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喜欢一本叫《花婆婆》的绘本，我记得绘本中的祖孙俩有这样的一段对话——
　　“爷爷，我长大以后，要像你一样去很远的地方旅行。当我老了，也要像你一样住在海边。”
　　“很好，”爷爷笑着说，“但是你一定要记得做第三件事。”
　　“什么事？”花婆婆问。
　　“做一件让世界变得更美丽的事。”
　　被这个稚拙的绘本感动的不是闪耀在高处的“奉献”或者“感恩”这样的道德主题，而是西方人追求道德实现的时候能正视自我的存在，不避讳个人的需求，能把“道德”放在一个大家都感到很“舒服”的位置上——那就是“做第三件事”。很显然，做前两件事情（去旅行、住海边）是“为自己”，做第三件事情才是“为别人，为大家，为世界”。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学着去做一做“花婆婆”，都能去做“第三件事”，哪怕“第三件事”再“微小”，再“不足道”，但只要“善小而为”，世界就一定会变得越来越美好！
　　然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在“集体”面前是不提倡个人有私人欲求的，唯有“无私奉献”“忘我工作”“舍己为人”“先人后己”，才配得上是道德“楷模”与“标兵”。于是，这样的“高大全”不止一次地出现在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中，中国人读着、看着这样的作品长大后，自然就把这样的道德楷模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和努力的方向。
　　或许正是这样的道德价值的导向与引领，李老师在自己面临道德两难的时候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放弃自己的孩子，成全班级的学生”。她的做法可谓“大义凛然”，把“奉献”做到了极致，用中国传统道德衡量也绝对配得上“道德楷模”这样的褒奖。
　　然而，她做出的这一道德抉择并不能让大家都感到“舒服”。首先她自己承受了莫大的“痛苦”，肉体上的痛苦暂且不提，单就遗憾、自责、亏欠、负疚等这些痛苦的情绪就不可能在短时间排遣得了，而这样的痛苦或许将在内心埋藏一辈子！
　　而从学生和家长角度来说，他们得知老师如此“抉择”，也不会“舒服”。虽然他们都记得李老师当年“掷地有声的承诺”，但是一旦得知李老师有了“意外之喜”，其实他们是懂得“生命高于一切”的，比起孩子的“学习权”，他们会去尊重两个孩子的“生命权”。所以，我们可以预见，当家长们得知老师为了“成全班级的孩子”而作出“放弃自己的孩子”这样的“牺牲”，内心一定会非常不安。
　　那么，李老师的“牺牲”是否一定成就了每一个孩子呢？未必尽然。“如果要生孩子，就意味着要放弃自己的第一届学生，同时意味着学生们在进入初三时要重新适应新老师——而如果不能适应则势必影响学生的前途，家长和学生三年的期望便会化为泡影”。 李老师说的这种“势必”也只不过是自己的一种“假想”而已。
　　从传统走到现代，“人性化”已经成了现代文明的标志词汇。作为社会上比较特殊的一个群体——教师，他们更需要有“人性化”的光辉润泽、照耀。
　　请不要把教师刻意塑造为“高大全”，因为他们一旦成为“高大全”，他们就成了“没有基础的空中楼阁”“虚无的海市蜃楼”，他们的垮塌，倒下的不仅仅是自己，还有我们祖国的未来！
　　像《花婆婆》一样，我们提倡快乐的“奉献”，鼓励大家都去“做第三件事”。如果李老师不是像案例中作出那样的选择，而是“今天安心地去保胎生子，明天高兴地来学校快乐工作”，那样大家都会觉得更好！
　　责任编辑 颜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