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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月1日，被称为中国大陆首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法规——《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颁布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这艘农业发展征程中打造的航船由此在法制的航线上扬帆而行。至今，一年的航程已满，其内部的运作状况和所取得的成效备受世人注目。
多少年来，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农民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生产和生活。在“鸡犬相闻”的简单社会里，这种单一的农民个体劳作方式延续数千年。
法律的空白成为农民合作社发展的“瓶颈”
改革开放后，农村土地历经了“二次革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上世纪80年代农民致富的福音。“交足国家、留足集体、剩余都是自己”的单干模式，大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单枪匹马闯市场的农民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渐处于“弱势”地位，他们无法避免亏损甚至是“破产”的命运。浙江农民对此更是有着自己的深刻体会。
临海市上盘镇一带的农民，从1989年开始就从日本引种西兰花，但一家一户小生产，各顾各的利益，质量跟不上市场的需要。2002年春，一大批西兰花运到日本，谁知遭遇“绿色壁垒”，全部退货。农民损失惨重，不少人抱头痛哭。其他地区的农民也有着许多类似的惨痛经历。
上盘镇农民“痛定思痛”，意识到一定要团结起来，才能有发展。2002年6月，他们成立了西兰花合作社，当地834户种植农户、10户运销大户、12家加工企业，带着冷库、车辆纷纷入社。根据出口要求，合作社统一了环保标准，统一了使用农药的品种和用量。2003年出口西兰花2万多吨，批批合格，一举改变了以往生产分散，竞争力小的不利局面。这之后，出口数量越来越多，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以往农民个体生产风险高、效益差。”浙江省农业厅经营管理处处长童日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合作社一方面能以团购和团销的方式，减少了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农村闲置的劳动力能与房前屋后的空地‘充分结合，双层经营’，大大提高了农业效益和集体抗风险能力。”
据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任亦秋介绍，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浙江省各地农民就陆续自发地成立了形式各异的合作社和专业技术协会。这种合作社和协会，其实是一种民间社团组织，活动内容以技术合作和交流为主。从本世纪初开始，合作社组织深化发展成为对内服务、对外经营的经济实体，其作用日渐显现。
据浙江省农业部门统计，2004年底，全省共有1789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35.2万名，带动农户129.3万户。这些农民专业合作社覆盖了农林牧渔四大产业以及浙江各地具有优势的特色农业，而一些合作社已经跨出省界建立了生产基地。
然而，合作社兴旺的表象，却因其不规范的运行而无法回避市场交易“黑市户口”的现实。市场经济逐步完善后，农产品越来越丰富，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提高农民生产的组织化程度成为了当前农业发展的迫切要求。“合作社是什么组织？是社会团体还是企业？是股份制企业还是合伙企业？什么都像，又什么都不是。浙江一些农村合作社红红火火，但麻烦也不断。制度产品的缺乏已成为合作社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原因是我国没有一部有关合作社的法律。”任亦秋说。
上虞孔式菜业合作社理事长孔满祥告诉记者：“2004年，我们生产的西兰花价格实惠，质量也很好，商家很喜欢。但是对方需要发票，我们拿不出发票，对方还以为你是骗子。如果你到别人那里去开发票，我们的利润就一点没有了。由于发票的问题，我们放弃了好几笔生意。”
浙江省农业厅经营管理处副处长郑水明也认为：“以前合作社和一些农业协会存在身份不明问题，因为它不是一个市场的主体。”
因此，如何从制度上加以规范，给予专业合作社必要的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促进其健康发展，从而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成了立法工作者和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要工作。
给合作社“正名”，是立法机关和政府部门共同努力的目标
2003 年初，在省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狄绍增等10名省人大代表，提出了《关于制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的议案。2004年初，《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被省人大常委会列为2004年一类立法计划项目。
2004年5月，浙江省农业厅、浙江省财政厅、浙江大学卡特中心和台州市政府联合举办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制度建设和立法安排国际研讨会”。中国和美国、加拿大、德国、荷兰、瑞典、日本等国著名合作社理论研究专家与会，针对农业合作社建设的一般规律以及浙江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今后发展趋势展开了讨论。
郑水明告诉记者：“为一部地方性法规专门召开一次国际研讨会，这在我省还是第一次。”
2004年11月11日，浙江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通过了《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
童日晖对记者说：“这部法规在起草时，十分开放，又十分慎重。调研、开论证会，专家、行家逐字逐句，改了不知道多少遍，光我的手里就改了5稿。但这样一部对浙江农民来说分量不轻的法规，其中的内容只有简简单单的24条。”
任亦秋告诉记者：“制订这部法规，本身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我省合作社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促进合作社的发展，而不是拿它去管理和控制合作社的，因此这部法规没有‘罚则’”。
这部法规出台后，浙江的农民欢欣鼓舞。任亦秋说，《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确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律地位，其次是从法律上规范了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和治理结构，其三是从法律上规定了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扶持职责、税收等优惠政策，保障了农民得实惠。因此，这部法律的出台，被评选为2005年浙江省经济十件大事之一。
这部法规明文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指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从事同类或者相关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依据加入自愿、退出自由、民主管理、盈余返还的原则，按照章程进行共同生产、经营、服务活动的互助性经济组织。
《条例》还规定，“合作社依照本条例规定登记取得法人资格，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合作社社员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合作社承担责任，合作社以其全部资产对合作社债务承担责任。”
《条例》明确指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合作社的合法财产和经营自主权。
为了与法规配套，2005年上半年，浙江省农业厅与省财政厅联合制定了《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管理办法》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会计核算办法》；2005年4月8日，省工商局制定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注册登记的若干意见》，规范了合作社的登记活动；2005年4月12日，省农业厅经营管理处出台了《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章程》。
童日晖说：“一部法规，四个规范文件，回答了合作社是什么、怎么成立、怎么管理、如何运作等基本问题。”
2005年10月8日，浙江省委办公厅还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意见》的73号文件。
与此同时，一部由立法参与者和省农业厅等有关专家合写的《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知识读本》初稿也已经形成，预计今年将出版发行。
合法化了的合作社给农民带来了真正的实惠
“发票问题解决了，今年的生意做了2000多万元，是去年的两倍，这得感谢我们的政府和领导”。上虞孔式菜业合作社理事长孔满祥直率地表达他的感激之情。据有关部门同志介绍，合作社的社员可享受免税政策。
省人大农业和资源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赵宗英表示：“农民专业合作社把农业生产资料提升演化成经营的资本，解决了经营自主的问题，实现了农业的又一次飞跃。”
2005年5月9日，浙江省工商局颁发了国内首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营业执照。我省的10家合作社，从工商局领到了合法的“身份证”。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祖辉教授对此评价说，此举改变了以往国内农民专业合作社没有法人资格的尴尬地位，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经营提供了法律保障。
前不久，在杭州举行的“2005浙江农业博览会”上，农、林、 渔等不同类别的专业合作社各领风骚，成为此届农博会上的亮点。在现场，与会的1200多家参展商中，农民专业合作社占据了近三分之一的份额。一些专业合作社不仅带来了产品，还顺带推介起自己的品牌。
记者了解到，长兴县“显圣”稻米合作社通过了ISO9001质量认证，并申报了绿色食品标志，4万多亩稻米，产品都打了“显圣”的牌子。
温岭市西瓜合作社销售的“玉麟牌”西瓜，美誉度响彻全国。该产品在全国设立了统一网点，统一价格、统一结算、统一调配，保证了产品的质量。
此外，如三门的海产品合作社把青蟹搬上了互联网，青蟹背壳上还打上了激光防伪标志。不仅保护了三门青蟹的牌子，而且还维护了消费者和蟹农的利益。由于品牌效应，青蟹的价格也从原每500克20多元增加到50多元。
“入社不入社，就是不一样。”加入天目生态名茶专业合作社的农户，一说起他们的专业合作社，打心底里感到高兴。他们对记者说，加入合作社后，实施无公害标准化生产，茶叶声誉提高，身价陡增，2004年人均种茶收入2173元，2005年2900元，比上年增收33%，并带动了全市数万茶农加入到名茶和有机茶的开发中。
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底， 浙江省共有2029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协会），社员22.65万户，社员年均增收2358元。
孔满祥自豪地告诉记者，他们的赢利秘诀是，经过统一购买种子来降低成本，规范农药使用来提高质量，统一收购来保证价格，让农民获得了切实的好处。
对此，童日晖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立，在农业抗灾避害、农产品营销、标准化生产、品牌化经营、新技术推广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有力地促进了高效农业建设，农民收入也有了明显提高。”
合作社期待明天会更好
2005年5月12日，浙江省委副书记周国富在省委、省政府召开的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经验交流会上提出了“浙江全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到2010年将发展到3000家，其中的1000家要成为产业优势明显的规范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目标。同时他指出，今后将争取浙江全省每一个县的优势产业都至少有一个专业合作社，从事优势产业生产的专业大户基本上入社。
然而，一项新制度的推行并不会一帆风顺，总是要遭遇不同程度的阻力和障碍。
目前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长”过程中还存在不少的“烦恼”，如由于观念认可度上存在的偏差，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具体运作过程中难以得到一些政府部门的支持等。记者了解到，是按照工商登记会员的人数来享受免税政策，还是应该以实际会员的数量来享受免税政策，合作社农民兄弟的理解和有关部门的认定还存在差距，这给合作社的壮大和发展带来障碍。
此外，以往零碎的合作社要进行规范化建设，难度和工作量很大。童日晖表示，他们采取了“符合政策的支持，不符合的不支持”的态度，不一刀切。同时，童日晖指出，合作社不是万能的，要理性看待它的作用和它的兴衰。要量力而行，规模适度，万一遇到倒闭也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不能把它神化了。
目前，浙江省建设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验引起了全国的关注，许多省市纷纷来浙江取经。据悉，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在积极酝酿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立法工作。
作为世界农业发展的一股潮流，作为农民致富的一条途径，农民专业合作社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助推中国的农村现代化建设，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经受“风霜雪雨”的考验。
多少年来，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农民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生产和生活。在“鸡犬相闻”的简单社会里，这种单一的农民个体劳作方式延续数千年。
法律的空白成为农民合作社发展的“瓶颈”
改革开放后，农村土地历经了“二次革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上世纪80年代农民致富的福音。“交足国家、留足集体、剩余都是自己”的单干模式，大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单枪匹马闯市场的农民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渐处于“弱势”地位，他们无法避免亏损甚至是“破产”的命运。浙江农民对此更是有着自己的深刻体会。
临海市上盘镇一带的农民，从1989年开始就从日本引种西兰花，但一家一户小生产，各顾各的利益，质量跟不上市场的需要。2002年春，一大批西兰花运到日本，谁知遭遇“绿色壁垒”，全部退货。农民损失惨重，不少人抱头痛哭。其他地区的农民也有着许多类似的惨痛经历。
上盘镇农民“痛定思痛”，意识到一定要团结起来，才能有发展。2002年6月，他们成立了西兰花合作社，当地834户种植农户、10户运销大户、12家加工企业，带着冷库、车辆纷纷入社。根据出口要求，合作社统一了环保标准，统一了使用农药的品种和用量。2003年出口西兰花2万多吨，批批合格，一举改变了以往生产分散，竞争力小的不利局面。这之后，出口数量越来越多，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以往农民个体生产风险高、效益差。”浙江省农业厅经营管理处处长童日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合作社一方面能以团购和团销的方式，减少了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农村闲置的劳动力能与房前屋后的空地‘充分结合，双层经营’，大大提高了农业效益和集体抗风险能力。”
据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任亦秋介绍，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浙江省各地农民就陆续自发地成立了形式各异的合作社和专业技术协会。这种合作社和协会，其实是一种民间社团组织，活动内容以技术合作和交流为主。从本世纪初开始，合作社组织深化发展成为对内服务、对外经营的经济实体，其作用日渐显现。
据浙江省农业部门统计，2004年底，全省共有1789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35.2万名，带动农户129.3万户。这些农民专业合作社覆盖了农林牧渔四大产业以及浙江各地具有优势的特色农业，而一些合作社已经跨出省界建立了生产基地。
然而，合作社兴旺的表象，却因其不规范的运行而无法回避市场交易“黑市户口”的现实。市场经济逐步完善后，农产品越来越丰富，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提高农民生产的组织化程度成为了当前农业发展的迫切要求。“合作社是什么组织？是社会团体还是企业？是股份制企业还是合伙企业？什么都像，又什么都不是。浙江一些农村合作社红红火火，但麻烦也不断。制度产品的缺乏已成为合作社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原因是我国没有一部有关合作社的法律。”任亦秋说。
上虞孔式菜业合作社理事长孔满祥告诉记者：“2004年，我们生产的西兰花价格实惠，质量也很好，商家很喜欢。但是对方需要发票，我们拿不出发票，对方还以为你是骗子。如果你到别人那里去开发票，我们的利润就一点没有了。由于发票的问题，我们放弃了好几笔生意。”
浙江省农业厅经营管理处副处长郑水明也认为：“以前合作社和一些农业协会存在身份不明问题，因为它不是一个市场的主体。”
因此，如何从制度上加以规范，给予专业合作社必要的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促进其健康发展，从而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成了立法工作者和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要工作。
给合作社“正名”，是立法机关和政府部门共同努力的目标
2003 年初，在省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狄绍增等10名省人大代表，提出了《关于制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的议案。2004年初，《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被省人大常委会列为2004年一类立法计划项目。
2004年5月，浙江省农业厅、浙江省财政厅、浙江大学卡特中心和台州市政府联合举办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制度建设和立法安排国际研讨会”。中国和美国、加拿大、德国、荷兰、瑞典、日本等国著名合作社理论研究专家与会，针对农业合作社建设的一般规律以及浙江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今后发展趋势展开了讨论。
郑水明告诉记者：“为一部地方性法规专门召开一次国际研讨会，这在我省还是第一次。”
2004年11月11日，浙江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通过了《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
童日晖对记者说：“这部法规在起草时，十分开放，又十分慎重。调研、开论证会，专家、行家逐字逐句，改了不知道多少遍，光我的手里就改了5稿。但这样一部对浙江农民来说分量不轻的法规，其中的内容只有简简单单的24条。”
任亦秋告诉记者：“制订这部法规，本身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我省合作社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促进合作社的发展，而不是拿它去管理和控制合作社的，因此这部法规没有‘罚则’”。
这部法规出台后，浙江的农民欢欣鼓舞。任亦秋说，《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确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律地位，其次是从法律上规范了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和治理结构，其三是从法律上规定了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扶持职责、税收等优惠政策，保障了农民得实惠。因此，这部法律的出台，被评选为2005年浙江省经济十件大事之一。
这部法规明文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指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从事同类或者相关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依据加入自愿、退出自由、民主管理、盈余返还的原则，按照章程进行共同生产、经营、服务活动的互助性经济组织。
《条例》还规定，“合作社依照本条例规定登记取得法人资格，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合作社社员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合作社承担责任，合作社以其全部资产对合作社债务承担责任。”
《条例》明确指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合作社的合法财产和经营自主权。
为了与法规配套，2005年上半年，浙江省农业厅与省财政厅联合制定了《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管理办法》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会计核算办法》；2005年4月8日，省工商局制定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注册登记的若干意见》，规范了合作社的登记活动；2005年4月12日，省农业厅经营管理处出台了《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章程》。
童日晖说：“一部法规，四个规范文件，回答了合作社是什么、怎么成立、怎么管理、如何运作等基本问题。”
2005年10月8日，浙江省委办公厅还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意见》的73号文件。
与此同时，一部由立法参与者和省农业厅等有关专家合写的《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知识读本》初稿也已经形成，预计今年将出版发行。
合法化了的合作社给农民带来了真正的实惠
“发票问题解决了，今年的生意做了2000多万元，是去年的两倍，这得感谢我们的政府和领导”。上虞孔式菜业合作社理事长孔满祥直率地表达他的感激之情。据有关部门同志介绍，合作社的社员可享受免税政策。
省人大农业和资源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赵宗英表示：“农民专业合作社把农业生产资料提升演化成经营的资本，解决了经营自主的问题，实现了农业的又一次飞跃。”
2005年5月9日，浙江省工商局颁发了国内首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营业执照。我省的10家合作社，从工商局领到了合法的“身份证”。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祖辉教授对此评价说，此举改变了以往国内农民专业合作社没有法人资格的尴尬地位，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经营提供了法律保障。
前不久，在杭州举行的“2005浙江农业博览会”上，农、林、 渔等不同类别的专业合作社各领风骚，成为此届农博会上的亮点。在现场，与会的1200多家参展商中，农民专业合作社占据了近三分之一的份额。一些专业合作社不仅带来了产品，还顺带推介起自己的品牌。
记者了解到，长兴县“显圣”稻米合作社通过了ISO9001质量认证，并申报了绿色食品标志，4万多亩稻米，产品都打了“显圣”的牌子。
温岭市西瓜合作社销售的“玉麟牌”西瓜，美誉度响彻全国。该产品在全国设立了统一网点，统一价格、统一结算、统一调配，保证了产品的质量。
此外，如三门的海产品合作社把青蟹搬上了互联网，青蟹背壳上还打上了激光防伪标志。不仅保护了三门青蟹的牌子，而且还维护了消费者和蟹农的利益。由于品牌效应，青蟹的价格也从原每500克20多元增加到50多元。
“入社不入社，就是不一样。”加入天目生态名茶专业合作社的农户，一说起他们的专业合作社，打心底里感到高兴。他们对记者说，加入合作社后，实施无公害标准化生产，茶叶声誉提高，身价陡增，2004年人均种茶收入2173元，2005年2900元，比上年增收33%，并带动了全市数万茶农加入到名茶和有机茶的开发中。
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底， 浙江省共有2029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协会），社员22.65万户，社员年均增收2358元。
孔满祥自豪地告诉记者，他们的赢利秘诀是，经过统一购买种子来降低成本，规范农药使用来提高质量，统一收购来保证价格，让农民获得了切实的好处。
对此，童日晖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立，在农业抗灾避害、农产品营销、标准化生产、品牌化经营、新技术推广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有力地促进了高效农业建设，农民收入也有了明显提高。”
合作社期待明天会更好
2005年5月12日，浙江省委副书记周国富在省委、省政府召开的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经验交流会上提出了“浙江全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到2010年将发展到3000家，其中的1000家要成为产业优势明显的规范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目标。同时他指出，今后将争取浙江全省每一个县的优势产业都至少有一个专业合作社，从事优势产业生产的专业大户基本上入社。
然而，一项新制度的推行并不会一帆风顺，总是要遭遇不同程度的阻力和障碍。
目前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长”过程中还存在不少的“烦恼”，如由于观念认可度上存在的偏差，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具体运作过程中难以得到一些政府部门的支持等。记者了解到，是按照工商登记会员的人数来享受免税政策，还是应该以实际会员的数量来享受免税政策，合作社农民兄弟的理解和有关部门的认定还存在差距，这给合作社的壮大和发展带来障碍。
此外，以往零碎的合作社要进行规范化建设，难度和工作量很大。童日晖表示，他们采取了“符合政策的支持，不符合的不支持”的态度，不一刀切。同时，童日晖指出，合作社不是万能的，要理性看待它的作用和它的兴衰。要量力而行，规模适度，万一遇到倒闭也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不能把它神化了。
目前，浙江省建设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验引起了全国的关注，许多省市纷纷来浙江取经。据悉，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在积极酝酿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立法工作。
作为世界农业发展的一股潮流，作为农民致富的一条途径，农民专业合作社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助推中国的农村现代化建设，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经受“风霜雪雨”的考验。