，现代性不纯然是一个正面的价值谱系，在任何意义上它都不应成为“崇拜”的对象（我很讶异在摩罗学兄的词典里，怎么还收藏“崇拜”这个词）。假如人权宪政是现代性，极权主义也是。略言之，奥斯维辛是现代性，环境污染是现代性。甚至，毛泽东也是一种现代性，中国知识左翼就把毛泽东探索不同于西方的现代之路称为现代性。可见，现代性是复杂的，它不是一个在正义上可以避免审查的对象。因此，追求现代性的人们也要清楚，你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现代性。
这不妨是摩文的总结：“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殖民者不但在政治上、军事上构成权力关系，而且在文化上、精神上也构成权力关系。所谓权力关系，也就是压迫与被压迫、掠夺与被掠夺、统治与被统治、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模式。自从这种权力关系模式形成之后，中国人一刻也没有放松过从政治角度解脱这种罪恶的权力关系，并最后取得了成功。但是，我们却一直不太重视从文化上、精神上解脱这种罪恶的权力关系。”人类的遗憾在于，历史发展往往伴随暴力，比如英国的法治文明就是在它殖民过程中散布到世界各地。有殖民就有反殖民，反殖民的成功就是解脱殖民。摩文认为在反殖民运动中，中国人终于“从政治角度解脱这种罪恶的权力关系”了。但在我看来，这不是政治层面的解决而是民族层面，历史吊诡在于，民族层面的解决又并非政治层面的解决。比如摩文上述的“自由、人权、平等、民主、宪政”，它随着民族自决的解决而解决了吗？如果未能从政治角度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摩文上述的“统治与被统治、奴役与被奴役”在民族内部就依然存在，甚至更严重。但摩文认为政治上的罪恶解脱了，继而要解脱西方对我们在文化精神上的罪恶。恕我迟钝，我想不出这个文化精神上的罪恶到底是什么，我只知道罪恶的是反“自由、人权、平等、民主、宪政”的那种制度。正是制度造就了民智不开的所谓国民性，而国民性问题的解决，也正需要制度改变的助力。因此，就我个人而言，与其清算我搞不明白的罪恶，还不如把功夫化在相关制度的批判和建构上——就此一点，摩文也曾涉及，我很赞同。
××吾兄，这篇文章于我是勉为其难，时间又紧，写得不甚满意。抱歉！这里也向摩罗学兄抱歉！道不同而相与言，相信我们彼此都能容纳对方的不同。握手！
此致
敬礼！
邵建
2008.9.1
兄两次来信，约写有关“国民性”的稿子。我一再与吾兄表明，这个问题我以前写过文章，书上也有，自己不感兴趣了，而且也没有新看法（再写等于炒冷饭）。但吾兄依然坚持，我亦无奈，只好答应以书信方式表示一下我对摩罗学兄大作的看法，这样我可以随意些。
摩罗学兄是未曾见面的朋友，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他的文章产生很大影响，我很敬重。一段时间以来，他似乎有所转型，即以这篇文字论，对新文化运动、对“五四”、对鲁迅，都潜含一种反思。我本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价值倾向上渐趋文化保守，同样对这些问题，甚至对我所认同的新文化时期的胡适，亦持反思。但，即便如此，我对这篇文章还是有不同看法，这里说出，也是向摩罗学兄请教。
摩文《“国民劣根性”学说是怎样兴起的？》，所谈到的这个问题，大概已有十来年的历史。十来年前，中国知识界流行一种叫做“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思潮。在那个语境中，如果我没有记错，海外就有学者撰文，追问“谁的‘国民性’”，意即国民性话语并非形自本土，而是来自西方，是一种西方殖民势力的话语。摩文同样指出了这一点，他的第一部分的小标题就是“中国国民性：一个西来的殖民话语”。这类表述的意思是，国民性这玩意，如果有这么一说，那么，也不是中国人的发现，而是西方人的发现，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人比如鲁迅等，只是跟着西方人发现而已。作为一种事实陈述，我觉得没问题。但我想指出的是，十多年来包括摩文在内的对国民性话语的质疑，其问题本身也非形自自己，而是受了西方“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摩文中关于知识／权力这类词汇，不难看到法国后现代主义者福柯的影子。至于出于殖民需要，西方人在与西方对应的东方语境中确定其国民性方面的知识，这类表述不难让人想到美国后殖民主义的萨义德。这是一个有趣的比勘，当年中国知识人受西方殖民影响而发现了所谓的国民性，今天中国知识人受西方后殖民影响，又发现了当年那个国民性的可疑。我作为旁观，对这一现象颇觉有趣。
如果我可以接受摩文的事实陈述，即国民性话语是西方首发，那么，随之而来的价值陈述，我就难以认同了。在摩文中，“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国民性的言说，丝毫不需要建立在实证基础上，而是为了建构一个唯我独尊的、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体系，以满足西方文明扩张和殖民掠夺之需要”，而且，西方人所形成的有关东方的知识“已经以学术建制的方式沟通了知识与权力，为西方的征服、掠夺、屠杀与扩张提供了正义理由”。这样的表述我觉得有些冒失。“西方学者”是个太大的概念，“丝毫不需要”又是一种绝对的口吻。这种整体化加独断语气的表述，很容易造成自己的被动，它有时禁不起对方的一个例子的拷问。更重要的是，当摩文指出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表述丝毫不需要建立在实证基础上时，我恰恰感到，该表述本身就没有建立在实证基础上，请问证据何在？抽象的表述一定要落实到具体的对象，是哪一个人、哪一本书以其中国国民性的言说为西方的掠夺屠杀提供了理由？言说中国国民性，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性格》，它甚至影响了鲁迅，包括他的小说。可是我读它时，无论如何也无法和摩罗学兄上面的表述挂上钩，甚至觉得那样的表述如果落实到这位传教士头上，至少对他很不公正，他一贯对中国很友好。而且，和摩文的批评相反，这本书在我看来恰恰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明恩溥1872年来中国传教，长期生活在中国北方的天津、河北和山东。1894年，亦即他来中国二十二年之后，才出版了《中国人的性格》，书中所述，大都来自二十年间的耳闻目睹和亲身接触。这本书没有什么高头讲章，书中遍布的都是具体事例，很经验，很实证，当然，有些地方也很偏颇。摩罗学兄既然接触过此书，不知为何还能作出全称性的西方学者“丝毫不需要实证”的判断。
第二部分，在“中国精英认可并坚守殖民话语的背景”中，摩罗学兄用狼与羊的关系来比喻中西关系，并分别模仿羊和狼的口吻：“我在下游喝水，你在上游喝水，我怎么会污染你的水源呢？”狼却“恶狠狠地说”：“总之你们的国民性很肮脏，我得把你们这些劣等种族全给吃了，以便造福于生命界。”这个更适合放在幼儿园讲给孩子听的故事（以便自小培养民族恨——事实上教科书正是这样做的），我看了后，良久无语。英使马嘎尔尼第一次出使中国，他面对的是非要他行三跪九叩之礼不可的乾隆皇帝。即使摩罗学兄愿意把中西关系比作羊狼关系，躺在地下的乾隆爷还不干呢：我天朝帝国，宇内中心，番邦来此，进贡而已，岂能觐见而不行跪拜之礼。然而，马嘎尔尼不是来吃羊的，也不是来跪拜的，他来华是为了自由贸易。这期间有过多少偶然和必然的历史龃龉，势之所至，双方终于开打。对那无知而蛮横的专制皇权，打它一下也不妨。只不过这一打，伤及吾族吾民，于是吾族吾民便自然和皇权成了统一战线，后来变为愈演愈烈而至今未见衰减的民族主义。统治者对外没办法，但挑动民间仇外的民族主义来转移自己的内部危机，却游刃有余。一道谕旨，自己避让出走，却让无数拳民袒胸露臂迎着枪子儿上，还一路高呼“刀枪不入”、“扶清灭洋”（不知这算不算国民性中的“愚昧”，抑或又是出于西方屠戮需要的殖民话语）。以中西关系为主体的中国近代史，从开端到以后，诡谲、复杂、含混，在我看来，是不方便以羊／狼关系来简单化、漫画化和寓言化的。
在中国“这只无辜的羊”落败之后，摩罗学兄认为“在文化上抵制殖民者文化入侵和精神摧残的努力很难长期奏效”。由于没有实指，我不清楚这里的文化入侵和精神摧残到底是什么。如果根据语境，它应当指的是西方殖民的国民性话语，假如再落实到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性格》上，它是文化入侵，还是精神摧残？语词很重，但我未得要领。我所知道的是，明恩溥拳乱以后回国，曾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退还多收的庚款，把它用于有益于中国的事业，尤其用于中国学生的赴美留学。此一建议得到总统认可，又获国会议案通过，于是，就有了梅贻琦、胡适之这样的最早两批的庚款留学生，再后来也就有了众所周知的清华大学。在某些人看来，这也是“文化入侵”。不过，“侵”有两解，《说文》曰：侵，渐进也，这是它的原始义，我个人认同这个意义上的文化入侵。另一解则是延伸义，它含有否定色彩，即“侵略”。其实，就侵略而言，只有攻城略地之类的武化才算得上，文化无所谓侵略不侵略，它只是传播，哪怕它随武化而来。更重要的是，侵略与否，不在文化甲方在乙方，在于乙方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是否开放。如果你是开放的，侵略则无从说起；如果你是闭关锁国的，哪怕来了个麦当劳，你都会惊呼“狼来了”。口口声声“文化侵略”的人，也许恰是缺乏文化自信的人。
摩文第三部分是“民族自决之后，应有文化自觉”。现代性是这一部分中的主要话题：“现代性作为一种价值追求，是否必须跟西方人联系起来才能够成立？我们是否可以将现代性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价值，从西方世界独立出来，然后我们可以尽情崇拜现代性。”现代性是一个十分含混的话语，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把它谈得云里雾里，让人缠扰不清。今天，与其抽象地谈现代性，不如把它落实到一些具体的社会指标上，这样才能避免囫囵。比如摩文就把“自由、人权、平等、民主、宪政”视为“现代性构件”，但，这些构件无以从我们的本土文化中产生，它不与西方联系又如何成立？是西方文明把人类带进了现代，是它为人类提供了人权、宪政之类的现代普世价值，这既然是一桩事实，又为何要把它“从西方世界独立出来”？中国在现代面前是“被现代”，它没有参与现代以来的普世价值的创造，尽管它在古代给这个世界提供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类的普世价值。摩文认为“现代性的普世价值是由遭遇殖民屠杀的非西方世界的居民所创造的”，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另外有一点必要指出，现代性不纯然是一个正面的价值谱系，在任何意义上它都不应成为“崇拜”的对象（我很讶异在摩罗学兄的词典里，怎么还收藏“崇拜”这个词）。假如人权宪政是现代性，极权主义也是。略言之，奥斯维辛是现代性，环境污染是现代性。甚至，毛泽东也是一种现代性，中国知识左翼就把毛泽东探索不同于西方的现代之路称为现代性。可见，现代性是复杂的，它不是一个在正义上可以避免审查的对象。因此，追求现代性的人们也要清楚，你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现代性。
这不妨是摩文的总结：“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殖民者不但在政治上、军事上构成权力关系，而且在文化上、精神上也构成权力关系。所谓权力关系，也就是压迫与被压迫、掠夺与被掠夺、统治与被统治、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模式。自从这种权力关系模式形成之后，中国人一刻也没有放松过从政治角度解脱这种罪恶的权力关系，并最后取得了成功。但是，我们却一直不太重视从文化上、精神上解脱这种罪恶的权力关系。”人类的遗憾在于，历史发展往往伴随暴力，比如英国的法治文明就是在它殖民过程中散布到世界各地。有殖民就有反殖民，反殖民的成功就是解脱殖民。摩文认为在反殖民运动中，中国人终于“从政治角度解脱这种罪恶的权力关系”了。但在我看来，这不是政治层面的解决而是民族层面，历史吊诡在于，民族层面的解决又并非政治层面的解决。比如摩文上述的“自由、人权、平等、民主、宪政”，它随着民族自决的解决而解决了吗？如果未能从政治角度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摩文上述的“统治与被统治、奴役与被奴役”在民族内部就依然存在，甚至更严重。但摩文认为政治上的罪恶解脱了，继而要解脱西方对我们在文化精神上的罪恶。恕我迟钝，我想不出这个文化精神上的罪恶到底是什么，我只知道罪恶的是反“自由、人权、平等、民主、宪政”的那种制度。正是制度造就了民智不开的所谓国民性，而国民性问题的解决，也正需要制度改变的助力。因此，就我个人而言，与其清算我搞不明白的罪恶，还不如把功夫化在相关制度的批判和建构上——就此一点，摩文也曾涉及，我很赞同。
××吾兄，这篇文章于我是勉为其难，时间又紧，写得不甚满意。抱歉！这里也向摩罗学兄抱歉！道不同而相与言，相信我们彼此都能容纳对方的不同。握手！
此致
敬礼！
邵建
2008.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